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目睹農夫苦善良地主幫農奴

彭湃目睹農夫苦善良地主幫農奴

 

彭湃說, 本來農夫甚會愛敬父母，痛惜其妻兒的。因生活之困難，忍不住外來的剝削，常奪其父母妻兒的衣被去當，使其不能禦寒，減少其食料使其饑餓。我們每每見農村小孩穿的衣服，少數有了數十年的曆史，經其祖宗穿了遺留下來的，補到千瘡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樣。兒童因為失了營養，所食的是芋和菜葉之類，所以兒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麵青木黃，肚子則肥漲如兜肚狀，屁股卻小得怪可憐，屎與鼻水終日浸著，任蒼蠅在目邊口角上體操，都不會知覺把手動一動！他們對於父母親本來是要好的白米飯豬肉蔬菜……等來供養的，這是人之常情，因為無錢之故，就把這些米肉等從父母的口裏搶出來代以番薯水及一些樹根木葉。農夫也會愛其老婆漂亮一些，可是結果隻有剝了她的新衣首飾代以破爛不能蔽體的著物，任憑爺們笑她無廉恥，隻有低頭縮在破爛的房子裏。他們這樣去壓迫和欺淩其父母妻兒，致引起家庭間父子夫婦的衝突，日陷於悲哀和不幸。農民這樣把生活費減少而壓迫父母妻兒仍是不能填無底深淵的虧空，仍不能饜地主們享福的欲望，仍更進一步用嫁妻賣兒的辦法以抵租債，妻兒賣盡，問題就發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農村，賣身過洋為豬仔，或跑到都市為苦力，或上山為匪為兵，總是向著“死”的一條路去！海豐縣召衝鄉有一個地主黎某，對農民異常苛刻，迫農民租，農民乃賣子以還租，該農民並以賣子還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憐，地主笑道：“賣子還租算是一舉兩益，你還清租便是汝的老實，我的田還是繼續給汝耕，此其一；你賣了子家裏少了一人食飯，減了汝一個負擔，此其二。”

辛亥以前，海豐的農民一直是隸屬於滿清的皇帝、官僚、紳士和田主這班壓迫階級底下，農民怕地主紳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貓的樣子，終日在地主的鬥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在這個時候，一般農民——失業的貧苦農民，已經有了反抗運動的要求。三合會秘密結社之盛行，幾乎普遍了全縣。一八九五年間，一個農民的失業者洪亞重號召了數千人眾，在海豐暴動，到處搶掠。旋為清政府所執而殺之，其後相繼也有小小反亂，但不旋踵而消滅。誰知有錢佬推倒了滿清皇帝，得到政權之後，就把他們壓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槍斃的槍斃，從此三合會在海豐就無形消滅了。

彭湃那時候他生活優裕，又精於詩詞書畫，還十分詩意浪漫。在日本留學時，彭湃與在家鄉的妻子約定，中秋節一起隔洋遠望圓月升起。
就是這樣一個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年輕人，留學歸來，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他燒毀了自己繼承的田契，宣布要為農民爭取權益；他脫下洋裝，走入田間地頭，與農民共患難；他開辦農講所，建立蘇維埃政權。他為理想從容赴死之時，還不忘將上衣脫下送給難友。當時彭家雖然富有，但彭湃目睹了國家貧窮落後，民族積弱被欺，農民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底層，生活十分困苦。他幾經尋求選定馬克思主義,立誌變革中國社會。革命的理想尤如一種強大的磁場，深深的吸引了一個時代的一批人為之奮鬥、奉獻。那個時代，無數共產黨人為了理想獻出自己的生命。而現代人又該將精神寄托何處呢？

