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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
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
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閑談盡上綱；
寄意兒孫戒玩笑，一生纏夾二流堂。
《上海灘》月刊約我寫一篇關於“二流堂”的文章。說心裏話，我真不願意寫。原來不過是朋友們之間日常生活裏互相交往的一些細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別有用心、慣於無事生非、小題大作的政治運動家們把它渲染、誇大成為一個轟動全國的什麽反革命政治集團。從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開始，到那個貽笑萬邦的十年“文革”中，鬧得雞飛狗跳盡人皆知，都等著最後要爆出個什麽特大新聞來！而最後浪費了不知多少時間，多少人力財力，到處內查外調，結果是一場瞎胡鬧，什麽問題也沒有發現，更無論其為什麽“政治問題”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氣，又可笑，又可悲。上麵這首七言律詩作於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靜海縣獨流河畔，地名團泊窪的一處犯罪人的勞改農場。當時這片寶地乃是所謂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幹校，在那幾年當中，這個於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劇、慘劇，更多的是鬧劇和滑稽劇。
坦誠快樂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兩年前完稿的第二個大型曆史劇——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國為題材的《正氣歌》，將由抗日戰爭大後方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劇團在成都和重慶兩地上演。導演由陳鯉庭先生擔任，這部戲的主要演員有魏鶴齡扮演文天祥，顧而已扮演賈似道，謝添扮演翁應龍，陣容十分強大。而劇中的服裝設計者畫家丁聰成為我一生中最親密的好朋友中的一個。
丁聰比我大半歲，今年已是七十五歲的高齡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歲的小丁無論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舊符合“小丁”這一稱號，永遠坦誠快樂，永遠笑容滿麵，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畫名家，從30年代起以鋒利的筆觸勇敢地衝擊反動統治的壁壘，到40年代以後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針砭社會生活裏的醜陋落後現象。他獨具特色的畫筆使他的作品即使混雜放置在千百個畫家的畫幅裏也可以叫人一眼識別出來。丁聰係出名門，他的父親丁悚是20年代便名揚上海的老畫家，在上海灘上交遊廣闊，是上海文藝界深受尊崇的前輩。丁家的客廳裏經常坐滿上海知名的年輕藝術家們，由於家庭的藝術熏陶，小丁不僅繪畫當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調、有孔吹成曲的出色樂手。
從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過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經曆。從重慶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戰勝利後的上海合編過刊物，到香港在一家製片廠搞電影工作。更大的因緣是在新中國的1957年，雖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卻同其命運地被一網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極北邊陲冰天雪地的北大荒異地重逢，共同接受過“改造”……近年來，由於居處較遠，難得見麵，但從60年代“文革”以後，我的具有“特異功能”、從文盲變成作家的妻子新鳳霞，奇跡般地寫出了數百萬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給她繪製的插圖為她的文章增添了聲色。插圖不知已畫了幾百幅，看來他們還要長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將是永恒的兄弟。
抗日戰爭期間，由於物質條件的限製，電影事業發展困難，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電影從業人員雲集重慶，大量加入了話劇隊伍，因此使話劇藝術在戰時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絕後的發展。在《正氣歌》演出之前，我雖然已經有了《鳳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沒有越出當時國立劇專的範圍；從《正氣歌》上演開始，也可以說是從與丁聰密切相契的開始，我才廣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劇界同行們，從而大大開拓了我的眼界。
認識丁聰以後，他帶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處臨江門下，一個小院，兩間平房，一間房裏住的是綺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員鳳子，另一間住的是三個獨身的男子漢，除小丁之外，還有音樂家盛家倫和仰光華僑唐瑜。這間房裏沒有床鋪，三個人合睡在一條非常漂亮的高級地毯上；地毯是唐瑜買來的，房子也是他租來的。
