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發生“618事件”，學生對“揪出來”的“黑幫”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從北京大學興起並迅速發展到全國。
已調查到的死亡名單：
1966年6月11日,曆史係教授汪錢(竹字頭)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數學係講師董懷允自殺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在家中自殺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係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被當作“黑幫份子”遭到“鬥爭”和侮辱以及毒打後服毒自殺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羞辱後自殺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歲的北京地質學院附屬中學學生溫家駒,因進入北大圖書館翻閱期刊,被北京大學的主要“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的駐二體武鬥連抓到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進行“審訊”,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教員李原,被說成“中統特務”,被關押進北京大學辦公樓。當晚即死在辦公樓三樓的一間房子裏。關押他的人說他是自殺的,但他身上傷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從大連趕到北京見到屍體後,認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寫信上告,沒有結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自殺身亡。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盧被審查“曆史問題”(他在抗日時期曾參加軍隊當翻譯),他在喝下“敵敵畏”後因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傷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學係器材室職員林芳(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的妻子)自殺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係教授陳同度服毒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全校教師、幹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遊泳池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在“隔離審查”中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曆史係辦公室主任吳偉能自殺。在“火線學習班”,他在1959年的言論被揭發。他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關於他的父親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幸福人民公社”沒飯吃的事情。他投圓明園小湖自殺。第二天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數學係教師陳永和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在學校被關押時,跳樓自殺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讚夫婦一起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64號。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東方語言係教師湯家漢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漢“炸開東語係黑堡壘”。湯家漢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幹部徐月如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教師程遠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西班牙語專業教師蒙複地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數學係老師張景昭被關押在學校的時候,一天夜裏死在廁所裏。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圖書館係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殺身亡。
事件經過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陸平、彭佩雲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也就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
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那裏的原來的領導。北京大學和全國的大學中學在此後全麵停課。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一變成了“黑幫份子”,成為文革的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
除了大字報“揭發”,校園裏出現大量的“揪鬥”幹部和教師的場麵:戴高帽子,往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發。
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幹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然後對他們指定的打擊對象作攻擊。雖然所有的幹部和教授都表示願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
在曆史係,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教授汪(竹+錢)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要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但是在當天夜裏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他喝下敵敵畏後,毒性發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裏嚎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他的鄰居聽到可怕的聲音。但是他反鎖了門,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裏抓了出來。
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裏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原來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6月18日那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那一天,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他們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係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雖然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並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於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製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鬥”人,而是不要他們“亂鬥”。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讚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
另外一個觸目驚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麵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澤東五天後寫的支持當時還隻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信中受到點名表揚。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麵興起。
7月27日,聶元梓倡議建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同時,也倡議建立了校園“勞改隊”。在北京大學正式建立了有數百人的“牛鬼蛇神勞改隊”。“勞改隊”這一形式立刻被確立,而且馬上風行全國。前一階段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都被強迫進入“勞改隊”,被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在學校裏“勞動改造”。“勞改隊”中的人除了“勞改”,還被剃“陰陽頭”,在脖子上懸掛寫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這樣的自我詛咒的“歌”。一些教授,比如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在“勞改隊”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應予的保障。校園裏紅衛兵掌權。對“勞改隊”裏的人,紅衛兵要打要鬥,都隨便。為了不再是毛澤東說的其實已經相當殘酷的“冷冷清清”,紅衛兵就盡其想象地發明施用各種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學數學係講師董懷允,在各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時,他作為“有問題”的人不準參加係裏的大會,而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性的“鬥爭”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起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在7月26日的大會上,他看到江青這些最高權力者們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懷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殺。
在“勞改隊”裏,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吳興華是詩人和翻譯家,曾經擔任北大西語係主任,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勞改隊”。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45歲。
中文係總支書記程賢策在“勞改隊”裏,和向景潔等人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樓的廁所。有一天程賢策被一學生叫走,他回來的時候,本來很密的頭發中間被剃去了一個十字型的溝。接著向景潔也被叫去,程賢策小聲關照他:“老向,千萬穩住,別有特別的表示。”向景潔被三四個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頭發剪了個亂七八糟。
