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金文中的大廟和諸廟（上）》

 金文中的大廟和諸廟（上）

一、金文中所見大廟考

①廟·宗廟

在金文中，“廟”字出現頻率很多。其中，廟的重要作用大致有以下三點：

其一，周天子冊命大臣在廟，如，《龍敦》銘文中的“佳元年既望丁亥王才雍位日王格廟即立宰忽右龍立中庭”。

其二，周天子發布命令在廟，如，《父乙甗》銘文中的“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蓺位才廟”。

其三，周天子的大臣祭祖也在廟，如，《寰尊》銘文中的“才廟君命餘乍冊寰安人人白白賓用見布乍文考日癸旅寶□”。

廟的存在作用之大，以至於周天子的大臣要作器來獻給廟，如，《阜父壺》銘文中的“□阜父乍□壺□□酉其廟”。

為此，楊寬先生在《中國古代陵寢製度史研究》一書中主張：

古代對祭祀祖先的處所一律叫做廟。到戰國時代還是這樣。(P26)

在殷代金文中，著名的“亞”形圖，古今諸多金文學者都以為這是宗廟的象征。如，在《山右金石記》一書中卷一對《亞爵》的注解為：

凡器著“亞”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袥”。而杜預以為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又，商亞人辛尊曰：“亞者，此也”雲雲。按款識謂此者，亦廟也。二說原相通。“亞”形數見於商器，至周則罕見。故定有“亞”形者為商也。

《爾雅·釋宮》中則解釋說：

室有東西廂曰廟。

蔡邕在《獨斷》中更進一步闡述說：

宗廟之製，古者以為人君之居，前有廟，後有寢。終則前製廟以像朝，後製寢以像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幾杖，像生之具。總謂之宮。

以上是從廟的建構上而言的。但是在儒家宗法思想統治了宗廟祭祀活動之後，對“廟”的理解就發生了變化。以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一書為代表，認為：

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誌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聞乎其容聲。概然必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

一般來說，宗廟在建構上都有五室、十二堂和四門。典出賈公彥《周禮注疏》一書：

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大史詔誥王居路寢門。

從考古學的證據來說，自1959年開始的對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在一號宮殿遺址上發現了祭祀坑。而此坑東南角就是門的基址，在坑的四周則是排列整齊的柱礎石。證明這裏曾是宮廟的基址，祭祀坑位於宮廟的中央，即冊命金文中所常見的“立中廷”的中庭，而門即冊命金文中所說的“入門”之門。考古現場和冊命金文的一致說明：冊命製度雖然大盛於西周中期，但是殷周宮廟的建築格局是大致相同的。再如，陳全方先生在《周原與周文化》一書中對陝西歧山鳳雛西周宮廟建築遺址的介紹，其中甲組建築基址在影壁和中庭之間有大門和門房的存在，也為冊命金文中的“入門立中廷”之記錄提供了實證。而後部的宮室基址又正符合“前朝後寢”的西周宮廟建築格局。

如果從“室有東西廂曰廟”的角度來說，在殷墟甲骨史料中常有“室”字出現。如：

祖丁室。《甲》491。

祖戊室。《京津》4345。

大尹室。《林》2·1·3。

此時的“室”是否有“東西廂”不得而知。考古學家們推測當時的“室”具有“廟”的性質在內。如果在當時“室”是表達了和祭祀的場所（廟）的話，那麽宗·示二者則表達了祭祀者和受祭者之間的血緣關係（宗）。二者的統一就是後世宗廟概念的具體由來。如：

才大宗。《佚》131。

才小宗。《珠》631。

隹大示。《金》515。

小示。《甲》712。

大宗和小宗，大示和小示劃分的出現，意味著宗法製度上大宗·大示統轄小宗·小示製度的正式形成。如，《琱生簋》銘文中就記錄了這一統轄活動。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中宗”、“上示”、“下示”等術語。而“上示”、“下示”的概念，在殷墟甲骨文中，按照曹定雲先生的研究，認為是將直係先公先王按照先後世次分為兩大前後祭祀群，世次靠上者為上示，世次靠下者為下示。(P291)