鳳子是散文作家，上海複旦大學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話劇演員，是曹禺名劇《原野》主角金子的第一個扮演者。隻是由於性別的原因，兩間房子她獨占了一間，而把三個男人擠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覺；女同胞毫無歉意，男同胞也毫無怨言。這幾位朋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不錯——重文明、有禮貌、講義氣。
“大食國王”盛家倫
盛家倫學貫中西，堂堂儀表，永遠西裝筆挺，打著領帶。他是著名的音樂家、但他的學問遠遠超出音樂的領域之外，多少學術界知名人士把盛家倫當做谘詢、解答問題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書桌對麵傾談終日。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定居的北京東單西觀音寺樓上那個大房間裏，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書；中文書、外文書、線裝書，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樣。琉璃廠的個體書商三天五天地給他送書來，他外出歸來，也很少不捧著或夾著書的。任何時候闖入他的房間，你總會看見他或坐或臥，或在窗前，或在燈下，一定是在看書。除了朋友之外，他隻有與書為伴；即以朋友而論，他也是絕對的，他是個魯男子，隻有男朋友。對於女性，他從來無動於衷，多少個好事者、好奇者熱心地為他作過介紹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誰都承認，並且尊重他作為音樂界專家學者的崇高地位，但他從來沒有炫耀過自己，也從不附和別人。無論是中國的、東方的或是西洋的音樂家、音樂史……他都具有淵博的知識；但是朋友們難以理解的是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著作，他沒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許他曾經有過研究、寫作的計劃，。。。。。未及完成。
他在高興時喜歡吹口哨，吹得十分輕盈、流動，很好聽。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電影《夜半歌聲》轟動一時，該片的那支主題歌就是盛家倫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許就是罕見的男中音吧！“誰同我等待著天明？……”的歌聲流傳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倫同住在西觀音寺大宅院的近兩年當中，從未聽見他唱過一首歌，很難想像他的歌聲曾經震撼和感動過萬千個聽眾。
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我和家倫接觸不多，和他日夕過從是在我和新鳳霞結婚之後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歡鳳霞的表演，也知道這個演員出身貧民窟，自幼失學，沒有文化。他熱情地主動提出來願意教她學點樂理，最低限度要她學一點簡譜，最好能進一步學會五線譜。這太使我們夫妻倆高興了，我還從未見過家倫對別人如此熱心過。在這以前我就經常去後院，把家倫這個光棍漢請到樓下，讓他在我家吃飯，由於他生性懶散，晚睡晚起，懶得出門，常常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有時出去買一個大麵包，就點開水就能吃幾天。所以我家隻要吃點好的，就常常請他來，他是個美食家，很講究吃喝，但作為一個光棍漢，又很能將就。我見過他躺在床上看書，床頭上放著一大桶奶粉，過一會兒就伸手進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進口裏幹嚼，連個勺子都懶得拿。他的一顆門牙掉了，據他自己說是一次張口咬一個大蘋果時崩掉的。
他的綽號叫“大食國王”，大家叫他國王。我非常喜歡他，歡迎他來教鳳霞識譜，這樣他就是我們的家庭老師了。然而事與願違，盡管我鄭重其事地去買了一個小黑板，釘上釘子，掛在牆上；又去買了學習簡譜和五線譜的書，希望這位民間藝人出身的大演員學會識譜，長點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鳳霞演戲、唱戲玲瓏剔透，才氣橫溢；對於學識譜卻其笨如牛，家倫費了很大勁，她可就是學不進去；大約隻學了不到三次，師生二人都泄了氣。家倫對許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氣的，但對鳳霞卻一向優禮有加，這回也隻是把兩手一攤，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在當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學校上學時，音樂老師教五線譜時也是一點也學不進去。別說五線譜，至今還是連簡譜也不懂，於是連責備妻子的勇氣也沒有了。
“碧廬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個人，實際是所謂“二流堂”的最關鍵人物，沒有他就沒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華僑唐瑜，兩年前出國，現在僑居加拿大，年紀應在八十歲左右了。我雖在1942年才與他相識，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躍於上海的電影界。據說他是由於反對家庭包辦的親事，逃婚到上海的。