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澆灌植物一樣澆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縮。
回顧柴玲訴卡瑪官司，希望柴玲道歉
茉莉
今年是六四33周年，柴玲早就寬恕六四屠殺者，不見蹤影了。我在推上談到當年柴玲給卡瑪長達7年的官司折磨，指責八九領袖無理支持柴玲。有推友問這官司的來龍去脈。卡瑪本人不願再提此事，我拿出自己當年接受記者的采訪原稿，希望給曆史留下記憶。
◎ 請問您是在什麽時間，通過什麽渠道知道Jenzabar起訴Long bow的？
2009年5月底，我讀到王力雄的文章《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我為何在“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王力雄在文章中說：“今日有了錢的柴玲，開始著手打擊破壞了她神化形象的長弓。”我一直比較信任王力雄的人品，相信他指責的事情不會毫無根據。於是我仔細閱讀長弓紀錄片製作組發出的呼籲書《紀念六四 兼論言論自由及其倡導者》，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是一個有很深的“六四情結”的人。身為湖南的高校教師，我曾為長安街上的死難者呼籲，因而入獄。在長期流亡中我也一直堅持自己的初衷不變，一直在譴責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罪行。但我也和王力雄一樣，不能容忍柴玲用金錢扼殺言論自由。出於捍衛言論自由的同一原則，我也在那個呼籲書上簽了名，表示對卡瑪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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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和卡瑪是什麽關係？您認識柴玲嗎？之前有見過她嗎？如果您和卡瑪是好朋友的話，您對此案件的看法會不會帶有一些個人情感在裏麵？
這兩個人我原先都不認識、都沒見過。我隻是看過卡瑪的記錄片《天安門》。2009年6月7日，我和網友討論柴玲訴卡瑪事件，受到啟發，寫了一篇文章《柴玲起訴卡瑪，是不是“惡意訴訟”？》。當時和卡瑪同住在波士頓的郭羅基先生給我卡瑪的電話，我請卡瑪看看我的文章，就這樣聯係上了。
至於“個人感情”，那是在後來才慢慢培養起來的。當時郭羅基先生在向我介紹卡瑪，他對卡瑪的人格和良知讚不絕口。多年前，郭羅基先生曾經去過波士頓最貧困的市區之一多切斯特（Dorchester）拜訪過卡瑪家，親眼看到一心追求藝術真實的卡瑪夫婦生活上的清貧，這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後來我和卡瑪做了朋友，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
我經常對其他朋友說：卡瑪是我看到的最高尚最純潔的人之一。這幾年我在與卡瑪的交往中，常常從不同角度交換意見，令我在精神上受益良多，作為一位嚴肅的曆史學者，卡瑪對自己及其作品有一種近乎苛求的誠實求真精神，那是我這樣的中國人所缺乏的。
澳洲漢學家白傑明曾經評價說：“卡瑪有一種執著的對人公平的追求。”我是因“六四”入獄的政治犯和流亡者，所以有些人認為我理應站在柴玲一邊，認為我幫卡瑪說話是“吃錯了藥”。我想，我之所以持這種立場，是因為我心中也有著對真實和公正的追求，這種追求對我來說是超越陣營和派別、高於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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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開始關注柴玲訴卡瑪一案時，卡瑪的情況如何？你為此做了什麽？