身處廣東汕尾市海陸豐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彭湃將自家田契當眾燒毀。他領導武裝起義建立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被譽為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英勇就義時年僅33歲。彭湃為理想而進行實踐是無私徹底的。在彭湃的感召和帶動下，彭家多人前赴後繼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先後有7人壯烈犧牲，其中6人被追認為烈士，最大的35歲，最小的才17歲。生命中有了理想就有了生命的動力和靈魂，為真理而奮鬥，這是彭家人的一生追求。在彭家，令後人難忘的還有彭湃的母親周鳳，她積極支持彭湃開展革命活動，並將孩子們一個個送進革命隊伍。彭家對物欲都沒有瘋狂的追求，這個家庭遺傳的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為了理想奮不顧身。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在中國廣東省海豐縣的一個地主家庭。10歲時父親病逝，由母親撫養成人。1917年，他前往日本留學，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因參加反對日本瓜分侵略中國的集會遊行被日本警察毆傷並被列入黑名單。後來，他接受馬列思想，成為一名社會主義革命者。1921年，25歲的彭湃回國，之後在廣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經人推薦出任海豐縣教育局局長。次年，因組織學生高舉寫有“赤化”的紅旗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而被免職。他認為土地和農民問題是當時的根本問題，因此開始從事農民運動，並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會。由於彭湃以身示範，將自家祖傳田契燒毀，並將自家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還幫助佃農解決債務和土地糾紛等，而得到了無地農民的支持。

1923年元旦，彭湃領導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並任會長。當時會員達2萬戶，人口有10萬人，約占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彭湃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海豐農會發展迅速，並擴大至惠州地區及廣東全省，同年5月廣東省農會成立，彭湃被推選為廣東省農會執行長。1924年，由於農會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中，被廣東軍閥陳炯明最終下令解散農會並禁止其活動。於是，彭湃到廣州投奔已經與陳炯明反目的孫中山，並接受共產國際指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彭湃出任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並在新成立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農講所）講授課程，其演講後匯成《海豐農民運動》。當蔣介石國民黨背判革命於1927年開始對共產黨員大屠殺，中國共產黨隨即發動武裝起義。彭湃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失敗後隨軍南下廣東。10月，又領導發動海陸豐起義，占領了海豐、陸豐兩縣。11月21日，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在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因此也得罪了當地的豪紳地主反動分子，這些“土豪劣紳”的後人在後來喊著“我要報仇！”對彭家人進行了報複。但彭家後人並未要求嚴懲凶手，反倒一致認為要向前看，不應怨怨相報。事實上彭家也將自己的土地分給了無田地的農民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間我為海豐教育局長，還是發著夢的想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的革命，因召集全縣男女學生多屬有錢佬的兒女在縣城舉行“五一”勞動節，這算是海豐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參加的絕無一個工人和農民，第一高等小學的學生高舉著“赤化”二字的紅旗去遊街，實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豐的紳士以為是將實行共產共妻了，大肆造謠，屢屢向陳炯明攻擊我們，遂致被其撤差，縣中所有思想較新的校長教員也紛紛的下台了。此時我們曾和陳炯明的家鄉報《陸安日報》開了一場思想的大混戰。我和李春濤同誌等出了幾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農群眾的喉舌，可是背後絕無半個工農，街上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也絕不知我們做甚麽把戲。有一天我剛從外邊回到家裏來，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進去，說母親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場說要打死你。我初是以為我的妹妹是故意來騙我，跑進廳內果然我的母親在那邊哭，查問起來，因我們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農民的話，出版後放一本在我的家裏，我的七弟把它讀出聲來，適我的母親也在旁聽，七弟剛剛讀完了那篇文章，我母親的淚遂涔涔下而至放聲的哭起來說：“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

我乃極力多方勸解始無事，此時我就想到這篇文章若是農民們看了心裏必非常歡喜並且要比我母親的痛苦有相反的厲害。同時我也自信農民一定可以團結起來。我們乃放棄《陸安日刊》無謂的筆戰而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此時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對的一邊，他們說：“農民散漫極了，不但毫無結合之可能，而且無知識，不易宣傳，徒費精神罷了。”同時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我家裏的人聽說我要做農民運動，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餘男女老幼都是很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樣的厭惡我。我隻有不理。

