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義及其前景》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義及其前景

 

一般人大多認為：在眾多人文學科中，隻有考古學才是一門與世無爭的學科。在文藝作品中甚至出現了以當考古學家的妻子就可以取得婚姻安全和穩定（自己的妻子越老就越可愛）的話題，因為據說考古學家是一群隻鍾情於“年老”物品的怪物。當然，這些都是對考古學和考古學家的誤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外的考古學界對中國考古學的成果乃至於對中國考古學家是持有很深的偏見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第一批西方考古學家來到我國時，當時我們的考古工作者曾經有過石頭和化石分不清的幼稚時期，一部分原因又是和當時對出土的層位記載和區域劃分的混亂有關。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盤據在西方考古學家腦海中的“歐洲中心論”在作怪。他們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中國人種是埃及人種的移民說”、“埃及象形文字是中國象形文字的始祖說”……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因此，考古學和一個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是密切相關的。

一、艱難的起步

當我們的考古學家根據西安半坡遺址的骨骼化石複員出半坡人的頭像時，日本著名的曆史學家和漢學家貝塚茂樹教授在他的名著三卷本《中國史》中卻得出了“那個頭像更象是現代日本人的祖先”的結論。當周武王率領三千戰車討伐商紂王時，美國著名的先秦史學家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在他的名著《商周文化史管見》中卻得出了“中國的戰車起源於中東”的結論……世界皆知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曆史究竟有多古老，卻成了個大難題。有說三千年的，有說五千年的，也有說六千年和七千年的。

於是，在有關領導同誌的倡導下，以李學勤、李伯謙、仇士華、席澤宗四人為首，帶領國內第一流的各學科的專家，開始了對中國遠古文明和曆史起源的年代學研究和考察——“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此拉開了序幕。應當說，這一工作既是前無古人的，也是極其富有現實意義的。

自北宋開始，我們就形成了疑古的傳統。到了現代學術史上古史辨學派的出現，更把對上古曆史的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那是在沒有考古學、曆史年代學和天文學參與下的研究，隻是對現有的文字史料進行的分析和審查後所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的進步意義是徹底打碎了統治在上古史研究領域上的種種神話和傳說，為曆史和神話的劃分指出了一條比較明確的方向。但是，無庸諱言的是，這一千多年的疑古傳統，卻助長了民族虛無主義傾向，給我們研究和宣傳中國遠古文明和上古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增添了巨大的麻煩和困惑。因此，在現在這一時候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所公布的曆史年代表，但是，並不等於我反對或我否定這項史無前例的科研項目。而且，我對李學勤先生所主張的“走出疑古時代”的觀點是十分支持和肯定的。

二、斷代工程所遇到的難度

曆史年代學又被稱為年曆學，時髦的叫法是天文考古學。要想對中國上古社會的曆史進行準確的斷代，就必須能讀懂古人所留下的曆法記錄。六十甲子是祖先貢獻出來的絕世法寶。相傳它是黃帝的史官大撓創立的。但是，曆法的創立者相傳卻是黃帝的史官容成。《世本》中的“容成作曆”和“大撓作甲子”是一起說的。我們現在知道沒有六十甲子，就不可能有曆法。可實際上，遠古時代的曆法未必都是采用的六十甲子計日法。比如，當時曾廣泛使用過的“火曆”，就不是使用六十甲子計日法的。（見拙文《火曆新探》）因此，容成作曆之時可能並沒有使用大撓的六十甲子計日法。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成熟和完整的以甲子計日的曆法係統。為此，傑出的甲骨學家董作賓先生窮畢生之心力，為構築上古曆法作出了重大貢獻。《殷曆譜》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晚年卻專心於夏商周三代的曆法研究，其結果卻是費力不討好。從此，對商代曆法的研究基本上就成了絕學。

商代尚且如此，那對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亦即對西周年代學的研究）也就更加困難了。六、七十年來，先後有董作賓、吳其昌、劉師培、陳夢家、鄭天傑、丁驌、劉啟益、張長壽、王世民、陳公柔、謝元震、何幼琦等先生，留下了研究專著或研究論文。因為西周曆法主要是記錄在青銅器銘文上，而記錄的方式又是以“唯王某年”┼ “某月”┼ “月相”┼ “幹支計日”的形式出現的。這就和商代甲骨文中的隻是幹支記日的記錄方式有了質的飛躍。這一記錄法的關鍵是月相（月亮圓缺的運動）。金文中常用“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初吉”四個術語來指代月相。怎麽解釋這四個術語，就有“定點月相說”和“四分一月說”兩大觀點。但是，審查金文，並不光隻有這四種月相術語，而是多至十幾種（如所謂“哉生霸”， “哉死魄”等等）。這就為理解月相增加了難度。對於這一問題，金文學界至今並沒有形成定論。

而西周王年的確定也是個曆史謎案。《史記》等書中多語焉不詳。《世本》、《路史》、《竹書紀年》、《皇極經世》等書的記載又多前後矛盾，不能盡信。因此，隻靠“唯王某年”根本不斷定這裏的“王”是哪一位周王。

