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王德祿和杜開昔早在1980年代就認識了。那時,王德祿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和《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任編輯。杜開昔是來自美國的一位女科學史家,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當英語客座教師。他們兩人都對留美回國科學家的曆史感興趣,共同的愛好使他們開啟了“20世紀50年代留美歸國科學家”的研究課題。遺憾的是這個課題在完成基礎工作後,因為桂開昔離開中國、王德祿下海而夭折了。這個課題能在20多年後的今天重新啟動,與王作躍教授有很大關係。王作躍是許良英教授和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學生,現在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曆史係任教授。他在美國申請了一個有關留美華裔科學家的課題。我向他提到了王德祿和杜開昔當年的工作。王作躍為此特地找了王德祿。這就促使他又重新拾起這個課題。最近幾年,王作躍經常到中國,我和王德祿、王作躍也經常就這個主題交流意見。當這本書經初步整理完成第一稿時,我通讀了一遍。因為整理者不熟悉當時的人物,僅憑讀音寫出來的人名往往誤差很大,我就做了很多訂正。有的我也不熟悉,就再向別的朋友打聽,為此還打了不少電話,也翻閱了不少資料。王作躍回國做調研時,我和他一起采訪了留美回國科學家劉靜宜、顧以健,在美國華盛頓Dc,我和王作躍、王德祿一起采訪了現在美國定居的當年留美回國科學家俞惟樂(她是在“文革”中自盡的科學家陳紹澧的夫人),我也向王作躍介紹了我認識的許多留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塚。
王德祿和王作躍關於留美華裔科學家的研究課題也是我關注的一個領域。2011年7月25_29日在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召開了“第十三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會上專門舉行了“留學西方的中國科學家:冷戰中的跨國科學與政治”分會。王德祿和王作躍向會議提交了有關留美華裔科學家的報告,分會由我主持並做評論。為了準備這個評論,我回顧了我一生所見過的許多留美科學家。他們大致可分為5代:第一代是祖父輩,如醫學家陳光甫;第二代是老師和父輩,如竺可楨、束星北、盧鶴紱;第三代是同學和兄弟輩,如楊忠道、周元□、範樂年;第四代是學生、子侄輩,如周鬱、莊小威、姚佩蘭;第五代是學生、子侄的孩子輩。本課題采訪的1950年代回國留美科學家應該屬於第二代和第三代。
我讀了這本訪談錄,深感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首先,這部訪談錄,開始於1980年代,這種口述史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具有開創性。雖然收錄的訪談對象隻有31位,但涉及的留美科學家不下數百人。訪談錄敘述了受訪者出國前後的情況,在美國爭取回國的經過,回國後的工作情況和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慘遭遇,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受訪者大多已經逝世,少數在世者現在都已年邁體衰,也很難再接受訪談了,使得這些資料尤為珍貴。整理者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背景資料,為數百位留美科學家做了注釋和簡介,積累了整理口述史的寶貴經驗。
讀了訪談錄,我深深地為這些科學家崇高的愛國熱情所感動,也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慘遭遇而痛心。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應該牢記這些慘痛的教訓,加速政治體製改革,加強民主和法治,尊重每個人的尊嚴,不讓“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和暴行重演。這樣做,也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有利於改善和世界各國的關係。
王德祿的這本訪談錄,訪談的對象限定為19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其實,在1950年代以前歸國的留美科學家中。有許多是中國現代科學、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醫學、現代教育、現代國防的創建者和奠基人,仍值得我們繼續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然,這些科學家在世者已屈指可數,訪談本人已沒有可能了,但我們還可以訪談他們的子女、學生,搶救史料。王德祿原來訪談過的孟昭英、傅承義、褚聖麟、袁翰青、盧鶴紱(他是我的老師)都是1950年代前回國的留美科學家。彭桓武是留英的科學家,我看過這些訪談錄,覺得極其珍貴,本書沒有收錄,我深感遺憾,希望能夠在別處盡快發表。至於1950年代以後沒有回國的留美華裔科學家,人數比歸國的要多得多。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從台灣、香港有大批華人留學美國,他們中也有很多人留在美國。祖國改革開放後,又有大批學生和學者留學美國,在1989年後,有很多人也定居在美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科學技術最先進、工農業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的超級大國地位,大批美籍華裔科學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麵,留美華裔科學家,大都有強烈的熱愛祖國的感情,在中美恢複交往和中國改革開放後,他們通過回國講學,合作研究,建立研究所,介紹中國學生及學者到美國留學、研究、訪問等,做了大量工作,對中國科學事業在“文化大革命”大破壞以後的恢複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貴的幫助。所以,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也值得我們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在這方麵,王作躍已經開始緊張地工作了。王德祿通過近年來關於矽穀與中關村的研究,發現留美華裔科學家是聯結這兩個高科技開發區的主要人脈,所以這也是對留美華裔科學家的研究的繼續。我雖對留美華裔科學家這一課題很感興趣,但已經年過八旬,垂垂老矣,隻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配合了。
從本書可以看出,當年不怕艱險,想盡辦法爭取回國的留美科學家,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後又到美國定居了,有的把他們的子女甚至孫兒都送到美國留學,讓他們在美國定居、工作。現在,留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已經多於回國服務的留美科學家了。我家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家共有兄弟姐妹11人,有6人入了美國籍,2人拿了美國綠卡。我們的下一代,即我的子侄輩,共有23人,其中有16人是美國籍,1人拿美國綠卡,加上他們的配偶,人數就更多了,他們大多是學理、工、農、醫的科學家。孫輩是美國籍的就更多。我估計,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不在少數。因此,提倡研究華裔留美科學家,我有一個潛在的願望:就是希望這些留美華裔科學家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忘了共同的來自中國的“根”,要努力促進中美兩國的友好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為萬世開太平”。要竭力防止中美兩國在一些霸權主義者、黷武主義者和民族沙文主義者的誤導下,因為一些利益的衝突或認識的分歧發生戰爭,出現“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可悲場景。“戰爭無贏家”,戰爭隻能給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中美兩國的炎黃子孫,我愛你們(我愛大洋彼岸的親人,也愛祖國勤勞善良的同胞),但是,你們可要警惕啊!
序言作者簡介:範岱年,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畢業於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