五月某日我即開始農民運動的運行。最初到赤山約的一個鄉村。我去的時候，是穿著白的學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個三十歲的農民，看我來了，一麵在村前弄糞土，一麵向我說：“先生坐，請煙呀！你來收捐嗎？我們這裏沒有做戲。”我答道：“我不是來收捐的，我是來和你們做朋友，因為你們辛苦，所以到這裏來先談。”農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請茶，我們不得空和你閑談，恕罪！”他說完這句話便跑了。少頃又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民，樣子比較清醒些。他問我道：“先生屬哪個營？當甚麽差事？來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當兵的人。我前是學生，近日特來貴村閑遊，目的是要來和你們做好朋友……”他笑說：“我們無用人，配不上你們官貴子弟，好說了，請茶吧！”頭也不回的那邊去了。我想再多說一句，可是他已聽不到了，我的心頭很不高興，回想朋友們告訴我枉費精神這句話，心裏更是煩惱。我就跑到第二個村，一跑進去，那犬兒向著我大吠特吠，張著牙齒對著我示威，我誤認它是來歡迎，直衝入去，見門戶都是鎖著，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在跑過第三條村，適太陽西下，天將晚了，恐怕村中農民疑我做甚麽事，不便進去，乃回家。

我回家裏沒有一個人肯對我說話，好像對著仇人一樣。他們飲食完了，隻剩的飯湯一鬥，食了點飯湯，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記打開，想把今天的成績記在裏頭，結果隻有一個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東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來，隨便食了一餐早飯，就再到農村去了。在路上看著許多農民挑著芋或尿痛等到城裏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時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邊，讓他們先過，因為城市的人每遇鄉人是不讓路的，隻有負擔的農民讓他空手的城市人。所以農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們的一個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農村來，遇著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他問我：“先生呀！來收賬呀？”我說：“不是！不是！我是來幫你收賬的，因為人家欠了你們的數（賬），你們忘記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他說：“呀！不欠他家的賬還是好的，怎有賬在別人處？”我說：“你還不知道嗎？地主便是欠你們的大賬者，他年年閑逸無做工，你們耕田耕到死，結果將租穀給他收去，他們一丘田多者不過值百元，你們耕了千百年，試計算一下，你們給他收了好多穀呢？我們想起來，實在是不平，所以來和你們磋商怎樣和地主拿回這筆賬！”他笑道：“有的拿就好了，我們欠他一升一合還要鎖打，呀！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請——我要出街去。”我問：“老兄你是貴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這個鄉村，無事情來坐罷！”我知道他很不願意告訴我，我也不再去問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頗多，男子則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說話，我徘徊了好久，就在過別村去了。

是日跑了幾個鄉村，結果是和昨日同等於零。不過是日的日記比昨日多說了幾句話。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來我對農民所說的話，太過文雅了，好多我們說來農民都是不曉，所以就把許多書麵的術語翻譯做俗話，二來是我的麵貌身體服裝與農民不同，農民慣受了麵貌服裝不同者的壓迫和欺騙，一見我就疑是他的敵人；二者表示階級不同，格格不入，總不喜歡和我接近，所以乃改變較為樸實的服裝，並且想出明日進行的一個新計劃，就是決定明日不到鄉村去，專找在農民往來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傳。

次日就到一個龍王廟的麵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約、北芴約、赤岸約、河口約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無數農民在此經過，並且在廟前休息，我就乘此機會，對他們開始談話，大概是說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濟的方法，並舉出地主壓迫農民之證據及農民應有團結之必要，起初隻與少數人談話，但愈聽愈眾，遂變成演講的形式，農民聽著都是半信半疑，是日與我談話的有四五人，聽我演講的有十餘人之多，其成績為最好。

當時有篇《為減租而告農民書》，其大意如下：農民們嗬！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錢買來的，是他們的祖先占奪我們的。姑認為是用錢買的，但是他買田的錢一次過投下去，便千千萬萬年有租可收有利可獲了。農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種籽、肥料、牛租、農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穀粒生出來。地主不動一腳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們農民虧去血本不知幾多大了，也不知幾世了！今年不幸，遇著風災水禍，農產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無損傷，我們所下的血本被大風吹了，被大水洗了，我們的血本已無存，地主那裏有利租可收！我們須與殘暴無良的地主一抗，主張至多三成交納，如無租可還者隻可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