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唯心史觀的破產

可柳屯，微信公眾號：keliutun     

1949年，當中國革命接近勝利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發表白皮書說，中國革命之所以發生革命，是由於中國人口太多的緣故。這樣的解釋得到了毛澤東辛辣的嘲笑和反駁。“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斐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麽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麽廣大，人口那麽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

最後，毛澤東說：“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這句話看似嘲笑，實際上真是如此。

這種情況到現在還是如此，特別是在曆史研究領域，西方的一些曆史教授往往都不能準確地把握一些曆史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往往隻能抓住一些皮毛。其根本原因是由於他們沒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因此得到的結論總是膚淺。

比如在一部關於西安事變的研究著作中，某些西方教授竟然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上，大大誇大了宋美齡身邊的一個西方傳教士端納的作用，把曆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配角塑造成了主角，這真是十分好笑的事情。對中國曆史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西方學者一方麵完全看不到這些深層次的原因，這一方麵是由於思維上習慣的傲慢，總是過於誇大西方人的作用，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其曆史研究方法的確落後了。

在看待當代中國現代化這一問題上的時候，許多西方的研究者也往往也抓不住中國崛起的真正的原因，不知道中國崛起的在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在一些各種細枝末節上找原因， 得到一些驢唇不對馬嘴的結論。

在這裏不得不提一下海外學人這一階層，他們往往犯和西方學者一樣的錯誤。他們一般都從事科學或者技術工作，在學術上有著較高的科學素養，大多數對國家和人民抱有感情，希望中國能夠真正發展起來。但是由於在社會學上研究素養上的缺乏，總體上他們並沒有掌握真正的分析問題的方法。。而且他們往往遠離中國的建設的主戰場，對中國的發展狀況完全缺乏了解，更多地是從小道消息和花邊新聞來了解中國，加上他們陳舊的曆史觀，尤其是了解到一點西方的民主人權概念，就覺得獲得了秘密武器，因此撲風捉影，以偏概全的現象尤為突出。

實際上，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麵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

好吧，我得承認，最後這段話，也是毛澤東說的，以此為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