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悅心情
你是愛，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嘉年華》是一部國產文藝小片，上個周五上映。之前一天，爆出了北京某知名幼兒園涉嫌虐待、猥褻幼兒事件。而《嘉年華》的故事，講的也是一樁兒童性侵案。這當然是巧合，可又好像冥冥中有某種感應，叫人心悸。
《嘉》取材的，其實是前些年的各種“禽獸校長”案，加以雜糅、提煉，拍得冷靜克製，不去展示施暴的場麵，也沒有交待偵訊的細節。影片致力表現的是，傷害發生之後，受害者的生活和生命，是如何土地荒漠化一樣不可逆地被改變的，以及，在吾土吾民之中誕生這種邪惡的社會機製之所在。簡而言之，《嘉》不是一部犯罪—律政電影，它的敏銳、勇氣、洞察力，不要說跟愈發回避現實、熱衷怪力亂神的主流國產片相比，哪怕是放到一眾文藝片裏，也算得上是“一個人，沒有同類”。
《嘉年華》劇照
影片的主角是兩個女孩：小文，六年級學生，是兩位受害者中的一個，12歲，單親家庭裏的孤僻孩子；小米，賓館服務員，是唯一的目擊證人，15歲，沒有身份證的黑戶童工。案發當天，小米替開小差的前台同事值崗，給同車前來的一個中年人和兩個小女孩辦理了兩間房的入住手續。後來，她還看見了中年人如何跟孩子推推搡搡，闖進了房間。
兩個女孩第二天悄悄回校上課，時隔幾天，另一位受害者新新，才在母親的盤問下說出了當晚的事。兩個孩子接受婦科檢查，公安立案。然而由於嫌犯拒不認罪，破案的關鍵變成了是否有人證物證，證明他當晚確實進了孩子們的房間。故事的重心於是又倒向了小米——案發後，出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她隱瞞了自己知情的事實。
《嘉年華》劇照
影片真正著力的題旨這才顯形。它並不是一起“法治進行時”式的案件複盤，而是仔細地關注小文和小米這兩個被傷害的少女，如何在自己的驚懼迷惘中、在外界的麻木虛偽中，繼續自己受損的人生。
雖然父母離異，但小文大略上仍然應該歸為城市中產階級。而小米，冒充成年人，其實還沒年滿16歲，已經離家三年之久，流浪了“15個地方”，她之所以喜歡這個濱海城市，在於此間的氣候，暖和到要飯的都可以睡個好覺。影片中有一句很要害的台詞，出自她的前台同事、“莉莉姐”之口：“還是不是雛兒？”“有老板願意花大價錢。”——小米沒有正麵回答，但我們能猜到，她很可能有過和小文一樣、甚至更糟糕的遭遇。
所以，從一開始，她就對中年漢子帶著兩個小學生來開房充滿了警惕，又適時地把關鍵視頻用自己的手機轉錄了下來。可是，我們在此後看不到她對受害者有多少同情，她並不願意為她挺身而出——除了由於自己的黑戶身份所致的膽怯怕事之外，恐怕還在於她對城裏的、有錢人家的不檢點女孩子，有著一份敵視鄙夷。
這正是《嘉年華》真正鋒利的地方。女性被侮辱、被傷害，其中一大部分恰恰來自於同性，正如小文被帶去醫院檢查，媽媽第一時間就給女兒來了狠狠的一記耳光，其後又把她的漂亮衣服撕壞，把她的漂亮長發剪掉。
可是，小文為什麽會是一個膽敢不回家的野孩子呢？因為這位不靠譜的母親經常外出不歸，對孩子不聞不問，並且分明還在孩子身上傾注著對前夫、對婚姻、對人生的怨毒。
另一位受害者新新的情況似乎很不一樣。她的家庭完整，父母都很體麵。可是，施暴者是恰恰就是她的幹爹（因為新新父親為了要攀附這位大人物）。案發後，這對父母、尤其是這位看起來也是成功人士的父親，竟然轉而決定私了，還美其名曰“為了孩子”，“免得將來被指指點點”。反倒是小文那位潦倒寒酸的父親，尚有一絲血性，為了“公道”而拒絕了。
《嘉年華》劇照
