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澆灌植物一樣澆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縮。
在時光河流上回望一九八九
——讀曹旭雲《愛爾鎮書生》
（瑞典）茉莉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學家的意思是萬物皆變。但是，書籍和藝術卻能創造奇跡，讓我們重返當年生活的現場，重回昔日河流經曆那令人刻骨銘心的往事。
一九八九年創深痛巨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仍由強權鐵腕控製的社會中，其存在空間、身份與價值理念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轉換。當年的壯麗豪情以及血腥殺戮，隨著崛起的商業大潮，似乎都被埋葬到曆史的深水區去了。
就在六四30周年之際，原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學教師、曾在天安門廣場任“外省援京團”團長的曹旭雲（又名羅姆），作為八九曆史苦難的見證人，捧出了這本39萬字的心血之作——《愛爾鎮書生》。
這本生動翔實的自傳體紀實文學讓我們看到，一位“回憶思想者”在沉屙遍地、萬馬齊喑的中國，以他不懈的思考追求真相與自由，並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曹旭雲的“個人微觀史”充滿了溫度和現場感，促使我們去正視一個民族尚未愈合的集體創傷，以真實的社會記憶與強權爭奪曆史的闡釋權。
@ “回憶思想者”不懈的思考與激情
讀這部書稿時，我發現自己與作者有不少相同之處。我們都是來自外省（湖南和江西）的教師，都於1989年春夏之交時期前往北京，卷入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都在失去公職走投無路時下過海南。盡管曹旭雲僥幸沒像我一樣遭公審判刑，但他實際上投入學運比我更積極主動，更忘我犧牲。這是因為，他比我更年輕更具書生氣，更難忍受黨國控製下那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追求民主自由的意誌因此更熱烈更頑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拋棄了體製的曹旭雲就從海南跑到北京，如他所說，這是“布衣拳擂紫禁門”。當時他借住在北大，以“羅姆”這個名字參加學生的遊行示威，在天安門絕食直至昏迷。5月23日百萬大遊行後，曹旭雲組建了“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並任團長，參與了廣場的各項活動與決策。6月3日晚，中國軍隊像蝗蟲一樣進入廣場，他被悶棍和槍托擊中，受傷流血後昏迷了兩天一夜，幸好被搶救過來。
和不少中國六四幸存者一樣，在天崩地裂的事件發生後，曹旭雲帶著身心創傷走上經商之途。他的一個朋友說：“就力量對比而言是懸殊的，可是他們動刀動槍，我們動金動銀，如何？”筆者所知道的一些六四學生學者在慘遭失敗後，都曾咬牙做出這種打算：先埋頭打好經濟基礎，然後再跟共產黨鬥。
然而，他們都大大低估了金錢對自己的腐蝕力量。“六四”後中國專製下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改變人們的思想行為，摧毀了他們過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價值觀。很多過去的理想主義者變得世故而油滑，很快就適應了那個曾被他們詛咒的體製，並在其中如魚得水。他們淡忘了八九，稱那是“少不更事”所為。
曹旭雲也在商場拚搏中走到了油膩中年。當年那個高挑瘦弱蓄長須的書生，後來在隨波逐流中渾身蒙塵。然而，即使成就了所謂“成功人士”身份，但當年廣場的挫敗，仍日夜困擾侵蝕和襲擊著他的靈魂，他沒法忘記那份激情、那份清純年代的記憶，並一直懷揣著對死者的歉疚與祈求救贖的念心。
