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老板”的平安華為，如何做到世界第一？

 

2018-02-09 新財富雜誌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向這些創業家同時也是“打工仔”們致敬。

來源：城市戰爭（ID：sunbushu123）選編自深圳特區報，發布時有改動

作者：張程

偉大的城市，需要偉大的企業來成就——正如摩根士丹利、高盛之於紐約，蘋果、穀歌之於矽穀，匯豐、BP之於倫敦，豐田、索尼之於東京，微軟、波音之於西雅圖……

 

偉大的企業如果要永葆活力、基業長青，則需要偉大的公司治理體係來支撐，股份製、董事會、職業經理人共同構成現代公司治理體係的三要件。一座城市想培育出世界級的企業，就應該傳承現代商業文明與現代公司治理體係。

▌深圳福田CBD

1 股權分散是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記

 

2018是改革開放40周年，作為一個因改革開放而生的城市，深圳再次成為公共話題的中心。要破解深圳成功的密碼，必須從這座城市最閃亮的角色——深商的發展曆程中尋找答案。

 

令人稱奇的是，隻有2000平方公裏的深圳市，卻為今天的中國培育出最多的世界級企業，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國平安、招商銀行、華為、騰訊、萬科等，它們所以能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與其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體係息息相關。

 

細究這些企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裏麵除了騰訊，其他幾個企業的“老板”，幾乎從未出現在媒體熱議的富豪榜上。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險集團，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萬科是全球最大的地產商，招商銀行是中國最大的股份製商業銀行，但這些企業的創始人或者CEO並沒有因此成為富可敵國的大富翁。

 

他們隻占據公司極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與分紅，與其說是“老板”，不如說是高級打工仔。他們所在的公司也沒有一個絕對控股的大股東，也沒有實際控製人。換句話說，這些代表中國力量的世界級企業，根本就沒有“老板”的概念，從創業到守業，從普通走向卓越，一直都是靠打工仔幹起來的。

 

股份分散成為一代深商的共同印跡。即便是後起之秀騰訊，創始人馬化騰也隻占據10%不到的股份，其對公司享有的是控製權，而不是控股權。股權分散、創始人不享有控股權，又如何保證管理層的積極性，如何維係公司的持久競爭力？

本文就以分散式股權企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平安為樣本，探尋這家出身平凡的民營企業如何成長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險集團的。

▌滴滴出行製作的深圳“城市星雲圖”

2 沒有“老板”的世界五百強

 

近日，秦朔先生一篇題為《平安30而立，解碼馬明哲成功之道》的熱門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讓公眾領略到這家巨無霸企業輝煌的發展史，特別是其中一個闡述“平安姓什麽”的章節，給人很大的啟發。

 

先說說這家企業的輝煌業績：從1988年到2010年，平安集團從零起步，到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年營業額近萬億、員工180萬人、客戶2億人的超級金融集團，集團每天納稅3億元，公司市值名列世界金融業前7、全球保險類企業第一。

 

2017年的世界財富500強中的TOP50中，中國占12席，僅次於美國，它們分別是：國家電網（2）、中石化（3）、中石油（4）、中國工商銀行（22）、中國建築（24）、鴻海（27）、中國建設銀行（28）、中國農業銀行（38）、中國平安（39）、上海汽車（42）、中國銀行（42）、中國移動（47）。這12家上榜企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的頂梁柱，也是國際舞台上中國力量的代言人。其中，又數中國平安最亮眼，它是中國大陸上榜名單中唯一一個非國資控股企業，足見其競爭力之強。

 

有人把平安的輝煌成就歸功為深圳這座傳奇的城市，有人把它歸功為金融行業規模效應的特殊性，但我認為這些說法都沒有落到實際，平安的核心競爭力應該歸功於其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體係與卓越的企業家精神，而這兩點又歸功於其獨特的股權結構。

 

因為有“中國”二字，中國平安常常被認為是一家國字頭的央企。這種感覺並不奇怪，金融業是一個被高度管製的行業，中國最著名的那些銀行、證券、保險機構，以及像中信、光大這樣的綜合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國企，主要股東是國家財政部門。但平安的大股東，既不是財政部，也不是深圳市政府或其他國有資本。