和眾多的海外華僑一樣，他熱愛祖國，反對當時的封建反動的統治者，因此回到祖國便投入左翼的親共反統治者的行列，他和當時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潘漢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進步電影導演蔡楚生，還有陳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在上海編小報、副刊，寫影評，並先後在幾個電影廠擔任宣傳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個屬於經濟方麵的優越條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這個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對兄弟關懷備至，隻要兄弟提出經濟上的要求，兄長都予以滿足。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瑜大概是從上海回到仰光，然後經緬甸到昆明的公路來到重慶的。唐瑜曾約略說過，他哥哥給了他兩部大卡車和一部小轎車，卡車上裝有當時可以暢銷的物資，讓弟弟做點賺錢的生意，但是另一輛卡車上這位弟弟卻裝上了一滿車的食品，到了重慶便和朋友們共享美食，需要錢用時便賣貨，最後賣車。記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慶中一路近四德裏時，遠遠開過來一輛十分豪華而嶄新的小轎車，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當時大雨初晴，路上積水很深，汽車飛馳而過，我們兩人躲避不及濺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滿臉都是泥水。他仍舊不動地望著汽車遠去才回過神來，對我說：“這車是我的。”
朋友們大多來自內地，缺少較為舒適的住處，唐瑜租房都是與友人共享的。從租房開始，他對建房發生了興趣。重慶當時外地來客雲集，新房不斷修建起來，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當地極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綁起來做成屋架、門、窗，然後裏外抹灰，加蓋屋頂，便成為居室，這種在當地統稱為“捆把房子”的建築經過細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後修建起不止兩三處住房，都是提供給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廬”就是給夏衍一家住的。其中還有一次被包工頭把他預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無處查找，隻得算了。
唐瑜最後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裏下坡的四德村，有一個很寬敞的大客廳和三間住室，裝修比較考究，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碧廬”。“碧廬”與“壁爐”同音，唐瑜特別喜歡壁爐，冬夜架柴燃燒起來，有又紅又暖的詩一般的情調，大客廳裏砌了一個很講究的漂亮壁爐。
重慶的朋友當中，隻有書畫家、詩人、才子的黃苗子和畫家鬱風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於苗子是當時政府的財政部機要秘書，人家有求於他，存心討好而向他進獻的。但是苗子的別墅也沒有碧廬那樣款式的大廳。
碧廬落成之後，住在裏麵的客人男的是盛家倫、高集，還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呂恩。後來唐瑜還接待過一個名叫劉德銘的人，劉帶著妻子和一個落生不久的嬰兒。這個劉原來是個招搖撞騙的家夥，住進來之後就大發請帖大宴賓客，請帖信封上寫的都是重慶當時的高官顯貴，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讓我們看見，顯示他的來曆非凡。這樣便激怒了我們，當天趁他出去的短暫時間，把他準備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貴西洋瓷器盤碗酒杯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沒留下，然後我們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見客人到了之後，這席菜飯盛不出來的狼狽相。他是請了一家著名的餐館大師傅來做菜的。
劉的惱火亦可想像。不久他和他的秘書沈求我先生又發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來和他談話，二人先是談論，變為爭執。聲音由低至高，後來竟動了手，劉德銘彎腰抓起痰盂向沈的頭上砍去，頓時頭破血流。這下子禍闖大了，劉竟連夜攜同妻與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沒有回來。不久以後，劉德銘成立了一個軍之友社，騙局更大了，再往後，軍之友社搬到了台灣，從此我們沒有再見他。後來劇作家宋之的把劉德銘的事寫成一個話劇劇本，什麽題目我忘記了，希望誰記得告訴我。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寫信時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時亦寫成阿聾，他確實有點聾，別人講話常常聽不見。亦有人說他是裝聾，不想聽的話就裝聾作啞。
阿朗的碧廬，在重慶文藝界是一個引人的去處，朋友們都願意到這裏來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的記憶裏，年節時候，不止一次開過舞會，大家興致很高，十分熱鬧，作家、演員常常跑到這裏來。中央青年劇社、中國電影製片廠劇團、中華劇藝社都離這裏不遠，所以演員們來得更多。
郭沫若戲稱“二流堂”
周恩來同誌領導的曾家岩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常設機構，和重慶的進步文藝界有緊密的聯係，我在這裏就多次見到過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飛、林彪和一些從延安來到陪都的同誌，也常在這裏聽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傳達報告，也收到過從延安帶來送給朋友們的毛衣料、小米和紅棗……這些傳達、通知和饋贈都是大家敬愛的夏公轉來的。
