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LS通訊》第9期:學術會長王暉教授的《古史傳說時代新探》一書述評

2017-05-08 楊兆貴 考古暨曆史語言通訊 考古暨曆史語言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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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暉教授：

要在某一學術領域成為傑出的學者，必須有高度的研究熱情、深厚的專業知識、廣博的學問、卓越的見識，掌握多學科的理論、知識，並對民族文化有深深的溫情與敬意。隻有把自己的學術生命與祖國的......

 

 

 

 

考古暨曆史語言學會副會長王暉教授

 

【特別介紹】：王暉教授，史學博士、教授。長期從事先秦史、古文字學的教學、研究。曾給本、專科學生、研究生、博士生講授過中國曆史文選、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先秦史專題、先秦史料學、甲骨文選讀等課程多門。1998年11月獲寶鋼基金會頒發的“寶鋼教育獎”；1997至1998學年獲陝西師範大學康德基金獎勵，1999年被破格評為教授。200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現任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及中國古代史專業學術帶頭人。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兼副會長及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

主要研究商周史、古文字學和古史傳說時代，曾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國哲學史》、《文學遺產》、《文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等權威、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了《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先秦秦漢史料學》（第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和《古史傳說時代新探》（科學出版社2009）四本專著，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再獲2003年陝西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獲2004年陝西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17年5月2日當選為考古暨曆史語言學會副會長（曆史語言學）。

 

考古暨曆史語言學會副會長王暉教授

 

