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近１千萬左右的歐洲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及其幫凶屠殺了６００萬，戰爭結束時，僅幸存約３００萬左右，其中大約１－２百萬猶太人在蘇聯幸存下來，其中不少是躲避納粹德國殺戮逃往東方的人——他們大多數人戰後沒有返回波蘭或德國。
納粹德國崛起後，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９年來自德國和東歐的第五次移民潮（Fifth Aliyah），給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Mandatory Palestine）帶來大量猶太移民，人口從１９３１年的約１７．５萬急劇增加到１９３９的４４萬左右。１９３９年５月英國頒布《白皮書》，宣布５年內英國托管的巴勒斯坦僅允許猶太人再移民７．５萬人，並限製土地購買，這一年成為猶太移民的關鍵分界點。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僅有約４萬至４．５萬名猶太人移居免受納粹德國戰火的亞洲一隅巴勒斯坦，其中約３萬為合法移民，１萬五千為通過“阿利亞貝特”運動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二戰其間有部分巴勒斯坦猶太人千方百計移居美國等其他國家，由於戰爭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各國變本加厲地延續戰前嚴格限製猶太人入境的國策，成功率很低。二戰結束時巴勒斯坦猶太人口約５０萬。
１９４５年，美洲大陸免於納粹德國戰火和屠殺的美國，猶太人口估計約在５００萬，遠超猶太人移居了千百年的歐洲，躍居為世界第一大猶太人聚居地。
從納粹集中營被美國、英國等盟軍解放的猶太人，滯留在西歐盟軍占領區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匆忙修建起來的“歐洲二戰後臨時收容所”（Displaced persons camps in post–World War II Europe）”；被蘇聯紅軍解放的東歐猶太人，則被納入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國蘇聯共產黨主導、扶植下的專政體係。
１９４５年５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歐洲大陸各地有兩千萬人無家可歸，其中包括納粹集中營的強迫勞工、戰俘、政治難民以及大屠殺的猶太幸存者，成為“流離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 DPs）。
流離失所者中非猶太的大多數人，在盟軍的幫助下，陸續返回自己的故土，開始辛苦地重建家園。
猶太幸存者則沒有這麽幸運。盡管他們在歐洲那些房產幾年前還在自己名下，法律文件健全，又有盟軍武裝撐腰，但他們在盟軍的護送下返回已被德國居民占領的家園時，遭遇到的卻是鳩占雀巢的德國居民暴力驅趕，行李被扔到大街上。德國人強硬地放言：“我們雖然戰敗，無力對抗英美聯軍，但殺猶太人還是綽綽有餘！”
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摧毀的歐洲大陸，瘡痍滿目，餓殍遍野，各國政府救濟本地土著基督徒人口尚且捉襟見肘，哪裏還會在乎異教徒猶太人的死活？有多少歐洲基督徒內心深處實際上認同納粹德國的非猶太人化，否則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基督教世界，對納粹德國肆無忌憚地將猶太人種族滅絕，發聲抗議者幾何？異教徒猶太人哪怕是世代居住生活在歐洲，在他們眼裏永遠是異邦人，早欲驅逐之而後快。納粹德國不過遂了他們千百年之心願罷了。
截至１９４５年９月，仍有約１５０萬流離失所者滯留在被占領的德國和奧地利，其中約有３０萬人是猶太幸存者。後來除了猶太幸存者，其他流離失所者陸續返回了家園．
唯有這３０萬人是猶太幸存者，從集中營獲釋或走出藏身之處，卻發現自己失去了家人和昔日的家園，不得不暫居在英美聯軍管轄的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的難民營裏。這些難民營均為納粹集中營改建，居住、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生活之悲慘，與後來巴勒斯坦難民營裏被逐出家園的穆斯林差不多。
