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轉載《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和實踐及其現實意義》

作者：李玲   來源：李玲教授博客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70年代末預期壽命等健康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其中，毛澤東的醫療衛生思想和實踐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是樹立“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

二是創立獨特醫療衛生模式：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運用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製醫療成本。

三是樹立“麵向工農兵”的思想：建立麵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製度，保基本、強基層。

四是樹立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體現。

五是樹立良好醫德醫風，激發醫務人員的職業榮譽感。這些做法，推動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建立了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製度，原創了醫療衛生的中國模式。今天對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仍有借鑒和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
一是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遠遠超過我國經濟水平的排名。

二是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於50‰，比較60年代到70年代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指標的改善情況，中國遙遙領先。

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健康就是生產力[1]。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麵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些成就，離不開毛澤東的醫療衛生思想及實踐。通過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改善民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建國後醫療衛生領域的重大舉措——如愛國衛生運動、防止血吸蟲等傳染病、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等，都是毛澤東親自推動的。毛澤東的醫療衛生思想，不僅僅局限於醫療衛生領域，而是把醫療衛生置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看待，體現了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今天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仍有借鑒意義。

一、“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健康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最基本的人權。維護健康不僅僅是醫療衛生專業部門的事，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發展方式、社會公平等許多方麵，需要綜合治理。近來，這一思想越來越受到國際衛生界的重視。毛澤東一向把衛生工作放在全局考慮，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把衛生工作看作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生老病死”，關係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2]。為此，他親自做調查研究，親自起草對衛生工作的指示，親自倡導和發動愛國衛生運動，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為移風易俗、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象毛澤東同誌這樣把衛生工作提高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愛國”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

毛澤東青年時代，舊中國災難深重，人民體質虛弱、精神萎靡，成為國家貧弱不堪的象征。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3]就說道：“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為思想和文化建設的基礎，認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興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徑。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認為衛生工作是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提出了衛生工作必須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方針。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就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4]。”1941年他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2年5月給延安中央醫院題詞“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5]”這些已經初步體現了他關於衛生工作根本目標是增進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眾工作和衛生工作相結合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多次對衛生工作做出指示，強調把衛生工作擺到全局高度來看待。集中體現在1951年9月他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中：“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必須教育幹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6]。它深刻地闡述了衛生工作的重要性,並給衛生工作做了明確的定位,為此後黨和政府領導衛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5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衛生工作的忽視，要求對衛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複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9]。60年代之後，他又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運動，創造了為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衛生保健模式。

二、“預防為主”的思想：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采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製醫療成本醫療衛生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終存在一個如何在預防和治療之間、低成本的適宜技術和高精尖技術之間的選擇問題。預防和低成本的適宜技術，麵向的是廣大人群，簡便易行，對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會效益好，但是經濟效益差；而高精尖技術則相反。現代西方醫學一度片麵強調發展高精尖技術、把大量資源用於晚期治療，忽視麵向人群的預防措施和適宜技術的普及，西醫傳入我國之後，我國醫療衛生事業也出現這一傾向。使得醫療衛生資源集中於少數大醫院、醫務人員主要精力用於攻克疑難雜症，而忽視了麵向廣大人群的預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務。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糾正這種傾向，加強預防，推廣適宜技術，讓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惠及更多人群，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預防為主方麵，毛澤東認為醫療衛生工作的首要目標是減少疾病，而減少疾病的主要途徑是預防。1941年6月，他在為《解放日報》撰寫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我們現在提倡自然科學，是為著掃除邊區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衛生的習慣，普遍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10]”。在建國初期抓的愛國衛生運動，就是一場以預防疾病為宗旨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他在為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的題詞中說：“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1]。他在1950年寫給教育部長馬敘倫的信中說：“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再次就學生健康問題致信馬敘倫：“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12]。”1964年針對幹部保健說，“一個人，如果不動動，隻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13]。”並指示衛生部，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把保健醫生、保健護士調回醫院去參加病房和門診工作。對於沒有嚴重疾病的人，提倡經常到戶外活動，鍛煉身體，積極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取消存在於高幹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澤東在審閱衛生部就此事的報告時又批注說：“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4]。”