不過，小文爸爸也完全不是《老炮兒》或《颶風營救》裏的那種神勇老豆。他當然沒有一腔義憤地去找仇人玩命，甚而連照顧自己都很吃力，無怪前妻叫他“窩囊廢”——是的，電影評論界時不時會指摘某導演患有“厭女症”嫌疑，而《嘉年華》的創作者，自編自導的女性電影工作者文晏，似乎則有“厭男症”。全片沒有一個男性角色是好人，連小文和新新的同學裏，跳出來做反角的，也是一個戴眼鏡的胖男孩。
更說明問題的是刑警隊長“王隊”，其扮演者李勝男麵相剛毅，是影視劇裏的軍人、警察專業戶。而在《嘉年華》裏，他也延續了一貫的形象，十足是個幹練專業的公安硬手。但在最終影片結局，王隊真麵目被揭開，原來是個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壞人——創作者在虛構和現實層麵上，對“男權”投下了雙重的不信任票。這些父母、警察、官員、叔叔阿姨構成的成人世界，如此懈怠乃至邪惡，無怪乎孩子們屢屢被傷害被犧牲。
《嘉年華》劇照
不過，尾聲的兩次情節反轉（警察和醫生替大老板作偽證翻案，以及最後還是天網恢恢），卻略顯刻意。盡管都有現實原型，但基於影片自身的邏輯和情緒，小米終於交出了錄像，故事線就應該完全聚焦在她身上了：她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但她肉身卻已經且還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樣悲劇感才更加沉甸甸。而那邊廂，小文的創傷已經無可挽回，遲來的正義之結果，大抵不過是新新父親所言的，“他坐幾年牢出來還不是一樣的呼風喚雨”（想想那個臭名昭著的“宿嫖幼女罪”吧）——所以，小文的情節線戛然而止，讓觀眾自行咀嚼，批判性才會更強。
然而，文晏這種疑似畫蛇添足的處理，也自有道理。她跳出了自己此前一貫的克製，換用一種新聞紀實體形式，重現了真實案件裏發生過的醜陋翻轉，大約除了有一部分基於劇作創作上的“規定動作”外，這種處理，更可以看作是她對各種屢見不鮮的不堪現實的厲聲譴責，不鳴不平。就一位新導演而言（本片是她的第二作），這是一種可貴的莽撞、一種可敬的決絕。
《嘉年華》整體而言，有著鮮明的西歐自然主義社會寫實電影的氣質，因而坊間說它很像達內兄弟的作品。而它的最後一幕，卻散發著濃烈的南歐式魔幻氣息。淪為雛妓的小米，砸開枷鎖，騎著電動車，在高速路上遇見了她一直鍾愛的那座巨型夢露塑像。她穿著和夢露一樣的白色連衣裙，和夢露一起奔向未知的未來。
《嘉年華》劇照
這是一段非常有“電影感”的段落，跟之前的劇情和情緒相比，明顯也有跳脫——真正的達內兄弟，恐怕會讓劇情停留在小米需要在留下來或是換一個地方流浪中做選擇，但總歸都是無解的悲愴。然而，比起這種在創作上顯得更高級更理性的處理，文晏安排的結局更開放、更有溫度、更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和撞擊（因為暗示小米的生存或毀滅都說得通），也就更彰顯了女性創作者的感性和別致。
《嘉年華》不是無懈可擊的神作電影，但它的克製、對中國兒童性犯罪現實的冷峻觀察，又和它的出格、對男權社會種種黑暗的決絕死磕，形成了冰火兩極，它們碰撞出了一股激越的能量，雖然隻是一束細細的光，但已然具備了“毀壞這鐵屋子”的力道。
在一係列幼兒園虐童、低端勞動力遷出等事件的映襯下，《嘉年華》成了一則及時而深刻的時評。這部電影（及其創作者）本身讓人肅然起敬，而且，它還挽回了電影、中國電影的一絲榮光，證明了電影何以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