當時卡瑪的公司麵臨困境。2007年5月，柴玲與她的丈夫 Robert Maginn在波士頓以損害名譽和商標侵權兩項罪名對長弓公司提出了控告。其中損害名譽的指控被法官否定，商標侵權的指控被很勉強地允許進入法律程序，致使長弓公司的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兩年後，卡瑪公司的財政彈盡糧絕，被迫站出來向公眾呼籲。柴玲一方馬上以各種借口向法官要求此案必須秘密進行，被法官拒絕。
雖然我對富人圖謀報複的任意興訟、致使他人傾家蕩產的現象深惡痛絕，但我無錢無勢，又不會拉幫結派，唯一能幫卡瑪的是我的一支筆。我很高興地看到，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在讀到我的《柴玲起訴卡瑪，是不是“惡意訴訟”？》一文後，去長弓公司的網站上簽名聲援了。香港的一位雜誌編輯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並對某些學生領袖說：“我們搞新聞工作的人不能認同柴玲的做法。”新西蘭一家報紙編輯說我為他們“道出了心聲”，“如果我們每一個新聞來源，都要得到被來源的認可，我們的媒體就不存在言論自由的任何空間了。”
2009年6月7日，《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女作家 Yvonne Abraham在該報撰文談及柴玲起訴卡瑪一案，說，天安門“運動的一個領袖如今就在波士頓這個地方，對著民主的支柱狠踢了一腳。”“柴玲在利用美國法律製度攻擊她當年的同學為之獻出生命的自由。”
同年6月14日，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了兩條腿的受害者方政，給《波士頓環球報》投書，指責“Abraham在繼續宣揚一個神話，說天安門運動的領袖柴玲曾經“期待流血”。方政還說柴玲的話被製片人錯譯並斷章取義，正確的譯法應該是“anticipate”，而不是“hope for”。
盡管方政是我所敬重的六四受害者，但他的這個觀點我不能苟同。2009年6月18日，我也以讀者來信的方式，以六四政治犯的身份在《波士頓環球報》做出回應。作為在瑞典長期任教的中文母語教師，我解釋並且證明說：“‘期待’一詞在中文中所表達的意願非常清楚，即言者願意看到他或她所指望的事情發生。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不會用‘期待’來表達他或她不情願看到的事情。”
這裏順便提一句，柴玲最近給丁子霖的公開信一再強調“期待流血”是別人教她說的,明顯要和這話拉開距離。她是在用中文與丁子霖交流，不存在翻譯的問題，而大家都明白，“期待流血”的說法本身就是不妥的，是很成問題的，並不是象柴玲一直想讓不懂中文的外國人相信的那樣，是因為“誤譯”才“譯”出了問題。
2009年放暑假時，我用很多時間與卡瑪電話交流，我們打開話題就滔滔不絕。我從談話中挖掘出卡瑪的人道主義思想資源，追問到她那奇特的家世，以及她的性格和命運。這年九月，我發表了《卡瑪：兩邊的汽車向我撞來》一文，想要幫助中文讀者理解卡瑪的精神境界。盡管當時海外民運陣營對卡瑪的惡意造謠、指控不絕，我也一並被人仇視，但我的這篇文章還是贏得了不少有理性的讀者的認同與肯定。我因此相信真實文字的力量。
◎ 我們看到您寫的一篇文章，稱Jenzabar起訴Long bow是“惡意訴訟”，您能闡釋一下是如何得出的這個結論？
說到這篇文章我有點得意，因為四年後的美國法庭判決正好證實了我早先的判斷。看來業餘人士隻要有心好學，還是能夠摸到一點法律的門徑的。
我在2009年6月的文章中說：“柴玲有訴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柴玲訴卡瑪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標而是報複。”“欲借助訴訟的合法形式掩蓋報複的目的，企圖讓製片人卡瑪遭受巨大的精神（時間和精力）和經濟（律師代理費及其訴訟費等）的損失。”
美國麻省最高法院在2013年10月16日的判決書寫道：“濫用法律程序的核心表現是起訴者另有企圖，即起訴的目的不是為了從控告中所列舉的損害中得到解脫，而是為了達到另外的目的。此案的全過程毫無疑問地說明這正是尖子班的所作所為。尖子班把長弓拖入長期的、昂貴的訴訟過程，不是為了保護尖子班的商標不被侵犯，而是為了壓製對尖子班負責人及其行為方式的批評。”