他曾賦詩雲：“回眸六四二十年，往事如磐如夢煙。鐵馬踏平民主夢，烏雲籠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謀生計，天下熙熙隻認錢。閉目一思一落淚，……”
於是我們看到這部曆經多年寫就的厚重新書——《愛爾鎮書生》。曹旭雲把記錄這些史實當作“此生唯一的意義”。這部回憶錄使我們重曆一九八九的精神氛圍，感受到中國曾一度擁有過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時代，以及那個慘絕人寰的痛苦結局。
即使被自己所珍愛的世界所殘害，傷痕累累，曹旭雲仍然能用持續的記憶和不懈的思考，去關注當年的受難者與今日的現實，並對人世間的正義與良善懷有期待。從這一點看，曹旭雲依舊處於青春狀態，他的心仍然留在廣場。
@ 個人微觀史充滿溫度和現場感
由於曹旭雲有著很好的文學功底，他的書和一般的六四回憶錄相比，更多了一些文學性。個人回憶錄是一種帶有強烈主觀特質的文體，這種微觀史用的是第一人稱，在描述事件時，作者往往會探討自己內心的微妙和激蕩之處，使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產生互動。
例如，因真性情認死理，與黨國的教育製度抗爭，青年教師曹旭雲被從縣城中學發配到了愛爾鎮——一個窮鄉僻壤的山村中學。他描繪自己的壓抑和孤獨，自我放逐的決絕，寫道：“感覺有一個更遙遠美麗的聲音在向我呼喚：這是一片毫無生機的死地、腐地。你要離開這裏，離開這荒野陵穀，去到那遼闊的世界吧！”
當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傳到海南，剛安頓家具廠不久的曹旭雲，正肩上搭條毛巾去洗浴。在悲憤之中，他被使命感召喚，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我此生此世不就是為這一刻做準備的嗎？我得去推波助瀾、去見證曆史。人與國家是平等的，甚至還高於國家――我得去理論理論。”
除了自我主觀的心理描寫，此書還具有強韌的曆史現場感和鮮活的細節。例如四月中旬的北京大學：“三角地整個的氣氛、形式雖溫和平靜，卻透著一股被持久壓抑著的思考與哀痛氣息。讓人感覺有一股莫名躁動著的、似乎即將噴發的巨大湧流。”
又如，他描繪天安門清場前夕的景象：“6月3日傍晚時分，陰沉的天空下有一縷陽光，像是一絲獰笑，接著鑽入地下。隨之，四周槍聲逐漸密集起來。”
早有家鄉人用黃梅戲腔調，演唱曹旭雲桀驁不馴的故事：“江南曹十九，文采實在有。棋琴和書畫，樣樣都在手呀子伊嗬佘。隻是人耿直呀，不跟領導走。”在充滿了文采和情感溫度的敘述裏，個體的“黑暗記憶”和“創傷經驗”，變得很具可讀性。
此外，《愛爾鎮書生》一書中還有大量的社會人物描寫和江湖故事。由於曹旭雲走南闖北，在社會各階層浮沉，既有差點淪為乞丐的經曆，也有作為富商的體驗，其交遊廣朋友多，閱曆非常豐富，書中因此有很多人物和風俗描寫。這一類描寫雖然讓人感覺篇幅龐雜，在結構上旁支橫斜，但涉及了個人命運與社會及他人的關係，展現了一個偉大運動產生和發展的廣闊背景。
@ 知識人走向邊緣化，人心百態
“一個民族衰亡始於知識份子的精神衰亡。”這是曹旭雲筆下一位老師的斷言。《愛爾鎮書生》不僅記錄了中國專製權力對知識分子的羞辱、壓製和迫害，還記錄了作者熟悉的一代知識人三十年來的反抗與掙紮，甚至淪落。
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知識人，他們在八九後走向邊緣化，喪失了獨立性和批判性。但作為掙紮求生存的個人，他們各有各的追求和命運歸宿，可謂人心百態。
在曹旭雲昔日的熟人和朋友中，有人辦酒店和企業發大財，有人走上上訪不歸路；有人積極宣傳官方意識形態，成為一級教授和演說家，有人悠閑嗜茶迷戀收藏；有人顯赫一時因腐敗鋃鐺入獄，有人歸隱佛門維護山民權益；有人在對現實絕望告老歸田，有人放棄文學主攻養生；……。
最令人難忘的是阿梅、詩瘋子夫婦。他們在五月戒嚴時上北京，在正陽門附近搭起粥棚，每天用三輪車給學生送茶送粥。6月3日夜，夫婦倆先後倒在血泊之中。曹旭雲感歎說：“一對文弱情侶竟是第一等激烈之人。”