 

目前，平安的大股東是泰國正大集團，深圳市政府的持股平台深圳投資控股公司是第二大股東，但這兩家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別隻有9.3%和5.3%，均遠未達到控股股東要求的50%或者30%（相對控股）。中國平安的上市招股說明書中明確表示：本公司沒有控股股東，也沒有實際控製人。

 

從創業曆程來看，平安是一個由馬明哲一手創立並長期管理的創業型公司，有著民營企業野蠻生長的氣質。但從股權結構上看，平安又是一家名符其實的混合所有製企業，沒有“老板”，按國際資本市場的說法，它是一家社會性的公眾上市公司。如果一定要問平安姓什麽？它既不是姓“國”，也不姓“私”，而是姓“公”，因為它是一家公眾上市公司，為全體股東所有。

▌1988年5月27日上午，平安保險公司在深圳特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招商路北六棟舉行開業典禮。

3 “深圳模式”的最佳詮釋者

 

回顧曆史，平安的股權結構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遵循市場的規律演變而來的。通過以下幾個關鍵時點，平安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裏程碑式的股權改革。

 

1988年，馬明哲主導的平安保險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招商局蛇口工業園區、中國工商銀行分別持股51%和49%，二者保持均勢。這說明，打從娘胎裏來，平安就是一個股份製企業，什麽事情都得商量著來。為了和一般國企區分開來，在袁庚的推動下，平安從成立之初就設立了一個帶有濃厚市場經濟色彩的機構——董事會，這為平安集團日後打造現代公司治理體係植入了基因。

 

1992年，平安獲得全國性保險牌照，開始走向全國市場，趁此時機，平安引入了新股東平安綜合服務（平安職工合股基金），並持股10%。自此，從根本上解決了管理層、員工與股東利益一致的問題。

 

1994年，出於融資的需要，沒有取得社會融資資格的平安，隻能瞄準外資，適時引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兩大外企的資本，二者當時以超過每股淨資產6倍的價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這次引入外資對平安十分重要，一是解決了資金的需求，二是為平安帶來了國際化的視野與管理經驗，平安今天的公司治理體係與這兩個外企當時的幫助分不開，平安因此把二者為高質量的戰略投資者。

 ▌馬明哲和袁庚

2002年，平安迫切需要尋找一位更專業的戰略投資者，助其進入國際市場。隨即，平安找到了匯豐，這家老牌外資銀行入股平安6億美元，獲得10%的股權。相較摩根、高盛，匯豐在風險控製、合規等領域更加專業和領先，在匯豐的指引下，平安獲益良多。

 

正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2002年匯豐集團投資平安時，其利潤、市值等指標是平安的大約15到20倍。而在2017年12月，平安通過旗下平安資產管理公司累計買入匯豐控股5.01%股權，成為這家歐洲最大銀行的第二大股東。才十多年的時間，平安集團的市值、銷售額、利潤額就已實現對匯豐這位老師的反超，股權關係也調了個個。

 

幾年前，匯豐的董事參觀了平安的IT係統，提出“我們到你們這邊來學習學習”——平安利用後發優勢解決了一些匯豐尚沒有解決的技術問題。打開大門向別人學習，隨即後來居上，足見中國企業野蠻生長的速度之快。

 

經過多次股權變革，平安集團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分散式股權結構，這個結構保證了董事會決策的獨立性與科學性，為公司的長遠發展創造了一個製度環境。按照平安的董事會決議，股東無論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則，即不幹涉具體業務經營，不派員參與平安經營管理，不與平安發生關聯交易。這樣形成了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各司其職，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的良好公司治理結構。

 

秦朔先生在他的文章裏這樣寫道：“體製優勢確保了平安管理團隊的穩定，確保了公司戰略的延續性及經營的穩健性。”一位國際投行高管說：“觀察平安的業績，會發現每年複合增長超過20%，除了金融海嘯這樣個別的年份，從來不會出現業績大起大落。平安業績增長是一根很難模擬的優美曲線。”

 

高增長的業績，讓平安的每一次股權更替都和平完成。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股東，30年來平安的股東買進賣出，離開時幾乎都帶著盈利的微笑，而平安則一步一步越做越大越做越強，成為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險集團。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恰到好處的相互獨立與製衡，要歸功於平安的分散式股權。

