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陳寅恪自由觀詩文的研究》

陳寅恪自由觀詩文的研究

在陳寅恪詩文中，多次出現“自由”與“不自由”的主題。如1929年在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他就說：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栲，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代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陳寅恪又以此總結王國維的一生：“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在《閱報戲作兩絕》一詩中，陳寅恪十分感慨地說：“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1932年，他在講課中還特別教育學生：“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十三年後，他在病中還念念不忘地對學生王鍾翰說：“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的。”

1938年，他在詩中再次感慨說：“真信人間不自由。”當時正是國難當頭，哪裏有“自由”可言？這一傷感情緒在所難免，也是可以理解的。

1945年，陳寅恪在詩中又說：“換羽移宮那自由”。這時正值抗戰勝利，國共麵臨交鋒，難道這就是詩人所謂的“換羽移宮”？

新中國成立後，在著名的《論再生緣》中，陳寅恪借對端生的讚美，表達了自己的當時感受：

  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具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

然後，他得出的結論是：

  若就六朝長篇駢儷之文言之，當以庚子山哀江南賦為第一。若以趙宋四六之文言之，當以汪彥章代皇太後告天下手書為第一。……庚汪兩文之詞藻固甚優美，其不可及之處，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於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而其所以能運用此感情，融化貫通無所阻滯者，又係乎思想之自由靈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之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

而在《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一開言就表明自己的研究宗旨是：“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其實，陳先生後半生一直借研究“紅裝”來體現他的自由心境。其“頌紅妝”係列如下：

1935年，武則天。《武曌與佛教》。1936年，秦婦。《續秦婦吟》。1941年，崔鶯鶯。《讀鶯鶯傳》。1944年，楊貴妃。《長恨歌箋證》。1944年，韋叢。《元微之悼亡詩箋證稿》。1944年，琵琶女。白香山琵琶引箋證》。1952年，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1953年，陳端生。《論再生緣》。1954—1964年，柳如是。《柳如是別傳》。這些頌紅裝的論著，多是借古喻今，指桑罵槐，表達他的自由觀念。再可證五十年代初陳寅恪親自口授答複不擔任中國科學院第二曆史研究所所長之聘信中所言：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揚。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義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1953年，他在《答北客》一詩中說：“不采蘋花即自由”。那時的陳寅恪以為自己不涉政事就可以取來一片自由天地，這顯然是文人的一種清高孤傲的態度與處世情操。

李慎之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一文中指出：

可以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語言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中國古文中的“獨立”與“自由”與現代語言中的“獨立”與“自由”意義迥不相侔）。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兒的是嚴複。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後，在甲午（1894年）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於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於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二十年之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以幹脆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

但是，無庸懷疑的是，新中國以後陳寅恪一直把馬列主義與他的自由觀對立起來。這和他在1927年撰寫的王國維的碑文中所說的“自由”顯然是不同的。他那時以“思想而不自由”來解釋王國維的“吾寧死耳”的自殺行為。並沒有把思想上的不自由歸結到某個意識形態上。而新中國成立後他卻明確地認為，“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已經表明了他的自由觀在1949年前後所發生的變化。

在表達他的上述觀念之餘，他寫了不少對所謂不自由的思想製約進行批判的詩文。從1950年到1966年4月，16年中共存詩241首，多數是吟詠時事之作。陳寅恪借詩篇針貶時事，臧否人物。

陳寅恪晚年一直有韓愈情結。即，他自比韓愈。其研究論文《論韓愈》成了他的思想的一個寫照。陳寅恪與現政權有著嚴重的價值抵觸。《贈蔣秉南序》中就表現出了這一情結。韓愈因為上書《諫迎佛骨表》而被貶潮州，其侄孫韓湘探望，韓愈為之賦詩，其中有“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二句，韓愈當時的心情是悲憤加上正氣凜然，陳寅恪當時亦應如此。但是，我們知道韓愈起初還是對大唐皇帝的虛心納諫存在幻想的。如同陳寅恪對解放初期的新中國的幻想。因此，作於1952年的《春秋》一詩中就明確點出了“春秋舊說今皆廢，獨諱尊賢信是真。”所謂春秋舊說，是指《春秋》所記載的一些為人所稱道的忠臣敢諫和國君納諫。在這裏，假如我們考慮到時代環境——當時的新中國舉國上下隻聞歌頌而缺乏批評的不正常政治環境有感而發。到了1953年，他在《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一詩中再次提出了“屯戍尚聞連浿水，文章唯是頌陶唐”的詩句。陶唐，指帝堯氏。連續兩年的詩歌，針貶的全是不能批評和隻聽讚美的時代風氣。

