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36)
看到一篇文章，想起一樁疑惑已久的事情，即所謂上世紀50年代初蘭州大學“教授罷工事件”。兩個版本對當年事件的表述，差之甚遠。
一。張又普的版本，初見於去年2月，《張又普：蘭州大學1954年罷工事件 zt》。 原文敘少議多，敘議不分，好在不算很長，為避斷章取義之嫌，全文照錄如下：
1974年，兩位蘭州大學地理係的青年教師來到我家，拜訪我的父親。他們兩人都是於1960年代初期畢業於西安市西北大學地理係，是我父親的學生，畢業後分配到蘭州大學工作。1974年兩人到西安出差，順便拜訪當年的恩師。那時，我已經成年，全程旁聽了他們之間的交談，使我終生不忘。
自滿清末期，西學漸進，中國開始出現了許多西式大學，從那時開始直到1957年為止，中國的大學與西方一樣，都是教授治校，以教學和科學研究為大學的主要工作。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由於他們的平均文化水平極低，一時無法插手大學教育，那時，各個大學的校長們仍然是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超一流學者。從1949年開始到1957年為止，共產黨花費了8年的時間，逐漸地奪取了大學的領導權，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共產黨首先公開在在各個大學成立了共產黨的組織，並派遣了黨委書記。但在老一輩知識分子心目中，那時的黨委書記類似於今日的秘書，隻能幫助校長抄抄寫寫，發些文件，沒有任何教學和科研的權利。並且，也有一些不會為人處世的老教授，瞧不起那些沒什麽文化的黨委書記。校長和黨委書記之間是有分工的，校長負責教學科研，黨委書記則負責政治運動。那時的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整人整得越來越慘、越來越狠，不知不覺中，學校的領導大權就逐漸地從校長手中落到了黨委書記手中。1957年的反右鬥爭是一塊裏程碑，從此以後，中國所有大學的權利都完全落入了黨委書記手中，中國的大學也全都變成了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場所。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校長教授們當然沒有能力反抗，因此，在這場權力交接的過程中，總體來說是比較平穩的。不過事情總有特例，這就是蘭州大學。蘭州大學的校長教授們與黨委書記們的關係非常惡劣，奪權過程比較暴力。1954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以校長為首，蘭州大學上百位教授們集體罷工，前往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換黨委書記。當時的教育部掛名部長是老資格的高級學者吳玉章。吳玉章憑借著他的名望資曆和影響，竭盡全力和稀泥，說服眾教授們回校複工，並將黨委書記調走。整個事件以教授們暫時和表麵上的勝利而告結束。話說到這裏，所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就都可以猜到此後的結局和下場了：膽敢向共產黨挑戰，這些人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像共產黨這樣的政權，怎麽可能容忍這樣的挑戰！1957年反右鬥爭，校長及主要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送勞改，幾乎盡數死於極為殘忍的精神和肉體迫害中。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1966年文化大革命，蘭州大學是打人最狠的大學之一，所有參加過1954年罷工事件的人，無一幸免，幾乎全數被打死。
從蘭州到北京要路過西安，1954年罷工時，有很多人都順路看望過我父親，我父親當時就知道這些情況。事後我曾問我的父親，那你為什麽沒有勸告他們，須知向共產黨罷工是要殺頭的。我父親回答說，時代不一樣，想法也不同。那個時代，工廠罷工、學生罷課是常有的事，沒覺得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事。而且，黨委書記不過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秘書，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換個黨委書記有什麽了不起的。誰都不是神仙，誰都沒有想到1957年之後共產黨黨委書記的權力如此之大，更沒有想到一場小小的罷工事件竟然能讓如此眾多的校長教授們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我曾經專門到蘭州大學的網站去查詢了一番，那裏麵沒有任何1954年罷工事件的情報，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似的。當事人已經全數去世，其家屬們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了也不敢說，敢說也無處發表。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話，這件事情大概就會永遠地消失在茫茫曆史的大海之中。我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此事曾經發生過，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能拿出證據來，不過，我還是想把這個罷工事件寫出來，並借用《華夏文摘》的一角，公開發表，留下一份永久的曆史記錄。如果能借此引起一些曆史學家們的興趣，深入研究，那將是本拙筆最大的榮幸，也是我拋磚引玉的最大目標。