 

如果說北京是國資經濟，上海是外資經濟，杭州是民資經濟，深圳則是大雜燴、大熔爐，對國資、外資、民資兼收並蓄，三種力量在這裏交融交匯、共創輝煌，建構出一種獨具深圳特色的發展模式，而股權分散、中外兼容、資本多樣化的平安集團就是這個模式的最佳詮釋者。

4 兩種股權結構的全球較量

 

當然，從全球視野來看，分散式股權結構與集中式結構並存，且都有成功的企業作為典範，可以說各有利弊，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

 

分散式股權結構在英美比較多，集中式股權結構則主要出現在德日韓。一般認為，英美兩國的資本市場高度發達，企業融資更依賴股市，而股票的流動與交易非常頻繁，容易導致股權分散。比如IBM、通用電氣、蘋果、穀歌等科技公司都是超越家族控股、股權分散的公眾企業，不存在某個控股股東。

 

而在德日韓，企業融資更依賴銀行、基金等大機構，對股市的依賴度不高，導致其股份往往匯聚到大機構手裏，不容易流通起來，容易導致股權集中。比如豐田、本田等日資企業，其股東主要是幾個大財團和銀行機構，而且企業之間還相互持股，導致其股權高度集中，有絕對的控股股東。

 

比較來看，分散式股權結構的優勢是，融資快、靈活，董事會相對獨立，其決策不容易大股東幹擾，小股東利益更有保障，還有利於培養職業經理人文化，在英美兩國，職業經理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不過，這種結構的缺點是，如果公司的市值不夠大，可能會被外來資本在二級市場惡意收購。集中式股權機構的優劣，則正好與分散式股權結構反過來。

 

一個企業的股權結構究竟適合分散式還是集中式，沒有標準答案，而要根據不同的國情與企業情況來定。一般來說，分散式股權機構，更適應創新文化主導的國家，比如矽穀的科技公司，幾乎全部是分散式股權機構。而集中式股權結構，更適應家族企業文化占主導的國家，比如日本與韓國的大企業，基本都是家族控股企業，這類企業往往具備極強的工匠精神，但在創新方麵並不突出。

 ▌平安集團創始人、董事長馬明哲

 

5 一代深商的集體性格

 

平安集團的分散式股權結構，除了與中國活躍的證券市場有關係，也跟特殊年代的企業家群體性格有關係。秦朔先生在他的文章裏這樣寫道：

 

“平安、萬科、華為的創始人在公司股權很少，和馬明哲、王石、任正非的背景有很大關係。馬明哲是工業區社會保險公司的，王石是廣東省外經委派到深圳辦公司的，任正非複員轉業後在深圳南海石油後勤服務基地工作，他們多多少少都有國有單位的痕跡，都很有追求，做事的第一目標不是個人要成為怎樣的富豪，也就不太在意個人的股權問題。”

 

“這對他們後來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因為在金融、通信這樣的重要行業，又是龍頭企業，如果私人擁有很高股權，政府在心態上就會掂量掂量。同時，對馬明哲、任正非來說，正因為動力是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所以他們敢闖敢試，幹起來心態也更加從容。”

 

“如果問馬明哲，平安姓什麽

？他曾不止一次說：平安姓社會，屬於全體股東。管理層就是打工仔，我們不為某一單個股東服務，而是服務於全體股東。”

 

既是創業家，又是打工仔，既具備民營企業野蠻生長的拚搏精神，又具備國有企業的穩健步伐、戰略大格局與社會責任感，正是平安、華為、 萬科以及它們各自創始人共同的品格。

 

曆史的機緣，讓馬明哲、任正非、王石這些企業家在深圳風雲際會，並與深圳這座城市互相成就，相得益彰。回顧曆史，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創業家不僅為深圳、為國家創辦了一個個世界級的中國企業，更大的貢獻還在於，他們一手建構了一個個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公司治理體係，將現代商業文明的種子率先植入中國。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向這些創業家同時也是“打工仔”們致敬，既是對深圳發展成就的稱讚，也是對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重新屹立於世界之林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