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做個簡單的評價就是：這一仗該打，但絕對不應該以當年的那種打法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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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這一仗該打？
上海市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江浙一帶也有著中國為數不多的工業力量。而且這一帶的人口密度也很高。總體戰打的就是工業和人口，不保護本國的工業和人口中心，那還打個什麽勁呢？
所以，淞滬必須要打。
至於所謂“把日軍的戰略從由北往南變成了由東向西”，這個說法，其實是國民黨後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首先，日軍全麵侵華時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戰略，談何“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曆史上中國總是被由北向南攻破，是因為古代中原王朝最主要的敵人——遊牧民族，其大本營在中國北邊的草原上。遊牧民族怎麽可能不由北向南打？日本在哪裏？日本在中國東邊，其大部分力量的運輸，都要從海上走。所以，日本天然的進攻方向就是由東向西，也就是從海岸線向內陸推進。當然，有人會說全麵侵華可是從東北開始的。確實如此。但是日本要不斷擴大戰爭規模，必須從本土調兵，而不是東北。關東軍本身擔負著防禦蘇軍的任務。從朝鮮、東三省本地人口中也難以征召足夠的軍隊。日本把部隊先運到東三省，再入關，實在是繞了個大圈子。還不如直接從沿海地區進攻。
所以，所謂的淞滬會戰把日軍進攻方向從“由北向南”變為“由東向西”，可以說是十足的胡扯。無論有沒有淞滬會戰，日軍的進攻方向都會是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陸。這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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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可以從後勤角度來談為什麽日本必然由東向西打。
按照國府宣稱的日軍由北向南的打法，也就是先攻克華北，再攻克四川，再向東南方向打。我們來看一下地圖就知道這是一個多麽愚蠢的打法：
首先，日軍補給必須從東三省調撥，或最多，從華北港口上岸，然後走上黃土高原，打到河西走廊，繞過秦嶺天險。千裏迢迢才能到達四川前線。這種補給難度相當之大。有些地方連鐵路都沒有。
山地作戰，利守不利攻。日軍坦克、重炮等優勢都無從施展，而且麵臨著巨大的後勤困難。日軍將領除非腦殘了，才會主動放棄近在咫尺的海岸線以及平坦的華東平原，去勞師襲遠，繞一個大圈，在不利於自身作戰的地形上與國軍死磕，還把自己至關重要的華北補給線暴露在國軍進攻之下。。
再者，華北、西北、四川，全都不是中國政治和經濟中心。一直打到四川，對民國的經濟、行政能力都沒有嚴重的傷害，完全是事倍功半。日本人憑什麽不先去打作為民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華東和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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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所謂從北向南的戰略，對於日本來說調兵不便、補給困難、地形不利，而且還無法傷及民國的行政、經濟和工業能力。日本人腦子鏽逗了才會從北往南打。
更何況，從北往南打的必經之路就是陝西，正好可以替國府剿滅共黨。而且四川當時有大量的軍閥武裝，而華東華南卻是蔣介石以及國府中央的大本營。我們不妨這樣說：如果日本真的從北向南打，蔣介石做夢都會笑醒——這條路線恰恰是替國府中央剿滅所有不大聽話的力量。
從這些意義上講，如果淞滬會戰真的把日軍戰略從“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那蔣介石簡直就是蠢材中的蠢材。甚至可以說是對中國人民的巨大犯罪。
事實上，早在1934年，國府就預料到日軍會在華東登陸，所以提前修築了吳福線、錫澄線、乍平嘉線、海嘉線等國防工事。換言之，國府至少在1934年就預料到了日軍會走由東向西的路線。
如果國府覺得日軍會從北向南打，這就麵臨著一個吊詭的事情了：日軍已經攻占東三省，從北向南打無疑是從東北入關最為方便。何以國府會把國防工事修在江浙，而不放在華北？
有三種解釋：
A、國府的人都是蠢貨，沒看出來從東三省出發走北路最簡單，反而覺得日本會從江浙登陸。
B、國府的人都能未卜先知，知道以後有一場淞滬會戰能把日本的進攻方向扭轉到江浙。
C、國府的人一開始就認為日本會從東向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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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人可能提出，蔣介石的這段話來證明他的策略
