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女兒
——憶我的父親
（瑞典）茉莉
我童年記憶中最幸福的一瞬是父親給予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我被父母全托在邵東縣幼兒園。一個周末的黃昏，爸爸來接我回他教書的邵東一中。燦爛的夕陽裏，爸爸居然在路邊茅草小屋頂上掏下一個白色的鳥蛋來。小小的我，雙手捧著那個無比珍貴的鳥蛋，樂得快要發暈了。對個子高高能掏到鳥蛋的爸爸，我童稚的心裏充滿了崇拜之情。
幼時如金子般耀眼的時光，轉眼就黯然失色。自六十年代大饑荒、文革以來，個性高傲的父親在殘酷的政治高壓下長期沉默寡言，忍辱負重。一九八九年我被判刑入獄，出獄後被逼流亡，父親一次又一次地為女兒申訴，毫不畏懼地指控李鵬等中國當權者侵犯人權。
二十餘年，父親一直癡癡地等待女兒歸來。直到九十五歲，滿懷期待的父親終於油盡燈枯。不孝的我沒有回國探親、送葬，但父親在臨死之前留言，仍然將唯一的女兒視為他的驕傲。
無論怎樣遠離父母，死亡讓父母重新占據孩子的感情世界。當父母的存在成為瑞典語中的過去時態，難以抑止的懷念與感恩之情，如潮水般湧上來。記憶是我唯一的回歸途徑，我隻能以點點滴滴的回憶，去對抗骨肉長期分離的家庭悲劇。 父親莫誌達去世前的留影
@ 穿越時空的一組曆史蒙太奇
在遙遠的北歐點燃一支又一支蠟燭，我念念叨叨地和父親告別。又一個給我生命的人走了，我的思緒回到人生的起點。在飛速發展的時代，現代性讓我們一味麵對未來，使得遺忘如煙霧一般彌漫，淹沒了很多寶貴的記憶。那些過去了的幸福和痛苦，如同前輩植物裏淌下的晶瑩琥珀，埋藏在海底，需要去用心打撈。
打撈記憶帶出了一組蒙太奇，因為年歲久遠，那原本生動的圖景大都成了黑白色。在他人看來再渺小不過的往昔故事，在我卻是自己成其為自己的根源。無論我和父親有多大的代溝，他是在精神上給我影響最大的親人。
我童年時第一次看到父親露出畏縮驚懼的神情，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傍晚，父親拿著一個舊布袋，帶著我去到學校旁的一塊綠豆地裏。他彎著腰，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地摘起豆莢來。很多年後我才明白，那個大饑荒餓死了很多人，鄉下的親戚跑來求一口食物活命，父親把食堂裏限量的缽飯端給家人吃，自己因饑餓患了水腫病。本是書生的他，隻好私下開一塊土地種點綠豆以充饑。
1964年的四清運動後，父親作為“曆史反革命分子”，被從縣城中學清洗出去，調到一個叫肖家衝的偏僻山區。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已在城鎮小學受到歧視，因出身不好被撤了少先隊文娛委員之職，母親因此讓我跟著父親到那個山區去。父親遭貶罰之地，一度成了我的天堂，我在肖家衝和鄉村女孩一起鑽山洞、采野花。
每個月有一次，發了工資，父親就去殺豬的人家買肉吃。每次他拿著用桐葉包著的豬肉，走進做為校舍的祠堂，都要分出一小塊肉來送給門口的貧戶六嫂。六嫂的小女兒因缺乏營養麵黃肌瘦，嗷嗷待哺，一小塊豬肉在那個時期是非常稀罕之物。我長大後，凡自己有的東西都不很吝嗇，願意與人分享，這大概是父親身教的緣故。
到了1968年文革狂熱時期，我們連那個寧靜的山區小學也不能呆了。我終生難忘的一個鏡頭是：父親從公社開會回來，頭部帶著被造反派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傷口，胸前掛著“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牌子。當時父親隻和我說了一句話，讓我清理自己的東西，我們被命令回原籍勞動改造。我不敢問父親是怎麽回事，隻能拿著一對長長的竹竿帳棍，沉默地跟在挑行李的父親後麵，摸著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老家去。
@ “你鼓舞了我，讓我能走過狂風暴雨的海”
連綿的回憶伴著淚水，也伴著歌聲。我一遍遍地唱英文歌《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頂端；你鼓舞了我，讓我能走過狂風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讓我能超越自己。”
我有一個芬芳的名字。因為我們家先有了兩個男孩，父親在我未出生之前，就早早準備了一個女孩的名字：莫莉花。我是一個被父母期盼的女孩，是世人所說的“掌上明珠”，但我卻時運不濟。剛小學畢業就遇上了文革，因為是“黑五類”子女我被禁止升中學，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民辦中學就讀，才讀了七天就被人從教室裏趕出去。
我夜夜哭濕枕頭，為自己失學的屈辱傷心不已。父親看到我小小年紀就在鄉下插秧割稻、拾柴禾扯豬草，信奉“唯有讀書高”的他難過地對人說：“我家莫莉花本來是讀博士的料子。”