世界各國仍然拒絕接收猶太人。占領德國的英美聯軍軍事管製當局，二戰勝利後就一直頭痛如何安置這些滯留歐洲無家可歸的猶太人難民。一開始是鼓勵這些集中營裏幸存的猶太人返回家園，但他們返回已被德國居民占領的家園，得到的是繼續被暴力和反猶太主義驅趕，無處收留，隻能再次回到盟軍的難民營裏。
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初，由於越來越多的歐洲猶太人遭屠殺的報告被公開，在美國猶太團體金錢資助的強力國會遊說與新聞輿論壓力下，美國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求美國加強在歐洲的營救行動。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備忘錄指責國務院在營救上反應遲緩，措施不力。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緊急組建了政府工作組，協調對歐洲猶太人的營救工作。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２日，羅斯福簽署了第９４１７號總統令，建立戰爭難民署 (War Refugee Board)。該機構旨在加強美國政府在營救和救濟受迫害者等方麵的政策，包括建立安全避難所，撤離納粹占領區麵臨危險的人，向集中營運送救濟品等。駐歐洲的美國外交官收到命令後，開始執行總統令中的所有政策。但為時已晚，二戰進入末期才幫助了一些猶太人脫離集中營，數量非常有限。
二戰結束後，隨著納粹集中營大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廣泛披露，美國政府麵臨更大的接收歐洲大屠殺猶太人幸存者的壓力。
１９４５年９月，美國總統哈裏·Ｓ·杜魯門派遣私人代表厄爾·Ｇ·哈裏森前往歐洲調查猶太幸存者的處境。哈裏森旋即以戰爭難民署的名義，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了一份題為《歐洲流離失所猶太人的困境》的報告，對歐洲猶太流離失所者的境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除了知道自己不再麵臨毒氣室、酷刑和其他形式暴力致死的危險之外，他們幾乎沒有看到——而且也確實沒有——任何改變，那些無國籍或不願返回原籍國的人士氣低落……他們不禁疑惑，並經常追問‘解放’的含義。”
哈裏森的報告呼籲承認猶太流離失所者是一個具有特殊需求的獨立群體，亟待解決他們在歐洲已失去家園，無處收留，無處可去，迫切渴望逃離殘殺他們的歐洲的困境。哈裏森報告稱，“大量非官方和未經授權的人員流動是可以預料的，需要動用相當大的武力才能阻止，因為許多相關人員的耐心已經接近極限，在我看來，這種耐心是有道理的。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人中的許多人現在已經走投無路，在德國統治下，他們已經習慣於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對死亡的恐懼也無法阻止他們。”
對流離失所的猶太人來說，最向往的定居目的地是美國。但美國頒布的《１９２４年移民法》為每個國家設定嚴格的移民配額，歐洲大陸尤其是東歐與南歐國家配額極低，嚴厲限製了大量猶太人原居地的東歐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的移民配額，同時要求“原籍國”居住證明等文件，許多猶太幸存者在戰亂中失去一切，很難提供。而且其時美國國內反猶主義尚盛，對二戰時蘇聯反複爭奪控製的東歐，尤其是波蘭，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支持蘇聯在波蘭設立的共產黨政府，將猶太視為共產主義同路人，即所謂“猶太共產主義”學說，非常警惕、防範猶太共產主義者假借難民避難庇護滲透美國。
盡管歐洲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大屠殺，但美國政府仍然堅持嚴格配額製度，導致絕大多數歐洲猶太難民無法入境。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至１９４１年美國珍珠港事件參戰前，每年約有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名猶太人進入美國；１９４１年底美國參戰後至１９４５年二戰結束，移民更少，四年僅約４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猶太人進入美國。對比當時歐洲有６，０００，０００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美國的接納猶太難民規模在全球大國中並不算高。從１９３３年納粹在德國上台到１９４５年納粹德國投降二戰結束，僅有１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猶太難民成功移民到美國。
