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太貪了
貪官太多了。每個貪官的錢太多了。1700萬就燒壞了3台點炒機。
已暴露的貪官有多少，網友們已經寫了文章，提供了數據。
例如，《讀史劄記：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
或稱《貪官名錄給人們的啟示》
作者：劍雲撥霧，列出正廳級以上的部份貪官陳希同等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單。以下是網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5743.html。
《八十年代末以來國內高官落馬名單》/
或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55個“大老虎”》
作者：美華，列出高官落馬一百五十多人的名單。以下是網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99589.html。
本文不再贅述，隻補充點特料。
首先，應該還是尚未暴露的貪官數量特多。
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實行“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艱難看得出來。
早在20年前，就有人提出、接著還有聯名建議在中國建立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可是對官員財產申報作出製度安排隻是停留在口頭上。至今申報製度仍然是千呼萬喚未出來。
有人大代表進行“官調”（官們意見調查），發現97%官員反對申報。
此前有的調查，據說是，一個市的官員財產申報，會造成一個市的政權崩潰。
那麽全國的財產申報，會不會造成全國的政權崩潰呢？太可怕了！可見申報難矣哉，也說明了，尚未暴露的貪官多矣哉！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已經是當今世界許多大國普遍實行的製度，唯獨中國例外，這一點，顯得特別惹眼。
其次，貪官發展的速度特快。伴隨著中央領導每年高喊反腐，結果是，越反越腐，前腐後繼，越反腐越快腐，越反腐越大腐。貪汙的金額由萬元貪、百萬元貪、千萬元貪、發展到億元貪。
貪腐的官階由鄉鎮芝麻級、縣地基幹級、省部高幹級發展到中央核心級。這個過程隻經曆了不過短短的十來年時間。
第三，是中國的貪官，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官場生態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不貪不能生存，不貪也得貪。貪官好做官，不貪難當官。貪官變得更貪，好官拖成貪官。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大官不漏一筆小貪，小官爭做幾筆大貪。
於是就達到一種高境界：無官不貪，無貪不官。
這種情形，叫做“環境塑造人”。
例如：在資本主義的商界環境裏，是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因為那種商界環境，把人塑造成奸商。
同理，在當代中國的官場環境裏，就把人塑造成貪官。
有的人調侃：把帶長字的官通通當作貪官，拉出去槍斃，不會有錯案。這話顯然過分，但不無幾分道理。
第四，中國的貪官不犯法。
本來，貪官是犯法的，但中國的特點是可以變成不犯法，即所謂的“政策允許”、要“用足政策”、“鑽法律空子”。
法律的條條是死的，人的腦瓜是活的、精的、尖的。
人可以在法律裏頭繞繞轉，人可以把法律轉繞繞。政府可以定規則、發指示、擬條例，同法律搞漿糊、變戲法、躲貓貓。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潛規則”，“潛”是沒有形狀的，它可以感覺到，但看不見。
就這樣，緊盯“先富”的目標，發揮“貓論”的智慧，遵循“摸論”的途徑，犯法就繞繞地轉化為合法。
少部分貪官是傻子，通過暗裏賄賂，偷偷摸摸東藏西掖膽戰心驚地變成了犯法的貪官。
大多數貪官才是精仔，他們通過明裏的“改製”玩繞繞變成富豪。
第一步是政策弄邪，把全民所有製的“國營”，改為“國有”，化為政府所有，再改為“經理承包”。
第二步把本來效率高、收益大、經營良好的國企人為地刻意搞糟。
第三步掌控評估，把資產低價賤賣，然後轉用公款，由自己或自己人買下來變為己有。
就憑操弄這幾步玩繞繞的手段，幹得比貪汙分子光明、比江洋大盜文雅、比生意老板省勁，轉眼間就堂堂正正、幹脆利索、輕鬆愉快、政績顯赫地變成了“合法”的巨型貪官。
第五，貪官可以輕易地逃脫。這些年來，成功外逃的貪官有數千人，轉移國家財產數百億美元到海外，無法追回。有的估計是：外逃貪官萬人，攜款千億美元。
第六，貪官可以沒啥顧忌地、明明白白地準備外逃。
他們先讓親屬移居外國，自己光身一人在國內做官，稱為裸官，或稱為“一家兩製”，貪得的錢財就輸送往國外，待條件成熟，察覺稍有異動，就溜之大吉。
截至2005年底，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子女已經超過百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有二十萬人。如今雙2024年了，外逃的貪官有多少？
一些外國的一些地區，已經成了裸官親屬（和外逃貪官）居住的社區。
例如：洛杉磯的二奶村。溫哥華的大奶屯。這些地區的中國婦人們有豪宅、名車、但身邊沒有她們的男人先生。
這種情況，除中國外，世界上還有第二家嗎？
讓國家的政權、財權，被一些已經身為外國人的家人當官（裸官）掌控，這些官想幹啥？這些官能幹啥？這些官會幹啥？
作為百姓，想到這裏，毛骨悚然。
走資派的官太貪了。
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的案件達到385萬件，查處408.9萬人，374.2萬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
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黨的十九大以來，在反腐敗高壓態勢的強大震懾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萬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主動投案。
自2014年起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中國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和國家工作人員2408人，追回贓款217.39億元。百名“紅通”人員中，已有60名歸案。
中央紀委已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幹部453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883.4萬人，查處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2.6萬件。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1.7萬件，處理了32.2萬人。黨的十九大後，查處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39萬餘件，處理了35.9萬人。查處扶貧領域問題28萬件，處分18.8萬人。在掃黑除惡的過程中查處了9.3萬個案件，處理了8.4萬人。
四十年來中國有多少貪官？從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間，因違犯中共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中共黨政人員逾420萬人。反腐十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438.8萬件、470.9萬人。
貪腐金錢的數量：