但父親不讓我繼續悲悲切切，他偷偷地教訓我，說：當年和他一起在民國時期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的同學，凡是留在大陸沒去台灣的，有些人在共產黨土改鎮反中被槍殺，有些人在反右運動中被監禁，我們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肅下鄉，已經算是幸運的了。有一次我在田間挑塘泥，肩膀挑腫如饅頭，父親看了不以為然地說：“鄉下農民世世代代都是這樣勞作的。”
在他人更大的苦難麵前，我學會堅毅地承受命運。1968年，在父親的指示下，我找到家鄉一間農業中學就讀，半天上課，半天在生產隊出工。幾年後就靠著這張隻讀了一年的農業中學文憑，我當上民辦教師。八十年代開放時代來臨，我在父親的敦促下，一邊教書帶孩子，一邊進修中文係專科和本科。父親很為我自豪，因為我勤奮努力，從鄉村小學簡陋的講台，一直教到大學漂亮的梯形教室。
心理學家會說：一切源自於童年。童年遭受的政治歧視和侮辱，在我心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到了1989年，身不由己地我卷入了沸騰的民主運動，那是因為我沒有忘記，因家庭出身長期被欺壓到社會底層的自己，對生活曾經有過什麽樣的盼望。
在我被邵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公審時，我的父母表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1989年12月24日，我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案在邵陽市委大禮堂開庭。我為自己做無罪辯，上千聽眾為我熱烈鼓掌。當時我的母親很恐懼，她一邊哭泣，一邊輕聲地抱怨、責罵我。
而我父親卻很興奮激動，他與大家一起為我鼓掌，儼然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民國時期在南京讀大學時，年輕好學的父親曾旁聽過一些世紀大案的庭審，他因此比我母親更有頭腦與見識，能認識到這場審判的性質，認識到女兒雖被判刑要送去勞改，但當局在道義上則一敗塗地。
在女兒被剝奪權利與自由的困境中，父親挺直了腰板，站在我身後。很多年後我才在他鄉反思時悟出，我在被審判時毫不猶豫地選擇維護自己的尊嚴，拒絕認罪，是因為我命中注定地繼承了父親清高和執著的性格。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從水管裏出來的是水，血管裏出來的是血。”  ◎ “教女護人權”，父親一生的驕傲
在母親走後三年，父親也走了。我翻閱他們留下的書信，禁不住淚如泉湧。母親在留下的遺囑裏聲稱：“晚年多虧莉花的慷慨贈予，這些年我們過上舒適的生活。”她提及我多年來對父母的經濟資助，這減少一點我對自己沒有盡孝的愧疚感。盡管如此，不能在父母晚年和去世之際探望和照顧他們，仍然是我心中最深的痛。
是否回國探親，這是我流亡二十二年中一直糾結萬分的問題。曾有老鄉傳話，說有關當局考慮有條件地讓我回國探親。但是，要我接受一種類似施舍的機會，從一個小洞裏爬回去，對看重個人尊嚴甚於生命的我來說，實在是太為難了。我知道有不少同命運的流亡者回去了，但他們不是寫了某種類似悔過或保證之類的文字，就是被當局追究抓捕，或友好合作，或被傳言招安。我既不能承受那種羞辱，也不想私下接受某種“恩惠”而放棄自己批評中國政府的權利。
母親不問政治，卻清楚地知道當局會使出什麽手段，為了我的安全她表態不要我回國。父親卻相反，他一直為我的基本人權抗爭。早在我入獄期間，父親就以親屬名義為我寫申訴書，堅稱我無罪，並嚴厲斥責中共當局：“你們在我女兒的判決書上例舉的罪狀隻有區區五句話，卻判了她三年刑。”
從2008年起，日漸衰老的父親盼女心切，不斷給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等機構寫信，指責他們說：“我女兒莫莉花，被你們無理抓去，又無理判刑。……你院是嚴重侵犯人權的犯罪人。”他還寫信給李鵬、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聲言要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告他們侵犯人權。
盡管父親的一封封告狀信都石沉大海，但他堅持向那個冷酷無情的國家機器要個說法。他充滿信心地告訴我：“等我告倒了他們，你就可以回國了！”無論父親晚年是否喪失了對現實的認知能力，他的邏輯是清晰的：是那個政權逼得女兒流亡，是他們有罪。他仍然豪情滿懷，在一首寫給台灣的老同學的信中，他自作挽聯一首，其中就有“育才執教鞭”、“教女護人權”等句子。他把我走上為人權抗爭的道路視為他的驕傲。
我的父母都活到高齡，但都沒有等到女兒回家。一生與父母聚少離多，喪親之痛使人清醒，讓我從虛無之中獲得人生的信念。生命的真相猶如海水退後裸露的礁石，我意識到自己繼承了父輩的遺傳密碼，也承載了他們的追求與夢想。
－－－－－－－－－－－－－－－－－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5年六月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