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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八
原創 思目（jocole）
八、衝破黑暗 走向勝利（上）
在劉少奇組織隨行人員進行調查期間，山東分局及軍政委員會也沒閑著，抓緊時間按照中央的相關指令，對山東的各項工作進行整頓與調整。
4月4日，山東分局軍政委員會依據中央軍委關於山縱改為山東軍區的指示，做出四項決定：一是原則上每個軍分區編一個獨立團——平原地區每團一千人，山區每團一千五百人。二是將冀魯邊軍區並入清河軍區，下劃為四個軍分區；膠東軍區同樣下劃為四個軍分區，以第五支隊司政機關為軍區司政機關，並指揮第五旅；魯中軍區暫由山東軍區兼任，下轄三個軍分區；濱海軍區由山縱二旅兼任；魯南軍區合並為兩個軍分區。三是明確指揮與領導關係。四是對後勤工作做了規定。
4月5日，向各部隊通報師部及教二旅精兵簡政以及生產自救和幫助群眾的救災情況，並上報中央軍委和集總。強調指出：“精兵簡政是抗戰進入更激烈、更艱苦階段的戰略任務，是個精細、細（嚴）密的組織工作，要有各種工作密切配合，從各方麵著手才能全部實現起來。粗枝大葉，不深入調查研究，不實事求是，想做到精兵簡政是不可能的。”（注1）
4月26日，劉少奇親自主持召開山東分局擴大的座談會——朱、羅、陳、黎四位委員，擴大到蕭華、陳士榘。盡管經過前期調查已基本掌握了山東問題的主要症結，但劉少奇認為與其“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導之”——因此在連續數天的座談會上，要求每個領導同誌聚焦問題、深刻剖析，從黨性原則和黨員修養的高度，從中國革命和抗戰的大局，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思想深處查源頭、挖根子、找原因。
分局擴大座談會結束後，劉少奇於28日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在山東檢查工作的情況及對山東工作的意見：“山東工作主要成績是發展了黨，建立了隊伍，……，取得了一些領導權，支援了華中。但山東工作有嚴重缺點，就是本來可以取得的某種一般的優勢但沒有取得，以致使我們今天處於劣勢，陷於被動的兩麵作戰的困難局麵。根據地極不鞏固，基本群眾沒有普遍深入地發動起來。在統一戰線上有原則錯誤，領導上過右，下麵又過左。在黨員幹部中群眾觀念非常薄弱。黨內還存在無原則鬥爭的現象。錯誤的責任由分局負擔，主要是對中央服從不夠，自以為是，英雄主義。”（注2）
經過三天座談以及劉少奇的耐心開導及批評與自我批評，與會者的思想初步取得了統一，認識到其時山東困難局麵的形成，除了日偽頑勢力強大等客觀原因外，主觀上也存在嚴重的錯誤和缺點：一是對形勢的判斷不準確、不客觀。二是群眾工作不深入、不徹底，減租減息政策沒有真正的貫徹下去，群眾的生活還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三是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力。有的同誌片麵強調聯合，忽視鬥爭或鬥爭不力。此外，山東分局在領導上發揚民主作風與集體領導不夠，許多重大問題沒有坐下來認真討論。黨內還存在嚴重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
在原則問題上，劉少奇並沒有“和稀泥”——要求每個領導同誌都要從黨性原則和黨員修養的高度，從中國革命和抗戰的大局，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思想深處查源頭、挖根子、找原因。而且提出的批評也是十分嚴厲的——“如他指出：某領導同誌‘存在著不民主、不商量、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的現象，不向群眾學習，誇大、好高騖遠，而且對上級指示研究不夠、執行不夠、服從不夠’；‘在領導機關中產生著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對情況不了解，沒有調查研究，不深入基層’等等。”（注2）
如果說，上述這些描述尚比較抽象、不夠明確的話，還可以通過黎玉的相關回憶來作進一步了解：
“一是對形勢的判斷問題。抗日戰爭爆發後，山東我黨組織擴大，我軍從無到有，飛躍發展壯大，根據地也從無到有不斷發展，這是實事。但對黨中央1939年指示在山東爭取優勢的任務沒有實現。軍事上和敵人比，日軍4萬、偽軍10幾萬，我是劣勢；和友軍比，友軍主力四五萬，加上頑軍共10餘萬，我也不是優勢。但有的同誌對敵、友、我各方麵的情況，不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對堅持敵後抗戰的困難和不利條件不作認真分析，不做踏踏實實艱苦細致的工作；而主觀認為我已取得初步優勢，盲目樂觀，太平麻痹，機關龐大笨重，形式主義，說多做少，滿足口號。因此在敵人“掃蕩”和頑軍夾擊下，我們被動應付，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
“二是群眾工作問題。過去一般發動與組織了各階層群眾，開展了抗日活動，在救濟、優待抗屬、合理負擔等方麵取得了一定成績，部分地改善了群眾生活；但基本群眾、貧農雇農沒有普遍深入地發動組織起來，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沒有真正貫徹下去，基本群眾的生活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由於基本群眾還沒有從切身利益上關心黨的事業發展，充分發揮積極性，我黨我軍和群眾的聯係，就象水上浮萍，不鞏固不密切。由於在農村基本群眾的優勢沒有樹立起來，各群眾組織、政權建設、群眾武裝、黨的基礎就不鞏固。其他階層也不能很好的團結與合作，根據地不鞏固，經不起敵人掃蕩摧殘。我黨我軍沒有牢固的依托。”