有官平均每天貪10萬。
有官買房專門為了藏錢。
有官收受多個住房單位和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1億餘元。
有官被查時，“辦案人員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黃金、鈔票，用箱子分裝在一起，足足拉了十餘車。其中有部分鈔票都受潮發黴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現金1.2億元，黃金37公斤，當時當地行長親自帶著幾名工作人員攜點鈔機到場清點，錢都是一紮一紮地包裹在塑料袋裏，外麵還綁著塑料繩，碼在紙皮箱裏，清點的時候工作量巨大，最後人和機器都不堪重負。
有官利用職務之便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索取、收受財物共計價值折合人民幣1.1125億元。
網上有一個段子很火：“16台點鈔機，竟然點壞四台！看後真是令人氣憤！難道這樣的假冒偽劣產品，就沒人管嗎？對於偽劣點鈔機生產企業，一定要嚴查到底！”
這顯然是一個調侃的段子，借調侃點鈔機，來表達這樣的事情多麽令人不可思議，真正燒壞點炒機的是這些貪官對現金的貪婪。
因清點貪款燒壞點鈔機的事並不是個例，據媒體報道，2012年8月，時任東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林高被廣東省紀委雙規。隨後，辦案人員從其住處查獲大批現金。為清查暫扣的1700萬元贓款，銀行派了8名專業點鈔員，連續工作12個小時，燒壞了3台點鈔機。
1700萬就燒壞了3台點炒機，如此看來，用來清點魏鵬遠案件贓款的點炒機質量還是不錯的。
點炒機是怎麽被燒壞的？記者就此采訪了業界人士。據一家國內點鈔機生產廠家的客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點鈔機連續工作很容易發熱。一般情況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點鈔機，能連續點鈔3小時左右，點鈔機很可能因為過熱而燒壞。這樣的點鈔機每分鍾點鈔量在900張左右。
據此分析，一台點炒機能連續清點超過1620萬的現金就有可能被燒壞。
如果有1億元現金碼在一起，空間上有多大呢？據湖北一家銀行專業人員向記者描述，應該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裏普通衛生間略小一些。以至於有人調侃，“魏司長這是在用錢來搭房子呀！”
五花八門的“藏金術”
盤點近年來落馬的一些貪官，可以發現在家裏藏現金的不在少數。為了把錢藏好，官員們充分調動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展現出五花八門的現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藏法一：放身邊】一些官員選擇在家裏藏錢，放在身邊隨時可以看著。藏錢的地點可以是密碼箱（櫃）、床底，甚至可以是廁所。如重慶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將4個裝有共939萬元的紙箱藏於新居廁所中，因廁所滲水被發現。
話外音：錢放身邊看似安全了，但做惡夢的幾率估計也會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贛州市公路局原局長李國蔚家裏有一個特別定製的煤氣罐，用來藏數百萬贓款。另外他還將裝有280萬元的密碼箱埋在一個垃圾堆下。
話外音：太有創意了，這哥們真不怕哪天被人當成真煤氣罐給點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貪官用專房來藏贓款。如廣東省疾控中心免疫規劃所原所長羅耀星租了一處豪宅專放贓款，屋內放滿幹燥劑，但最終1200萬元仍發了黴。
話外音：看來金屋不光是用來藏嬌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錢的案例很多，地點隱蔽得出乎意料。重慶公安局原副局長文強將2000萬元用油紙包住沉入一口魚塘中。而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則將受賄的400萬元，部分現金用塑料紙包裹藏在樹洞、灰堆、稻田、糞坑裏和屋頂瓦下。
話外音：難為這些官員了，放在戰爭年代，估計個個都能做個好的諜報人員。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島市煤炭檢驗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經住過的一處廢棄的平房院子裏，埋下了一個精心包裹的大包，裏麵有1500多萬元公款。
話外音：這是要把錢藏著以後當文物賣錢嗎？
貪官為什麽願意“屯現金”
貪官願意把貪來的現金藏起來，這固然是怕被別人發現，但同時，也是一些貪官對金錢近乎變態的追求和無盡的索取。
與貪官們將大量金錢藏在身邊相對比的一個現象是，很多貪官對外卻是以生活簡樸甚至近乎吝嗇如葛朗台一樣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萬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島市煤炭檢驗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時生活低調，常年開著一輛長城皮卡，單位領導讓他換台新車，他總是說“沒錢”。
專家認為，個別貪官已經把屯錢當成了一種愛好，就像集郵等收藏活動一樣。他們的興奮點不在於花錢，而在於怎樣搜刮到更多的錢。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表示，好多貪官怕被外麵發現蛛絲馬跡，藏錢也體現出一種典型的掩蓋腐敗、蒙混過關的心理。無論藏得再好，手法再複雜和隱蔽，都是在掩耳盜鈴，最終還是要露餡。
貴州省社會調查研究所所長姚貴陽則擔憂，一些官員屯錢數量驚人，這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導致錢荒，社會資金不能有效盤活。
“官員屯錢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對官員亮家底、曬財產的製度還需進一步強化，今後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統籌監管，從根源治理腐敗、做到正本清源。”姚貴陽說。
六十年代，解放軍兩次出境入緬圍剿國民黨殘兵。此為第一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曆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作戰目標和目的是清剿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為中緬聯合勘界掃除障礙。
國民黨殘軍的存在是中緬邊境“金三角”極大的隱患
就在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叛亂武裝的清剿接近尾聲之際，一場中國軍隊從未經曆過的山地叢林戰，悄悄地在中緬邊境孕育著。從1957年開始，緬甸邊防軍就幾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國邊防部隊在緬軍對盤踞在“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攻擊時。進入緬甸境內給予協助。但這跨國界的軍事行動，地方部隊是不能定奪的，隻能等待雙方最高決策層的決斷。
1960年4月末，周恩來結束對緬甸、印度、尼泊爾的國事訪問，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暫停留。在此期間，他和陳毅副總理召見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詳細了解了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情況。
1953年國軍殘兵撤離“金三角”