在曹旭雲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堅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如1989年在北師大自治會負責理論宣傳的對話團成員王治晶。王治晶後來畢業時被拒於體製之外，還因簽署《零八憲章》被傳喚、喝茶、抄家甚至失蹤，但生活清貧的他仍頑強地從事民間抗爭運動。
書中還有幾位筆者較為熟悉的文壇人士，例如，上海學者吳洪森、複旦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張閎、當年的“文壇黑馬”摩羅。他們三人都曾是八九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後來卻道路迥異。在三十年間，吳洪森仍初衷不改、矢誌不渝。張閎曾與摩羅一起因反革命煽顛罪被拘押半年，據曹旭雲說，他後來在革命熔爐中被改造為“良民”。
最令人唏噓的是摩羅。曹旭雲與摩羅是九江師專中文係的同學，後來都在鄉村中學教書，兩人交往不少。先後走出體製後，他們曾結伴在海南流浪，玩“數字遊戲”謀生。然而，這兩個昔日親密的朋友後來卻成為陌路。在師弟曹旭雲看來，曾被視為占據人文道德高地的“精神界戰士”摩羅，後來“蛻變成一個極端的毛左和極端的民族狂熱分子”。
從反抗權力到將國家奉作偶像跪拜，摩羅是中國知識人被體製招安的典型。曹旭雲聽說，摩羅的轉變是為了要送孩子去美國受教育的用度所致。看來，這一切都出於功利主義的理性算計。
@ 正視集體創傷，與權力爭奪闡釋權
在此書中，曹旭雲描繪了一幅色彩斑駁的俗世畫卷，同時，他以透徹的觀照和敏銳的審視，剖開了人世間殘酷黑暗的一麵。讓人們看到，八九過去30年來，不少中國人屈服於專製，接受了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其心靈生命逐漸萎縮，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走向崩塌。
曹旭雲說：“真正致命的是把人們對公理、良知、道德和自由等美好希望的向往給滅絕了，這才是最可怕的。”那麽，作者靠什麽來支撐自己的精神而不沉淪，靠什麽來挽救世道人心呢？曹旭雲能做的是書生本行——寫作。
這部從個人角度書寫的回憶錄，是大我群體的社會記憶的一部分。這種社會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緬懷與哀悼，不僅是表達自己對於文明喪失的憂患之情，而且是一個民族的自我療救。社會記憶探尋傷疤的深層肌理，試圖修複社會的集體創傷，重建國人的人性與道德感受能力，並給後代留下曆史文明的養分。
真誠的記憶是與曆史真相銜接的，而虛假的曆史卻常常與權力結盟。三十年來，中共當局為掩蓋六四真相製造了大量的謊言，而曹旭雲的寫作則是以第一手的材料，與專製權力爭奪曆史的言說權與闡釋權，這是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的。
正如曹旭雲所說：“六四，因其偉大的存在，當年的參與與今日的寫作，都以為是對自由的一份踐行。”
閱讀此書行雲流水般的文字，我們仿佛站在時光的河流上，回溯三十年的曆史，與逝者和幸存者做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交流。在此書中，我們能感受到一股不甘泯滅的理想主義氣息。希望曹旭雲的新書，能鼓舞更多的六四幸存者出來敘述曆史、反思時代。一個民族的價值共識和情感共同體，就建立在這一類真實而深刻的社會記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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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於斯德哥爾摩
原載《議報》2019年5月8日
作為那次運動的經曆者，我也在思索哪一條路對中國更好：一個有高尚理想卻羸弱的人，還是一個沒有靈魂卻強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