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大一寒假，我坐上了從北京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第一年去離家幾千公裏的地方讀書，多少還是想家的。就像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樣，回家，是一年春節來臨前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獨自一人乘坐長途火車。在那之後，回家的次數變少了，而回家的方式，也從乘火車變成了乘飛機。那一年，我20歲。
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那條線路幾乎從東向西穿越了整個中國，雖然年年都在喊火車提速，可是提速後也隻是從兩天兩夜48個小時的旅途縮短到了44個小時。好在即便春運當即，在鐵路係統工作的親戚還是托人幫我順利地買到了硬臥票。謝天謝地，至少我可以躺著回去了，不用遭罪地去擠連過道都坐滿人的硬座車廂。
硬臥火車包廂裏有六張床鋪，左右各三張，分成下鋪、中鋪、上鋪。下鋪相對寬一點，票價也是三種床鋪最貴的。一張小桌子卡在左右兩張下鋪之間，挨著這個包廂裏唯一的一扇窗戶。桌子上麵擺了一個公用的銀色鋁皮暖水壺，下麵擺了一個套好白色垃圾袋的垃圾桶。包廂是半封閉的。和軟臥包廂不同，硬臥包廂並沒有將過道和包廂完全分隔開的推拉門。雖然這個空間並不算很私密，可是一張軟臥票在當時可比飛機票都要貴很多，估計隻有年邁的老人和有錢人才會去選擇吧。
我特意托親戚幫我買了上鋪票。雖然每次下床上床都要花些功夫，踩著冰涼又硌腳的金屬爬梯上上下下，但上鋪至少能滿足我對安全和清靜的需求。我登在爬梯上檢查了一下疊放整齊的被褥和枕頭，感覺應該是新換的幹淨被單和枕套，便才爬了上去，開始整理在這嘈雜車廂裏屬於我的一片狹小又憋屈的天地。我把裝著錢包、水和零食的書包貼著車廂壁卡在枕頭邊，在圍欄上綁好了一個塑料袋做自己的垃圾袋，又伸出頭看了看已經擺放在過道行李架上的大黑箱子，舒了口氣，平躺在了鋪上。我想，除了去上洗手間，用來熬過這兩天兩夜的最好方法就是睡覺了。
包廂裏的其他旅客陸續上車了。和他們簡單的打了個招呼後我心裏踏實了不少。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在校讀書的大學生寒假回家。我喜歡這樣簡單的人物身份構成。那時候的我雖然膽子不小，但是和陌生的人們共同在一個包廂裏吃住兩天，我還是害怕遇到壞人的。火車站的各種扒手小偷讓人防不勝防。畢竟在電視上看到的，自己聽到的，在火車上丟東西的事件還是很多的。上車前，我甚至還祈禱同包廂裏千萬別有帶小孩的，更別有身體散發異味的旅客。孩子的哭鬧聲是我最害怕的，而狐臭腳臭對於有潔癖的我更是一種折磨。這麽多年過去了，雖然當時那些愚蠢又令人鄙視的想法很可笑，可是卻讓我至今都記得當時得知大家都是學生時的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8年後的今天，在那個包廂裏和我共同度過了兩天兩夜的五位學生，我有模糊印象的也就隻有兩個人了。其他的三個，都如同路人甲一般，在我的記憶庫中無法檢索到具體形象了。
到現在還記得的一個旅客是個留著半長頭發的男生。之所以對他印象深刻，是因為火車的輪子已經轉動起來準備出站了，大家發現六張床鋪還有一張是空的。在那一票難求的春運前期，大家不免都為那位旅客有些擔憂，猜測他別是沒趕上火車。畢竟當年補買火車臥鋪票和現在補買下一航班的機票不是一個概念：想要很快買上下一趟火車的臥鋪票比登天還難。就在大家都在惋惜這張可能被浪費的臥鋪票時，隻見對麵雪白的床鋪上甩上來一個黑色的大書包，把側臥在上鋪的我嚇了一跳。我扒著圍欄向下望去，才發現一個大口做著深呼吸的男生已經忙著自顧自地坐在車廂過道的椅子上喘氣了。不知是誰說了句：“還好趕上了”。
遲來的這個男生留了一頭像F4裏西門一般的頭發，中分，黑色柔軟的頭發剛好及肩。男生一隻手從額頭前向後捋了捋掉在眼前的頭發，一隻手捂著胸口大口地喘氣，一邊咽吐沫，一邊嘟囔了聲“跑死我了”...“好險”...等他的氣喘勻了，大家才互相打了招呼，得知他在趕往車站的路上耽誤了。他幾乎給包廂裏的每個人都敘述了一遍以為自己誤了火車的焦急心情。仿佛隻有一遍一遍地講出來，才能讓剛才的緊張消失得快一些。
還有一個有印象的旅客就是我下鋪的姑娘了。她背了一個像半月一般看似不大卻裝了很多東西的棕色絨皮單肩包。包袋上嵌著鉚釘一般的菱形金屬扣，包口的拉鏈兩邊墜著長長的流蘇。她說她男朋友在天津讀大學，她專門從北京去天津看過他。她就是從那個包裏掏出了天津麻花給我吃的。在7、8年前，這樣的包算是fashion了。我們針對這個包的製作材料，價格，以及她是如何買到這個包的過程進行了交流。女人的記憶容量就是這麽簡單：包，和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