為什麽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會引起周恩來如此高度關注?原來就在周恩來訪問緬甸期間，緬甸國會剛剛批準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關於兩國邊境問題的協定，並依此協定兩國將共同勘界，而勘界過程中有可能會遭到國民黨殘軍的騷擾。在1959年5月4日，毛澤東就曾在昆明軍區呈送的內參文件上作了批示：“應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員去調查並研究對策，中央軍委亦應派員去雲南具體落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對盤踞緬甸“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更加關注。
這批國民黨殘軍原屬國民黨第八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是在人民解放軍追擊打擊下，於1950年3月逃入緬甸“金三角”地區的。由於這一地區重巒疊嶂，民居寥落，大部分處於原始森林覆蓋之下，緬甸軍隊在此幾乎沒有設防，這千餘敗兵便紮下腳跟。得以喘息。緬甸軍方發現這支國民黨軍後，勒令其撤離緬甸國土。但這支走投無路的潰敗之師。似乎除了盤踞“金三角”之外，難覓立足之地。於是緬甸政府決定以武力驅趕，可絕境求生的國民黨殘軍，竟頂住了萬餘緬甸正規軍的攻擊。
此情形傳到台灣，蔣介石驚喜異常，中緬邊界居然還有如此能打的國軍。蔣立即召見原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命他赴金三角統率舊部。後經李彌的苦心經營，該地區國民黨殘軍數量漸漸擴充近2萬人，占據了比台灣麵積還大的地盤。
作為主權國家的緬甸。難以容忍自己國土被異國軍隊長期盤踞。1953年春，緬甸調集了8000名剽悍驍勇的刻欽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國際軍團印度兵。對“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兵發起了新一輪清剿，可作戰又一次失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並沒有使李彌在“金三角”站穩，緬甸政府將國民黨殘軍侵犯緬甸主權的照片、文件、實物，以及新聞媒體的各種報道，統統搬到了聯合國桌麵上。世界為之震驚，紛紛譴責台灣當局和美國粗暴幹涉緬甸主權的行徑。美、蔣迫於國際輿論，決定將國民黨殘軍全部撤往台灣。
1953年11月18日，美機開始運送國民黨殘軍赴台。大部分殘軍被運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潛留了下來。兩年後。蔣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緬邊境一帶的國民黨殘軍，企圖從雲南進犯大陸。蔣委派號稱“遊擊戰專家”的國民黨原第八軍副軍長柳元麟秘密潛入緬北，搜羅殘部，使該地國民黨殘軍再次發展到3000餘人。1959年，蔣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設法策應雲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亂，並許諾增加經費和補給供應，以鞏固擴充其實力。柳元麟返緬後積極招兵買馬並聲稱：“不僅緬敵找上門來要打，而且要打進雲南，以擊引暴，以暴致亂。”柳親自擬定了襲擾雲南的“突擊計劃”。
1960年春，台灣向緬北殘軍駐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種部隊”，柳元麟也加緊了竄擾雲南的準備，並培訓2000餘名作戰骨幹。
緬北國民黨殘軍的存在，嚴重威脅著我國西南邊境的安全與穩定。周恩來、陳毅正是在這個時候出訪緬甸後，來到雲南，聽取昆明軍區介紹緬甸境內國民黨殘軍情況的。顯然，中緬兩國都認為國民黨軍殘部的存在是極大的隱患。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毛澤東說：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
中國和緬甸邊境線長達2000多公裏。由於曆史上兩國關係十分友好，中緬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緬邊界南段未定界的黃果園附近，雙方的前哨部隊由於誤會而發生了一次武裝衝突。那天清晨，邊境線上大霧彌漫，幾步外什麽都看不清。中國軍隊巡邏到黃果園附近時，同緬甸部隊相遇，由於弄不清情況，互相開了槍。由此，中緬邊境局勢一下子變得異常緊張。更嚴重的是，黃果同事件發生後，緬甸《民族報》歪曲事實，攻擊中國軍隊侵入緬甸，並且把兩國正在協商中的邊界問題全部公開。與此同時，美國借黃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極力渲染中國對外進行“擴張”。並且支持馬尼拉條約國搞軍事演習，製造緊張空氣，威脅東南亞地區的和平。
黃果園事件的發生，不得不促使中緬雙方進一步加快邊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據中緬邊界問題協定成立的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在緬甸首都仰光舉行第一次會議，就中緬邊界進行必要的勘察、豎立新界樁和修訂、改立舊界樁等事宜，商討具體細節，確定日程安排。談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駐緬甸大使姚仲明，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任談判首席顧問。緬方由緬甸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昂季任首席代表，緬北軍區司令官山友準將任首席顧問。
中緬雙方在談到勘界警衛問題時，姚仲明大使根據周恩來的授意向緬方表示：雲南解放之際，國民黨殘部千餘人竄逃至緬甸，盤踞撣邦地區。他們不時騷擾中國邊境，對緬甸居民為非作歹，還可能在帝國主義唆使下破壞中緬聯合勘界。為保護勘界人員的安全，必須對國民黨殘部給予必要的打擊。
緬方代表聽了姚仲明這番話，非常受感動，他們認為周恩來把問題看透了，緬甸政府對國民黨殘軍幹擾破壞勘界也深感憂慮。雙方一致認為，中緬應攜手打擊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軍，以絕後患。
為部署中央軍委就中緬聯合作戰的指示。11月初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派總參作戰部邊防處處長成學俞前往昆明，與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一起。同緬軍代表舉行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警衛問題專門小組會議，並聯合簽署了勘界警衛問題協議。協議規定：為執行警衛作戰任務，中方部隊根據需要可進入緬甸境內20公裏。清剿國民黨殘軍的行動，雙方應在同一時間進行，暫定於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協議簽訂後，昆明軍區立即製定警衛作戰方案，確定以3個戰群22個突擊隊。奔襲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雖說此次軍事行動是針對國民黨幾千名殘軍作戰，但畢竟是中國軍隊首次出境緬甸與緬甸軍隊協同作戰，而且是從未經曆過以突擊隊方式進行的山地叢林作戰。為做到萬無一失，中央軍委與總參領導多次交換意見，總參作戰部還將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及幾位老帥的意見，及時傳達給坐鎮昆明指揮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在國際上會產生什麽樣的政治影響?會不會引起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驚恐與不安?使他們以為中國借口打擊國民黨殘軍炫耀武力?會不會給國際上反華勢力詆毀中國提供口實?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次行動所造成的影響與後果十分關注。中央軍委對參戰部隊的要求十分明確，強調將衝擊強度壓低，把20公裏的出擊縱深用紅線標出，發給突擊隊。毛澤東的話，分量相當重：“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同時，擔任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則幾度重複他的作戰原則：“斷退路，先圍而後殲。”