杜魯門總統收到哈裏森《歐洲流離失所猶太人的困境》報告後，權衡利弊，出於政治與人道的考量，於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２日發布了《杜魯門指令》（Truman Directive），正式文件名《總統關於流離失所者移民的指示》（President’s Directive on Immigration of Displaced Persons），緩和《１９２４年移民法》的猶太移民的嚴格限製，對歐洲猶太大屠殺幸存者予以一定的救濟行動，命令國務院和軍方優先使用當年配額接納流離失所者，特別是納粹迫害受害者；要求在歐洲的美國領事館前往難民營麵試、簡化文件要求。截至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已有多達４萬名猶太人進入美國。
１９４８年，美國國會通過《流離失所者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頒布了一項法律，增加移民配額，允許大約８萬名猶太人入境，但這些猶太人必須遵守杜魯門所稱的“公然歧視性”的入境資格，如對“１９４５年前已在流亡區登記者”優先，這就排除了很多在戰後蘇聯管轄區逃出的猶太人；對“農業背景移民優先”，不利於城市化的猶太難民。
歐洲大陸戰後恢複建立的各國政府，百廢待興，恢複戰爭創傷的經濟負擔十分沉重，無一不想甩掉救濟納粹德國大屠殺後數十萬猶太幸存者的包袱，盼望他們越早徹底離開歐洲越好。既然轉口美國路途遙遠，希望極其有限，而錫安主義（Zionism，即猶太複國主義）追求的錫安（Zion）——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區，就是他們最好的歸宿。
哈裏森報告和《杜魯門指令》，改變了美國在占領區的政策，美國越來越側重於鼓勵、幫助猶太人逃離歐洲，遷往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美軍與占領國政府，不斷地告誡歐洲家園不再的猶太幸存者，那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讓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
盟國中的英國，為了維護自身的中東戰略利益，竭力避免其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區，再次發生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８年猶太移民與土著阿拉伯穆斯林爭奪有限資源的暴亂，嚴格貫徹《１９３９年白皮書》對猶太移民配額的限製，堅決拒絕接納任何配額外的納粹大屠殺猶太幸存者。德占區的英國官員試圖阻止猶太人移民，拒絕承認猶太人是一個民族群體，禁止他們移民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勒令他們返回原籍地。英國政府向大量猶太難民的來源國波蘭施加外交壓力，要求其嚴厲壓製猶太人移民，因為波蘭允許猶太人自由離境，無需簽證或出境許可，但他們的努力最終徒勞無功。
逃離戰後歐洲仍在的反猶太主義襲擊的猶太人，學會了避開英國占領區，通常會通過美國占領區遷徙。１９４６年４月，在美國壓力下成立的猶太難民英美委員會報告稱，如果有機會，將有５０萬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猶太人最主要的願望是離開……然而，絕大多數猶太流離失所者和移民認為，唯一有前景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一項針對猶太流離失所者的調查發現，９６．８％的人會選擇巴勒斯坦。英美委員會建議立即允許１０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美國總統杜魯門向英國施壓，要求其同意這一要求。盡管英國政府承諾遵守委員會的決定，但英國仍決定堅持限製猶太移民。