“三是統一戰線問題。過去對友黨友軍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聯合他們共同抗戰也有成績。但黨的統戰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有的同誌片麵強調聯合，忽視鬥爭或鬥爭不力。因此不僅聯合不鞏固，而且使我們喪失了許多發展壯大自己的良機。譬如我們放手大膽獨立自主建立政權太遲，長期寄人籬下，有的地方國民黨縣長逃跑了，我們還把他請回來，幫他建立政權，發展武裝，他們掉過頭來反對我們。再如有的山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們已經占領，開展了工作，而為了“聯合”，又讓給國民黨軍隊。結果他們占領有利地位，不但不去抗戰，反而大搞磨擦，進攻我們。在這情況下，我們自衛反擊，政治上絕對有理，軍事上相對有利，但反擊不夠有力，沒有徹底完成任務，留下後患。這些沉痛的教訓，大家深刻認識到思想路線上的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多麽嚴重的危害。”
“此外，在分局領導上發揚民主作風與集體領導不夠，許多重大問題未能認真討論。對黨中央、北方局等發的指示研究不夠，貫徹不力。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黨八股、清談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存在，這是許多重大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錯誤不能及時糾正的根本原因。在少奇同誌幫助下，大家統一了認識，心情舒暢。對於糾正錯誤，克服困難有了信心。原來持錯誤觀點的同誌改變了認識，也感到輕鬆。”（注3）
在劉少奇的批評幫助下，大家統一了認識，心情舒暢，對於糾正錯誤、克服困難樹立了信心。於是，分局決定召開擴大會議——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參加，請劉少奇做報告。分局將大會的會場，選在朱範村一家地主的大廳裏。
劉少奇首先在大會上作《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報告，主旨是講解革命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他說：這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在黨的各個時期製定戰略策略、方針政策的出發點，是黨的正確路線與‘左’的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分界線，也是衡量我們犯不犯錯誤的標準。少奇同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就黨的曆史、目前抗戰形勢、敵友我三角鬥爭特點、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革命的高潮與低潮、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等等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注4）
大會一連開了三天，采取的形式是上午由劉少奇作報告，下午大家進行討論。報告的最後，劉少奇語重心長地說：“在山東某些問題上‘左’的問題也有，但因個別領導同誌受王明路線影響，對以上幾個根本問題右的錯誤是主要的，而且是嚴重的，我看如果再不徹底糾正，要給山東分局門上掛個大匾，上寫‘右傾機會主義’。”（注5）隨後，朱瑞、黎玉、肖華、羅榮桓、陳士榘等先後發言，一致擁護劉少奇所做的報告。
在劉少奇報告的啟示下，大家認識到解決山東問題的關鍵在於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而要發動群眾，必須實行減租減息，改善群眾生活。因此，應把減租減息，作為解決山東問題的突破口。與會同誌都為解決了山東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而高興，說“以後工作有辦法了”，“會議標誌著山東工作的轉折點”。山東分局的領導們對劉少奇的報告心悅誠服，於5月1日做出今後各根據地以開展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為中心的群眾運動的決定。從此減租減息運動，即在各地蓬勃地開展起來。
5月4日，山東分局致電中共中央、北方局及華中局：“在少奇同誌直接領導下，總結了我黨我軍在山東四年工作並布置了今後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彼此一致的精神下促成了分局委員會各同誌間空前的團結與進步。……。在少奇同誌的領導教育下，我們隻有發揚集體領導，……，在政治上、原則上團結在黨路線與任務周圍，才能在領導上不犯錯誤或不反嚴重的一貫的錯誤。”（注6）
那麽，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批評，其時山東分局的領導是否認賬呢？
時任山東分局書記的朱瑞在其《我的曆史和思想自傳》中回顧：“在山東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四三年八月）整整四年之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四一年以前，這正是進入工作之開始。……，故一切小心、謹慎、謙虛，比較實事求是，也比較大膽。因環境一般不算困難，故弱點還沒有即使暴露。後一階段，一九四一年一年，正是一九四零年大發展之後。……，因之發生組滿自足，放行快樂。無視情況之必然及已經逆轉，……因而使山東工作招致打擊。……。第三階段，一九四二年及其以後，分局四年工作總結會，將這一切從思想上及領導上檢討，揭發，教育了全黨及教育了自己，開始更加謹慎、小心、虛心，轉向實事求是。尤其改正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觀念，……從這些鬥爭中轉變了山東工作，改造了自己，教育了山東黨及幹部。”（注7）
