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一百多年裏有過兩次生死悠關的重大轉折，這兩次轉折奠定了前後兩代領導人的地位。

第一次就是遵義會議。當時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剛剛渡過湘江，損兵折將，主力從過江前的八萬人降到三萬，此時蔣介石仍未放鬆追擊，可以說中共到了生死悠關的關頭。當時在遵義召開會議，批判了極左的軍事思想，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從此紅軍采用較為務實機動的策略，逐漸掌握主動，加上及時利用國內國際的有利環境，最終取得了政權。

第二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但整個國家仍然處在文革的陰影之中，極左的路線仍然是主流。中共建國三十年，但已經明顯落後諸如台灣、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證明是失敗的。此時鄧小平在掌握軍權的老幹部的支持下奪得黨的領導權，否定了毛的極左路線，開啟了以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路，奠定了中共自那以後的合法性。

這兩次轉折的共同點是中共在此之前都在極左的道路上狂奔，而且走進了死胡同，再不轉變真的就要亡黨了。而兩次轉折都是由極左路線轉到較為務實的政策。其實這一點很耐人尋味，是完全出於運氣，還是中共內部有什麽神秘機製可以促成這種轉折？也許有運氣的成分，但也有可能中共內部的確有些自我糾錯的能力。

時間指向了2022年秋，中共內政外交都麵臨重大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共又一次麵臨生死悠關的轉折。向左是死，向右是生，何去何從，也許這一次曆史會重新驗證中共是否真的具有自我糾錯的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