外交大臣貝文表示，美國施壓要求允許１０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是因為“他們不希望太多猶太人留在紐約”。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宣布，可以允許１０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但前提是隻要巴勒斯坦的“非法軍隊”（即猶太準軍事組織民兵）未被解散，就不允許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
但英軍中的猶太旅則背棄英國的規定，向猶太幸存者伸出救援之手。
被德國納粹種族滅絕殺得驚魂未定的猶太幸存者，在盟軍猶太旅人員暗地裏幫助下，違反英方法規限製，迫不及待地非法偷渡到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５日，德國最大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幸存的猶太人，乘坐猶太旅提供的船，偷渡抵達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的海法（Haifa）非法入境，被英國當局逮捕拘押。
闖關巴勒斯坦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幸存的猶太人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幸存者Yisrael Meir Lau（８歲）和Elazar Schiff抵達海法
猶太旅是英國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組建的一支部隊。該部隊組建於１９４４年末，兵員來自巴勒斯坦托管地猶太人居留點伊舒夫，其中不少是猶太準軍事組織哈加納成員，軍官都是英國籍猶太人。該部隊參加了意大利戰役的後期階段，二戰結束時駐紮在塔爾維西奧，靠近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奧地利的三角邊境。
猶太旅第一營參加閱兵
猶太旅的成員為了報複大屠殺，無視《日內瓦公約》，就地處決投降的德國士兵，尤其是黨衛軍士兵。戰後，猶太旅人員則組建暗殺組織，刺殺了上百名前德國、奧地利以及意大利的軍官、政府官員，至少有兩場是處決猶太前集中營囚監。
一群猶太旅成員成立了名為“提爾哈斯·提齊格·格舍夫滕”（Tilhas Tizig Gesheften，TTG，意為“親吻我的屁股”）的組織，以英國軍事活動為幌子，參與了納粹的暗殺，協助大屠殺幸存者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並向哈加納走私武器。
猶太旅許多成員參與了協助並鼓勵歐洲猶太流離失所者大規模非法偷渡巴勒斯坦的“布裏哈”（Bricha，Bri?a，意為“逃跑、飛行”）計劃和“布裏哈運動”（Brihah Movement，意為“逃亡、逃脫運動”）。
１９４４年末蘇聯解放波蘭東部盧布林市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將數千名猶太人從上西裏西亞翻越塔特拉山脈到達布拉格和布達佩斯，再偷渡過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邊境，並將他們安置在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流離失所者營地。然後，英國軍隊猶太旅接管後勤，巴勒斯坦準軍事組織哈加納再通過意大利將盡可能多的流離失所者偷運到巴勒斯坦。
在德國投降前後至關重要且混亂的幾個月裏，猶太旅成員向協助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大屠殺猶太幸存者，提供英國陸軍製服和文件，購買船隻，建立猶太難民營（hachsharot），提供食物，以及編製幸存者名單。
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蘇聯控製下的波蘭，發生了凱爾采大屠殺（Kielce pogrom）事件，４２名德國納粹大屠殺猶太幸存者的公共住宅遭到暴徒襲擊，全部喪生。