延安時的朱瑞及《我的曆史和思想自傳》片段。（圖片取自網上）
幾乎與此同時，劉少奇親自幫助分局解決統戰政策方麵最棘手的難題——“抗協”及所屬“抗敵自衛軍”。據黎玉回憶，過去“抗協”在向各地發展組織的過程中，不斷同中共地方組織發生衝突——“這時越向下發展矛盾越突出，在村裏則爭群眾（發展會員），爭政權，爭武裝，經常鬧磨擦糾紛，個別壞人也以此為庇護所。敵人來‘掃蕩’，有的就打起白旗。分局及各級領導以及派去工作的黨員幹部逐漸感到這是個大問題，等於自己製造‘反對派’，‘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少奇同誌到來，各級幹部就向他反映這個問題，在分局委員會上也統一了認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妥善解決，不起副作用。”（注7）
為了慎重起見，劉少奇先是派一位隨行的同誌，去了解“抗協”負責人的態度。隨後根據所了解的情況，與分局負責同誌商定用民主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在座談會上，劉少奇請大家暢所欲言，隻要對抗戰有利，什麽問題都好商量、好解決。聽完“抗協”負責人等的介紹，劉少奇肯定了“抗協”成立後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接著，他敘述了我黨在各個時期所組織外圍團體，成立的每個團體又都有目的性和具體的鬥爭目標。
隨即劉少奇話鋒一轉，說現在“抗協”的目的性和鬥爭目標就不明確，若是同敵人鬥應向根據地以外發展。在根據地內，工、農、青、婦、文、武各階層群眾團體都已經成立，“抗協”已發揮不了多少作用。因為沒有對立麵，就和共產黨鬥，那就會分散抗戰力量，所以各地發生不少問題。而這些同誌如果參加政府工作和各項建設事業，可以各施所長，充分發揮作用。所以並請在座的各位，很好討論這個問題。
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劉少奇的意見，認為這是真正從抗戰的大局出發，願意撤銷“抗協”，並作出將“抗敵自衛軍”整編後編入一一五師的決定。後來的事實證明，原來“抗協”幹部在黨的領導下，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許多人還加入了共產黨。這都足以佐證，劉少奇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妥善和正確的。
山東各項工作走上正軌後，劉少奇原準備啟程回延安，但因之前日軍在華北進行的慘絕人寰的“五一大掃蕩”，敵情依然嚴峻——中央及毛偉人擔心劉少奇路途的安全，因此電示他:“因沿途通過無保障，山東又缺乏統籌之人，故你不宜西進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一一五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似較適宜。”（注8）於是劉少奇便又住了下來，同一一五師師部一起在魯南和江蘇北部，同日軍“兜圈子”。
其時正是山東根據地最為困難的時期，劉少奇和大家一樣行軍、反“掃蕩”。每次住下後，經常同駐地的幹部談話、開會，晚上在暗淡的油燈下看材料，寫指示。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裏，劉少奇不僅日以繼夜進行工作，還抽空給幹部講課、作報告——他給分局黨校學員和機關部隊排以上幹部，先後作了“論黨內鬥爭”、“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的講話。“七一”建黨二十一周年，又專門向機關、部隊、團體幹部做了黨史報告。直至7月下旬，劉少奇才離開山東，向延安進發。
1942年10月1日，朱瑞代表山東分局正式作出《抗戰四年山東我黨工作總結與今後任務的決議》——第一，充分肯定了抗戰以來山東黨組織取得的巨大成績；第二，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山東領導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第三，認真分析了造成困難和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第四，深入分析了山東抗戰形勢的特點，明確了今後的總方針——山東今後鬥爭的總方針是：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動員起來，團結全黨全民，咬緊牙關，堅持長期抗戰。鞏固和加強根據地和遊擊區，積蓄力量、克服困難，在三角鬥爭中爭取於我有利之轉變，以迎接國內外之偉大事變，贏得最後勝利！
就在劉少奇離開山東不久，駐魯日軍經過第五次“強化治安”，開始進一步“封鎖”“蠶食”各抗日根據地。7月至9月，五千多日偽軍“掃蕩”清河區，致使小清河以南根據地被日偽設置的據點分割。8月24日，日偽軍糾集四千餘兵力分八路合擊抱犢崮山區，使魯南根據地進一步縮小，形成“東白山、西白山，阜陽、銀廠、寶山前，南征北戰十餘裏，東西交通一線連”的局麵。之後又對濱海區和冀魯邊區，進行掃蕩和蠶食。進入10月，駐魯日軍又展開新一輪的“拉網合圍”大“掃蕩”。
日軍此次“掃蕩”的重點為魯中、膠東和湖西等抗日根據地，重中之重還是山東分局及一一五師師部所在的魯中根據地。僅從10月17日至11月中旬，日偽軍就組織一萬二千多兵力，對魯中根據地進行了了六次“拉網合圍”。隨後，日偽軍又轉過身來，對我清河、冀魯邊及菏澤一帶的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時至年底，除濱海、膠東和魯中尚保有較大塊兒根據地外，其餘均被分割成小塊兒分散根據地和遊擊區。部隊回旋餘地縮小，經濟狀況惡化，加上天災，根據地老百姓的生活難以為繼。