在采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方麵，集中體現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們對“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但實際上，除了城鄉醫療資源的分配之外，毛澤東在“六二六指示”還談到了醫療衛生技術路線的問題。他說“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15]”。這段話針對的是當時醫療衛生界存在的忽視普通群眾的需求，而專注於那些在學術上有價值的、但是麵向少數人群的高精尖技術的做法。這種做法不僅會導致人群之間的不公平，而且會不斷推高醫療費用。在毛澤東推動下，新中國頭30年的經驗是一種同現代醫學“以治療為本”不同的另一種思路，那就是通過全民預防、群防群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把群眾運動和醫療衛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於，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後，大批的赤腳醫生來到鄉下，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衛生運動、心理疏導。這種機製，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澤東始終主張中西醫結合，多次對此作出批示和推動。這除了著眼於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於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在農村合作醫療中起了重要作用。

[yongbing1993]

《藥品猛漲上百、上千倍：醫生感歎搶救不起病人》

文章來源: 丁香園 於 2023-04-12

“地塞米鬆都要用不起了！”

最近，丁香園論壇上的一則帖子引起了不少醫療同行的關注與討論。

在這則帖子下，不少醫務人員紛紛表達了同感，並分享了多種漲價的藥品，涉及心內、急診、重症等多個科室，涵蓋多種臨床常見、常用的藥物和急救、搶救藥品。

丁香園論壇截圖

藥品漲價情況，到底怎麽樣了？

常用藥、急救藥……有品類猛漲1900倍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雷冬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些不是集中采購的短缺藥品，比如地塞米鬆（注射液）原價為0.35元/支，2022年掛網價提高至98.76元/支，漲價近282倍。”

根據丁香園Insight數據庫，我們整理了評論區裏被頻繁提及的幾種藥品，及截至2020年的平均中標價格信息。

部分藥品平均最小規格中標價變化趨勢

如西地蘭（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在2008～2020年間最低價為2.60元（2009年平均最小規格中標價），而到了2019年卻一度漲至83.81元，到2020年維持在82元。

還有現價格較高的氯解磷定注射液，2020年平均最小規格中標價為198元，而在2015年之前，它的價格都維持在5元以下。

不僅如此，臨床常用藥物如鹽酸金黴素軟膏，也在2018年經曆了從1元出頭到43元的暴漲。此外，還有硝酸甘油片、重酒石酸去甲腎上腺素注射液、氫溴酸山莨菪堿注射液等臨床常見藥、急搶救藥均有明顯漲價。

從多個藥品的漲價曲線中不難看出，在2017～2018年前後，大批藥品都經曆了較大幅度的價格變化。

徐國等發表於《中國藥店》的文章[1]記錄，2017年，化學藥方麵的漲價大多受到上遊原材料漲價的影響，導致生產商紛紛提高出廠價格。

如硫氰酸紅黴素的價格從前期的270～280元/kg提高到310～315元/kg後，下遊紅黴素廠家不得不上調價格，阿奇黴素報價690元/kg、克拉黴素報價1150元/kg、羅紅黴素報價550元/kg。

此外，有行業研究人士表示[1]，除了原材料的漲價因素外，本輪藥價上調也因為2015年放開最高零售價限製後，許多企業從觀望變成行動，在2016年開始相繼提價；同時，國家政策層麵，如仿製藥一致性評價、飛行檢查等一係列政策也使得企業的生產和流通成本上升。

許日祥等於2018年刊載於《中國藥事》的調查論文[2]顯示，基本藥物漲價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生產成本上漲、生產廠家供應價格上漲、無法滿足兩票製、原輔料價格上漲等因素。

圖源：參考資料2

臨床醫生：有的藥不該漲、有的藥不算貴

“最離譜的還是西地蘭了，現在85元一支，原來最早可能就20塊左右。還有硝酸甘油，按照原價和現價比，也是翻了好幾番。”河南某二甲醫院心內科醫生鄭辰（化名）說，“漲價較多集中在搶救藥品，我們心內也屬於是用藥大科了。”