大屠殺猶太幸存者繼續麵臨反猶太暴力，對他們來說，歐洲已然成為“猶太人的一片廣闊墓地”，唯一的生路是設法移民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他們渴望重新開始生活，在以色列建立一個新的猶太民族家園”。但猶太難民從他們被關押的流離失所者營地遷往巴勒斯坦，對英國和所在地管轄國而言，都是非法的，因為蘇聯及其盟友不允許猶太人正式離開中東歐國家，英國也不允許他們在巴勒斯坦定居。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最致命的反猶騷亂，這一事件是波蘭猶太人戰後曆史的重要節點。騷亂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大屠殺結束僅一年之後，震驚了波蘭猶太人、波蘭人和國際社會。這一事件被認為催化了猶太人逃離波蘭乃至歐洲的進程，促使大多數在大屠殺中幸存的波蘭乃至歐洲猶太人逃亡。
許多猶太人原以為納粹德國占領結束後他們能夠在波蘭重新定居，但無情的謀殺結束他們的期望，並促使波蘭猶太人大規模外流。從１９４５年７月到１９４６年６月間，大約有５萬猶太人非法越過波蘭邊境。１９４６年７月，將近兩萬人決定在國外開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帶來兩千萬人的死亡，國民經濟基本摧毀，恢複民生困難重重，而蘇聯占領下的東歐，養活戰後人口成了嚴重負擔。急欲甩掉猶太幸存者包袱的斯大林，授意其扶植下的波蘭政府的波蘭人民軍副總司令、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馬裏安·斯彼哈爾斯基（Marian Spychalski），簽署了一項法令，允許猶太人在沒有簽證或出境許可的情況下正式離開，波蘭的猶太移民隨之大幅增加。１９４６年８月，移民人數增加到３萬人，９月，１．２萬名猶太人離開了波蘭，成為非法偷渡英國委托管治巴勒斯坦的主力。
１９４４年末至１９４５年初，波蘭抵抗運動的猶太成員，就開始在華沙猶太隔離區組建了布裏哈猶太組織，以此逃離歐洲的反猶主義殘害，因為他們確信歐洲將再次發生大屠殺，斷定猶太人在波蘭沒有未來。他們成立了一個工匠行會來掩蓋他們的秘密活動，並派出一隊人前往羅馬尼亞切爾訥烏茨尋找逃生路線。戰後，他們很快加入了由猶太旅領導的類似行動，並最終加入了哈加納。
至此，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布裏哈成為猶太人——尤其是來自流離失所者營地的猶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主要渠道。英國軍隊猶太旅的軍官們接管了此次行動，哈加納的特工們也參與其中．他們建立了一個中途站網絡，將歐洲德國納粹大屠殺猶太幸存者以及從蘇聯遣返的波蘭猶太人，送往美國占領的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地區。在盟軍美國區域指揮官和捷克斯洛伐克官員默許下，通過意大利將盡可能多的流離失所者偷運到巴勒斯坦。美國猶太人聯合救濟委員會為此次行動提供了資金。凱爾采大屠殺之後，猶太人逃亡速度加快，三個月內有１０萬猶太人離開東歐。１９４８，布裏哈在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開展活動，通過精心設計的走私網絡將大約２５萬名幸存者轉移到奧地利、德國和意大利的流離失所者營地。這些難民搭乘摩薩德“阿利亞貝特”（ Le'aliyah Bet，移民機構B）耗巨資提供的船隻，偷渡過英國在巴勒斯坦周圍的警戒線，登陸達巴勒斯坦。
在猶太旅成員的庇護下，約五十名大屠殺幸存者組成的猶太地下組織“納卡姆”（Nakam，“複仇”），謀劃“Ａ計劃”，目標為報複德國對六百萬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計劃也無差別殺死六百萬名德國人，以國還國。其領導人阿巴·科夫納（Abba Kovner）前往巴勒斯坦猶太社區獲取大量毒藥，計劃投入自來水水管，以毒殺大量德國人。納卡姆成員已滲透到了紐倫堡供水係統，然而科夫納在抵達英國占領區時被盟軍逮捕，毒藥被迫扔到船外。
“Ａ計劃”失敗後，納卡姆開始“Ｂ計劃”，殺害目標是美國占領區關押的戰俘。納卡姆在當地取得砒霜，並滲透供應拘留營的麵包店，在食物中下毒。納卡姆在紐倫堡合作通銷麵包店三千條麵包中下了毒，然而因為砒霜抹在麵包上塗得太薄，或者囚犯意識到麵包有毒而沒有吃多少，使紐倫堡拘留營的兩千名德國戰俘僅生病而已，沒有人因此死亡。
在紐倫堡下毒計劃失敗後，一名美國中尉（左）和一名德國偵探搜查合作通銷麵包店（Konsum-Genossenschaftsbäckerei）