1942年山東抗日根據地分布圖。（圖片取自網絡）
麵對空前困難，山東抗日軍民沒有被嚇到，開展生產自救的同時積極展開反“掃蕩”鬥爭。山東分局采納羅榮桓的“翻邊戰術”——敵進我進，向敵占區發起憤然反擊！羅榮桓、陳光指揮一一五師主力教二旅等部，率先發起“海陵戰役”——於11月3日挺進至隴海路附近，連克敵偽據點十六處，打破日偽在海陵一帶的“蠶食”，打通濱海與蘇北兩個抗日根據地之間的聯係。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濱海根據地，打通與清河及膠東根據地的聯係，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決定趁勢收複甲子山及其周邊地域。
甲子山位於日照黃墩鎮的東南部，其海拔雖然隻有480米，但山勢險峻，怪石林立，恰好卡在濱海區通往清河及膠東根據地的要道上。這裏原為東北軍第五十七軍百十一師所部駐地，是年8月3日該部在其師長常恩多率領下起義。但由於起義過於倉促，最終隻有不到三千人，進入我黨抗日根據地。該師原三三一旅旅長、頑固派頭目孫煥彩糾集其殘部二千多人，勾結土頑李延修、朱信齋等，乘八路軍部隊尚未趕到之機，搶占了甲子山及上澗、浮棚山、址坊一帶。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立即向孫部發動反擊，共斃傷該敵五百餘人，俘虜六百五十人，繳輕機槍五挺、炮一門，重新奪回這一地區。
是年十月初，日偽對我根據地進行了“掃蕩”，八路軍一一五師師所部南下發起“海陵戰役”之際，孫煥彩率重組的百十一師以及朱信齋、李正修等部共四千多兵力，乘機再次向甲子山區發起進攻。由於八路軍守備部隊僅有山縱的兩個連，在擊退頑軍數次猛攻後，不得不於10月18日夜撤離。山東分局致電中央，原擬調集教二旅、山縱二旅及一旅一部，以速戰速決的手段收複甲子山。但此舉遭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反對——“你們十一月十一日計劃將演變成山東空前大規模的國共軍事摩擦，此時殊不適當。”“一一一師叛部如繼續向我進犯，在有理有利的情況下可予以反擊。”（注9）
但是八路軍的容忍，反而使孫煥彩部變本加厲——不斷從北麵深入我濱海根據地中心地區，燒殺擄掠，並撲殺我地方幹部及老百姓，頗有配合日偽軍對濱海根據地“蠶食”的意味。加上甲子山正處於濱海區北上的東側，對山東分局及一一五師的機動威脅極大！因此羅榮桓等於11月30日再次致電中央，提出“為應付山東將來情況的變化和不致造成我軍與東北軍的對立，擬以百十一師萬毅麵目出現收複甲子山區，我則以調節麵目出現，使此事件盡量成為局部地方性來解決，並以資疏通關係。”（注10）
得到中央的同意後，羅榮桓與陳光等作了周密部署：首先進一步緩和同於學忠（東北軍）所部的關係——通過分化拉攏百十一師第三三三旅旅長劉晉武，使其答應保持中立。然後以百十一師萬毅部的名義，於12月18日夜開始對孫煥彩部進行打擊——陳光指揮萬毅部和教五旅、教二旅一部、師部特務營及濱海地方武裝，采取從甲子山西、南兩側實施攻擊，以中心開花首先打掉其師指揮機關，再圍殲其剩餘部分。十分意外的是，負責中心開花的教五旅出了差錯——該旅由蘇北趕來，敵師部位於石場，卻被向導糊裏糊塗帶到了朱蘆！
本來孫煥彩部就早有準備——在四周山頭及要點修築了大量碉堡，且被西南兩側的槍炮聲所驚動。教五旅趕到時天已大亮，盡管旅長梁興初咬牙命令部隊發起進攻，但因缺乏火炮的重武器支援，部隊打到劉家東山一帶的堅固碉堡前受阻。經過三天激戰，孫煥彩部集中兵力固守址坊、石場、劉家東山、朱蘆等點，企圖頑抗待援。八路軍久攻不下，隻好暫時轉入休整。22日，八路軍繼續發動進攻，向址坊、劉家東山實施坑道爆破作業，同時擊潰頑軍幾次反衝擊，但仍然沒有拿下敵主陣地。
甲子山一隅。（圖片取自網絡）
據說，正當陳光苦苦思索破敵之策時，朱瑞趕到並對作戰提出意見，脾氣火爆的陳光立刻被激怒！事後幾位在場的老同誌傳言，陳光連噘帶罵地要朱瑞離開臨時指揮所。幸好隨後趕到的羅榮桓及時進行勸阻，兩人的激烈爭吵才平息下來。仗打到這個份上，無論終止戰鬥還是硬拚都不可取，必須改進攻堅戰術，才能繼續打下去。三人經過一番緊張的商討，重新調整了戰術——以圍困為主，圍點打援。戰至25日，國民黨軍張裏元部趕來增援，行進至甲子山北側的黃墩附近時，遭到八路軍一一五師所部伏擊後潰敗。
此時孫煥彩部彈藥幾近耗光，傷亡不斷增加且待援無望，不得不於28、29日夜，分數股向北逃竄。一路上，孫煥彩餘部不斷遭八路軍各部截擊損失慘重——被八路軍斃、傷共一千餘人，俘第三三一旅參謀主任任家麟以下一千一百三十七人，繳獲長短槍五百餘支、輕重機槍二十二挺、炮三門、戰馬三十匹及彈藥物資一批。而八路軍方麵，共傷亡六百四十八人，可以說是大勝！經此一戰，頑敵孫煥彩所部原先四千多人的隊伍，狼狽逃到日（照）莒（縣）公路以北的僅剩千把人，從此一蹶不振。
甲子山區的勝利恢複，從根本上扭轉了濱海根據地的惡劣態勢，為此後向北發展和打通與清河及膠東抗日根據地的聯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注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7、218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22頁。
注3：見韓延明著《硝煙中走來指路人——劉少奇山東之行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麽？》一文。
注4：見《黎玉回憶錄》，第220、221頁。
注5：見《黎玉回憶錄》，第222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26頁。
注7: 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九輯》，第262、263頁。
注8：見《劉少奇年譜 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42年6月1日。