“漲價的這幾年，像西地蘭就換過好幾個廠家。”鄭辰記得，最早感受到藥品漲價是從嚴查環保開始，“當時一些原料廠家關停，價格有一定上漲，再到後來開始集采，2018年後藥品價格就比較穩定了，像西地蘭的價格應該穩定了至少有一年。”

“之所以提西地蘭，是因為它價格偏高，醫生如果沒有掌握好藥品的特性和用藥劑量，很容易出現浪費，給患者也帶來不必要的負擔。”鄭辰這樣說。

山西省某三甲醫院副主任藥師陳軍（化名）同樣表示，所在醫院藥房，一些搶救藥物的漲價幅度比較顯著：“比如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碘解磷定等，漲得厲害。”

不過，對於丁香園論壇帖子中提到的地塞米鬆漲價，陳軍則表示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的地塞米鬆倒是不貴，醫院用的集采品類，0.64元一支。”

多名醫生表示，同一品類的藥品，在不同醫院的價格可能受到生產廠家、劑量、集采的影響。

“雖然有一些藥物價格是漲了，但還有其他便宜的可以選擇。”河南某縣級三甲醫院急診藥房藥師胡明宇（化名）說，“如多巴胺，貴的有50多元一支，便宜的也有2、3元可以選擇；阿米卡星有的地方賣18塊了，我們還是幾毛錢一支；地塞米鬆有9毛錢15mg的，也有38塊5mg的，也有98塊2mg的。”

廣東某三甲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吳彤（化名）也提到，所在醫院的地塞米鬆價格並沒有明顯變化，“但是西地蘭漲到90了，至少漲了有2年，和之前用的也不是同一個品牌了。”

除此之外，吳彤提到還有急診常見的間羥胺、多巴胺有明顯價格上漲。

根據丁香園Insight數據庫信息，重酒石酸間羥胺注射液在2011年的平均最小規格中標價為2.42元，到了2018年則漲至54.6元。而鹽酸多巴胺注射液在2019年一度從最低價0.4元（2011年平均最小規格中標價）漲至6.14元，不過到了2020年，則略有下跌至4.16元。

不過，吳彤認為，藥品漲價對整體臨床工作造成的影響並不大：“因為有集采，大部分藥物還是在降價的，整體來看不貴。”

吳彤所提到的鹽酸多巴胺注射液的價格變動，或許與2019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短缺藥品保供穩價工作的意見》有關。

官網截圖

《意見》要求：省級聯動機製牽頭單位要在規定時限內組織核實監測發現的短缺或不合理漲價線索並根據情況協調應對……對於國家和省級短缺藥品清單中的品種，允許企業在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台上自主報價、直接掛網，醫療機構自主采購。

在胡明宇（化名）看來，部分急救藥品的漲價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機磷中毒的救命藥氯解磷定，是三甲醫院必須要備的藥，但現在有機磷中毒很少見，很多醫院都是放到過期，能真正用上的很少。如果價格再不漲一點，藥企可能也不願意做了。”

“藥品價格整體來看還是比較合理的。”胡明宇說，“我92年開始上班，當時的工資一個月75元，而白蛋白10g就要賣400多；現在我一個月工資6、7千元，白蛋白還是這個價格，甚至不到400一瓶，基本都沒怎麽漲過。而一瓶打點滴的葡萄糖2塊錢，一瓶礦泉水也2塊，藥品真的貴嗎？”

不過，胡明宇也認為，部分藥品的價格確實存在虛高的情況：“尤其是非急救的藥品漲價，我覺得不太合理。”

全國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雷冬竹認為，目前藥品供應保障存在集采藥品供應不足、覆蓋不全、部分藥品漲幅較大等問題。她建議，同質同價多供模式，保障國家集采藥品供應；加快集采同類藥品覆蓋，嚴堵高價藥漏洞；出台政策常態化監管藥價，實現短缺藥保供穩價。

雷冬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由於這些急搶救藥品、短缺藥品沒有集中采購，廠家這樣漲價，也沒有相關監管。所以，我認為對於這些短缺藥品，國家要保供，企業要納入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