盟軍察覺猶太旅成員違反英方法規，幫助猶太大屠殺幸存者非法移居至巴勒斯坦托管地、組建暗殺組織刺殺占領區戰敗國戰犯和納粹集中營猶太叛徒後，於１９４６年將猶太旅在荷蘭就地解散。
世界錫安主義組織一直渴望歐洲猶太大屠殺的幸存者能夠移民巴勒斯坦，壯大當地猶太複國主義的力量。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２日歐洲勝利日後僅兩周，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就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幾項要求：
（一）應即決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個猶太國, 並將決定公布於世；
（二）授予猶太代辦處一切必需的權力, 以便使盡可能多的猶太人有可能來到巴勒斯坦落戶, 並全麵而迅速地發展這個國家的一切資源, 特別是土地和動力資源；
（三）給予國際貸款和其他幫助, 以便第一批一百萬名猶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 並促進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１９４５年７月，深恨巴勒斯坦猶太恐怖主義組織萊希刺殺莫因勳爵的英國保守黨首相丘吉爾，大選中意外失利；一貫表現對猶太人友好的英國工黨在大選中出人意料地獲勝。然而, 新上台的工黨政府並沒有像猶太人普遍預料的那樣采取扶植猶太人的政策。８月，猶太複國主義運動領導人向工黨政府的殖民大臣提出, 立即發放１０萬張移民許可證, 以滿足歐洲集中營內大屠殺幸存者的需要，但他們得到的回答是，可以考慮先分配１９３９年《白皮書》規定的移民配額中剩下未用的約２０００張許可證。
新上任的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領導下英國政府，盡管工黨曾表達過支持猶太複國主義的立場，但它決定不實施任何行動來幫助猶太人複國，因為任何強加的支持猶太複國主義的解決方案都會導致阿拉伯人的疏遠，這將對英國在中東的霸權造成威脅並損害英國在中東的經濟利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英國殖民部通知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主席大衛·本·古裏安和世界錫安主義組織會長哈伊姆·魏茨曼，明確表示盡管非常同情納粹德國大屠殺後歐洲猶太人幸存者的悲慘處境，但英國政府無意立即建立一個猶太人定居點，不會允許大量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猶太移民配額不會增加！
巴勒斯坦的猶太組織得知後頓時炸窩，失望怨恨不已，全然不顧英國剛剛在二戰中舉全國之力，協同盟軍消滅了對之種族滅絕的猶太民族最恐怖的敵人納粹德國的拯救之德，恩將仇報，乘著戰爭創傷給戰後英國帶來國力空前衰落的機會，決定發動武裝叛亂——猶太抵抗運動（Jewish Resistance Movement）。
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親自出馬，於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讓它手下的準軍事組織哈加納，不計前嫌，與前一年還獻媚英國當局，啟動“狩獵季”行動（The Saison）予以鎮壓的伊爾貢和萊希兩個地下準軍事組織，結盟名為聯合抵抗運動 (United Resistance Movement，URM)的組織，協調對英國當局的恐怖主義武裝襲擊、炸彈爆破活動，以削弱英國在托管巴勒斯坦的權威；竭力組織大規模的非法移民偷渡闖關浪潮，將歐洲大屠殺猶太幸存者轉移到英國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製造轟動世界的猶太難民危機。
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自１９２９年起，英國政府依據國際委托它管治的《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協議，確認它為“猶太民族之家”合法代表機構，負責移民、土地購置、教育、政治談判。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核心領導層人物包括戴維·本-古裏安、摩西·沙裏特（Moshe Sharett）、哈伊姆·魏茨曼等，均為未來以色列的開國元勳。