注9：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68頁。
注10：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69頁。
八、衝破黑暗 走向勝利（下）
時間進入1943年，甲子山戰役剛剛勝利結束，就傳來國民黨軍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團軍已由皖北入魯的消息，其先頭部隊已進抵湖西的夏鎮一帶。曆史進程顯示，蔣介石起初派遣李仙洲部入魯是要支援於學忠，之後改變主意——要替換原在山東堅持抗戰的東北軍於學忠部。表麵上的原因是因為經過數年鬥爭於學忠的東北軍所部傷亡慘重，深層次原因則是不滿意於學忠與中共之間的微妙關係。
總的說來，於學忠率部入魯後與八路軍的合作多過摩擦，這就難免引起頑固派沈鴻烈的不滿。沈鴻烈雖是於學忠的副手，又都源自東北軍，但他卻想通過任命於學忠為山東省副主席的手法來達到控製於學忠的目的。這當然遭到於學忠的斷然拒絕與反對！其後兩人矛盾加深，不僅互不來往，甚至發生沈鴻烈買凶刺殺於學忠的事件！沈鴻烈被調回重慶後去趁機向蔣介石告狀，如此老蔣萌發了將於學忠部調離山東的念頭。
於學忠部占據的主要是諸城至莒縣的沂山及五蓮山地區，這一帶不僅是國共雙方搶奪的戰略要地，而且恰好橫亙在八路軍濱海及魯中根據地北上的要衝——膠東抗日根據地要同魯中的山東分局取得聯係，隻能經過清河抗日根據地繞過魯山才能進入沂蒙山。如果此時能夠借機接手於學忠的防區，濱海根據地不但能擴大到沂山至諸城、膠州一線，而且可以打通與魯中、清河及膠東的北麵通道。
為此，山東分局製定相應的對策：對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團軍以疏通團結為主，爭取其積極抗戰、放棄反共政策，多采用政治鬥爭，萬不得已再進行反擊。而對於學忠部，則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采取靈活機動的鬥爭策略，利用於部撤出、李部尚未接防的空隙，把握時機迅速占據沂山及五蓮山區。
遺憾的是，此時正是山東八路軍與敵偽鬥爭最激烈的時期！羅榮桓等暫時隻能注視著國民黨軍的舉動，將主要精力放在粉碎日偽軍的“掃蕩”。為了支援清河、冀魯邊及膠東等抗日根據地的反“蠶食”鬥爭，羅榮桓與陳光決定於1月10日起，在魯南一帶發動攻勢作戰。羅榮桓與陳光首先將目光，瞄向了日軍在魯南推行“治安強化”的重要堡壘——郯城。
打開地圖可以清晰地看到，位於山東南部的郯城與江蘇的新安鎮（新沂市）接壤，是八路軍進入蘇北的交通要衝。其時駐魯日軍為了切斷濱海與魯南及華中根據地的聯係，調集了兩千多兵力構築從重溝到郯城的“堡壘封鎖線”，如此留守郯城的隻剩下日軍一個小隊和約兩個中隊的偽軍。
羅榮桓與陳光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14日，命令教二旅第四團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裝配合下，對剛進入臨沭醋大莊修築據點的日偽軍展開攻擊，連續三個晚上的攻擊吸引了日軍主力。19日夜，陳光指揮教二旅第六團、第四團主力及部分地方武裝，急行軍八十餘華裏，奔襲敵重鎮郯城。
經過一天兩夜的激戰，攻打郯城的戰鬥於21日上午結束，日軍小隊除七人被俘外其餘全部被擊斃，偽軍投降及被俘419人，其餘大部被擊斃隻有少數脫逃。由於此處是日偽軍的基地，八路軍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及輜重等軍用物資，隨後趁勢將周邊馬頭、紅花埠、大圩溝等十八處日偽據點一一掃平，迫使修建封鎖線的日軍主力全部撤退。
郯城戰役八路軍繳獲的戰利品。（圖片取自網絡）
八路軍取得郯城戰役勝利後，日軍一邊調集兵力收複和重建郯城據點，一邊沿津浦線及其以東地區的各主要據點增加兵力。這一帶恰好是李仙洲部東進的主要通道，所以其先頭部隊進抵隴海路以北、津浦線以東後，便停留在魯西南地區觀望。李部踟躕不前還有個原因，就是東北軍所部突遭日偽軍的襲擊損失慘重——最後僅剩三個殘缺的師！
那東北軍所部為什麽會以至於斯？這主要與戰局發生巨大變化有莫大的關係。
依據史載，於學忠風聞吳化文部有可能投敵後原擬強行改編，沒想到吳化文卻於1943年1月16日晚搶先叛變投敵！根據史料記載，跟隨吳化文一同投敵的頑軍竟達四萬人之眾！2月27日，日軍在吳化文部引導下，向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及厲文禮部發起攻擊。第五十一軍軍長周毓英雖突圍脫險，但該軍第一一三師損失慘重——不僅傷亡兩千餘人，師長韓子乾也負了傷。厲文禮兵敗被俘，其後率所部一萬三千餘人投降。
至此，山東的抗日局麵已變得極其嚴峻，由於新投降日寇的偽軍增加了近十萬人，使力量的對比進一步向日偽軍傾斜！如果李仙洲所部再進入山東腹地，根據其提出的口號推測，必然會侵犯中共的魯南、沂蒙、濱海等根據地以及鄒（縣）泗（水）滕（縣）邊區，甚至可能增援趙保原部同中共爭奪膠東地區。
麵對如此複雜多變的形勢，剛剛傷愈的黎玉憂心忡忡——於2月10日致電彭德懷、楊尚昆等並報中央書記處，鄭重提出統一山東領導的新建議：“①師部與山東縱隊機關可並組於山東軍區，由羅榮桓任軍區司令，朱瑞任政委兼分局書記。陳光可回延安。……②……山縱在山東環境日益困難，在機構上恐須實行一元化。……需要徹底一元化。”（注1）仔細咀嚼電文內容，可以領悟黎玉的用心之深——顯然是要羅榮桓來主持山東抗戰的大局。提出將陳光調回延安，似乎是為了解決他與朱瑞之間的矛盾。
2月28日，毛澤東發電報征求彭德懷意見：“擬以黎玉為一一五師及山東軍區副政委，羅榮桓以政治委員兼軍區司令及代理師長；黎、羅及朱瑞三人為山東分局常委，朱瑞為書記；陳光調延安學習。”（注2）3月5日彭德懷等給毛澤東回電，表示完全同意28日電中的意見，但提出以彭真為山東分局書記為盼。3月22日，彭德懷等致電陳光、羅榮桓等並報中央軍委：“奉中央軍委電令，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決定山東軍區與一一五師合並，並任命羅榮桓為軍區司令員兼一一五師政治委員並代師長，黎玉為軍區政治委員。原代理師長陳光調延學習。此令。”（注3）