要在某一學術領域成為傑出的學者，必須有高度的研究熱情、深厚的專業知識、廣博的學問、卓越的見識，掌握多學科的理論、知識，並對民族文化有深深的溫情與敬意。隻有把自己的學術生命與祖國的傳統文化命脈緊緊地連在一起，才能做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賦傳統文化予新的價值詮釋，並有相應的貢獻。陳寅恪先生說: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之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要在研究上有新貢獻，必須能在學問上繼往開來，並提出、運用新方法、新觀點，給後學予新道路。中國古史傳說時代──司馬遷所說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夏商時代。這一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麵有重要的影響。就傳說時代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係，學界討論熱烈，大都肯定傳說時代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有學者認為黃帝擊敗蚩尤，成為“盟主”，奠定華夏國家的根基; 吸附炎帝餘族，聯合少昊部落，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開始。有學者認為把中國文明起源時代稱為五帝時代也很適當，因為當時粗具官僚機構，政教開始分離，作為文明標誌的城都、文字、青銅禮器、(大禹時確立的) 王權世襲製出現了。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堯、舜活動之中心地帶) 是當時多氏族部落聯盟的中心所在，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古國即有中國早期文明初期國家的性質。有學者指出，三代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起源有密切的關係。可見，傳說時代與中華文明的起源有密切 的關係。另外，傳說時代與先秦的思想、宗教信仰等方 麵的關係也密切。傳說時代與先秦諸子學說的關係，既密切又複雜。就儒家言，三代是重要的理想的時期。孔子曾“祖述堯舜文武。”(《中庸》)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 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稱讚“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可見，孔孟都把堯舜當成聖王，並把這一時期當成理想的治世之一。三代“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另外，墨子也稱“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墨子·尚賢中》) 他視堯、舜、禹等是聖王。至於道家，如《莊子》學派對黃帝、堯、舜的看法與儒墨不同，且對此三人的評價也迥異。《在宥》篇評堯治天下，使天下人“不恬”,這與桀治天下使天下“不愉”，同樣是“非德”的。同篇批評黃帝、堯、舜:“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天運》篇認為時代愈晚，統治者愈不如 前:“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 治天下，使民心競。”可見，古史傳說時代的人、事與儒、墨、道諸家 學說有一定的淵源。先秦有些思想家也把自己的思想來源歸於黃帝、堯、舜、禹等人物。當然，諸子對他們其人其事的評論，與這些人的事跡未必吻合。諸子可能為了闡釋自己的學說，對這些人物或稱譽，或貶抑，賦上個人的感情色彩。因此，應該把諸子的相關材料與史實分別開來，不可混為一談。但從諸子對傳說時代人、事的評論，足以看出此時期的重要性。 最後，傳說時代有不少神話傳說，如一神三身的黃帝神話，黃帝涿鹿之戰神話，洪水神話，大禹 治水神話等。這些神話各有內涵，反映了某一時段、某些人物或某些事件的一些方麵: 它們反映了初民的一些原始信仰，如自然信仰、圖騰信仰、祖先信仰等。同時，一些神話蘊含了關於天、人、道等基本觀念和心態，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形成、內涵有相當的影響。因此，此時代的神話傳說對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宗教信仰、哲理學說等有一定影響，值得學者深入研究。以上僅就傳說時代在中華文明起源、與先秦思想宗教信仰的關係方麵言，可見此時期的重要。古往今來的學者對傳說時代很有興趣，學者輩出。上世紀出現了“古史辨”、釋古派等著作。專書論著的，有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天石《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等。另外，不少著名漢學家如拉鐵摩爾、畢士博、顧立雅、馬伯樂等也做過相關的研究。當然研究此一時代，有不少困難和問題。首先是材料多寡、真偽與使用的問題。正如學者所 說，隻有先要考察古書年代，才能對古史數據進行 認真的鑒別。但這項工作很難巨。其次的是闡 釋理論。這點更重要。使用的材料可以相同，但闡釋的理論不同，對古史的解釋就迥然不同。例如“古史辨”學派根據傳世文獻材料，認為“古史 是層累地造成的”。(顧頡剛語，見《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釋古派如蒙文通則從海岱、三晉、吳楚 三個地域角度來闡釋古史時代的人、事，認為地域不同。( 見《古史甄微》) 可見，所記載的事就不同，觀念也不同。再次，相關的傳統文獻材料較少。學者每多感歎。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慨歎說: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由於這一時期的材料不足，就限製了研究的成果。一般來說，這一時代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有這幾方麵: 一是該時代的資料較少，目前雖然出土了不少新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很難直接用來和古文獻相關記載相印證; 一是相關文獻資料的成文年代比較晚; 三是“古史辨”學派所提出的理論，即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這一觀念對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可見，研究古史傳說時代有一定的局限和很大的困難。但是有局限，也正是當代學者可以超越前修的地方。如何超越前賢，以取得新的突破? 作出新貢獻? 這當然需要新觀念、新材料、新方法。所謂新觀念，研究者不能再囿於傳統儒、墨、道對傳說時代人、物的看法，或抱著稱譽的態度 (如儒家對聖王的崇拜) ，或采取貶抑的態度( 如《莊子》對堯舜的批評指責) ，也不能受到古史辨學派的看法所左右，也應走出上世紀釋古派的樊籬。研究者應以大量的客觀的材料、新的方法來研究傳說時代的人、物、事。陳寅恪評王國維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時，提出三點，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前兩種就材料言，後一種就觀念言。就材料和觀念言，當代學者研究古史傳說時代比前輩已有一些較有利的條件: 大量出土商周時代甲骨文、金文及戰國秦漢時代簡帛文字資料，還有許多考古文物、考古遺址。另外，當代學者已經超越了“二重考證法”，運用 “三重考證法”: 結合古文獻、出土資料、社會人類 學和民族學的理論與成果。學者已借鑒外國的相關理論、學說，並借鑒、吸收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還運用交叉學科法，把不同科際理論( 如文科、理科、工科等) 結合起來，來研究古史傳說時代。夏商周三代斷代工程就是運用交叉學科的成功典範。陝西師範大學王暉教授新著《古史傳說時代新探》( 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9 年) 一書就是以運用“三重考證法”、交叉學科法就古史傳說時代做了一些具體研究工作，並取得突破性的貢獻。本書把古文獻傳說資料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資料及考古文物、遺址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文獻傳說考證基本框架和事實，以古文字、考古文物資料和文 化遺址的考察研究相結合，並參考一些自然科學的理論和研究成果，采用人類文化學理論與成果、引用比較文明的理論，對古史傳說時代的一些重大課題進行合理而圓融的闡釋。二王教授新著取得的學術成就，一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一個時代的學術，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利用新材料去研求新問題，是時代學術新潮流。本書就是利用新數據、新方法，在以前的研究總成績上更是百尺竿頭。他響應了新時代對傳 說時代新探索的新要求。王教授對傳說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信仰等方麵的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績。

 

考古暨曆史語言學會副會長王暉教授

 