作為英國政府唯一認可的猶太人合法代表機構，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在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中一直扮演兩麵派的角色：它既是國際公認的“官方代表機構”，又與地下武裝保持著幕後指揮、協調關係；主張政治外交與軍事襲擊雙軌並行，既與英國、聯合國交涉，爭取國際輿論，又利用地下暴力恐怖行動，迫使英國讓步；對外宣稱人道主義，與英國談判致力為歐洲猶太難民建立“猶太民族之家”，幕後則實為地下準軍事組織的協調機製，提供資金、情報、政治保護，策劃、實施對英國當局的係統性的抵抗、暴動。
新成立的聯合抵抗運動的領導層包括四名代表：兩名來自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的準軍事組織哈加納的領導人斯內赫（Moshe Sneh）和加利利（Yisrael Galili），一名來自獨立的準軍事組織伊爾貢的領導人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一名來自另一獨立的準軍事組織萊希的領導人內森·耶林·莫爾（Natan Yellin-Mor）。猶太複國主義的聯合抵抗運動，在三個組織成員組成的統一指揮機構下開展工作並協調活動。哈加納還借給伊爾貢指揮部４６０名其精英突擊隊帕爾馬赫（Palmach）戰士並為其提供資金。雖然伊爾貢和萊希將繼續對英國發動全麵叛亂，但哈加納希望這是一場有限的行動，迫使英國同意猶太複國主義的要求，將襲擊主針對涉及移民問題的目標。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直接指揮哈加納為主流，激進的伊爾貢、萊希充當恐怖主義襲擊、爆破的急先鋒。
二戰後巴勒斯坦的猶太暴動，並非單純的“失控恐怖主義”，而是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精心運用“合法政府＋非法武裝”雙軌策略的結果。前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默許甚至協調武力，以削弱英國統治並打破其對非法移民的限製、封鎖；後期（１９４６下半年起），在其協調下猶太準軍事組織實施的恐怖主義襲擊造成重大傷亡事件，引發西方各國嚴厲抗議和世界輿論強烈譴責之後，則切割猶太準軍事組織激進派，轉向聯合國尋求政治解決。這種一手外交、一手地下的運作，直接促成了英國於１９４７年宣布撤出巴勒斯坦、聯合國通過分治方案，也為未來的以色列國家機器提供了組織與經驗。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參照相關論著、報道、維基百科、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等資料。博文非論文，篇幅限製，不一一注出。）
長文分載。待續。
二戰以後，白左逐漸侵蝕了西方的話語權。既然他們自己認為是左派，自然不能和二戰的失敗者納粹法西斯站在同一邊。所以他們就把納粹法西斯定義為右派，而且還是極右派。而事實恰恰相反。納粹法西斯是典型的左派。
今天左右的定義的混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左派在混淆是非，混水摸魚。左右之爭的根本是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文明秩序的鬥爭。歸根到底是階級鬥爭。
政權形式，沿或者說文明秩序的形式，自古至今無非是兩大類。一大類是左派政府，大政府。政府形式是中央集權，政府權力範圍非常廣泛深入，比如政府直接參與經營，從鹽鐵專賣到央國企等等。另一大類是右派政府，小政府。表現為政府的權利範圍有限，而且權力分散在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層級，地方自治行業自治明顯。大政府就是奴隸製政權，皇帝製政權，共產製政權。小政府則是封建製政權和民主製政權。簡而言之，左派推崇集權，右派提倡分權。
從這個角度來說那，納粹法西斯是典型集權的代表。他和蘇維埃政權的相似度遠高於與民主政權的相似度。如果像白左描繪的那樣，蘇聯是左派的旗幟，納粹是右派的代表。那麽中間派難道說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平均值？這難道不很荒謬，很可怕，所以顯然，要麽蘇聯不是左派，要麽納粹不是右派。納粹比蘇聯稍好點一點的不過是，蘇聯直接把企業變成央企國企，納粹隻是往企業派書記，實施一票否決權。但是相對於民主政權而言，蘇聯和納粹也隻不過是極左和次左的微小區別。而白左是三左罷了。