到了西周時期，就出現了將先公先王按照奇偶次序，分為兩大祭祀群排列的昭穆製度。這是殷周宗法製度的最大區別。

有時“宗”和“廟”的概念可以等同起來。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中有“曲沃，君之宗也”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根據上述文中有“宗邑無主則民不威”一語解說“曲沃為先君宗廟所在”。因為“宗廟”的所在地才能稱為“宗邑”。因此，“曲沃，君之宗也”即曲沃乃君之宗廟所在也。因為“廟”、“寢”存在著“總謂之宮”的稱謂，所以在《左傳》中多次宮、廟、寢可以互換使用的現象。為此，賈公彥在《周禮注疏》一書中考證說：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鄭引此者，欲見隸仆蹕於宮中，亦得兼廟中。故《公羊》雲：“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天子之“廟”亦有“宮”稱也。

楊鴻勳先生在《宮殿考古通論》一書中也主張：

祭祀祖先的“廟”，是從“宗”衍生出來的。二裏頭夏墟F2，提供了宗前有廟堂設置的實例。宗，是朝先人遺體禮拜的位置：“廟，尊先祖貌也”，是朝先人的代表物--神主，祭祀的位置。從二裏頭F2的複原考察可知，它既是宗、又是廟，應是由宗向廟過渡的形式。周朝時，已將宗與廟結合為一個詞——“宗廟”。（P10）

楊鴻勳先生以考古學的角度來解說“宗”的含義，是比較有新義的。他傾向於把宗廟製度的起源上溯到二裏頭文化。

陳夢家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四)》一文中認為：

古文字“廟”從朝，朝庭之朝當源自大廟朝見群臣。……由於王者朝見群臣，群臣立於大庭或中庭之中，所以後世有“朝庭”之稱。(P91)

即所謂的“群臣立於大庭或中庭之中”，此說的由來是冊命金文中必然出現的“立中庭”一語。所謂“古文字廟從朝”一語，前人也提出了異議，見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一書卷二·二中引翁祖庚對《癸未尊》銘文的考證：

讀此文者皆曰“王才圃”，予獨謂是“王才廟”。庿，古廟字，見《儀禮·士冠禮注》：“《詩·清廟序》，《釋文》本作庿”。古艸字亦作屮。中從苗而外圍四周之象，非廟而何？

《左傳》中出現的“廟”的諸多概念有：

廟、朝廟、大廟、清廟、宗廟、告廟、祖廟、禰廟、周廟、莊·共之廟、家廟、遊氏之廟、子大叔之廟、季氏之廟。

共十四種。作為某一公侯的廟為莊·公之廟、家廟、遊氏之廟、子大叔之廟四種。相反，《左傳》中出現了武宮、莊宮，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分別解說為“武公廟”、“莊王廟”。所以《春秋穀梁傳·僖公十五年》中記錄的“震夷伯之廟”一事，並發出感歎說“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之論。所以，周王室宗廟之外，大臣和士也有廟。吳榮光在《筠清館金文》一書中收錄了一件銅器，名為《周臣廟彝》，其銘文為：“王乍臣廟彝”，可以為證。而且還是周天子賞賜下屬宗廟彝器。《左傳》中的“遊氏之廟”和“季氏之廟”也都屬於大臣廟。在此，銅器銘文的記載和史書的記載完全一致。出土的考古資料（銅器銘文，即地下資料）為傳統史書（史傳，地上資料）的真實性提供了證據。

《禮記·祭法》中所說的“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之說，在金文中則是一般使用“用乍文考、皇考、且考寶尊彝”之類的述語，還不存在上述七個廟的概念。可見，這七個廟名概念是後起的。但是，類似的七個廟在金文中是存在的。而且，在殷墟卜辭和金文中，一般隻是稱“父某”，而沒有使用“文考”或“皇考”等概念。為此，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中就曾主張說“餘意稱父為考，始於周人”。（P80） 因此，廟製大備於周初當是毫無問題的。