判決書的這一段正是法官為“惡意訴訟”下的定義。英文正規稱 "abuse of process" （濫用程序）。也可稱為“malicious lawsuit”或“harassment law suit”，直譯為“惡意訴訟”或“騷擾訴訟”。
你問我在四年前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這不難，隻要把柴玲的所作所為和法律認定“惡意訴訟“的各種特征對照起來看就行了。我在文章中例舉柴玲訴卡瑪的官司符合“騷擾訴訟”的幾個特征，例如，原告不以勝訴為目的，不積極追求訴訟的效率，盡量拖延時間等等。再加上柴玲的前夫封從德和一幫子學生領袖發表致記錄片製片人的《公開信》，敦促卡瑪糾正所謂的“史實錯誤”，而柴玲在訴訟取證過程中也一再提及這《公開信》，這就從另一方麵證明了，他們的真實目的不是商標，而是那個影片。這裏也順便提一句，封從德要求卡瑪在長弓的網站上發表他們的《公開信》。卡瑪發表了，並做了詳細的回答，而封從德卻不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卡瑪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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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現在服從法院的判決了麽？她準備什麽時候將法院判定的訴訟費賠償給卡瑪？還是她準備繼續上訴？
就案子訴訟的內容而言，柴玲輸了兩輪。2010年12月，法庭宣布尖子班敗訴，尖子班不服上訴，又於2012年10月敗訴。 柴玲是否服從法院的判決，應由她本人來回答。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柴玲方麵似乎已經接受了敗訴的判決，即決定不再向更高一級的法庭上訴。 2013年5月麻州最高法院就長弓提出的律師費和相關費用問題，責令尖子班支付近52萬美元的訴訟費用。這是因為柴玲方麵不僅僅是一般的敗訴（正常敗訴不會被責令賠償被告的律師費），而且是進一步被判定訴訟目的不正當而必須付對方律師費。現在柴玲方麵還在就這一判決上訴，反駁法官所列舉的他們的行為已構成“別有企圖”、“濫用法律程序”等等。
下麵是2013年10月16日麻省最高法院有關尖子班賠償長弓律師費的判決書論證節選。全文太繁雜了，我隻選出其中關鍵性的結論。
被告方（長弓）應獲原告方（尖子班， 柴玲和Robert A. Maginn，Jr.) 賠償律師費及其他訴訟費用共 511,943.12 美元。
判尖子班賠償長弓律師費的根據是“藍漢姆法案”[The Lanham Act, 15 U.S.C. 1777(a)(3)]。此法案規定，在案情特殊的情況下，法官可以判決敗訴方賠償勝訴方的律師費。長弓公司舉證認為此案符合“藍漢姆法案”定義的特殊案情。理由是，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尖子班狀告非營利的小公司長弓，不是因為後者對前者造成了任何商業性的損害而需要尋求公正與補償，而是前者企圖壓製批評。長弓提出的證據是，其一，尖子班的訴訟的法律依據十分薄弱、勉強，而且在訴訟過程中不斷變換說法；其二，尖子班與長弓之間不存在任何商業競爭關係；其三，在取證過程中尖子班采取了濫用程序、騷擾被告人的手段；其四，尖子班采取的訴訟策略明顯是要盡量增加長弓的訴訟費用。
判定此案確屬“特殊案情”的標準是“濫用程序的因素”。根據這個標準，如果敗訴的原告在訴訟過程中濫用了程序，則法官可以判原告賠償被告的訴訟費用。
……