這個對納粹故意的錯誤標簽，由於近年來三左向次左，極左發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尤其是用法西斯納粹的標簽來封殺所謂右派的辯論和反駁，甚至以此為借口合理化對右派的刺殺打壓，反而使得這個多年的謊言被充分揭露出來。
於是一個新的或者原先比較次要的對左右的定義，又被拿出來為這個錯誤的標簽背書，那就是納粹實施了種族清洗和種族歧視。凡是有種族歧視的自然是種族主義，自然是右派法西斯。而今天的右派存在對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尤其尤其是有犯罪記錄，不肯勤勞工作的非法移民有反感和反對。所以和納粹是一丘之貉。
單從人類歧視而言，左派右派倒真是一丘之貉。因為是人類就沒有不歧視的。當前左派為主導的對歧視的主要定義，包括曆史上對奴隸的壓迫和歧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對黑人的長期歧視。以及對非法移民為代表的非白人的歧視。還有就是對極端性激進少數的所謂歧視，甚至為了性極端而帶來對婦女兒童的普遍歧視也在所不惜。還有就是以色列對哈馬斯的所謂種族滅絕的歧視。
而納粹法西斯並沒有製度化的奴隸體係。可能對性極端有打壓，但是這在當年也是世界的普遍標準。納粹當年倒是侵略了很多國家，然而並沒有任何反侵略，反移民侵略的問題。唯一能和種族歧視有些關聯的就是對猶太人的滅絕，和對斯拉夫人的蔑視。而蔑視斯拉夫人的一大原因就是沙俄是所謂白人文明中，最晚結束農奴製的，而美國也是白人文明中最晚結束奴隸製的。而美蘇是反法西斯的骨幹。換句話來說，種族歧視也許應該算是反法西斯的特征。所以今天說有種族歧視傾向的人是法西斯，純屬汙蔑。或者說誰是法西斯，就等於說誰不是種族歧視者。嗬嗬。
這麽看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雙方似乎都是種族歧視分子。那麽差別在哪呢？法西斯主要歧視的甚至滅絕的是猶太人。事實上當時蘇聯英國也是很排猶的。美國相對好一些，但是時至今日也依然有很強的排猶勢力。以色列建國的主要動力和壓力就是歐洲普遍排猶，甚至二戰戰勝法西斯以後，也依然不得不離開歐洲。而且即便離開歐洲也不得消停，第一次中東戰爭，本質上是英以戰爭。英國對猶太人的滅絕之心，不下於納粹，隻不過更陰險罷了。
而如果把巴以之爭，提高到阿以之爭的高度來看，反移民乃至要滅絕少數民族的恰恰是阿拉伯人。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在努力著的。伊斯蘭諸國中別說猶太教徒，還有幾個基督徒，佛教徒儒教徒能夠活下來？
現代美國白人的範圍主要是指歐洲白人的後裔。但是真正所謂白人至上主義的核心，當初奴隸主的後裔，其實也僅限於英裔新教白人。新教德裔，舊教愛爾蘭裔意大利裔，比如川普萬斯，以前也算不上白人。而現在非法移民的主力，伊斯蘭裔拉美裔，還有到處不受待見的猶太裔，其實從種族上來說也都是白裔。他們之間就不能算種族歧視，隻能是民族歧視。相互歧視。
或者說同一種族內部的階級歧視。如果我們用人工發明的大中華民族或者大東亞黃種人的理念來看，是不是可以認為有一個泛地中海白種人或者大歐洲民族的框架。以這個框架對比黃種人中華民族的框架，那麽各種白人之間的歧視，是不是可以對比為類似上海人和河南人之間的互掐，城裏人對鄉下人的歧視和反過來的羨慕嫉妒恨？溫州人香港人是不是黃人裏麵的猶太人，是不是有時候很招人討厭？香港台灣的精英是不是很多是前上海人，或者同階級的人。被驅逐到香港台灣依然不得安生，是不是類似以色列的流浪。而大西南的人販子，電詐團夥，是不是類似於斯拉夫人的農奴製野蠻落後。所以說穿了，種族民族歧視的背後其實是階級歧視。
納粹反猶太是主要由下而上的歧視，類似於對黑五類的待遇。是那種猶太專家說得對，按她說的辦然後槍斃，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歧視。是典型左派的歧視。
而反移民，奴隸製，則更像對待低端人口的由上而下的歧視，城鄉剪刀差的歧視，文明落差的歧視。才是右派的歧視。
美國現在依然有歧視，而且偏右，但是絕非法西斯。前幾年偏左的時候才是法西斯。DEI白卷先生女士，非男非女非人到處飛的時候，才是法西斯。希特勒斯大林洪秀全朱元璋等等都是典型的左派革命家出身。也都是一旦革命成功救說一不二，殺人如麻的法西斯。所以透過種族民族文化的表麵歧視，要看穿人類千古不變的階級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