據一一五師的老同誌回憶，這突如其來的調令，惹得陳光大為光火，當時就壓了好幾天鋪板！陳光的被調離表麵上看有些不公——因為主要問題並非出在他身上，但他脾氣火爆，不易相處。朱瑞畢竟是山東分局的一把手，此時將他調走對軍心民心不利，所以將陳光調走似乎更為合適。最後陳光在羅榮桓等人的勸說下，於4月初悻悻離開戰鬥四年的山東。
實際陳光的離去有些不是時候——其時羅榮桓的腎炎已相當嚴重，不得不於4月中旬前往淮南的新四軍軍部，請奧地利泌尿科專家羅生特醫生診治。這時山東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偽方為策應吳化文等部占據並控製魯山一帶，於4月集結新泰萊沿磁寧路一帶的兵力，兩麵夾擊東北軍及新三十六師劉桂堂部。由於新三十六師位於鍋泉的老巢被日偽軍攻克，該師師長劉貴堂隻好率部離開費（縣）天寶山區，北上至蒙山一帶。5月11日，日偽軍又糾集兩萬餘兵力，向位於沂魯山區的蘇魯戰區總部發起進攻。在九天的戰鬥中，不僅東北軍第一一四師損失慘重，於學忠也負了傷。無奈之下，於學忠隻好在魯山集中約兩個旅的兵力，準備向西接應李仙洲部盡快入魯。
出乎於學忠意料的是，李仙洲此時卻不急於東進。實際李仙洲也是有口難言，早在兩年前蔣介石準備派所部入魯時，其所轄的第九十二軍就出現動蕩：先是還未出動，蔣介石就以原下屬三個師除二十一師外，另兩個師一是四川人、一是廣東人不適合北方作戰為理由，決定用以河北人為主的一四二師及河南人為主的七十五師交換。可沒想到調出兩個師，卻隻調進一個師——由於陳誠的堅決反對，第七十五師沒有調入。李仙洲部的中上層軍官本來就懼怕深入敵後，如此一來更是不願意入魯。因此盡管於學忠連連告急，李仙洲的九十二軍卻遲遲不前，其理由是因為中共方麵的宣傳已引起日軍的注意力。
當然李仙洲所部也沒有完全停滯，而是一邊不斷同中共山東地方武裝摩擦，一邊命令進入津浦線以東的兩個團進入魯南山區建立鞏固的立足點，以掩護主力的東進。令人詫異的是，李仙洲部雖入魯不甚積極，可挖牆腳的本事卻不含糊——早在大軍出動之前，李仙洲就派出大批諜報人員進入山東腹地。你要是以為李仙洲主要是為了對日作戰那就大錯特錯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山東建立自己的勢力，利用通過封官許願等手段，企圖將原屬於學忠管轄的地方部隊，統統拉進其九十二軍麾下。
於學忠等發現後，頓時氣得七竅生煙，立即通過時任省政府主席的牟中珩（第五十一軍軍長），將大部分地方部隊改編為區縣所屬的保安部隊。對於一貫不聽噹噹的張步雲保安第二師，則直接進行討伐。這個張步雲本就是土匪出身，之前就投降過日寇，此次幹脆再次投降日軍，並夥同吳化文一起對東北軍所部展開攻擊。此時的蔣介石也改變初衷，將原定的李仙洲部入魯增援於學忠部，改為替換於學忠部——將東北軍所部調離山東進行整訓。蔣介石的出爾反爾，更是激起於學忠等的極大反感，不但消極對抗而且不與李仙洲部積極配合，轉而加強與八路軍方麵的接觸與合作。
於學忠之所以毅然決然地與中共合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之前在危難中，得到八路軍方麵的大力支援——不僅以傷亡一個連的代價幫助第五十一軍跳出合圍圈，其後還積極派部隊解救東北軍被圍部隊，並掩護於學忠的總部轉移進了八路軍的根據地。由於東北軍大部分地區都已落入敵手，於學忠戰區總部移至莒（縣）日（照）邊，其所部隻能在以坊子為中心，東起兩城、西至照賢，方圓百餘華裏的地區活動。
時至4月底李仙洲部強行通過隴海路，主力兩萬餘人已進至湖西地區，其先頭部隊開始侵占中共滕嶧費邊根據地——兵鋒直指天寶山區。朱瑞與黎玉忍無可忍，決定如不聽勸阻，堅決予以反擊：一邊上報中央軍委，一邊組織部隊準備迎頭痛擊！羅榮桓雖遠在淮南，但一直密切注視山東的形勢發展，當獲悉東北軍三三四旅榮子桓投敵及於學忠部（東北軍）即將出魯後，決定立刻中斷養病返回山東。
羅榮桓返回後，立即召集原在東北軍工作過的一些同誌開會，了解相關情況並研究對策。最後做出頂住李仙洲部的東進，禮送於學忠部出魯的決策。羅榮桓等調集六個團的兵力，在魯南遲滯李仙洲部的推進，同時命令冀魯豫楊得誌等集中五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由西北方側擊李仙洲部。在一一五師的兩路夾攻之下，李仙洲部雖隻被殲一千多兵力，但所倚重的國民黨地方武裝曹斑亭部卻大部被殲，使其陷入進退維穀的境地。由於李仙洲部遲遲無法接近東北軍防地，缺彈少糧、處境艱難的於學忠部便決定先行撤離。
於學忠提前撤離的另一個原因，是已於八路軍一一五師達成基本協議——根據雙方約定，於部撤離時以煙火為號，一一五師隨即派兵前去接防。八路軍在魯中根據地的坦埠及舊寨開辟兩條通道，並備下糧草等歡送於學忠部的撤離。在八路軍的掩護下，於學忠率領原東北軍殘部連同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總算順利地撤離了山東。過微山湖時於學忠等與李仙洲見了一麵，訴說了幾年來在山東抗戰的艱苦經曆，以及所部官兵傷亡慘重的實際情況。當聽到於學忠數次險遭不測，李仙洲等禁不住心裏直打鼓。
於學忠占據的沂山和五蓮山區位於山東的中南部，峰巒連綿縱橫數百裏，山勢險要、易守難攻，西與魯山、泰山相接，南可與蒙山遙相呼應，具有廣闊的縱深和回旋餘地。最早隻有共產黨在這一帶建有根據地，但沈鴻烈及於學忠進入山東後強行進入，為了團結抗戰山東分局便讓出了這一帶。但由於魯中、魯南根據地在其外圍，而清河、膠東根據地又被其隔開，這些年來中共方吃了不少苦頭。此次於學忠部甫一離開，羅榮桓等立刻指揮魯中及濱海的八路軍部隊迅速進駐，隨即便與周邊早已覬覦這塊寶地的偽軍及頑軍展開了激烈的爭鬥。
圖中紅圈標出部分，為原於學忠部駐地及防區——即一一五師進（搶）占地區。左下角附圖為其時我魯中及濱海根據地的位置及範圍。吳化文部、厲文禮部及張步雲部為偽軍，張裏元部為國民黨軍。山東軍區所部分別由魯中及濱海兩個方向，進占這一地區。