在作戰方案審議過程中，中央軍委和總參確定了周民黨殘部設在孟瓦、陣馬、孟育、踏板賣的據點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並擬訂了重點捕獲的敵6名軍、師級軍官的名單。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少數，但絕不是農奴的全部。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毛澤東共產黨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讓千年以來的奴隸主和農奴平起平坐，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民族的婦女解放。如中東婦女至今還在包頭。
而《胡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農奴主的道路，否決了奴隸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胡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嚴重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胡亂邦》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現如今的疆獨、藏獨成因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亂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亂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亂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熱比婭》已逃亡國外。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亂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亂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澤東的蓋子，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
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來源：新華網 人民網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的責任。但在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並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而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采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內部敵人——國民黨反動政府，驅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敵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此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則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自此以後，國內各民族除西藏及台灣區域外，均已獲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上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之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到達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於友好的基礎上舉行了談判。談判結果，雙方同意成立本協議，並保證其付諸實行。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製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麵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李 維 漢????（簽字蓋章）
代???表
??張 經 武????（簽字蓋章）
??張 國 華????（簽字蓋章）
??孫 誌 遠????（簽字蓋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簽字蓋章）
代???表
??凱墨·索安旺堆????（簽字蓋章）
??土丹旦達??????????（簽字蓋章）
??土登列門??????????（簽字蓋章）
??桑頗·登增頓珠????（簽字蓋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改革開放後醜陋老朽古董當新鮮。今年春節在大大小小《春晚》節目中出現的持繼複古之外，還多了語言文字的複古。
例如《龍行龘龘》。什麽意思？別說老百姓聽不懂，看不懂。就是一般成年文化人也不懂。又難寫。這些藏在故紙堆裏本早已發黴腐爛的字，又挖出來幹嗎？顯示有“學問”？讓孩子們學習？這是語文的倒退，語言文字運用的汙染，是文化上的裝腔作勢，是審美上的低級趣味。語言汙染的危害，比環境汙染更可怕。環境汙染給身體造成的損害，隻要換到幹淨的地方，假以時日，尚可以調養。但是語言汙染帶來的精神損害，往往終身難以治愈。
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別說共產黨人，就是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一群受過西方教育即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們發起了一次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儒發黴醜陋繁雜的東東，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大文人們，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但也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這些發黴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裝起來，這種裝腔作勢的危害不容小覷，因為風氣的敗壞，往往是從語言汙染和腐敗開始的。一百多年前就提倡民主，反對專製、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講求文法。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沿用的舊中國的文人們還是沉迷於腐儒之中，走資派借用這些腐儒右派文人搞複辟資本主義。因此，有了毛澤東的《文革》。《文革》也是新文化的繼續。對於這些早已發黴腐爛的腐儒文化，要不要打倒、摧毀、砸爛甚至炮打？就是被打倒、摧毀、砸爛甚至炮打過一次了，在走資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所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裏，隻因抹黑了《文革》而將所有的醜陋老朽落後當新鮮了。而且還成複古盛世了。才有了這樣的醜陋複古文化當新鮮。
