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事情，但是直到現在每一個細節我都清楚記得。
那一年姐姐應該是上小學三年級，而我剛剛入學。那時候住在爸爸單位的家屬樓，我家和一家姓王的鄰居共用一個廚房。八十年代的雙職工家庭，父母早出晚歸，孩子們放學回家自己寫作業，大一點的孩子幫下班晚的父母蒸好米飯。
我記得那天下午沒有課，姐姐照顧我吃完午飯，倆人收拾好開始寫作業。姐姐發現她的鋼筆沒墨水了，可家裏的墨水瓶隻有黑色的，沒有老師要求的藍色墨水。不知是誰先想起來剛才做午飯的時候看見廚房裏王叔家的碗櫥上有瓶藍色鋼筆水，這個一閃念出來的時候，小姐倆先是都愣住了：這是想偷東西嗎？後來不知咋商量的，我們決定去吸一管鋼筆水來寫作業。我現在想想，固然那時候完成作業對我們是頭等大事，可是也絕不至於急得去偷鋼筆水，完全可以等爸媽下班回來再寫；在大人們都上班的安靜下午，去冒犯一次禁忌、品嚐一下刺激可能是初衷。但是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偷東西的經曆卻印在了我心裏，以至於40年後回憶起來還如此清晰：我們倆怎樣踩著小板凳夠到廚頂的墨水瓶、怎樣興奮地顫抖著吸了慢慢一管墨水、如何原封不動地物歸原位。。。偷完鋼筆水姐姐反倒沒有忙著寫作業，那個下午我們無數次地跑去廚房，查看可能被發現的蛛絲馬跡，每一次都覺得自己要敗露了：墨水瓶裏的水位線降了一大塊，我們吸走的太多了、墨水瓶擺放的位置一定跟以前不同了、櫥櫃上的布簾好像也被我們動過。。。。這種擔心做賊被發現的惴惴不安一直持續到那天大人們進出廚房無數次，做飯吃飯洗碗結束後。
可是事情的影響遠遠沒有結束，這個偷東西的曆史汙點一直伴隨了姐姐很多年，即使知情者隻有最親的妹妹一人。在她小小的世界裏曾經有過如此不齒的行為，大概是心裏很難過去的一道坎兒。以至於在整個小學階段“偷鋼筆水兒”都是我們姐倆間的忌禁詞，也是我用來要挾姐姐的暗號。很多次爭吵的結束語都是我威脅：“我要告訴爸爸媽媽你偷。。。。”然後就是姐姐的無言妥協。其實我們父母都非常慈愛，記憶中從未體罰過我們，即使他們知道了我們偷鋼筆水兒又會怎樣呢？怕挨頓揍嗎？好像也不是。恐懼來自於實在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曾經做了如此不堪的事情。
那時候物質是真缺乏，啥叫零食從來沒聽說過。父母的工資隻夠吃飯生活，餘下來的錢要悉數寄回老家，孝敬農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叔叔姑姑姨們。那時候沒有冰箱，每家的吃食調料、冰糖油渣兒都擺在公共廚房沒有門的櫥櫃裏，我們好像從未動過嚐一口的心思。小孩子肯定是饞的，但是心裏有著非黑即白的是非觀，別人的東西是絕對不能碰的，不是自己的東西想都不要想。
後來我姐的“偷鋼筆水”事件終於在她上初一那年有了了結：當我再一次跟姐姐發生爭執，並且用“老話”要挾她的時候，她終於擺出一副“我受夠了”的姿態，跟爸爸坦白了。之所以選擇爸爸，是因為媽媽更嚴厲些，對我們的錯誤容忍度更小。我爸後來說了什麽我都忘了，好像也沒有怎樣批評我們，隻是很認真的看了我姐很久，應該是心疼她這幾年被“偷鋼筆水”這座大山壓得太辛苦了。
最近這幾年才有了“正念”這個詞，我們小時候心裏似乎都有一種正念，是非曲直對錯，絕對不可以越雷池半步，否則就不是一個好人了，做壞事帶來的內心不安，除了怕被外人知曉，更主要是內心產生的自我否定、鄙視和不屑。我姐今年快50歲了，事業有過滑坡、家庭出現過變故，可是那種正念一直伴隨著她。我爸去世已經9個多月了，我姐一直還活躍在我爸患癌初期她加入的病友群裏，因為總有病友來谘詢，因為她在我爸剛去世的時候把幾萬元沒有用過的抗癌藥送給了群裏家庭困難的病友。做一個好人好像是我們對自己的最低要求，我不知道這是天生的還是來自於家庭和社會的教育。
我剛剛看到那位媽媽的擔憂，我覺得孩子吃糖多少、物質生活好壞跟孩子偷東西的行為都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孩子心裏沒有一個正念或者執念：不是我的不能拿，小到超市裏的幾顆糖，大到別人的幾十元錢都是一個道理。
是的! 自己太不懂事了。我姐這一輩子都在護著我、讓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