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唱歌的緣

我與唱歌的緣



（70 年代我們兵團三連宣傳隊全體隊員合影）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會對某些事物產生興趣和喜好，我與唱歌結緣，源自於那個無聊迷茫不知所措的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鬧革命了。該上學的我和該教書的父親一時成了遊民。父親被指派到樣板戲劇組發揮其藝術特長：拉京胡敲板鼓。現在想起來好不荒唐可笑，醫學院的老師和學生們不攻醫學不務正業，煞有介事地排演起整場的“樣板戲”《紅燈記》，還正兒八經地謂之為工作需要。

父親帶著失了學無所事事的我混跡在劇組中。那時人與人之間彼此存著戒備，

說話特別留神，“禍從口出”嗎？因是小孩子，相處簡單輕鬆，這些醫學院的老師學生們

排練閑暇時都好逗著我玩。

醫療係唱李鐵梅的王杏玉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她聰明漂亮，嗓音圓潤，身材也好。暗暗地模仿她的唱腔身段，不知不覺中我也能哼上幾段。

一天，她見我在一邊悄悄轉腰扭頭，笑嘻嘻地走過來說，“你唱給我聽聽，我來教你。”

“好的。”雖然有點難為情，但偶像許諾教我豈能錯過？壯著膽唱起來。不知唱得好不好，但真使足了力氣。

“唱得蠻好啊。”她笑咪咪地誇我。

“劉老師，你家女兒的嗓門很亮哩，是塊唱樣板戲的料。”她對父親說。

也許她隻是逗我玩。但於我那顆天真單純的心，這番誇讚非同尋常，她點燃了我喜歡歌唱的激情。

為不辜負偶像的誇獎和自己的亮嗓門，我開始用心模仿。我把那個年代能聽到的樣板戲幾乎學了個遍。白天黑夜地唱啊唱，連夜裏做夢都在念念叨叨。外婆笑我，“你中魔了。”

是的，我迷住了歌唱，唱歌給我無所事事的日子添了光彩。歌聲裏藏著一個少年天真浪漫的夢，我期望有一天成為聰慧優雅的大學生，像我的偶像那樣站在掛著紅絲絨幕簾的大舞台上表演。

後來劇組解散了。聽父親說，因為上醫派係爭鬥，出生資本家的王杏玉挨了批判，莫名其妙無聲無息地被跳樓自殺了。她死得很慘，傳說死前身體慘遭蹂躪。活潑潑年輕美好的生命消失了！我那還沒來得及做完的夢與消逝的她一起落入塵埃裏。多少年過去了，有誰還記得那個可愛無辜的人？可她的臉龐她的笑容她悅耳動聽的歌聲卻永遠留在我記憶的某個角落。

原以為自己不再有興致唱歌了。沒想到在寂寞苦悶的“修地球”歲月裏，演唱革命歌曲和樣板戲竟成為知識青年追求進步的一種手段。

那時我在安徽兵團務農，為活躍連隊職工生活，也為與周圍的農村公社搞好關係減少鄰裏紛爭，連隊經常組織宣傳隊在隊裏或附近農村巡回演出。安徽農村貧窮落後。打麥場上的空地便是舞台和劇場，當時還沒有通電，不可能有麥克風。聲音能傳多遠全憑個人嗓門。嗓音洪亮的我有了用武之地。我被選為三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後來擔任一連宣傳隊的隊長。

有幸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一種社會認可。能被宣傳隊接納，意謂著我在尋求進步的旅程中邁進一步。

宣傳隊需不時地參加脫產排練和演出。脫產意味著免了“頭頂黃土背朝天”的勞苦

。盡管不下地

的特權有限，能躲一天是一天。如此心境唯當過知識青年的人們方能體會。

在那思維混亂瘋狂極端的年代，盡管“勞動人民”被稱為最光榮的群體。但現實“勞動”本身卻是眾所周知的一種懲罰形式。殊不見哪個反動落後分子幹得不是最苦最累的工作？

作為知青，“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認知已讓我徹骨的無奈無助，且又頂著“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可悲印記，在髒活累活中尋求救贖是我無可奈何的歸宿。由衷地感謝宣傳隊！是她給我帶來點點滴滴的解脫和快樂。

當下地出工的人們路過飯堂，從窗子裏探進頭來，望著穿著鞋襪風不打頭日不曬臉

正在排練歌舞的宣傳隊隊員們，人人流露出情不自禁的羨慕和讚賞：“有文化有特長就是好啊！”那眼神那話語，讓我總算感到些許作為人的尊嚴和存在價值，那種被認可和尊重的心靈滿足。

為生存而唱歌的日子早已翻篇。如今的我仍然愛唱歌在唱歌，當然今非昔比，

心情完全不同。無欲無求，純粹因個人喜歡，因享受著歌唱的情趣和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