不僅如此，到了1954年，陳寅恪又開始諷刺“主人端要和聲多”的現象。如下：

《聞歌》：

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涼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

前兩句是在描寫全國上下沉醉於勝利之中、盡情歌頌的歡樂情緒。這印證了他的另一首詩中的“而今舉國皆沉醉”一句。陳寅恪所要諷刺的卻是最後一句“主人端要和聲多”！他當時似乎是采取了冷靜觀察不加評論的態度，根據吳宓日記的記載，說當時的陳寅恪“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所以當有些基層幹部希望他出麵表態時，他的真實思想是：“座客善謳君莫訝”，這分明是在嘲諷同僚們的吹牛拍馬現象。“主人端要和聲多”則直接指向了“主人”！看起來，陳寅恪此時還是以客人（即遺老）自居的。陳寅恪此時依然沒有對自己進行準確的定位。

馬鬥全在《陳寅恪的明察》一文中分析說：

此時已在毛澤東親自出麵嚴厲批判梁漱溟之後，陳寅恪對隻能歌頌不能批評、全國隻有一種聲音表示了更深的憂慮。可惜陳寅恪的清醒之見和憂慮，在當時不能向高層人士表達。他若講出來，不但不會被采納，而且必為又一梁漱溟，因此“唯是頌陶唐”那首詩中又有“閉口休談作啞羊”句。可見此時的陳寅恪，心情是多麽沉重，隻能將其心聲，發於詩中。我們現在讀陳寅恪建國初期的這幾首詩，回顧國家後來所發生的一些事，才更加感到陳寅恪的偉大，感到他當時所覺察並深以為憂的問題，於國家和民族是多麽重要，其意義是多麽深遠。

憑著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敏銳直覺，陳寅恪預先發現了思想改造和焚書坑儒兩者之間的必然聯係。他冷眼旁觀著新中國出現的“改男造女”不正常現象，特別是舊知識分子們的“塗脂抹粉”的言行。在以後出現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陳寅恪固守自己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並未隨波逐流，而是保持著自己一貫的宗旨和作風，利用古體詩歌針貶當時的思想禁錮和人格淪喪現象。

1952年作《男旦》：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

“改男造女”，顯然是指當時正進行的所謂“思想改造”。“鞠部”，又稱“鞠部頭”。指舊時戲班。《舊唐書·文宗紀下》：“己酉，改法曲為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而仙韶院的頭牌女伶又稱“鞠部頭”。“太息”，即歎息。典出《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而這裏的“傳薪”，典出《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陳寅恪對戲曲有很高的鑒賞力。他在詩中借寫男旦，表達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戲劇般的“改男造女態全新”行為，並說當時的思想改造則是強行從思想上展開的“欲改衰翁為姹女”的“改男造女態全新”行為。有一些不負責的作者四處主張這裏的“男旦”暗指馮友蘭。真乃無聊之極也。略知馮氏在1952年的言行就不該發此論。陳寅恪在這裏自比“衰翁”，無論是生理上還是思想上，他最終也未能被改造成“姹女”。而此詩最後點出主題是“傳薪翻是讀書人”，這又回歸到了他對同僚們的思想改造行為的鄙視。

1961年陳寅恪做《無題》：

折腰為米究如何？折斷牛腰米未多。還是北窗高臥好，枕邊吹送楚狂歌。

“折腰”，典出《晉書·陶潛傳》：“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陳寅恪先生在此繼續發問：在當時的環境下，即使折斷了牛腰，又能換來多少名和利（米）呢？！“北窗高臥”，典出辛棄疾《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詞：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有別、歸來意。”而“楚狂”，典出《論語·微子》：“楚狂接輿”。但是，陳寅恪晚年所處的已經不是羲皇盛世了。於是，北窗高臥其實是想說明自己在動亂之世依然保持著自己狷介的本性。他甚至在造神運動漸成氣候的文革前夜，以嘲諷的筆調，對個人崇拜進行了指責，留下了“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