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一百多年裏有過兩次生死悠關的重大轉折,這兩次轉折奠定了前後兩代領導人的地位。
第一次就是遵義會議。當時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剛剛渡過湘江,損兵折將,主力從過江前的八萬人降到三萬,此時蔣介石仍未放鬆追擊,可以說中共到了生死悠關的關頭。當時在遵義召開會議,批判了極左的軍事思想,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從此紅軍采用較為務實機動的策略,逐漸掌握主動,加上及時利用國內國際的有利環境,最終取得了政權。
第二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但整個國家仍然處在文革的陰影之中,極左的路線仍然是主流。中共建國三十年,但已經明顯落後諸如台灣、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證明是失敗的。此時鄧小平在掌握軍權的老幹部的支持下奪得黨的領導權,否定了毛的極左路線,開啟了以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路,奠定了中共自那以後的合法性。
這兩次轉折的共同點是中共在此之前都在極左的道路上狂奔,而且走進了死胡同,再不轉變真的就要亡黨了。而兩次轉折都是由極左路線轉到較為務實的政策。其實這一點很耐人尋味,是完全出於運氣,還是中共內部有什麽神秘機製可以促成這種轉折?也許有運氣的成分,但也有可能中共內部的確有些自我糾錯的能力。
時間指向了2022年秋,中共內政外交都麵臨重大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共又一次麵臨生死悠關的轉折。向左是死,向右是生,何去何從,也許這一次曆史會重新驗證中共是否真的具有自我糾錯的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