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澆灌植物一樣澆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縮。
被圍攻的羅琳及其同道的哲學茉莉：歐洲有人高喊要“吊打”同情難民的《哈利•波特》作者羅琳，這說明他們不理解羅琳等人的哲學和價值觀。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係列之十二 大規模逃難並非新鮮事，這種現象與人類曆史自始至終緊密相隨。柏拉圖在《對話錄》裏，曾描繪一個叫做亞特蘭蒂斯的古老城邦。該城邦於公元前一萬年被史前大洪水毀滅，逃出的難民散落世界各地，創造了許多文明。 按照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當今全球難民總數已達6560萬。如何對待這些因天災人禍而流離失所的人，體現了不同的文明程度。除了涉及道德和法律義務之外，對難民的態度還與諸多社會哲學有關，例如康德哲學、阿倫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不同的態度還源自不同的意識形態，例如：民族主義、現實主義和世界主義。 在近年來的歐洲難民潮中，有人高喊要“吊打”《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 K. Rowling），嘲罵羅琳一類願意救助難民的“傻白左”和“聖母婊”。他們以為自己特聰明，而羅琳等則是愚不可及。其實，這隻是因為，羅琳一類有與他們不同的哲學思想和價值觀，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認知與願景。
在這個因自私、墮落而日趨晦暗的世界上，羅琳一類歐洲人的願景、理念和哲學，如鑽石一樣閃閃發光。 羅琳被“吊打”，她犯了什麽法？ 那是2017年2月，特朗普剛上台不久。英國小說家羅琳因同情難民，批評特朗普的禁穆令，遭到反移民極右人士的惡罵圍攻。一名法國人甚至在某請願網站發起簽名，要求羅琳開放自己的豪宅給穆斯林難民住。 消息一出，去該網站簽名的人數立即超2萬。在海外中文網上，也有華人鼓動人們前去簽名，並惡狠很地叫嚷：“吊打羅琳！” 當時，我以“瑞典茉莉”的名字在網上發表評論，指出：針對羅琳的請願犯下了違背法律常識的錯誤。我談到以下幾點： 一，《聯合國難民公約》是各國政府簽訂的，履行責任接收難民的也隻能是各國政府。公民羅琳無權私自接收難民。 二，公民羅琳有權批評各締約國政府不承擔國際義務。 三，公民羅琳的私有住宅神聖不可侵犯。羅琳是否在自家接待難民，是她個人的自由選擇，他人無權過問。 四，羅琳的哈利•波特主題書籍影視的巨額收入，使她成為億萬富豪，她也因此成為英國的交稅大戶。這樣，公民羅琳就以她交納的巨大稅款支持了政府，承擔了接收難民的責任。 自此，我便注意羅琳的一些關於難民的言論，那是被極右人士和新納粹們切齒痛恨的。例如，羅琳主張開放歐洲的國界，接受來自中東的難民。 這種主張與羅琳本人的人生經曆有關。她是英國籍，但其母有法國血統，她本人曾在葡萄牙工作過，能講多種語言。因此，羅琳自稱是“歐洲大陸上的雜交產物”。這也許是她能夠天馬行空地展開想象，創造出哈利•波特這種神奇藝術形象的原因。 願景歸於哲學，世界主義閃亮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歐洲，羅琳心中有一個美好的願景，即：開放而良善的歐洲展開臂膀，擁抱那些需要庇護的逃難者。這個理念，有點像中國古代梁山好漢的“四海之內皆兄弟”。 願景是我們對世界“應該如何”的認識。個人的願景往往可以通過邏輯演繹，轉化成為理論。像羅琳一類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其願景可歸為一種哲學理念和社會理想——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者認為，全人類都屬於同一精神共同體，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員，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同等的價值。 心中有這一種願景的歐洲人不少，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主義者”。在歐洲難民潮中，這類世界主義者大力助人的高尚表現，展現了人類心靈中最美麗的花朵。 當時，很多歐洲人以各種方式救助難民。例如，德國許多城市主動向默克爾總理表示，願意接受船上得救的難民，不能讓他們再在船上漂流，這就形成德國的“歡迎文化”。一輛輛滿載貨物的汽車駛向希臘，其中裝滿來自北歐的衣物、寢具等捐贈品。不少非政府組織與誌願者駕駛船隻乘風破浪，去地中海參與拯救難民的行動。 因難民湧入太多，瑞典政府曾一度決定關閉邊界，當時不但有人權組織抗議，還有瑞典人為本國拒他國求救者於門外而痛哭。這些世界主義者雖然被人視為“烏托邦”，但他們都有一顆寬廣而溫暖的心，能包容不同的民族，將難民視為平等的世界公民，把關注人類的苦難視作道德關懷的目標。 與這種博愛的世界主義相對立的，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的思想，他們在乎的是種族、血緣和文化，往往帶有對其他民族的歧視與排斥。民族主義走到極端，就形成了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新納粹的溫床。納粹主義強調不同人種之間的生存競爭，把國家視為保種保族的工具。 那些跑去“吊打羅琳”網站上簽名的人，他們排斥難民的態度，大致屬於極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私力幫助難民，不懼法律懲罰 痛罵羅琳的人有一個很無理的說法，即，誰主張救助難民，就讓誰把難民接去自己家。這個要求別人私力救助難民的說法，在中文網絡被廣泛傳播，我本人就經常遭人如此“建議”。如前所說，這是因為“建議者”不懂西方國家的法律，也認識不到歐洲納稅人的權利。 就筆者所知，還真有一些歐洲人以私力救助難民，為此不惜被法律懲罰。在《教堂庇護：非法難民“抓住門環”》一文中，我曾寫道：在歐洲對抗國家法令、大規模“窩藏”難民的是基督教教會，但政府出於對傳統聖地的尊重，警察一般不進教堂捕人。而一些普通人私力救助難民，一不小心，就有被法律追究的麻煩。 2017年1月，瑞典記者歐豐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兩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馬爾默法院受審。這個事件在歐洲引起熱議。 那是三年前，歐豐瑞和他的電視組在希臘拍攝紀錄片。他們遇上了當時才15歲的敘利亞少年貝德（Abed）。這位孤獨逃亡的少年說，他在瑞典有親戚，請求歐豐瑞一行能帶他到瑞典。