給大家較深印象的是從延安來了一個小型的秧歌劇表演，演出的節目是《兄妹開荒》，兩個演員是歐陽山尊和李麗蓮，這種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見，感覺十分新鮮。在劇中的對話裏，聽到一個很新鮮的未之前聞的陝北名詞，就是妹妹送飯，原在開荒的哥哥假裝在地裏睡覺，妹妹生氣了，罵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幹的懶漢。這個有趣的名詞把大家打動了，文藝工作者生活大都沒有規律，夜裏不睡，早晨睡懶覺，吃飯不定時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倫，生活太沒規律，而且讀那麽多的書，卻一個字也不寫，大家說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從他開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誌等到碧廬來，聽見大家在互稱二流子。郭老說：“好，給你們取個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說好。徐冰叫大家拿紙筆來，請郭老當場題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無筆無墨，更無大張宣紙，隻得罷了。但是“二流堂”這個名字卻從此叫開了。
這個“二流堂”簡明、響亮、好叫、好記。不久就名傳遐邇，文藝界、新聞界、演員們把這裏當做休息、聚會的地方。說心裏話，我對這個名詞沒有什麽好感，我寫作一直很勤奮，也不愛過多地聊閑天，除了最初叫著新鮮之外，後來我就很少跟著起哄了。抗戰勝利之後，大家紛紛複員，各奔前程，曆經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蔣介石敗走台灣，當年流亡重慶的朋友回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重新團聚。
我是1949年10月2日回到暌別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時演員戴浩與虞靜子夫婦在東單西觀音寺34號（後門是棲鳳樓61號）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進門是一排六間平房，相連一幢寬大的樓房，分租一間樓房給盛家倫，樓下一大間住的是音樂家鄔析零全家，另外還有一個跨院的兩間平房由黃苗子和鬱風租住，另外還有樓下一間大廳和兩間側室由我介紹給遷來北京的新民報社做北京辦事處，《新民報》總經理和北京經理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是我們在重慶結識的好朋友。我則租住了進門那六間一排的平房。我和鳳霞就是在這裏結婚的。
老朋友又在這裏聚頭了，而且基本上還是當年碧廬舊人，增加的黃苗子夫婦更是多才多藝討人歡喜，房主人亦即經租人戴浩、虞靜子夫婦都是演員，平素交遊廣闊人緣特好。唐瑜已經結婚成家，成為這裏的常客。於是馬上就傳播人口，都說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來了。
我家本來客人就多，眼看著客人更多起來，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邊，來人一進大門就敲我家的房門。就在這時，我們大院的斜對門開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館，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據說是滿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說是川島芳子的妹妹，為人很豁達靈活，開張不久便生意興隆，去吃飯的客人常常要排隊等候。這麽一來，我家更熱鬧了，熟朋友來益康吃飯，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邊聊天一邊等。吃完飯也來我家坐一會再走。無論是本市的，來自外地的，經常能聽到“去二流堂走走……”這樣的話。日以繼日，真教人受不了，我們倆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經不住這樣的疲勞轟炸了。而且我確實是不喜歡“二流堂”這個名字，我的嘴裏也從來不叫這個名字，如今深受其累，我和鳳霞就計算著搬離這個地方。
1954年我決定把住在上海的父親和母親接來北京同住，那時父親已中風臥病多年，母親除去照顧父親，還要為我照顧不足兩歲的兒子歡歡，為此我求得北京市東城房管局的幫助，買了一所坐落在帥府園馬家廟9號有十八個房間的四合院，並在這年秋天把他們接來北京。
父親母親一生最重的兩個負擔，一是子女太多，除早年去世的一女三子外，還有十一個子女，苦熬半世都已長大成人；二是父親一生醉心於收購文物，除戰亂流離中損失甚重外，這回來京還帶來數百件之多，箱籠一大堆，不知母親是怎樣收拾起來的。我對父親說：“今天的政府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政府，父親一世傾全部財力收集起來的這批文物應當捐給國家，將遠比自己保存安全可靠得多，”父親當時說話比較困難，但神誌思維都是十分清楚的，他立即同意了。經我請來了當時的中央文物局長鄭振鐸伯伯和古文物專家來當麵點收這批共計二百四十餘件的精選珍品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館。是建國以來社會人士向國家捐獻文物精品的先驅者。
這樣我們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來了。住處在王府井大街帥府園協和醫院北側，正是北京繁華區的中心地帶，來訪客人仍不在少，但是畢竟不同於在益康飯館對麵，總是安靜些了。那三年我為京劇藝術兩位大師梅蘭芳和程硯秋拍攝了一共四部影片，工作夠緊張的，但和兩位大師的合作關係都極和諧融洽，尤其是程硯秋先生資質穎異坦率天真，雖然年事已高卻富有青春氣息，使我永生難忘。
所謂“小家族”成員的遭遇