其中，根據《元年師斾簋》銘文中的“王才淢甲寅王格廟”一語，可知在“淢”地也有周廟存在。淢，李學勤先生在《論西周鄭的地望》一文中以為“並非一處大的都邑，而是需要設置臨時居所的地方”。（P46） 此說值得考慮。又見《蔡簋》銘文中“王才雍旦王格於廟”一語，可見在“雍”地也有周廟存在。如果淢為臨時居所的話，那麽這裏的雍看來也是臨時性的。但是，臨時性的居所是否一定有周廟存在呢？畢竟臨時性的祭祀周人先祖的活動和周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傾向於淢和雍為地名，是在宗周並建有周廟之地。在金文中，淢字還有  、棫兩種寫法。盧連成先生在《周都淢鄭考》一文中認為：“淢水可能就是流經鳳翔縣境內的一條主要河流雍水”。（P9） 此說是把淢和雍等同起來，並且以為淢“就在古周原一帶”。這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旁證吧。

在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元年師斾簋》。在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厲王。

遟公。《元年師斾簋》。

師斾。《元年師斾簋》。

乍冊尹克。《元年師斾簋》。

文且益中。《元年師斾簋》。

②太廟·大廟

“太廟”和“大廟”本來是一樣的。在古文字中，作“太”作“大”並無意義上的區別，隻是寫法的異同。故此放在一起加以討論。在金文中，“大廟”一詞出現也比較多。如：

     《亢敦》：“佳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格於大廟”。

    《逆鍾》：“佳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才大廟”。

但是，在更多的場合，“大廟”是周天子冊命大臣之處。如：《師酉敦》、《同簋》、《同彝》、《師兌簋》等銅器銘文中。所以，阮元在《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一書中總結說“爵祿必賜於大廟，示不敢專”。實際上，根據古今金文學家們的研究，爵祿不一定非在大廟，還可以在其他宮室廟中進行。

就此，引黃然偉先生在《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一書中的結論說明如下：

周有宗廟，除可見於文獻外，金文中亦屢屢有之。文獻記錄賜爵授祿時，必行於大廟。金文之冊命賞賜，亦多於大廟中行之。唯其名稱不一，或曰“廟”，或稱“大廟”，“周廟”，……而除行禮於廟之外，尚有在“室”，“宮”，“射”等處行之。(P88)

其中，冊命之地在成周的，銘文中一般隻稱為“成周”，有時稱為“周”，即西周的東都洛邑；在宗周的，銘文中一般又稱為“宗周”，有時稱為“鎬”或“鎬京”，即西周的舊都鎬京。關於西周時期的兩都問題，朱鳳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中曾考證說：

孔穎達《疏》曰：“周以鎬京為西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誌》雲：‘初，洛邑與宗周同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裏’。韋昭雲：‘通在二封之地，共千裏也。巨瓚按：西周方八百裏，八八六十四，為方百裏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裏，六六三十六，為方百裏者三十六。二都方百裏者百，方前裏也’。《秦譜》雲：‘橫有兩京畿內八百裏之地。是鄭以西部為八百，東部為六百，其言與瓚同也’……”西周時明確有東西兩京，故漢以來學者所雲西周時王畿之地有二之說可從。（P298）

在其它地方的(如，在吳)，銘文中一定加以說明（“王才吳”）。舉例如下：

《同簋》：“佳十又二月初吉丁醜王才宗周格於大廟艾伯右同立中庭北向”。

《師兌簋》：“佳三季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格大廟即立□伯右師兌入門立中庭”。

《師酉簋》：“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吳格吳大廟公族鴻厘入右師酉立中庭”。

在上述銘文中，涉及到地名時分別使用了“宗周”、“周”和“吳”三者。大廟的存在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在《文王世子》中記錄了“公有出疆之政”時，則要求“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為此，賈公彥在《周禮注疏》一書中進一步解釋說“公族之內適子名為正室，使守大廟，大廟尊故也”。成周和宗周兩地同時有大廟存在，說明“邑有宗廟才可以稱為都”之類概念是極其準確的曆史記錄。當然具體分析來說還有所區別。杜正勝先生在《周代城邦》一書中就曾指出：

宗廟所在的邑當然大，然“都”的先君木主大概指殖民於都的第一代貴族以下的“君”——嫡係繼承人，其宗廟並非殖民母國的宗廟。魯有三都：費、成、郈各為季孫、孟孫和叔孫的采邑，自伯禽以下的魯公神位隻在曲阜，不在三都。（P113）