以下簡要說明王教授此書在運用新方法的特點與成就。王教授善於融合古文獻各種資料、借用人類學理論，就一些舊問題，提出新看法。例如，《孟子·萬章》記虞舜之父瞽叟、其弟象屢屢想殺害舜一事，自宋以來，學者如司馬光、顧棟高、梁玉繩 等都認為這是子虛烏有的。他們之所以否認《孟子》的記載，是因為他們沒有以曆史的眼光來審視家庭製度的演變，把4000年來不斷發展的氏族、家族、家庭製度看成是靜止不居的。現代學者 也有從民俗學、婚姻製度來討論此事，但隻根據文獻材料說明舜被瞽叟、象謀害而已，沒有探討會出現這種匪夷所思的倫常問題。王教授《試論舜從妻居形態與虞、媯兩族財產爭奪案》一文就能充分利用古文獻數據，更重要的是借鑒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成果，參考了雲南瀾滄縣拉佑族、美拉尼西亞的特羅布裏恩群島的婚姻狀況、前蘇聯民族學者謝苗諾夫的婚姻理論，指出《孟子》所說瞽叟、象合謀害舜的傳說故事，反映了從母係氏族向對偶家庭發展中，男子在撫養和監護弟弟與外甥到自己親生子弟角色轉變過程中出現的矛盾。父瞽的父是指舅父，而非親生父親。《孟子》描述瞽 叟、象合謀害舜的故事，其背景與真相是這樣的: 如果舜活著，他的宮室、倉庫、幹戈等物產，就留給他的子女; 瞽叟、弟象就得不到這些東西。如果他們想瓜分舜的財產，就要設法殺害舜，因為按照本來母係財產繼承法，舜的財產合法繼承人，不是舜的妻子兒女，而是他的母親、舅父、弟弟及外甥。通過這樣的論證，《孟子》記載的瞽叟與象要不斷 殺害舜的原因不僅終於大白於天下，而且修正了 《史記·五帝本紀》記瞽叟娶後妻而生象，三人常常要殺舜的記載，又使我們明白了這件事不是神話傳說那麽簡單。王教授擅用古代文獻，並參考、運用自然科學知識，對古代一些神異現象給予科學的解釋，大有破除迷信之功。

 

龍是中國傳統的最重要的圖騰，且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象征。關於龍的原型、性能學者熱烈討論過。何新認為龍是古人眼中鱷類、蠑螈類及蜥蜴類動物的共名。它的形態豐富，能飛天潛淵，正因為它是屬於以上三類動物家族之故。然而，王教授《“龍”可招雲致雨的性能成因考》一文根據傳統文獻，清楚指出“龍”有兩種: 一是人們所想像的古代一種水族動物，一是指天上的東方蒼龍七宿。本文根據天文學、氣候學等 相關知識，考論古人所說“龍”可招雲致雨的性能，是由於自夏曆四月至秋分前，是戰國秦漢時期黃河中下遊流域降水量高度集中的時月。當時星宿“東方蒼龍”整體行於天空，尤其是它橫亙於正南方時，正是黃河多雨時節。這完全是把星象與氣象結合起來進行觀察的實際經驗總結。這篇文 章使我們對“龍”、“龍”能興雲招雨的特點有了科 學的看法，而“龍”也不再披上神秘的外衣了。 王教授擅於融合古代文獻材料，並結合考古資料──尤其是氣候環境考古學，對傳說時代的 農業興衰進行考證。如本書第十章《炎薑、姬周 兩後稷的時代及其代興考》即結合氣候環境考古 學知識與古文獻材料，考論了二裏頭文化時期氣 候環境比新石器時代惡化，並由此考察了夏代中 後期周人“棄稷不務”的原因。

 

學術研究要不斷有通解通識，對已有的定見成說、學說、思想，有所突破，有所革新，以至有新的創造，不僅要博學，更重要的要有卓識。隻有卓識，才能對前人記載的史料辨偽存真，通觀曆史而對史事的意義、價值、作用作出妥恰的評析。王教授嫻熟先秦兩漢相關的文字、文獻、考古等材料，能通古今之變，對史事能設身處地，故而能就研究的史事提出合乎情理而又通融婉致的看法，又能修正先賢成說，從而修正了我們多年來對傳說時代的一些習以為是的看法。如有關中國早期國家的起源，學界熱烈討論，迄今已出版了一些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如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沈長雲等著《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等。但是李書裏《洪水傳說》隻探討了洪水的性質，鯀、禹 的 治理方法。沈書裏《中國第一個早期國家──夏》一章隻在論證洪水可信性、並簡要說明治水與國家形成的關係。這兩本書都沒有探討鯀、禹治水而鯀敗禹成的原因、大禹治水與國家起源的關係。另外，有關大禹治水與早期國家起源的關係，學者間有所論，但大多語焉不詳，沒有深入討論。王教授以其敏銳的眼光，對鯀敗禹成的原因、洪水與早期國家起源、“滿天星鬥”說與中原文明中心說 的關係提出新見。王教授在《大禹治水方法新探──兼論上古 不修堤防與共工、鯀、禹治水之域》指出，鯀禹治水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會采用的方法。過去學者研究鯀禹父子治水最忽視的問題是洪水發生和治理的時間問題。鯀治水之際，正是大洪水來臨之初，鯀隻能采用堵塞攔截的方法，別無他法可施。禹治水時已是洪水過後，隻需疏通各條河流，使人民安居樂業即可。另外，戰國之前沒有河流堤防之說。而共工、鯀之所以要治水，是因為他們是農業部族方國，實行定居的生 活方式，為了家園、農業，他們就建堤防，攔洪水，這樣就給黃河下遊眾多方國部族帶來了災難。所以，他們被討伐後被迫遷到邊遠的地區。文章又指出，鯀治水失敗，而由禹繼任，並非完全是古人“舉賢不避仇”，而主要是因為職業世襲。禹已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所以由他治水，是情勢所然。這篇論文從洪水發生時間先後不同、治水方式才有不同，修正了國人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形成鯀敗禹成的成見，高才卓識，貢獻甚巨。另外，這篇文章從共工、鯀部族當時的實際情形去論述他們不得不違反當時不堵不攔的方法，也一反了傳統文獻認為鯀、共工做法野蠻的說法，而深有“了解之同情”: “吾人今日所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雖然陳寅恪先生這段文字是針對哲學而言，但移之闡述古史，亦何嚐不然? 了解的同情應是人學社會學者所具備的情操和著述的原則。王教授能根據文獻材料，拋去傳統成見，深入闡述共工、鯀部族保衛家園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結果被共主討伐，且蒙千古罪名。若他們地下有知，也許可含笑九泉矣。