一連拍攝幾次重頭的京劇，又是新中國拍攝彩色片的開始，從籌備，到建組，導演的設計，美術處理上寫意與寫實的結合，乃至於重新編寫劇本；還包括與蘇聯專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時間又拖得這麽長遠，連我這做導演的有時也不免感到煩倦。這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誌找到我，要我抽個時間去看一下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田方，和他談一下抗戰期間重慶“二流堂”的“事情”。這個問題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個什麽？還有什麽“事情”？我實在沒法談，隻覺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幾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見一對新婚伴侶，過去常來我家的，這是一夥六七個自幼孤苦失怙，亂世中備嚐艱苦成長起來的青年人，其中一個是我在電影局工作的同事田莊，常到我家來，並且漸漸地把他的這些小夥伴們也帶來，有時就在我家吃飯，並且管我和妻子稱為大哥大嫂，稱他們自己這一夥為“小家族”。他們之中有畫家、音樂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大都年輕有為，生機活潑，我和鳳霞都很喜歡他們。遇見他倆之後我才覺得，為什麽有一段時間他們都不到我家來了。他們告訴我，就在幾個月以前開始的一個叫做“肅清反革命”的運動，他們出了事：“小家族”裏發現了“胡風反革命集團”裏的成員，所以他們幾乎都受到了審查，被認為是“胡風集團”的外圍組織，如今審查還沒有結束，但他倆卻不顧一切地結了婚。
我怎麽也不能想像，這樣可愛的一夥年輕人會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於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我也難以想像。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廠長談“二流堂”，會不會和“小家族”發生類似的情況了？但我在直覺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會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這群年輕人對共產黨衷心愛戴，沒有半點虛假；連這樣的青年都要懷疑，那就太愚蠢了。
我懷著一種不祥的預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靜、客氣，叫我不要多想什麽，說“二流堂”誰不知道？還說“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總理都知道。這使我也想起，聽人說，建國初期，周總理在一次文藝界的集會上大聲問：“‘二流堂’的人都回來了嗎？”
這樣我就沒有什麽顧慮的了，連一點點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煙消雲散；但對那些年輕朋友們的不幸遭遇卻一刻也難忘懷。總覺得為什麽這麽多疑，這麽缺少自信？真難理解。
妻子阻止我作整風發言
拍完了梅蘭芳，又拍程硯秋，待程硯秋的《荒山淚》拍完，又結束了全部後期製作，已經是1956年的秋天。由於我早已和北影廠達成協議：梅蘭芳影片的拍攝是我做電影導演的最後作品，隻是由於程硯秋的《荒山淚》是周總理親自交下的任務，而且又指定要我導演，不能推辭，隻得接受。拍攝結束，北影代廠長錢筱璋說，為了慰勞我，要我帶領一個小小的攝製組去拍一部兩本篇幅的風景片，實際上就是任我選擇一個風景勝地當做一次旅遊。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為數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完就要過期成為廢片；那時彩色片十分珍貴稀罕，決不能白白浪費掉。這樣我帶著一共四個人的隊伍先去四川，但由於時屆深秋，隻有一片濃綠，沒有彩色了；然後再去雲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從此結束了我的電影導演生涯。
實際上影片的後期製作結束已經是1957年，即使我平時對政治毫無興趣也感到了國際國內的風雲動蕩。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波蘭出了問題……國內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黨中央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處處使人感覺到春天到了，文藝界的春天也來到了，整個國家社會生氣勃勃，使人感覺到有一股清新之風吹進生活；報紙刊物上議論風生，精神振奮，文藝界一洗沉鬱之風，戲劇界也呈現一派生機。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也應邀去聽了講。他老人家從容揮灑，妙語如珠，聽得大家十分振奮，但是後來發表的講話定稿卻作了大量的改動。
這年5月間黨中央發出號召，要求大家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要人們消除顧慮，大膽地敞開發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正在創作新的話劇本，我為停止了我一向不感興趣的電影工作而十分振奮，急於寫出新的話劇本，已定名為《吹皺一池春水》。但是家裏不斷來人，屢屢打斷我的寫作，有很多報紙雜誌的記者，有很多議論當前形勢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輩擔任文化領導的人物拉著我，要我陪他去民間小劇團去“放火”，更有說明白是奉命來要我發表意見，寫文章給領導提意見的……這樣的記者遠不是一個兩個，而我對文藝的領導也確是意見不少；然而在我家裏卻產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來自妻子新鳳霞，她聽到我的一些意見，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認為，在舊社會受盡苦難，多虧共產黨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領導方式盡管有問題，也比舊社會強多了。