“敵軍戰略本以黃河北岸為限，如不能逼其過河，則不能打破其戰略，果爾，則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綽綽有餘，是其先侵華北之毒計乃得完成，此於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華北之戰略，一則逼其軍隊不得不用於江南，二則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中倭之戰必先打破其侵占華北之政策，而後乃可毀滅其侵略全華野心。總之，倭寇占京滬，其外交政策已陷於不可自拔之境，……”
要注意到，蔣介石說這段話的時間是在1938年5月5日，淞滬會戰都已經結束快半年了。這不過是在淞滬會戰未能實現戰略目的的情況下自己找麵子罷了。
實際上國府對於日軍作戰計劃的預估就是日軍會分兵兩路，一路打平津，一路打江浙。日軍分兵，是預料之中的結果，而不是淞滬會戰的戰果：
1937年《國防作戰計劃》，甲案：“(二)敵軍之攻擊方向，為對黃河邀北，由古北口一山海關，經北平一天津，沿平漢一津浦兩路，向鄭州一濟南一徐州前進。期將我主力軍殲滅，或將我國軍向西北貧痔之區壓迫,期以封鎖之。其副作戰，由多倫經張家口一緩遠一河套一大同，及由北平經保定、石家莊，向太原前進，取包圍山西之勢。 此外更將利用其有絕對製海權，由膠州灣一海州等處登陸,以威脅我在黃河北岸作戰軍之側背。 (三)長江下遊太湖附近之地區，為我國最重要之經濟工業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敵今在上海已構成相當根據地,將以有力之部隊，在本方麵登陸,協同海軍而進攻,期挫折我國抵抗之意誌。 ”
1937年《國防作戰計劃》，乙案：“其（日軍）主戰場以華北為中心，並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綏路西進，及由山東半島、海州等處令陸，截斷我南北連絡線，策應其主力軍之作戰,以囊括我華北全部,同時以一部由揚子江口及杭州灣上陸,以掠奪我資源，威脅我首都，並以台灣部隊向閩粵沿海岸登陸,期助援其主力軍作戰進展容易。”
所以，日軍在抗戰初期的戰略，早在國府預料之中，並不存在什麽“迫使日軍分兵”或“使日軍戰略由從北向南打，轉變為從東向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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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我們回過頭來說說淞滬會戰本身。
如前所述，華東、華南是國府中央的大本營。損失掉這些地方，對國府的經濟、政治打擊是非常可怕的。國府必須想方設法提高這些區域的防禦能力。
對於日本來說，雖然由東向西是必然的選擇，但是這個選擇有一個巨大的難點，那就是登陸。
兩棲登陸戰，即便到今天，都是作戰協調與後勤的噩夢。即便成功登陸，也麵臨著無法獲得充足補給的危險。即便是工業實力極端強大的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也長期麵臨著補給不足的問題。這種問題，必須通過占領港口來解決。
因此，大型港口城市的控製權，在全麵抗戰初期具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
然而，國府也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麵臨著巨大的難題：上海駐紮有日本海軍陸戰隊。
而日軍顯然不會放棄如此便利的機會。
1937年7月30日，張治中向南京報告：“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損資源，然若敵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１敵決派陸軍師團來滬，已開始登陸輸送時；２敵派航空母艦來滬時；３敵在長江艇隊來滬集會時；４敵在滬提出無理要求，甚至限期答複，即斷定敵發動無疑。則因我主力軍遠在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在在需要，且上海保安團抵抗力薄，諸種關係，似宜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
南京回複：“應由我先發製敵，但時機應待命令。”
也就是說，77事變之後，國軍投鼠忌器（工商業以及其他國家租界），不願意先發製人消滅上海的日本軍隊。但對於日本在上海的行動是非常擔心的。
因此，1937年國府的《國防作戰計劃》是這樣寫的：“長江下遊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首先用全力占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登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到默認陣地，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固首都。”
顯然，國府在淞滬會戰前的作戰思路就是把日軍在港口地區的有限兵力趕下海，然後固守海岸線。隻有在實在守不住的情況下，才會向後退，節節抵抗。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兩名士兵駕車闖入虹橋機場，被國軍擊斃。中日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溝通。但是日本要求中國軍隊撤出上海，這是國府不可能接受的。日本同期向上海和青島進行了增援。雙方在8月13日正式開打。
8月15日，國府總動員，建立第三戰區，以顧祝同為總指揮。其作戰方針是：“戰區以鞏固首都及保有經濟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圍殲上海附近之敵，並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陸之企圖”。可見國軍從早期計劃到淞滬會戰時的具體實施，其目的是非常連貫的，就是保衛江浙政治、經濟和工業，而不存在讓日本分兵或轉移進攻方向的想法。