 

誠如上文所說，神話、傳說是這一時代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學者多有研究。本書第十六章《出土文字數據與古代神話原型新探》一文結合出土文字數據和古文獻數據去探討四個神話傳說的原型: 一是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其原型是牛郎多次拋棄織女的婚姻悲劇。二是夏後啟由其母化為石後才崩裂而出的神話，其原型是啟之母生啟難產而死。三是“黃帝四麵說”的神話，其原型是黃帝做成四方狀宗主刻上自己的形狀。四是虹霓神話，其原型是長有兩頭龍且能以頭入河流飲水的動物。在這4個神話中，研究傳說時代的學者較重視黃帝神話。因為他既是神話人物，又是我國曆史開拓的祖先之一。黃帝神話就具有典型的意義，他的神話內容既神仙化，又曆史化。傳統學者對黃帝“四麵說”神話的內容有不同的看法: 《屍子》引子貢之言認為是黃帝有四張麵，孔子則認為是派人治理四方，高誘認為是黃帝派人向四方求賢能，《魏略》認為是黃帝建四麵之號。關於“黃帝四麵”的性質，有認為是神話，有認為被曆史化。自馬王堆帛書出土以後，學者對“四麵” 說的原意，看法仍然紛紜，莫衷一是: 有學者認為是黃帝身邊有四位輔佐大臣，像天地之有 四時。有學者認為，“四麵”指四方( 空間) 、四時 ( 時間) ，它是由創造主太陽神從黑暗中出生，創造光明與黑暗二分的世界，它的循環運行欽定東西南北和春夏秋冬，確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時空秩序。黃帝四麵說就是此神話的表象。有學者認為“四麵說”說明黃帝與陰陽家、天文曆數有密切的關係，《管子》《五行》篇、《四時》篇、《淮 南子·覽冥》篇可作為佐證。有學者認為是指遠古的走婚製，即處於中原地區的黃帝族人，到四方去走婚。王教授根據帛書文本，運用文字學知識，認為帛書“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為象(像) ，方四麵，傅一心”的原意是: 那不過是一般的宗主之狀，為四方木之狀，從中穿孔以達四方。這裏比較特殊的是，由於黃帝宗主為四方木，其上還有其形象，後來才產生“黃帝四麵”的神話傳說。自王教授此說一出，我們對“黃帝四麵說”的本意及其演變，才有了清楚的了解。由於王教授是古文字、古史專家，他充分掌握文字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曆史學的專業知識，所以對相關專題進行研究，就遊刃有餘，又有創見。如第十五章《盤古考源》充分利用這些語言學知識研究盤古的起源，認識由亳到盤古有個音變的過程: 亳—蒲姑、薄古—蕃吾—盤瓠、盤古。王教授此書的內容涵蓋了傳說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麵。這不啻是一部本傳說時代的史書。

 

當然，本書研究的重點不在氏族集團分布和劃分方麵──作者特地在《序》裏詳細闡述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本書充分利用三重考證法、交叉學科法，運用先進的研究方法，就古史傳說時代的政治經濟、宗教信仰、傳說神話等一些重大問題進行考證、闡釋，在“釋古”方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於這本書運用的方法先進得當，加上作者的通學卓識，在研究古史傳說時代做出卓越的貢獻。王教授學通古今，當然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才，亦以此為治學鵠的。這本書不僅是研究古史傳說時代的新作，而且是一本學術研究的典範: 運用新理論，充分利用各種資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古文獻，古文字，出土文物，遺址，其它人文社會學教理論與成果等) ，而卓有創見。王教授一直關心傳統文化，尤其是先秦時代的研究。他對古史傳說時代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早期國家起源、唐虞婚製、神話傳說的研究，“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而且“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讀王教授之書，想見王教授之為人: 博學卓識，文質彬彬，洵洵然一通儒也。

 

作者介紹：楊兆貴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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