三、多樣的古代曆法

古代中國，先後曾經有過的曆法種類從“黃帝曆”到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天曆”，共有102種。加上西曆和火曆，就有104種曆法。被稱為“古曆”的有七種：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和火曆。《漢書·律曆誌》上記載的隻是前六種。在已經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銅器銘文中出現的作器時間記錄，並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曆。特別是記載魯國和宋國內容的銅器銘文，因為魯曆·殷曆和周曆的換算，我們對此最難把握的是置閏問題。大家知道，閏月是為了維持曆法的準確性而產生的一種調解方法，“十九年七閏”的定規是否為周曆以外的所有曆法所采用，這是不易斷定的。而且，是年終置閏還是年中置潤一直是曆法學家門相當頭疼的科研課題。董作賓先生主張：商人采用幹支紀日，一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製：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個月後連置兩大月。並依其新舊派之分，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閏，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

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時間都是出於周曆的基礎上，才能開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這是第一個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記日法之後，對於新王的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更改甲子記日的問題，這也是千古之謎！古代中國（特別是西周諸王）王權的過分膨脹，是否會在六十甲子記日的連貫性這一“天道”麵前低頭呢？我們不得而知。

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記日法在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永遠處於不變的前提下，才能開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這是第二個假定。

有了這兩個假定，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最為基本的立腳點。驗證這兩個立腳點的基礎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關夏商周日食和月食問題的記錄。因此十八世紀中期，理論天文學在西方的發展，使我們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誕生以來和今後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準確發生日期。比如，根據《（偽）古文尚書》的記載，在夏代少康時代發生過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據理論天文學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準確發生日期，得出結論：夏代少康時代的那次日食發生在西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後一小時左右。結論的準確無誤為我們重新判定《（偽）古文尚書》的史料價值提供了證據。也為夏代少康的在位時間給出了答案：西曆公元前2165年前後。

因此，對傳統古曆和天象記錄進行古天文學的審查和對位，應該是今後值得重視的科研課題。

四、考古學上的民族主義之爭

正如本文開始時所說的那樣，考古學和一個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是密切相關的。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公布之日起，國外部分漢學家對這一工程的評價並不完全處於學術性質的。比如，美國有的學者就聲稱：“中共發動此項工程的目的因此非常值得懷疑”，“這是一種沙文主義的願望，企圖把中國曆史記載推到公元前3000年，把中國推到和埃及一樣的水平上”，“在美國人眼裏，由委員會製作的東西是委員們互相談判的結果，因此一般都包含很多的矛盾”……其實，當貝塚茂樹教授得出了“那個頭像更象是現代日本人的祖先”的結論時，當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得出了“中國的戰車起源於中東”的結論時就已經把考古學帶到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即歐洲中心論）上來了。

我在拙著《海外漢學研究》一書中就曾批判過這一洋學者身上狹隘的民族主義問題，即：“建立一種合理的、符合實際的、科學的漢學史觀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漢學史觀被漢學家們的工具理性所操縱。工具理性又和對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感情問題連在一起。但是，工具理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入洋漢學家們的感情世界?進入的程度又有多少?它對洋漢學家們的漢學史觀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不能象古代中國的士階層那樣寄希望於有誌洋人來‘以夏變夷’，也不能寄希望在東西方各國會出現一個‘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漢學世界，因為我們自己也常常說不清研究國學對現代中國學者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在自己涉足於異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活動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是一種科學的學術史觀產生的先決條件。同樣，對於現代中國學者來說，在自己涉足於對中國古代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活動中，也存在著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問題。洋漢學家們也不想變成中國古代社會裏的正宗的、傳統知識人，他們或許隻是對‘文化的中國’或說對‘中國的文化’感興趣。因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社會製度和曆史條件下的洋漢學家們並不想實現古代中國人的那種內聖外王之道的理想。因為他們是在研究漢學，而不是在弘揚儒教。而我們現代中國學者因為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也根本不可能把自己複原成替天行道的孔子門徒。”

五、前景展望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的問世，為我們走出疑古時代準備了理論基礎。

但是，我也希望她能日臻完善。有些十分明顯的技術上或學術上的不當還是有必要加以改進的。如，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年表中定夏商之交為公元前1600年。可是連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都知道：那是公元前1598年，“為了便於記憶才改為公元前1600年”的。我不知道若幹年後出於“為了便於記憶”的理由，是否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日期改為1950年？專家組的成員下了那麽大的力量才解決銅器銘文是上一年還是下一年的問題，現在一下子就改了兩年！因為有四件銅器銘文記載的作器時間表和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得出的西周王年的曆譜不相符，就對《庚贏鼎》、《晉侯蘇鍾》、《克盨》、《伊簋》這四件銅器銘文進行修改，這顯然不是嚴謹和嚴肅的科研行為。其實，解決這四器的作器時間問題還是應該回到置閏問題上，而不是采取現在的以“前人鑄錯了”為借口加以改動。

以上兩點是我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最大的期望！

[湖墅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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