之前日偽軍吳化文等部一直圍攻於學忠部，就是企圖占領並控製這一戰略要地，沒想到東北軍的突然抽身而去，八路軍沒費吹灰之力便趁勢占據這一帶山區。由於太平洋戰事吃緊，隻剩下不到四萬兵力駐魯日軍抽不出兵力，隻好以偽軍為主向進占沂魯和五蓮山區的八路軍進行攻擊。於是從7月中旬開始，吳化文、厲文禮及張步雲等部集中了數萬兵力，從東西兩個方向，連續向占據這一帶山區的八路軍發動攻勢。
經過近三十天、十餘次激烈戰鬥，八路軍魯中部隊除控製北沂蒙原東北軍一一四師防區及沂山大部外，並前出至青沂路東原一一三師占據的大部地域。濱海部隊則完全控製了日照至莒縣一帶的五蓮山區，日偽軍張步雲部隻占了靠近諸城的五蓮山一隅。至此八路軍不僅打破了日偽軍的攻勢，擴展2000多平方公裏的新區，而且還爭取和俘虜了近兩千人槍。控製住這一帶後，羅榮桓、朱瑞等又回過身來，指揮部隊轉向南邊的蒙山及天寶山區，經過不到一周時間的作戰，將李仙洲部趕回到滋陽—臨沂公路以南。
此時的李仙洲進退兩難，其所部主力麇集在微山湖兩側二百餘華裏狹長地域，經過幾個月與八路軍的纏鬥損失嚴重——全軍未負傷的作戰人員僅剩下八千餘人，而八路軍冀魯豫楊得誌部尚虎視眈眈地威脅著其側後背。而河北山西方向第二十四集團軍龐炳勳被俘投降的消息傳來後，更是不啻為晴天霹靂！如果日軍再乘勢對其展開攻擊其後果不堪設想！此時，該部就連曾力主東進的高級軍官，都已對進軍山東失去信心。
麵對內外交困的窘境，李仙洲不禁萌生退意，遂發電給蔣介石，謂所部傷亡慘重，彈藥輜重已消耗大半，大勢已去。因此懇請準予撤回皖北整補，以圖後舉，否則部隊有遭全殲之虞。蔣介石先是回電大罵李仙洲無能，強令第九十二軍繼續東進入魯，幾天後又同意其撤回至安徽的阜陽一帶。至此，國民黨正統勢力幾完全撤離山東，僅剩下原由地方保安團改編的那幾支部隊，對山東八路軍所部及抗日根據地的威脅大大削弱。中共山東分局在敵頑我三方爭鬥中，終於贏得了先機與主動，可以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日偽鬥爭中。
8月1日，羅榮桓等主導山東分局，提出十條新的《山東戰時施政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山東抗日軍民開展以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為中心的群眾運動，不但加強了政權建設和生產發展，使各根據地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麵。同時，山東軍區對所轄的武裝進行整編，建立魯南、魯中、膠東、清河、冀魯邊、濱海等六個軍區（魯西劃歸冀魯豫），各區、地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統一軍事指揮；撤銷一一五師及山縱所屬旅及支隊番號，實行主力部隊地方化——建立十三個兵員充足、裝備齊全的主力團，作為山東軍區掌握的機動部隊，各軍區既建有自己的主力部隊又建有各地縣的地方武裝和民兵，從而實現了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群眾武裝三結合新的武裝鬥爭格局。
山東的經濟建設與財政工作，也較過去有較大發展——由於戰亂等原因，山東曆史上一直是比較貧窮的省份。由於此前一直沒有實行“減租減息”及改善雇工待遇等政策，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一直遭受財政短缺的製約。1943年下半年開始，山東分局對根據地的財經工作進行調整，圍繞大生產運動和工商管理兩大中心，進一步精兵簡政，大力實施減租減息、嚴格財政製度、爭取財政收支平衡等工作。一方麵大力發展農業，積極改進公糧、田賦的征收辦法；另一方麵大力發展工業和群眾性的農工副野生產，開展生產節約運動，從對敵經濟鬥爭中開發財源。自此山東財政狀況大有好轉，為之後根據地的發展及隊伍的壯大起到很好的保證作用，贏得山東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時傳來好消息：國民黨頑固派頭目多次製造慘案的“摩擦專家”秦啟榮被擊斃！根據史載，秦啟榮並未跟隨省政府撤離，而是打著魯南辦事處的旗號繼續與偽軍勾結進行反共活動。7月下旬，八路軍魯中軍區討伐偽軍吳化文、厲文禮及張步雲等部時，秦啟榮竟然指揮所部襲擊八路軍所部的側後！根據地軍民早就對這個恨之入骨，於是便斷然向秦啟榮部發起反擊。8月6日獲悉秦啟榮及其殘部逃進偽軍胡鼎三部駐地辛莊子，八路軍魯中一團連夜奔襲，於7日拂曉將作惡多端的秦啟榮擊斃！
從劉少奇離開至此一年多的艱苦鬥爭中，朱瑞虛心接受批評並積極改正錯誤，與羅榮桓和黎玉團結協作，並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可糾正錯誤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在實踐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就更難——用朱瑞自己的話說：“但這些改變隻是開始，無論就全山東或就個人說，都還不是徹底的，鞏固的轉變與進步，仍須更多更大及繼續的努力，不斷從實際工作中鍛煉自己，已達到更高再高的向前進步。”（注4）9月，中決定將朱瑞調回延安，由羅榮桓接任山東分局書記一職。接到調令的朱瑞，依依不舍地告別了為之奮鬥四年的山東大地和父老鄉親們。從此山東的抗戰掀開了新的一頁。
是年10月—11月，駐魯日寇雖多次糾集兵力分別對八路軍的根據地進行大“掃蕩”，但均被山東八路軍以“敵進我進”的翻邊戰術一一粉碎！時至年底，山東個抗日根據地的形勢大有好轉：清河與魯南區基本打破之前被日偽軍分割、封鎖的局麵；魯中及濱海區更是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控製了沂魯山區及五蓮山區大部，並與各根據地之間的聯係全部打通。基本扭轉了先前的不利局麵，為1944年的抗戰形勢打下良好基礎。