我說：“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主席讓提的。”她說：“那也不許你提！”她叉著腰站在門口不許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國文聯周揚、陽翰笙兩位邀我出席一個小會，而且派人派車來接，汽車在大門外撳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溫順的妻子卻一反常態堅持不肯放行。事情毫無轉彎的餘地，我狠狠勁一把把妻子推開就走了。聽見妻子哭了，我頭也沒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門，上了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對女人這麽粗暴，真夠我一生後悔的。但那時我想的隻是：為了黨的事業。
從後果來說，妻子的攔阻是對的。那天的與會者隻有馬思聰、金山等五六個人，我的發言後來被前輩田漢先生加了一個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在報上公開發表，成為反黨的鐵證。
後來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會批判有幾十次，自己也記不得了；檢討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為立場轉不過來嘛！不計其數的過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後來自己由於道德敗壞犯罪勞改的楚辭專家上台發言，曆數吳某如何黃色下流，指為當代的西門慶雲雲……
吳祖光和新鳳霞
“我能等二十八年！”
接著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這麽多的會，無盡無休的會，我已經被批得頭腦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個會使我更加意外。開會之前，幾位專案組的同誌問我：“你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沒有交代。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不應該再隱瞞了。”
什麽問題呢？我實在不知道哪兒來的這麽多的問題。讓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來。相持很久之後，才告訴我：“二流堂！”啊！原來又是這個“二流堂”。有什麽問題？告訴了我我也不知道。於是我又成了說謊者，騙子……讓我寫我也寫不出來，連我也覺得自己實在太糊塗了。最後領導方麵召集了一次會，參加者全是當年重慶陪都時代的朋友，這些當年老友聚於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得頭頭是道。最後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長（據查，可能是周揚？——西北東南注）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超過三萬言的長文，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團》，曆數“二流堂”的反黨實質、思想、表現，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總結，同時發表在當時的《文藝報》和《戲劇論叢》上。
吳祖光的罪行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這個一直“隱瞞”的反革命組織——“小家族”，也是後來由革命同誌揭發了，吳才被迫承認的。
接著我被打成右派分子，還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召開的全廠大會上宣布的。同時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還是那位副部長，把我的妻子新鳳霞召到文化部，命她與丈夫劃清界限。怎麽劃清界限呢？副部長叫她看一份當天的《人民日報》，記載一位被劃右派的男人的妻子斷然和丈夫離了婚，緊跟著入黨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了。“這就是劃清界限了。”副部長說，“你應當向她學習。”但是一向見官就怕的這個民間藝人、貧民窟出身的新鳳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絕了副部長的指示。她說：
“黨要改造知識分子，他會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們要把他送到很遠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來。”
“噢！你能等多久？”
“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長勃然大怒：“你給我出去！”
新鳳霞出了副部長的辦公室，大聲哭起來，跑出很長的樓道，跑下樓，一路哭
著跑出文化部。
隨後就是我在家聽候處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個淩晨，大雪紛飛，我到父母親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別。我要和一個有五百人的龐大的右派大隊去到極北邊的北大荒勞動改造。早在幾個月前我開始受批判時就把一切有關的報紙刊物收起來不讓父親看見，因此病中的父親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麽地方去，分別時他是對我笑著的。那時我也不知這是與父親的永別，父親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裏勞動時收到北京的報喪電報已經過了半個月。