又如農業單幹，本來是一種老朽的東西，卻當作新鮮。
小農經濟，幾千年了，已經發展到了窮途末路的盡頭。到了近代，世界各國或先或後向小農經濟說“拜拜”。幾百年前，隨著資本主義革命的發端，農民開始在資產階級的引領下，向兩極分化，少數成為農業資本家（農場主），多數成為雇工。土地向農業資本家集中，進行規模經營，發展成現代化的大農業。
這條資本主義道路，走了幾百年，犧牲了勞動者幾代人的幸福，才達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進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回望這一段痛苦的曆史，試圖探尋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免除勞動者幾代人的受苦受罪。
其中的一派，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走集體化道路。蘇聯的集體農莊，中國的合作社都是相當成功的例證。
中國又在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起工農商學兵結合的農村人民公社，經過毛澤東糾正了一線領導人左傾浮誇風的偏差之後，人民公社終於穩定在三級所有製的基礎上。
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級財力已占30%以上，憑這個財力，已經到了全國農村實現大規模機械化的前夜。
事實上，一部分搞得較好的農村人民公社，已基本實現機械化。
八十年代以來，人民公社被走資派強令解散，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開頭兩三年，有點起色，接下來幾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發展不起來。
而少量頂著幹保存下來的公社集體經濟，卻發展起來了，其中華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現代化，群眾生活共同富裕、美滿幸福。
由上可見，單幹的農業，是一種老朽的、落後的、正在等待著被曆史淘汰的東西，並不是什麽創新的、先進的東西。集體農業才是一種曆史的創新、曆史的進步。走資派把老朽當新鮮，把倒退當前進。此其一。
其二，資本主義私有製，也是一種老朽的東西，也被走資派當作新鮮的玩意，引進來玩我們。
幾百年前，確實，資本主義是新生的、先進的。但經過起初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始積累，進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發達，再進到現在的新殖民主義時期，已經腐朽了。它們為了延緩矛盾，吸收一些社會主義因素，企圖通過這種改良性的表層進步，苟延殘喘。於是，在這個世界上，就出現了一種惹眼的反差對照：兩股互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吸收先進的社會主義因素當中較為簡單的部分，社會福利，緩解社會矛盾；另一股是，我們的走資派，在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引進腐朽的資本主義東西當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積累，孳生社會弊端。
此外，還有股市、保險、博彩、銀行衍生物，還有公關、紅燈區，還有普世價值、三權分立、還有自私、頹廢、成功學、厚黑學，等等，都是陳舊腐朽醜陋落後的東西，走資派都把它們當作先進的寶貝疙瘩引進來或妄圖引進來。而把人類社會迄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幸福美滿的群眾福利、強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奮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丟掉。
綜上所述，可見，曆史前進的路線，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折線；曆史腳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條直路，而是一條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個曆史折點（或者叫做拐點），中國走歪了，進入邪道，走回頭路，用政治術語來表達就是資本主義複辟：經濟製度私有化，經濟發展兩極分化，官員腐化，勞動群眾生活貧困化，生存環境毒化，社會關係惡化，勞資矛盾尖銳化，官民關係敵對化，文化、道德、思想墮落化，中美關係殖民化。
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曆史，前30年和後30年，形成非常嚴整、對稱的鏡像。
鏡子這麵，是左手，折射到那麵，就是右手。鏡子這麵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麵，就是矮凳子。
前30年和後30年形成鏡像對照的細部如下：
（這些鏡像細部，實在是對仗得很工整，可以貼在國門上作為“門聯”。橫批是“中國的鏡像對照”，上聯、下聯如下：）
前30年——後30年
魁梧偉岸——矮小猥瑣
獨立自主——崇洋媚外
愛寫“社”字、“公”字——喜歡“資”字、“私”字。
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逐步消滅階級剝削——不準提起階級鬥爭，迅速孳生階級剝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為人民服務——民為官服務。
工農大眾是國家主人——工農大眾是弱勢群體。
幹部清正廉明——官員貪汙腐化。
社會共同富裕——社會兩極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覺得上學看病是個負擔——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學看病是個負擔。
社會福利逐步提高、擴寬——社會福利逐步銷蝕、喪失。
一排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兩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壘起。
（讀書、治病和購房三座大山；新資本家、新官僚買辦和新殖民地經濟三座大山）
沒有妓女——千萬妓女。
學習雷鋒好榜樣——嘲笑雷鋒大傻瓜。
人們互相關心凝聚一體——人們感情冷漠一盤散沙。
社會風氣純樸誠實、團結互助——社會風氣假冒偽劣、坑蒙拐騙。
看了這幅鏡象對比，不免令人心中對往昔不勝懷念、唏噓慨歎！並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彎路多好呀？！
但曆史就是曆史，曆史容不得遐想，曆史過去了就不能改變。
是的，遐想不能改變過去的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曆史，可以總結曆史經驗，啟迪對未來的思路。
既然這樣，還是讓我們信馬由韁，放開遐想吧。
如果30年前，沒有誤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來，會怎樣呢？