尖子班訴訟的法律依據的薄弱（勉強性），是其另有企圖的有力證據。……同樣有力的證據是尖子班在取證過程中的行為，尤其表現在其所提的問題與其所聲稱的訴訟目標毫無關係。4 而且，尖子班在上訴時提出反對原判的理由也顯示了其真正的意圖。例如指責長弓網站上“尖子班”網頁以及其他有關內容“有損尖子班在學術界的名聲”。很明顯，尖子班所關切的不是其所聲稱的“客戶迷途”和“網站歸屬混淆”（既尖子班的潛在客戶會誤以為長弓的網站是尖子班的網站），而是網站上對其形象不利的內容。尖子班在訴訟中不斷變換的法律和事實依據也是其目的不正當的明證。另外，當訴訟已經致使長弓瀕臨破產的時候，尖子班極力反對法庭接受誌願為長弓免費打官司的律師。這一舉動也很能夠說明問題。與此相關的是原告與被告在經濟實力上的懸殊差異 —— 這一因素也是構成判斷尖子班有敲詐性的訴訟行為，從而確認此案具“特殊案情”的多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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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訴訟案給Long bow長弓製片公司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因為這場訴訟，長弓不得不中斷了原計劃的一些人文與環保題材的攝製項目。為了幫助長弓支付訴訟費用及維持辦公室的費用，公司人員都去打工掙錢。長弓的成員都是有能力在商業競爭中掙錢的人，之所以選擇從事這個收入較低的非營利製片及研究工作，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工作有意義。但在被卷入訴訟的情況下，非盈利公司的正常業務無法進行，也無法爭取各種相關基金會對這些業務的經費支持，隻好出去掙錢。
在長弓發出了爭取學術界、新聞界支持的呼籲書，並得到數百名教授、學者以及各行業人們的簽名支持後，有關此案的消息也得以廣泛報道、流傳，美國一些律師網站和關注法律的團體的博客隨即開始注意到此案。其中一個叫“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團體，是一個以捍衛言論自由、保護消費者利益為宗旨的民間組織。這個組織此前已經在關注美國某些大公司假借商標法壓製言論自由的傾向，他們認識到, 尖子班訴訟長弓是一個具有有代表性的案子，打贏這個官司就可以作為先例，幫助其他人對付這種偽商標訴訟。
於是，公共公民組織與長弓聯係，在卡瑪經濟上難以為繼的時候，於2009年10月開始提供免費律師幫助。 這是卡瑪方麵得以把官司繼續打下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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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這場訴訟案給卡瑪本人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研修中國美術史的卡瑪具有很高的藝術品味，她最欣賞中國的書畫藝術，還有其他很多生活情趣，例如她喜歡種地，看到泥土中長出的花苗就高興，有時還去拯救小鼴鼠。當時人到中年，孩子慢慢長大，卡瑪編導的多部有關中國曆史與文化的記錄片在國際電影節獲獎，長弓公司的事業看起來越來越興旺。
然而，由柴玲挑起的這場長達六、七年的無理訴訟，耗費了卡瑪夫婦生命中最寶貴的時間，讓他們疲於應付，陷入動輒得咎、捉襟見肘的困境中。被官司折騰，時時處在焦慮之中的卡瑪，竟很難找出時間來給孩子做一頓像樣的飯。很多次她悲哀地對我說：“這簡直是在浪費我們的生命！”
卡瑪還須有經受無數辱罵與冤枉的心理承受力。因為卡瑪的記錄片對柴玲不利，而柴玲作為“廣場女神”，絕不承認自己說錯了話，那麽對於自己的形象不佳必須要歸咎於敵人的陰謀，歸咎於一個萬惡之源。卡瑪就成了這個萬惡之源，成了柴玲及其支持者徹底抹黑批臭的目標。
在中文網上，文革中曾被紅衛兵趕出學校的卡瑪竟被無端地稱為“紅衛兵”、“中共高幹子女”、“狗奴才”，“犯下了反人類罪”……。有時候，卡瑪看到一些罵街水平達到極致的文字會笑岔氣，到處發給朋友們欣賞。但有時候，她看了攻擊、侮辱自己父母的文字會黯然神傷。但即使在自己被謾罵的時候，卡瑪還多次向我表達她對網絡上針對柴玲的侮辱、謾罵多麽地不認同，並為此氣憤。