我在三年以後，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場噩夢，現在夢還未醒，可是全國鬧災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為吃的發愁。我發現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鳳霞三年中忍辱負重，發奮圖強，在巨大壓力之下排了許多新戲，尤其是一出《乾坤帶》所獨創的新腔，為評劇的唱法和腔調劃了一個時代。而這些新作都是在受到許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對待中創造出來的。盡管由於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很短期間就給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劇院裏，從領導起就一直在壓製她，給她種種的歧視，同行演員除少數人同情她與她合作外，對她隨時壓製排擠經常不斷。惟一給她安慰和鼓勵的是廣大熱情的觀眾，每次演出結束，觀眾歡呼為她鼓掌時，她卻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掃廁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時，劇院在後台張貼大標語：“大右派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除了羞辱新鳳霞外，為的是外地的記者或觀眾朋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幫”橫行時，江青看了新鳳霞一次演出，戲不終場便離座而去，叫著：“新鳳霞不會演戲！”於是劇院領導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戲，使她約在三十八歲時就這樣被迫離開了舞台，然後就開始了長時期的體力勞動，在地下十幾米深處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壓，雖然醫生開出證明，但領導不準休息。終於在背著行李準備到平穀山區去勞動時中風病倒，送醫院又被誤診，將“血栓”斷為“溢血”，左肢癱瘓至今已經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幾乎把國家引向崩潰，而“文革”剛剛開始，“二流堂”就又成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個焦點，無數的大字報、小報、標語紛紛把矛盾指向“二流堂”，吳祖光再次成為“現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協和醫院院牆上用幾乎兩米見方的大字寫著“徹底砸爛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的大標語。我家大門上也用白灰寫上“吳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鳳霞的中國評劇院的造反派給她加上一個頭銜：“二流堂堂嫂新鳳霞”……反右派運動中，黃苗子、丁聰也被打成右派。盛家倫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著，他也跑不了。
在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裏，居然有人告訴我一件令人深為感歎的事情。前麵提到的那位為“二流堂”寫文章作總結的副部長，在這場十年浩劫中竟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審問，提出的問題是叫他說明“二流堂”的形成、發展、性質、影響等一係列的問題，他竟張口結舌，一點也回答不出。這樣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經寫過三萬言專論，詳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能推個幹淨？但他仍不能回答，於是挨了一頓毒打。審問進行了大半天，被拖回關押的住處時，狼狽委頓不堪的副部長癱倒在地委屈得放聲大哭……可憐的副部長一定會後悔當年對“二流堂”過分的關心，而那篇專論顯然是叫秘書或其他哪位專家學者寫的，隻是署了副部長的大名罷了。副部長已經去世，我已沒有機會去慰問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幹校”消磨生命大概達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兩名身穿人民解放軍軍服、自稱為“中央專案組”的人來到我受鍛煉的河北省靜海縣獨流河南畔的團泊窪勞改農場，我們文化部的幹校，向我查問“二流堂”問題，要我寫交代材料，目的明確，要我說明“二流堂”是政治問題。這種憑空捏造的問題我怎能回答得出來？於是當然說不清楚，於是就一天一天軟磨硬泡下去。不過兩位解放軍倒是比較文明的，不像學生“造反派”那樣動輒打罵。不過問來問去，使我感覺到來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對象的，顯然他們想把“二流堂”的後台說成是周恩來總理。看樣子是江青“四人幫”派來的……當然這是我的臆測。他們這種毫無根據的胡猜亂想糾纏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們兩位的審問結束之後，我就寫了這篇文章開頭的那首七言律詩。
再說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在“中央專案組”兩名解放軍到團泊窪審問我之後，又到北京市問新鳳霞，要她交待重慶“二流堂”的材料。鳳霞說：“重慶那段沒有我。我是解放後才在北京見到吳祖光的。”但來人不依不饒，說：“不管你怎麽說，文件上說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這樣水平的專案組，真是活見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國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的全團大會上宣布摘掉的，因為當時這個劇團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認為我和上海的新聞界、文藝界和京劇界關係都熟，需要我幫助這些青年演員打開局麵，所以趕在出發前夕為我摘帽，並且在《人民日報》上發布消息。