二。王天定的版本，見於王天定的新浪博客《從萃英門到夾邊溝，化學家陳時偉走過怎樣的路》將其中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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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偉和左宗杞此前已是頗有成就的化學家，由於有曾昭倫（“倫”係“掄”之誤——西北東南）先生的推薦，到蘭大伊始，頗受辛樹幟校長重視，陳時偉擔任了理學院院長，左宗杞則出任化學係主任，夫妻倆人篳路藍縷（應該是篳路襤褸——西北東南），為蘭大化學係此後的卓著聲譽開始了艱辛奠基工作。蘭大的萃英門時，都沒有自來水，化學實驗用水量大，左宗杞經常帶著學生趕毛驢車到黃河裏拉水，拉回來倒進大缸裏，加明礬沉澱。
但是，陳時偉夫婦在辛樹幟校長領導下工作的時間不足半年，1949年8月，大軍進城，山河易色，新政權於1949年9月派員接管蘭州大學。據《蘭州大學校史》記載：
“辛樹幟校長對蘭州大學的發展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因有人反映他有比較重大的政治問題，故未能繼續留任，不得不離開學校。”
代表新政權接管蘭大的辛安亭先生，是中共黨內深孚眾望的教育家，《蘭州大學校史》中說他帶員進駐蘭大後，“為人和氣，務實低調，很快獲得了全校師生的尊敬和愛戴。”諒非虛言，辛樹幟離任後，他以校務委員會主任身份執掌校務兩年，在他的主持下，整個接管進行得應該算平穩有序。
但是，1949，於國家和蘭大，都是石破天驚，不可能波瀾不興，加之辛樹幟校長被政治抹黑後黯然離任，蘭大原有平衡被打破，師資派係矛盾很快激化，張克非主編《蘭州大學校史》中記載說辛樹幟校長離任加據了蘭大師資的不穩定：
“1950年8月，還發生了多名教授和老師因職務安排等問題集體離校去北京上訪的事件。”
而在1957年，在反右最高潮時，《甘肅日報》曾發表過一篇《陳時偉在蘭大想幹什麽？》（記者顧雷）的一篇文章，說：
1950年暑假時，蘭大發生了以陳時偉、左宗杞（化學係主任）為首的幾個教師出走的罷教事件，企圖使學校開不成課，煽起學生對黨的不滿……
通過多方資料綜合判斷，蘭大校史中記載的50年教師時京上訪事件，與《甘肅日報》報道中提到的這起事件應該是同一件事。反右時的官媒報道，當然要極盡抹黑之能事，這幾位老師利用暑期進京上訪，應該說不存在罷教問題。筆者也從蘭大一些前輩處得到證實，1950年時，確實有過一次“五教授進京上訪”（具體人數說法不一）事件，據這些前輩講，當時陳時偉等從中央大學畢業的教師受到一些派係的排擠。此事過去很多年了，筆者始終沒有看到更多具體的材料，但是，至少當辛樹幟校長離任後，陳時偉夫婦在蘭大境遇逆轉，工作非常不開心，一度萌生去意，看來應該是事實。
“進京上訪”事件，在當時頗受當局重視，江隆基還曾以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來校調停處理。而在8年之後，他從北京大學黨委書記任上調任蘭州大學，這是後話。
1951年3月，西北軍政委員會任命曲正代理蘭州大學校長、陳時偉代理蘭州大學副校長。
這項任命是在陳時偉夫婦等教授進京上訪事件發生半年之後，應該隱含有撫慰之意，到這年1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正式任命曲正、陳時偉擔任蘭州大學正副校長。算下來，陳時偉是蘭州大學建國後首任副校長。
這年，陳時偉44歲，他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一個新高度。
王天定，在蘭大工作過多年，幾年來對蘭大曆史，特別是反右等問題相當關注。寫過一些文章，有幾篇是寫建國後蘭大第一任副校長陳時偉教授的。曾經聽信於某些人、某些書本和文章，2015年寫過“陳時偉死於夾邊溝”一類不實之言，後來發文時否定了。從上文中看，對50年代初的這個事件，他是查閱了一些資料、詢問過一些蘭大老人的。對當年事件的敘述，比較謹慎，言之有據。
張又普的版本，所說的“事件”，來源於他父親的兩個學生拜訪恩師時的講述，時間是1974年（張說，當時他本人已經成年），他是旁聽人。
這倆學生是上世紀60年代初從西北大學地理係畢業後，分配到蘭州大學工作的。對於蘭州大學50年代初事情的了解，當然也隻能是‘聽說’，很有可能是在文化革命期間聽說的，其真實性、準確性存疑；1974年學生轉述給恩師，被其子聽到；四十年後，老師的兒子再憑當年印象寫成文章。