而且，在成周和宗周雙重宗廟係統中，學術界又多以為各自在使用的禮製上有行殷禮和行周禮的區別。如，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就曾主張：

姬周王室對西都鎬京東都洛邑及豐邑進行祭祀活動時，西都宗周用周禮，東都洛邑用殷禮。(P212)

在《左傳》中，大廟則是專指周公之廟。如，《桓公二年》中的記載：

戊申，納於大廟。

又見《僖公八年》中的記載：

秋七月禘於大廟。

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皆注解為：

大廟，周公廟也。

在《禮記·明堂位》中也有明確記載如下：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如是說到周公廟之外的“大廟”時，一定有特殊的說明。如，《左傳·襄公三十年》中有“宋大廟”。在銅器銘文中，《師酉敦》中有個“吳大廟”。可見，如果不加以特殊說明時，銅器銘文中的“大廟”一般是指“周公之廟”。所以，在《論語·八佾》中有“子入太廟每事問”的記錄。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一書中認為明堂“本為宗祀文王之大廟”，亦即，明堂作為大廟之一，負擔著宗祀文王的重要任務。由此可以得出：“宋大廟”和“吳大廟”即是宋國、吳國宗祀文王之廟。

但是，銅器銘文中有所謂的“天廟”一詞。見《天廟爵》：“京乍天廟爵”。此件銅器收錄在方謙受《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十二·二十四和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一·三中。雖然隻是個案，但是它的存在意義是不容忽視。它說明了“京”字的出現不但是作為地名，還有人名·私名的意義在內。如，在《耳尊》銘文中有“肇乍京公寶尊彝京公孫子寶”一語，就是京氏族存在的證據之一。除此之外，如《京叔盤》《京薑鬲》二器，以及《芮公鬲》銘文中的“京仲氏”，《善夫吉父鬲》銘文中的“京姬”，都是京氏族活動的曆史記錄。而且，京薑和京姬二名的存在證明了京·薑和京·姬兩大氏族之間存在著通婚關係。看來，京和薑姬這三者之間是一種世代性質的通婚關係，是這三者的地望臨近和功利關係的說明。而所謂“天廟”實際上是“大廟”的誤寫。

周公廟有時有被稱為“大祖廟”或“大祖”的現象。見《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說“毀廟之祖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這裏的“大祖”一詞，賈公彥在《周禮注疏》一書中說“大祖謂周公廟”。

根據《免簋》銘文中的“王才周昧爽格於大廟”一語，可知大廟地理位置在周，即成周。

但是，根據《同簋》銘文中的“王才宗周格於大廟”一語，可以發現在宗周也有大廟。宗周的大廟有時被稱作“大朝”。見《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卷四·三十三·二中。可以得知，在宗周和成周兩地都建有周王室的大廟。因此，陳夢家先生提出的“西周時代東西王城為兩都並立，而各有雙城，一為宗廟一為王宮”之說和金文中的事實是相符的。(P212) 進而，他又提出了宗周和歧周的區別：

周廟在宗周，猶宗周之有大廟穆廟。武王時之周為宗周，當時未營成周，故宗周應指歧周。除宗廟以外，宗周有大師宮，見《善鼎》。（P212）

在成周的大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免簋》，《敔簋》。其中，在《敔簋》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夷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厲王，陳夢家先生以為是宣王。

井叔。《免簋》。

武公。《敔簋》。

敔。《敔簋》。

免。《免簋》。

在宗周的大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趞簋》，《同簋》。其中，在《同簋》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孝王。

密叔。《趞簋》。

內史。《趞簋》。

季薑。《趞簋》。

趞。《趞簋》。

榮白。《同簋》。

左右吳大父。《同簋》。

文考叀中。《同簋》。

③清廟

“清廟”一詞，首見於《甲午簋》銘文中，如下：“佳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乍禮簋”。在《左傳·桓公二年》中記載藏哀伯之諫中提到了“清廟茅屋”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認為：