先看農村，沿著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大寨道路繼續前進，就不隻是華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約一千個左右的集體經濟，而是全國農村範圍的集體經濟，憑30年前公社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力，三、五、七年即可實現機械化、電氣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實現現代化。經過這30年到今天，全國農村就會遍布數以萬計的、像華西那樣的、發達的社會集體。
再看城市，沿著公有製的大慶道路前進，憑30年前國有經濟的發展勢頭，再經過這30年到今天，經濟會增長十幾倍或幾十倍。
由於沒有兩極分化，國家財富增長多少倍，勞動群眾的財富也都會大體同步地增長多少倍，這樣，工人的工資就會在原基礎上達到月薪萬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國範圍，不管是城裏人或農村人，都會同華西人一樣，同等富裕。
由於沒有貪汙腐化，社會財富就免遭少數蛀蟲的銷蝕，全國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於沒有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就沒有現在各種醜惡的社會弊端。大家團結互助，友愛相處。既有充裕的物質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曆史的命運沒有給我們眷顧！
曆史給我們的宿命，無情而且殘酷！
走了40年到今天，是一條邪路。
反思，
曆史的前後對比和正反驗證已經很清楚；
覺悟了，知道今後應該走什麽道路。
無須向上帝祈求，無須問蒼天何故，更無須自憐泣訴；我們不認輸，不認輸，絕不認輸。
呐喊，
用激蕩的呼聲，宣傳群眾，發動群眾。與群眾熔為一爐。
有須眉，更有巾幗。有青絲白發，有血氣方剛，也有初出茅廬。
讓新生的熱血輸入革命隊伍，在一條戰壕裏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還會出毛主席，他是領袖，不是救世主。
未來的命運，靠工人農民們共同重鑄！重鑄！！
如今中國人中的底層百姓在一塊嘮嗑罵街。先從罵許家印開始，接著罵現在的官員腐敗和不作為，罵部門辦事難和吃拿卡要，罵醫院的醫生像屠夫一樣無情，罵到處的假冒偽劣偷蒙拐騙......接著有老人就說道：“毛主席手上，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就保證了新中國幾十年的官場清廉，現在貪汙受賄即使上了幾十億，一個也舍不得槍斃，要不貪官會越來越多......”
因為毛主席的反腐敗，絕不僅僅是對腐敗分子一斃了之那樣簡單，而是有一套完善的機製體製製度，來防止腐敗的產生和發展。
一、公有製基礎上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使全社會充滿了正氣和正義，讓腐敗失去了生存環境
認識來源於實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有什麽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會有什麽樣的社會價值形態。毛澤東時代，公有製經濟基礎必然形成“天下為公”的社會心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而忘私”、“無私奉獻”等，在那個年代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
例如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裏，有一個用生產隊的毛驢車為隊裏各家各戶拉煤的人，在拉上煤後爬了進村的一道大坡，走到村頭平處後，把驢栓到樹上讓休息一會，結果驢把樹皮給啃掉了。有幾個放學後的小學生看到，一邊上前把驢頭拉住，一邊叫醒休息時已經睡過頭的趕車人，怒斥“你怎麽這樣不負責任，讓驢啃樹是破壞集體財產......”後來這幾個小學生還把問題反映到大隊，這位趕車人在社員大會上做了檢查，並補栽了10棵樹才把事情了結。可見在那個年代，即使是小學生也是公私分明、有監督意識的。
另一件是某農村人民公社修了一個小水庫，在“合攏口”時，適遇上遊下了一股“過雲雨”，水一下子大了起來，為合攏口準備的裝著石頭和土的草袋，甩下去就被水衝走。此時，民兵連長叫了一聲：“跳，搭人牆”，自己便第一個跳下去，接著其他人也接二連三地跳下去，手拉手用脊背搭成一堵人牆，才擋住上麵丟下的草袋，合住了龍口。待大家上來時，不少人的脊背都滲出了血。當時，筆者在另外一個公社放映隊當放映員，這個公社自己沒有放映隊，為了慶祝合攏口並慰勞大家，其他公社的放映隊被請去給放電影，為現場親眼所見。
這兩件事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但至今還曆曆在目。
請問，在全社會都是這樣充滿正能量的氛圍下，腐敗分子還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嗎？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社會主義高尚價值觀的喪失則帶有必然性。“無私奉獻”價值觀的核心是為了黨和國家及其人民利益，“不計報酬”“不講代價”“不求回報”。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觀卻是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等價交換”與“無私奉獻”，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價值理念。要讓生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絕大多數人，不受所生活的整體社會環境影響，去踐行“無私奉獻”的價值觀，猶如想養育一個健康的嬰兒，卻讓他每天生活在嚴重汙染的環境中那樣天方夜譚。這種價值觀的倒置，絕不僅僅是一般民眾，更包括高級幹部在內的各級幹部和廣大黨員。在一定程度上講，隻有高層的淪陷，才有底層的淪陷。而全社會淪陷後，腐敗就更加肆無忌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很難有效治理。
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決定了人民群眾對幹部有一種天然的監督意識及監督的不妥協性
毛澤東時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公仆。這一社會定位，決定了人民必然對幹部有一種自覺監督的意識，也決定了監督的不妥協性。試想，有多少主人麵對強盜拿走自己的東西時會無動於衷，一聲不吭？因此，那個年代，隻要有人敢於向國家財產和人民財產伸手，即使並未涉及到自己的個人利益，也會有許多人去維護正義，出麵阻止或向上級反映。當絕大多數人都成為黨和國家及其人民利益的維護者時，即使一些人想貪汙受賄，也要顧忌鋪天蓋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監督的眼睛，掂量其腐敗的後果。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有賊心也不敢有賊膽”。
但毛主席逝世以後，情況就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在剛取消人民公社體製時，筆者曾聽過一位農村好友發牢騷：“過去我們叫社員，自己也感到是社會的一員，對社會有一種責任感和義務感。現在叫成‘村民’了，既然你是‘民’，就得規規矩矩地服‘官’管，至於社會的事，就更不用你去操心了。”盡管這位朋友的理解並不一定準確，但卻暴露出一種民間心態。事實也確實如此，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這種責任感和義務感以及對自身利益的捍衛權，最終都被各級官員堂而皇之地“代表”了。至於被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先是被改革為‘合同製身份’，成為雇傭勞動者，隨後又完全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商品。在這種社會定位下，要讓毫無社會地位的人民起來監督黨和政府、監督官員，無異於癡人夢話。因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必然逐漸變為“天下興亡，與我何幹？”