偏偏張又普對於自己幾十年前聽到、可能之前已輾轉了N手的信息、留存在他腦子裏（關於50年代初那個事件）的印象竟然有十足的把握，還真讓轉貼的人和一部分讀者相信不疑。而且，張文是夾敘夾議，看不清楚哪些是他聽來的事件經過和因果，哪些是他自己發的議論。
初見張文時，就覺得文章裏寫的，關於“教授罷工赴京請願事件”，有幾點特別令人生疑。兩相比較，就可看出不同。
1。事件的規模，被張文誇張到（按一般情況）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比如 ”蘭州大學上百位教授們集體罷工”之類。不了解張又普，但他是西北大學地理係教授（莫非是副校長張教授？）之子，對西北地區高等學校裏的一般情況不會沒有了解。
相比之下，王天定文中說，根據他向蘭大前輩們的了解，”1950年時，確實有過一次‘五教授進京上訪’（具體人數說法不一）事件“。實際涉事人數大概不會到兩位數。
2。張文所認定的所謂“教授罷工事件”發生的時間，很可能不對。
張文非常肯定地說事件發生在“1954年”，查詢而不得，便認為自己寫的就是“孤證”了。似乎從來沒有再想一想，當年來人（父親學生）說對了沒有？自己聽清了沒有？記錯了沒有？
“我曾經專門到蘭州大學的網站去查詢了一番，那裏麵沒有任何1954年罷工事件的情報，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似的。當事人已經全數去世，其家屬們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了也不敢說，敢說也無處發表。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話，這件事情大概就會永遠地消失在茫茫曆史的大海之中。”
對比一下，王天定文中說，據校史記述，事件發生在“1950年 8 月”；1957年反右期間，報紙發文羅列陳時偉“罪行”，說事件發生在“1950年暑假時”。二者是相符的，應該大致不差。
3。張文對事件的後續結果，也寫得過於誇張，不合邏輯，可能偏離事實。
”1957年反右鬥爭，校長及主要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送勞改，幾乎盡數死於極為殘忍的精神和肉體迫害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蘭州大學是打人最狠的大學之一，所有參加過1954年罷工事件的人，無一幸免，幾乎全數被打死。”
相比之下， 王天定的文中寫了當時事件受當局重視，不久之後就有新的人事任命。1951年，正式任命曲正為校長，陳時偉為副校長。王文沒有強調，後來的反右、文革與1950年的事件有直接關聯。
事實上，去年寫那篇《由教授名單說開去——教授、副校長、右派、夾邊溝、解救》博文時，我已了解到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由於當時甘肅省委領導長期的極左思想和政策，蘭州大學的反右鬥爭被極度擴大化了，劃了很多右派分子。
副校長陳時偉教授（可能是當年“赴京請願”事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劃為極右分子，1958年被發送到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勞教。夾邊溝開始大量餓死人之前，被轉移到酒泉機械廠監督勞動，1962年初，被時任校長江隆基解救回校。同時被解救回校的，還有曆史係教授趙儷生先生。趙先生是1958年才從山東大學調來蘭大的，他的極右分子帽子，是山東大學“追戴”過來的，趙被發送到甘肅另一勞教農場勞教。實際上，蘭大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員工總數，大大超過50年代初“教授罷工、赴京請願”事件的涉事人數，很難說，與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麽直接關聯。
文革中，蘭大許多黨政幹部、知識分子和其他員工學生遭受錯誤批判、鬥爭，不少人被殘酷折磨、毆打，校長江隆基等人被迫害致死。但是這些，不一定和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麽關聯。
回顧曆史事件、探討政治、社會問題，討論者應該尊重曆史事實，多下些功夫，憑良知寫作。認真的轉貼者也要負些責任，還是那句話，網上文章千千萬，自己要先讀一讀，有所了解，初步甄別一下，起碼敘事要大體真實才好。努力不使自己成為以訛傳訛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參看：
《張又普：蘭州大學1954年罷工事件 zt》 ， 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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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萃英門到夾邊溝，化學家陳時偉走過怎樣的路》 ( 2017-07-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