進入1944年，山東八路軍所部開始局部反攻——將掃除深入到根據地內的日偽軍據點，作為主要攻擊目標。在八路軍的不斷掃除下，迫使日軍不得不將絕大部分據點撤離。隨即羅榮桓等將進攻的矛頭，主要對準偽軍及堅持反共的頑軍。3月25日，羅榮桓指揮魯中部隊，再次發起討伐偽吳化文部的戰役。經過近一個月的戰鬥，斃傷俘吳部七千多人——約占其主力的百分之六十，吳部遭此打擊一蹶不振。至此沂魯山區完全被八路軍控製，大大改善了通往渤海及膠東根據地關聯要道，使整個山東抗戰形勢發生了根本性巨大變化。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失利，缺乏兵力的駐魯日軍隻能龜縮在中心據點，不得不將外圍據點全部交由偽軍把守——由於之前國民黨軍部隊的投降，山東偽軍總兵力已增至二十餘萬。5月，羅榮桓指揮山東軍區所部發動夏季攻勢，在四十天時間裏斃傷俘日偽軍近萬人，收複朝城、內黃及清豐三座縣城。
8月20日，駐魯日軍為報複山東八路的夏季攻勢，從四個旅團抽調九個大隊的機動兵力，在偽軍吳化文、榮子恒等部配合下，共萬餘兵力分為十三路，向八路軍濱海抗日根據地發起“掃蕩”。日偽軍此次“掃蕩”的主要意圖，是合擊山東軍區及濱海軍區機關。由於情報及時，加上天降大雨，日軍又不敢快速行進，所以撲了個空。由於所帶給養有限，對根據地進行一番破壞後，於29日開始分路回撤。
日偽軍“掃蕩”濱海期間，各軍區部隊根據山東軍區指示，向日偽發動秋季攻勢。膠東軍區在一個多月時間裏，攻克與迫退敵偽一百三十餘處據點，解放榮成、文登兩座縣城及兩千五百多個村莊，並殲滅日偽軍五千餘人。渤海軍區部隊攻克樂陵、臨邑、南皮三座縣城，使區內根據地連成一片，並殲敵五千餘人。魯中軍區部隊攻克沂水城，全殲守軍偽牛先元部千餘人及日軍一個小隊（斃傷三十一人，俘虜二十人）。
9月2日，魯中軍區集中四個主力團，伏擊分兩路沿沂河北撤的日偽軍。其右路日軍草野清大隊、偽吳化文部一個營及到賓縣警備隊共一千二百餘人，行至沂水城北的葛莊一帶遭到八路軍伏擊！4日傍晚敵軍向南突圍，除少數逃回莒縣外再次被圍。戰至6日，殘部一百六十餘人（日軍五十餘人）被其旅團主力救走，其餘全部被擊斃或被俘！其中三百多日軍被殲，三十一人被俘，三個中隊長全部戰死。左路偽軍被殲近千人，三百六十人被俘。
進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進入最後勝利階段。根據中共中央發出的“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指示，羅榮桓等指揮山東軍區各部隊發起春季攻勢。
1月17日濱海軍區所部率先發起諸（城）東戰役，攻克百尺河等三十五個據點，策應諸城保安隊張希賢部一千三百餘人反正。2月1日，魯南軍區所部在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部隊配合下，奔襲泗水城！戰至2日，全殲守城偽軍一千六百餘人，擊斃前不久投敵的榮子桓及日軍顧問長澤等。2月11日除夕夜，膠東軍區部隊以十六個營的兵力分三路突襲偽軍趙保原的司令部，將其主力大部殲滅後，乘勢攻占左村、五龍河兩岸地區！此役，殲滅趙保原部一萬二千餘人，繳獲大量物資，並掃除了敵偽在膠東的重要堡壘。3月8日，魯中部隊在民兵配合下，發起解放蒙陰城的戰役。
蒙陰地處泰沂山脈腹地，臨沂與萊蕪之間，為日偽軍插在魯中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的釘子，是曆年來對沂蒙山區“掃蕩”的重要屯兵基地，城內盤踞著日軍一個小隊及偽軍12個中隊。魯中軍區以兩個主力團攻打蒙陰城，另兩個主力團包圍其外圍據點並準備打援。經過三天戰鬥，全殲城內守軍，並用伏擊手段殲日軍一個小隊，是役共殲滅日偽軍1300餘人，解放了蒙陰城，使沂蒙區與泰南區連成一片。
5月，不甘失敗的侵華日軍進行垂死掙紮，為防止美軍在山東一帶沿海的登陸作戰，將山東的日軍增至十萬。隨即集中三萬餘機動兵力配屬十萬偽軍，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發起最後一次大規模“掃蕩”，其兵鋒還是主要指向我魯中及濱海根據地。但其時的山東八路早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羅榮桓及黎玉等隨即指揮根據地軍民進行反“掃蕩”。
根據《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記載：“我根據地軍民開展群眾性遊擊戰，特別是民兵地雷戰，奮戰二十餘天。於二十七日勝利結束了發‘掃蕩’，共斃、傷、俘敵旅團長田阪（擊斃）以下日偽軍五千餘人，收複邳縣及此次‘掃蕩’中被敵重占的蒙陰縣城和據點一百四十餘個，粉碎了敵控製山東東南沿海的企圖。”（注47）此後，駐魯日軍再也無力對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
1945年大反攻時形勢圖。（圖片取自網上）
在多年後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感慨地說：“山東隻換上一個羅榮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山東把所有的戰略點線都搶占和包圍了——北占東北，南下長江。”（注48）
注釋：
注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89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1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9、300頁。
注4：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九輯》，第263頁。
注5：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36頁。
注6：見王樹恩著《毛澤東與羅榮桓的深厚革命友誼》一文。
為什麽象瘋狗似亂咬亂叫，踩著你什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