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此說顯然是源自漢代賈逵之論。賈逵注《左傳》時提出了“肅然清靜謂之清廟”的觀點。

蔡邕在《明堂月令論》一文中則又提出：

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

此兩說實際上有其一致處，即：何謂“宗祀之貌”，蔡氏指代不明。如果把“肅然清靜”

看作是“宗祀之貌”的話，那麽，這兩說就同出一源了。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一書中主張“清廟專為祀文王”，並提出了“明堂亦屬於大廟”的觀點。他說：

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大祖，亦稱清廟。《清廟·詩》序雲：“祀文王也。周即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此明堂在雒邑。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後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觸犯文王焉。明堂本為宗祀文王之大廟……

但馬承源先生對此提出異說，他認為：

古代營建宗廟，據說不尚奢華，《左傳·恒公二年》：“是以茅屋清廟，大路越席”，表示儉省。清廟既是宗廟的模式，營造就不至於曠日持久。(P59)

根據《清廟》一詩來分析，如下：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與人斯。

從詩中看不出富麗堂皇之氣象。和《閟宮》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是無法相比的。

可見古代經學家們的“肅然清靜謂之清廟”之說是可信的。

但是，《甲午簋》銘文中的“帝”字所指為何？這是我極為關心的問題。在商周金文中，一般使用“王”來指稱周天子。而此件銅器銘文中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是使用“帝”。

第二是使用“清廟”。

第三是使用“禮簋”。

此件銅器收錄在阮元《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一書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和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一書卷十七·三十三中。

關於“帝”的問題，在其它的銅器銘文中也有出現。如，《嘉禮尊》銘文：“帝肈稱嘉禮”，此件銅器收錄在《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一書卷五·九中。該書稱“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但是，在對該銅器的斷代上，阮元以為是“當是戰國時秦所作之器”。又說：

然稱帝不稱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襄王十九年，秦為西帝，宜作器稱帝也。

對於為何不使用“帝”字作為年號，他解釋說：

古者，不以日辰之名紀歲。有十有二歲之號，字攝提格至赤奮如是也。鍾鼎器銘則曰“佳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一日辰之名紀歲。如《西嶽華山亭碑》之戊午，《荊州刺史杜尚碑》之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之已酉，甲辰。今觀此銘曰：“佳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紀歲實始於此。是時秦既稱帝，即不奉周正朔。時周尚存，又不敢雲“佳帝某年”，故造此紀年簡易之法也。

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一書中也主張：

《六國年表·曆代帝王年表》周赧王元年丁未四十八年為甲午，即昭襄王十九年十月為帝十二月，複為王甲午作簋稱帝，正其素心不忘者，此可補《史記》之闕矣。

《左傳·哀公十一年》有“胡簋之事，則嚐學之矣”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解釋：

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如果從這一點出發，則這裏的禮簋就是胡簋，亦即指夏代禮器的話，則帝和清廟的存在在《甲午簋》銘文中可能就和夏代聯係起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件銅器的作者出自夏代·夏族的直係後裔。阮元主張，所謂胡簋即是簠簋，即：

《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為盛黍稷之器。瑚之為簠異名無疑矣。

誠如是論，則“瑚”與“胡”通，“殷之六胡”之說已經是對“夏曰胡”之說的否定了。杜預的“夏曰胡”之說或許有更古的來源。

但是，吳榮光認為《周寰卣》銘文中的“王才室”之“室”字，“即是清廟中央之室”。他說：

《書·洛誥》：“王入大室裸”。裸，獻屍也。《禮·酭屍》：“屍獻而祭畢”。王祭畢入大室，行獻屍之禮，故曰：“王才室”。

此說極其準確，然而，銘文中沒有出現“清廟”一詞，故可作為“室”即“清廟中央之室”的旁證。又見吳大徵《愙齋集古錄》一書第四冊所收《刺鼎》，銘文為：“王才旅……用牡於大室”一語。他為此注解說：

用牡於大室。牡，牲之雄者。《論語·堯曰》：“敢用玄牡”。皇《疏》：“牡，雄也。《書·洛誥》：王入大室裸。《傳》雲：大室，清廟”。“王才旅”，旅地不當有大室。

他把清廟釋為大室，似為不當。然而，清廟中有大室則是肯定的。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帝。《甲午簋》。