歐豐瑞和他的同事決定幫忙。他們放棄了飛機，帶著敘利亞少年駕車穿越歐洲各國抵達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親戚接走，不久就獲得瑞典的居留權，而記者歐豐瑞和他的同事卻麵臨刑事起訴。 盡管公訴人要求嚴厲處罰三個被告，提出要給他們判坐監獄的實刑，但瑞典的社會輿論普遍聲援電視記者，希望法庭將他們三人做“人道主義例外”處理。在二審時，高等法院維持了溫和的原判，三個被告都隻被判緩刑和75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記者歐豐瑞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他說：“我必須遵循我內在的道德指南針。”假如一切重來，他會毫不猶豫地做出同樣的選擇。 與此相似，丹麥一個女政治家瑪麗（Maria Sloth）於2015年9月，開門收留了兩個疲憊而受凍的非洲難民，讓他們在自己家過夜，然後為他們購買了前去挪威的輪渡票。麵臨法庭審判和拘留幾十天的刑期，瑪麗說，她隻是跟隨自己的良心，“當有人需要幫助時，我給予幫助是正確的。”
回到康德，談“陌生人的權利” 很少有中國人能認識到，這些在他們看來愚蠢至極的歐洲人，其對待難民的友善態度，不但植根於古老的基督教教義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學基礎之上。是曆史上偉大的哲學家，告訴迷茫的人們該怎樣思考和處理現實問題。 例如，德國對難民的“歡迎文化”被海內外華人嘲諷不已，但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康德。康德曾提出在上帝退隱後，人類如何依舊保持高尚和友善的問題，並思考過“陌生人的權利”，認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來不應被懷有敵意地對待。” 歐洲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包括薩特，都認為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德國出生的美國思想家阿倫特認為：存在主義的反抗意義在於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她經常批評那些侵犯難民和少數族裔基本權利的官方行為。
當代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寫了一本探討西方難民問題的書——《門口的陌生人》。他以一貫的人道主義立場，嚴厲批評那些利用媒體，大肆製造對於難民的恐慌、敵視和拒斥難民的現象，表達了對難民的同情與聲援。
對一部分歐洲人存在的“難民恐慌”，鮑曼也做出了分析：“突然湧來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毀我們所珍愛的事物，特別是弄癱瘓甚至毀滅我們舒適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對於在地原居民來說，難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數、潛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搗蛋鬼和安全的威脅者。……”
那麽，因難民危機而不勝負荷、充滿焦慮無奈的歐洲該怎麽辦呢？按照康德的思想推論，歐洲國家有義務去清除產生難民潮的原因。但世界難民問題過於嚴峻，它涉及到無數複雜的問題，包括國家的法律責任、人權與道德、環境承載的能力、社會資源分配、以及文化宗教方麵的認同。
此外，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聯合國的一項旨在改善移民難民處境的協議，他在美國實行對難民毫無人性的“零容忍”政策，並嚴厲譴責歐洲善待難民的政策，這些都使全球救助難民的工作更為艱難，使更多失去家園的人走投無路。
以羅琳為代表的歐洲世界主義者，他們對難民的善意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們站在更高的角度——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看問題，這就啟示我們，應該超越狹隘的民族、宗教和地域認同，摒棄各種偏見，接受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承認地球上的不同人種是相互依賴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付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和威脅。
———————— 原載FT中文網2018年8月24日 # 請繼續閱讀，點擊全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093?adchannelID=&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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