新鳳霞是在1957年被劇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過幾個月後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實際仍是右派，長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體上的嚴重迫害，終於受害致殘。到70年代據查她的檔案裏根本沒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數幾個劇院領導的蓄意迫害，盡管這些人都還健在，但這筆賬沒法算了。
關於“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結論：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黨組文件文黨字第99號，文化部複查委員會辦公室發布撤銷《關於“二流堂”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近年來我們對所謂‘二流堂’及‘小家族’問題進行了反複調查研究，證明所謂‘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誌，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過去曾被懷疑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一些同誌，也都查明沒有問題。而沒有一個是跟林彪、‘四人幫’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黨組所作的《關於‘二流堂’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把它定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團’是完全錯誤的。為了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政策，實現安定團結，黨組決定將1955年以‘文化部黨組’名義發出的《關於‘二流堂’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予以撤銷。凡受到與‘二流堂’、‘小家族’等問題牽連的同誌，都要按照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銷毀有關材料（本人寫的退還本人）並在一定範圍內向群眾宣布。家屬子女受牽連的，應將本人複查後的結論，通知家屬所在單位。本件有附件：《所謂‘二流堂’的簡況》（調查報告）”
“二流堂”前因後果大致如上述，經過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記不清就不寫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們這個倒黴的“二流堂”。在我最後一次長達七日的接受審查時，那兩位“中央專案組”的同誌在審到最後，對我的交代表示極為不滿之後，無可奈何地宣布審問即告結束了，並且非常感慨地對我說：“為了審查你的這個‘二流堂’，國家派出的外調人員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而且反反複複不知經過多少周折……你看你為國家造成多大的浪費？你慚愧不慚愧？”
我怎麽不慚愧呢？“文革”期間，不說我進了幹校之後，在這之前我就被外調“二流堂”的一個接一個的革命組織弄得昏了頭。記得一次在那個帥府園四合院的家裏，一群上海來的中學生把我從我的住室裏揪出來，連罵帶推，要我“低頭認罪”，弄得強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劉師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護我，把那群學生喝退了。這些青年學生來自上海某中學，我的小弟祖昌是這家中學的校長，看來他也被學生專了政，知道校長有個大右派哥哥，於是引起這幫學生極大興趣，反正全國大串聯，吃、喝、旅行都不花錢，於是北京一遊，來找吳祖光開心。
這些隻是“文革”時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領教了專案組和好事者的審問，交代沒完沒了……真是替咱們的國家心疼，浪費了多少錢，多少人力物力？
就說為我先先後後發的那五個國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費國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擬稿人、審核者、最後簽字批準發出者要花費多少精力？風風火火，興師動眾，最後是一場空對空的胡鬧，什麽問題也不存在。
“小家族”裏的汪明，劇作家，備受折磨，死於安徽勞改地。博聞強記，天資穎異的戲劇家田莊，熬不過年年苦難，英年早逝。想到他們就教我悲傷不已。而我呢，不覺早過了古稀之年，七十餘年的歲月，卻被這個“二流堂”攪掉我過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滿腔對共產黨的感恩圖報之心，隻為了這點夫妻情義，即被趕下舞台，又受長年淩虐，終至半身癱瘓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終身致憾，贖罪無從。
二流堂！二流堂！歎光陰之苦短，哀人生之過速；無理取鬧，胡攪蠻纏，上海話所謂“纏夾二”是也。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纏夾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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