然而，國府卻在8月18日停火，希望外國調停，讓中日兩方都撤出上海。這無疑給與了日軍喘息之機，方便了日軍調動部隊。
那麽，為什麽國府在這個時候還會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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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得不說，長期的衰弱，讓中國政府喪失了自信力，難以全麵評估自身的實力。當時的國府政要們，並不相信單憑中國自己就能戰勝日本，或者至少以當時那個國力水平無法戰勝。他們想方設法都要把歐美國家拉到這個衝突裏麵來。希望能夠通過歐美調停，停止衝突。
再者，日本全麵侵華是“下克上”的結果。換言之，當時與國府直接打交道的日本中央政府，並沒有全麵侵華的想法。或者說至少沒有一個全麵的方案。因此，在麵對衝突的時候，日本政府的代表反而會顯得比較傾向於妥協。這無疑給予了國府錯誤的信號，使其產生了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的幻想。
更進一步說，即便是日本軍部，即便是麵臨著全麵侵華的局麵，當時也缺乏全麵的戰略構想。7月29日，日本參謀部的計劃還是“一、以中國駐屯軍進行作戰，在平津地區對中國軍隊盡量加以沉重打擊。二、在情況不得已時才在青島和上海附近作戰。”結果到了8月初就傾向於在上海投入一定的兵力，到真正開火了，卻又決定投入重兵。
日本政府和軍隊本身的多變，更讓國府誤判了形勢，以為還有調停的可能。
這些誤判和幻想，讓國軍失去了先機。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上麵日軍計劃豈不是證明了淞滬會戰成功地使得日軍分兵？這裏必須要說明一下，之所以日軍早期並不願意向青島、上海投入軍隊，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府並沒有全麵侵華的計劃，也沒有進行必要的動員工作。在不進行動員的情況下，日本最多隻有7個師團可用於對華作戰。而隨著日本侵華擴大化，日本政府遲早要進行總動員，因此從青島、上海侵華是必然的舉措。之所以一開火，日本就忽然能夠向上海投入重兵，是因為日本於8月15日開始了總動員，兵力已經不再是實施江浙登陸作戰的限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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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具體的過程這裏就不冗述了。
主要需要提到三個問題：
一、上海的地形
實際上上海的地形並不適合國軍作戰。日軍海軍相當強大。在淞滬會戰中，日軍可以充分發揮其海軍的威力，進行火力支援。其海軍航空兵也得以發揮。這些要素對國軍作戰是相當致命的。大量的部隊，在運動中，就被日軍火力極大地殺傷，這完全不值得。也就是說，上海本身的地理位置，並不適合國軍進行一場大會戰。當“把日軍推下海”的主要作戰目的無法實現的時候，國軍就應該主動後撤，而不應該在上海進一步地消耗。
二、對外交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10月25日大場鎮失守，國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繼續防守日軍進攻已經不現實了。另一方麵，為了便於在11月初的九國公約會議上實現西方幹涉的最終目標，蔣介石仍然要求國軍繼續固守至少10天到兩周（宋希濂《血戰淞滬》）。第88師參謀張柏亭在《淞滬會戰紀要》中寫道“委員長訓示政略目的，是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而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
這仍然是國府總是寄希望於外國幹涉的老毛病。這種幻想，帶來的後果，就是當國軍受命撤退的時候，已經陷入了混亂，撤退變成了潰退。
三、指揮失敗和無組織的潰退
國軍本身素質和訓練確實遠遠不如日軍，這在淞滬會戰中非常明顯。國軍上層也缺乏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在淞滬會戰中指揮多有失誤。尤其是蔣介石，經常遠程遙控，插手一線指揮，導致部分地區作戰失利（這個問題貫穿抗戰始終）。
而11月9日下令撤退的時候，由於作戰損失和指揮問題，前線國軍已經幾乎失去了指揮，撤退變成了潰退。《國防作戰計劃》以及第三戰區作戰方針中指明的，利用國防工事進行層層防禦的方略，完全沒有得到執行。這使得日軍長驅直入，並導致南京保衛戰過早地開始，國軍失去了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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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總體而言，淞滬會戰是國府必須要打的一仗。雖然初期部署有所失誤，但情有可原。然而後期為了爭取最終毫無作用的國際輿論支持而過多地推遲撤退，導致了全線潰退，將國防工事拱手讓人，還使得南京保衛戰過早開始。因此，從戰略上看，即便不說是失敗的，也是有著非常大的錯誤。
至於“強迫日軍分兵”、“改變日軍進攻方向”都是比較可笑的。唯一可以成立的是，淞滬會戰使得日本從不斷“下克上”的侵蝕中國，變成了全麵動員、全麵侵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