對卡瑪一家來說，柴玲挑起的這場訴訟案是災難性的。山窮水盡之時，卡瑪似乎對美國的法律也失去信心，需要我給她打氣。但卡瑪仍然感激命運。因為就在柴玲氣勢洶洶打官司、長弓公司的運作被迫停下之前不久，華盛頓地區的一所大學聘請了卡瑪做校級頭銜教授，這就像有什麽預兆似的，預先給卡瑪的事業開辟了另一條路。訴訟開始後，她的丈夫也努力開發別的事業，並越做越興旺。天無絕人之路啊！
卡瑪曾經勉勵我說：“我們隻能憑著自己的良心，按照自己的信念以最誠實的方式活著。”經曆了這麽大的無妄之災，她給曆史留下一份誠實，給中國民主事業留下了最經典的傑作——記錄片《天安門》。在六四25周年之際，在中共當局仍然禁談“六四”之時，我對卡瑪充滿了感激之情。
◎ 關於柴玲近些年來一直號召大家放下對中國政府的仇恨，等待神的作為這種觀點，您怎麽看？
近兩三年來，柴玲每到六四就發表一些令人吃驚的言論，很多她過去的支持者因此轉過來批評她，而我此時卻一聲不吭。張愛玲有句話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多年來介入柴玲訴卡瑪一案，我已經很清楚，這位“廣場女神”在現實中是一個怎樣的人，因此懶得在眾說紛紜之時再去說她了。
中國北方話中有一個說法叫做“找不到北”，是指人沒有主見，搞不清東西南北。很不幸，柴玲近年來那些讓很多人氣憤的言論，就源自她這種“找不到北”的心理特質，和讓人莫名其妙的混沌頭腦。
讀《《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我很吃驚這位學生領袖在參與學運時，對異議政治幾乎一無所知。柴玲的父親是解放軍的軍醫，後來做了軍隊醫院院長，他讓女兒讀共產黨黨史，要求柴玲作為“兩個解放軍戰士的女兒”，必須比其他孩子表現好一些。柴玲確實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她曾經是全國三好學生，也考上中國最好的大學，但她缺乏共產黨正統教育之外的社會知識與經驗。
像這樣完全受紅色教育長大的孩子，怎麽會成為振臂高呼的廣場異議領袖呢？這裏當然有八十年代北大青年學生向往自由民主思潮的影響，但用柴玲自己的話來說，她是為了封從德才卷入學運的。為了對丈夫表示她是多麽愛他，柴玲在八九學運之初，為封從德參與的籌備委員會承擔了很多事務性工作。她說：“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忠實的妻子對她的丈夫的奉獻。”
事情就這麽陰差陽錯。一個頭腦簡單的小妻子想要努力贏得丈夫的愛，最後丈夫的愛沒有贏得，她本人卻因為“硝煙中的甜美”，成了舉世聞名的廣場領袖。在自傳中，柴玲敘述前夫封從德對她施行的暴力，以及丈夫的移情別戀，很是令人同情。
但“一夜成名”的巨大名聲對思想準備不足的人來說，也是一劑心靈的毒藥，是巨大的腐蝕劑。來到美國之後，柴玲似乎不甘於享受相對平靜、富裕的生活，她仍然希望自己是世人矚目的中心，仍然迷戀那些歡呼與崇拜。卡瑪的記錄片卻展示了她不願承認的真實，使領袖的形象更接近於充滿了矛盾的凡人，不那麽偉光正了。柴玲先是本能地按共產黨的邏輯，把暴露她缺點的人打入敵人營壘。在嫁了美國的老錢（Old Money）丈夫，成了富豪太太之後，這個昔日的單純女生便利用金錢的威力和法律的弱點，狂妄而惡毒地下手整人。
我希望有一天，信了上帝的柴玲能夠認識到自己嫁禍他人，給卡瑪及其公司帶來巨大損害的過錯，能夠誠摯地向卡瑪道歉。
如果對柴玲的成長過程、知識結構以及人生經曆稍有了解，我們也就不必再為柴玲那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言論而困惑了。我希望你們媒體今後不必再在乎柴玲說什麽，而把關注的焦點更多地轉到對國內人權抗爭的事業中去。
讓我以記錄片《天安門》解說詞的最後一段來結束我們這次采訪吧。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段話：“當人們丟掉了對完美社會的幻想，放棄了對超凡政治領袖的崇拜時，他們隻好重新麵對人性中的種種矛盾。或許，人們在體會人際間日常的冷暖，承擔生活中平常的責任的過程中，能為社會尋找到新的出路。”
2014年5月12日
她的世界柴玲似廢柴根本不配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