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雙向製約”機製，既對官員產生巨大約束力，也同時加強了基層組織的戰鬥力和號召力
在毛澤東時代，老百姓對官員之所以形成巨大約束，就是因為法律賦予了老百姓維護自己權益和黨和國家利益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後來飽受一些人詬病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筆者在這裏不便評價這一武器的功過是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由於老百姓手中有這一武器，不少官員就得夾起尾巴來做人，不敢對老百姓扯高氣揚，頤指氣使，更不敢胡作非為，去貪汙腐敗。
毛澤東時代見過一位老農對縣委書記的反駁。其緣由是縣委書記帶人下鄉檢查農田基本建設，指責村裏的安排有問題，這時村貧協主任站出來說：“x書記。你說的不對，如果按照你說得那樣幹，不僅會形成窩工，而且會帶來許多隱患......”接著老農仔細分析會出現窩工和後患的緣由。縣委書記聽了無話可說，最後臨走時還專門過來特意和老農握了一下手。試想，這樣的場景，在後來還可能再現嗎？
但是，當時的環境下，在賦予群眾巨大監督權利的同時，也並不是說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而為、無法無天。隻要領導說得對，指揮得對，作為下屬，必須服從，不服從就有相應的製約手段。當時，農村的生產隊小隊長，工廠的工段長安排工作，社員和工人都得服從，否則，農村生產小隊長可以左右對你工分多少的評價（當時大多數農村記工為社員集體評價，工分聯係著年終分紅和工分糧），工段長對不服從安排的工人也有相應的製裁措施。把這種群眾和領導可以互相製約的機製，稱之為“雙向製約機製。”
四十多年前，在高層召開的以“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為主題的一次研討會上，某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在發言中曾提出：“加強黨的領導，無疑需要高度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權威，但也更需要加強各級組織包括基層組織的戰鬥力和號召力，否則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就成為空中樓閣”。同時呼籲“必須在基層運作機製上，建立這種‘雙向製約’機製。沒有群眾對幹部的製約，一些官員就會肆無忌憚。而官員一旦自身有問題，腰杆就硬不起來，就不敢理直氣壯地去管人管事，即使想管老百姓也不買賬。而基層組織的堡壘作用一旦失去，大量的社會穩定壓力就會逐層上傳，最後直至傳導到中央......”而幾十年的事實已經證明，現實還是不幸被所言準了。也不知道對此該喜還是該憂！
當然，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保證幾十年的清正廉潔，還有其他方方麵麵的原因，如普遍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領袖身體力行下的各級領導幹部和黨員模範帶頭等等，在這方麵有關學者已經研究探討不少，在這裏就不贅述。
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反腐永遠在路上”，這一論斷深刻表明了中央對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的認識。但我們反腐敗的路，總不應該是越走越艱難，越反腐敗分子越多，越查腐敗涉案金額越大。否則，無以向人民交代，更無以向曆史交代。因此，要想反腐敗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就不能老是圍著糞坑打蒼蠅，必須徹底地進行機製體製製度改革，要還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應有權利，使人民群眾不僅對官員的升遷去留擁有話語權，同時要賦予對權力天羅地網式監督的相應手段。否則，產生蒼蠅的糞坑永遠難以鏟除，而最近被炒得火熱的類似“馬樹山案”的現象，也就永遠難以禁絕。
毛澤東之前，外國租界地很多，世人皆知不去多言。
毛澤東之後，外資企業，中外合資，特區，自貿區等。上海的跑馬廳快要完工。等等。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
在毛澤東之前，很多國家都從中國身上咬了一口。沙俄拿下了外東北和一塊新疆。日本拿下了北方三省。英國拿下了香港。葡萄牙拿下了澳門。法國和英國拿下了一塊上海。德國拿下了青島。美國說服了所有其他大國與她分享貿易權。毛澤東之後，不再有外國占領。而走資派篡權後，又複辟了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躍武揚威橫行霸道了。
內戰結束後，毛澤東上台時，全國充滿了數百萬的土匪，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馬裏。在兩年內，所有的土匪都被清除掉了。如果你想想北約在阿富汗的時間有多長，而中國的人口是它的30倍，空間大得多，地理環境更具有挑戰性，這不是一個小成就。
當毛澤東上台時，中國有5000萬吸食鴉片者，這是鴉片戰爭的後果。3年內，每個人都是清白的。如果你想一想美國的"毒品戰爭"和禁酒令是如何進行的，這個結果是非常驚人的。
當毛澤東掌權時，婦女的社會地位如此之低，以至於一個13歲的女孩被賣給別人作為他的第三個小妾，隻需100美元，這是司空見慣的。毛澤東廢除了納妾製度，並規定婦女與男子平等。他讓所有年輕女孩和男孩一樣去上學，接受教育。今天，中國的女性百萬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毛澤東上台時，80%的中國人是文盲。識字的定義是能夠寫自己的名字。在中國，常見的身份識別方式是用手指蘸上紅墨水，按一個拇指印，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如何寫自己的名字。新中國建立了夜校，讓所有40歲以下的人在工作之餘去那裏學習如何閱讀和寫作，在十年內，城市和城鎮的文盲潮退去了。今天，中國的識字率為96%，識字率的定義比1949年要高得多，即能夠閱讀和書寫大約3000個漢字的能力。基本上是五年級的水平。
毛澤東上台時，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5歲。毛澤東對一群貧窮的農民進行了基本的保健和免疫培訓，以服務他們自己的村莊，平均預期壽命立即開始躍升。中國的預期壽命從35歲到今天的73歲。
如果沒有和平與安全，沒有教育和醫療保健，沒有讓婦女獲得與男人平等的自由，中國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實現經濟增長。而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考慮到中國從50年代到70年代處於最嚴格的經濟禁運之下，幾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這一切。
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個隻有2000萬人口的小國，讓前20個最發達和最富有的國家向它傾注資金和援助20年，而不是讓10億人在西方完全禁運下20年，也根本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如果你想嚐試，就去索馬裏、阿富汗、南蘇丹、海地做吧，所有這些地方都已經比中國在毛澤東之前的情況要好得多。
為什麽毛澤東被視為英雄?