④享廟

“享廟”一詞，首見於《師秦宮鼎》銘文中，如下：“隹五月既望王□□於師秦宮王各於享廟”。

但“享廟”一詞不見於《左傳》。

筆者認為“享廟”一詞可有二解：

其一為“享廟”是由銅器銘文的“用享於宗”一語省略而來，這裏的“宗”就是宗廟之意，即所謂“享廟”就是“廟”，也就是大廟。證據可見《叔氏鍾》銘文。

其一為“享廟”是指享堂，即大室，它是由銅器銘文的“用享於宗室”一語省略而來。證據可見《師咢父鼎》銘文。

在銘文中出現“師□宮”內容時，多數場合都有“大室”一地出現，因此，我傾向於“享廟”即指享堂，亦即指大室的看法。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師秦宮鼎》。

⑤周廟

“周廟”一詞，在金文中並不多見，首見於《虢季子白盤》銘文中，如下：“王格周廟”。在《無叀鼎》和《盠彝》銘文中也各出現一次。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對此有二解：

其一為“文王廟也”，見襄公十二年《注》。

其一為“厲王廟也”，見昭公十八年《注》。

又，《毛詩·周頌·賚》孔《疏》引皇甫謐：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

則此“周廟”當是指周始祖廟或文王廟。金文中一般可簡稱為“廟”。此部分內容可以參照前述有關“廟”的論述。在《逸周書·世俘》一文中記載了“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一段史實。可見這裏的周廟就不可能是厲王廟。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盠方彝》。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唐蘭先生以為是恭王，李學勤先生以為是孝王。

穆公。《盠方彝》。

尹。《盠方彝》。

盠。《盠方彝》。

文且益公。《盠方彝》。

⑥吳大廟

“吳大廟”一語首見於《師酉簋》銘文中，如下：“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各吳大廟”。大廟又作太廟。又可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中的記載：“或叫於宋大廟”。有“周大廟”，又有“吳大廟”和“宋大廟”，顯然可以推出西周分封諸國應當都有大廟存在。因為阮元曾考證說：

《禮》：“王子弟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廟”。《逸書·分器序》雲：“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可見，大廟作為聯係周天子和諸侯血緣關係的重要象征而存在著。分器現象的存在，是青銅器和廟製關係的重要證據，也是構成西周封建宗法製度的禮器基礎。而且，出封和開拓殖民地也密切相關。因為下一步就是建立祭祀宗廟問題了。杜正勝先生在《周代城邦》一書中就說明：

周人每新拓殖就建廟立社。（P28）

《詩·大雅·緜》中就有“作廟翼翼”一語，可證此說不誤。

“吳”字，金文中通“虞”字。阮元在《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一書中考證說：

案：古籍周王無適吳之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驚”。《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誌》雲“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吳”“虞”同字也。

“吳大廟”即“虞大廟”。則《師酉簋》銘文中的“王才吳”和“各吳大廟”看來都是指“虞”而言。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北一帶。李學勤先生以為吳地在山西平陸，可備為一說。阮元在書中進一步引用蕭山王進士觀點說：

然則虞大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吳大徵在《愙齋集古錄》一書第九冊中收錄了此件銅器，其銘文就作“王才虞格虞大廟”。曾有人把“吳大廟”理解為“吳大之廟”，此說恐非是。(P96) 雖然在《同簋》銘文中有“王令左右吳大父  易林吳牧”一語，但是，在銘文和古籍中都未能找到實證，足見“吳大廟”非“吳大之廟”。

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一書中認為：

周王在吳的太廟冊命師酉的禮，可知虞有太廟可以作周王行禮之處，就是因為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國。《穆天子傳》卷六稱穆王“乃宿於虞”，也是因為虞為太伯封國，原有周王留宿的宮室。（P616）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師酉簋》。在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孝王，容庚先生以為是厲王。

公族□釐。《師酉簋》。

師酉。《師酉簋》。

史牆。《師酉簋》。

文考乙白。《師酉簋》。

宮姬。《師酉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