看看毛澤東之前和毛澤東之後中國的事實。
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是中國的領袖。在1950-1976年間，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有了明顯的跳躍。
1950年，中國的識字率為20%。到1980年，中國的識字率增加到65%，現在幾乎達到100%。
在1950到1980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總體良好。它有起有伏，但你必須考慮到中國在1971年之前一直處於西方最嚴格的禁運之下。中國是美國有史以來禁運最多的國家。400種物品被列入禁運名單，包括化肥、木製漁船、藥品和銅線。
如今中國保持著3年的糧食儲備，並且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戰略豬肉儲備的國家。他們絕對相信，隻要有半點機會，美國就會將糧食武器化。在1950年至1971年期間，中國實際上處於與美國的經濟戰爭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那些年裏的經濟表現並不差勁。
因此，基本上，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在毛澤東之前，你很可能是文盲，在30多歲時死亡。毛澤東之後，你能識字，有一點錢，活到70多歲，你有機會結婚，有孩子，看著他們長大，自給自足。毛澤東的政府提高了中國的預期壽命，解放了婦女，實施了基本的醫療保健和教育，並為技術進步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基本事實。任何關於毛澤東領導的討論都應該從承認這一事實開始。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工作，80年代的中國走上經濟增長的道路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80%的文盲，平均預期壽命為35歲，婦女被裹住雙腳，隻能呆在家裏。地球上有七十億人。中國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是什麽?
如何客觀地評價毛澤東?
1949年，中國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毛澤東知道英國十六世紀的土地革命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奇跡般地改善了糧食和商品生產，但它們花了兩百年時間，給老百姓帶來了苦難、流血和災難性的混亂。
在中國不斷受到攻擊威脅的情況下，毛澤東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完成了這兩場革命。從20世紀50年代初比比利時還小的工業基礎開始，長期以來被嘲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結束時成為了世界上六大工業生產國之一。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在後毛澤東時代就沒有什麽可改革的。
如果沒有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的龐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水壩、灌溉工程和河堤，就不可能在後來的幾年裏在個人家庭農場獲得更高的產量。
莫裏斯-邁斯納說："根據一些關鍵的社會和人口指標，中國甚至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經濟記錄與德國、日本和俄羅斯工業化的可比階段相比更有優勢，這些國家是後期現代化的主要國家中經濟最成功的案例。
在德國，1880-191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每十年33%。
在日本，從1874年到1929年，每十年的增長率是43%。
蘇聯在1928-58年期間實現了54%的十年增長。
在毛澤東時期，從1952年到1972年，十年的增長率為64%。
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有限援助，毛澤東的工業化進程沒有得到外國貸款或投資的幫助，在他去世時，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唯一沒有外債或內部通貨膨脹負擔的國家。
他設計的經濟是如此徹底的合作化，盡管有禁運、軍事入侵、核威脅、原始的通信、加倍的人口、不穩定的物流，他每十年都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
到1974年，毛澤東重新統一、想象、改革和振興了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在一個世紀的現代化失敗後實現了現代化，解放了比曆史上任何人都多的婦女，並結束了數千年的饑荒。盡管西方對糧食、金融、技術、醫療和農業設備實施了長達25年的封鎖，並將其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但毛澤東驅逐了侵略者、土匪和軍閥，消除了嚴重的犯罪現象，使人口和預期壽命增加了一倍，將識字率提高到84%，解放了中國的婦女，教育了中國的女孩，消除了貧富差距，恢複了基礎設施，使中國沒有債務，經濟增長速度是美國的兩倍。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可能會是什麽樣?
想象一下，如果是甘地這樣的人領導中國，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
首先，中國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農民會像以前一樣成為最低的階層。
第二，婦女的地位仍然很差，而現在，婦女是"中國製造"的重要力量。
第三，國有企業和土地所有權是中國經濟奇跡能夠持續這麽久的重要原因。但這對甘地來說是不可能的。
第四，軟性的方式對暴力黑幫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用甘地的方式，中國的城市將被黑幫所控製。
總而言之，中國是幸運的，否則中國即使不比現在的印度差，也至少有2/3的人陷入無望的貧困。
毛澤東使現在的中國成為可能，就這麽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