程賢策、向景潔和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女教授馮鍾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掛著寫有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檢西瓜皮和清理垃圾。當時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紅衛兵來北大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商店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攔住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自報罪行”,逼他們“交代”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那時候紅衛兵特別強調家庭出身)。侮辱他們和打他們的事情每天發生。沒有人製止這些暴行。隻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門的路上,有一個外國人,會說不地道的漢語,勸阻打他們的紅衛兵說:你們這樣作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了。”他的勸說不起作用。
除了“勞改隊”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其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北大的最高負責人陸平。係一級的幹部也被拉去“陪鬥”。被“鬥”和“陪鬥”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掛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們的“罪名”如“黑幫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之外,還有他們的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名字,而且,他們都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校園暴力再度升級,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之後。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代表”。毛澤東還給北大校刊寫了題詞“新北大”。這無疑是對北大校園裏已經發生的一切的極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宋彬彬的學校已經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兩個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之意時,毛說,“要武嘛。”8月18日接見之後,紅衛兵暴力全麵升級。北京每天先有幾十人後幾百人被打死。
1968年8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北大領導運動。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話最先出於毛澤東說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軍宣隊又作了發揮。),全校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當時北大有四千多教職員工)。
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也是被“重點審查”的對象之一。他被關押在北大28樓,不準回家,不準家屬探望,被逼迫“交代問題”,這就是當時所說的“隔離審查”。據說董鐵寶的妻子曾經到28樓請求見董鐵寶,被拒絕。後來,就發生了他自殺的事情。據說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員不注意,離開了28樓,可是又無處可去,結果在學校附近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
董鐵寶已經死亡,無從知道他在被關押期間是否受到肉刑。據最後活著走出來“隔離審查”室的幾位老師說,他們在“隔離”中遭到體罰和毆打。有一種體罰是“抱樹”,要人長時間站在樹前,張開雙臂作抱樹狀,但是不準以手觸樹。還有一種懲罰是中午時分仰臉睜眼看太陽,如果閉眼,就遭打。還有所謂“熬鷹”,連續幾天幾夜審訊,不準睡覺。有人被捆上雙手吊起來拷打。最常見的是大量打耳光。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記載,在董鐵寶自殺的1968年10月,在北大,還有兩個人自殺。一個是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10月16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當時的“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副組長”崔雄昆從“清隊集中地”28樓出走,10月17日被發現死在遊泳池內,法醫鑒定是自殺。
數學係的教師陳永和,1954年大學畢業,因為年輕而不可能有所謂“曆史問題”,可是由於業務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橋牌,聊天,可能發了一些牢騷。他們被說成“反革命小集團”。陳被“隔離審查”。1968年11月11日,陳永和在學校被關押的時候跳樓自殺身亡。他的死離董鐵寶的死隻有三個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中不見一字記載。
1968年初,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麵。全國各單位也都設立自己的牢房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這類牢房很快得到一個稱呼“牛棚”。北京大學在建立“勞改隊”和“牛棚”兩個文革的獨特景物上,起了惡劣的領先和示範的作用。
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裏的人被拉出來“鬥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麵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後,他們被拉到各係,施以種種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與惡毒。中文係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這樣作,是為了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618事件”。一個醜陋的日子,又用這樣的醜陋的紀念和慶祝,是為了再次肯定對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義。
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負責人陸平,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北京大學有24個人因被“審查”而死亡。
年輕的英文教師鄭培蒂,被野蠻地打罵侮辱,關在北大自設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獲罪,是因為告訴了室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經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為“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及“矛頭直指偉大領袖”。
回顧曆史,北大的文革狀況不是沒有根源的。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係的師生去江西,和很少幾個地方幹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程賢策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樂黛雲當時掌管一個四千人的村子,在這個村子裏劃出了八個“地主”。據說即使按照當時寫出來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別的劣跡的才殺,但是上麵來的一個副縣長下令把這八個地主全部就地槍決了。樂黛雲麵對麵地看見了槍殺,看見“陳屍三日”。她當時不能習慣這樣的殘忍。是作為團領導的程賢策說服了她,要她把這樣的“懲罰”視為“必然”,告訴她不要從道德角度去考慮這樣的殺戮,從而從理論到實踐接受了這種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人的殘酷做法。
不知道這個程賢策當副團長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管多少個這樣的村子,殺死了多少個地主。這是不講法律依據也沒有審判程序的殺戮。這樣的殺戮,破壞了法律製度,破壞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參與者以革命的名義作了這些,在參與殺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改變成另一種人。
在“土改”之後,北京大學校園裏進行的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每個教員都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用了一個相當難聽的比喻性的說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強迫在大會上“檢討”了很多次才過關。然後是長達數月的“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曆史。有些人自殺了。在“院係調整”中,大學重組。所有的教會大學被取消,北京大學搬到了原來是燕京大學的校園裏。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字大,而且比例高過了百分之五。當初搞土改鬥地主的樂黛雲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並“下放勞動”,被她說服未隨父親去美國留學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為“右派”後投海自殺。中文係的一批老師被劃成右派,還有一批學生也被劃成右派。其中有女學生林昭。她在成為“右派份子”之後離開北大,回家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監獄中被槍決。象林昭這樣在成為“右派”後又進監獄又在文革中被槍斃的北大學生,至少還有兩名。
附：周國平《我的心靈自傳》摘錄
從農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校園裏，在臨時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築物的牆上，在宿舍的走廊裏，到處都是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矛頭大抵是指向業已倒台的舊北京市委、校黨委以及各係總支的。在第三學生食堂，開辟了內部大字報欄，揭批彭、羅、陸、楊和其他大人物。不過，這個內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著。聶元梓的大字報是5月25日貼出的，從貼出到廣播，幾天之內，留校的師生已分成兩派。當我們回校時，勝負早已分曉，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鬥經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麵，受周圍氣氛的感染，我也異常興奮。一向在台上指手畫腳的校領導突然被打倒了，雖然派進了工作組，但學校仍處於準無政府狀態，常軌不複起作用。列寧曾把革命稱作人民的盛大節日，當時確是一派過節的景象。革命意味著暫時的權力空白，人民一向受著嚴格的管束，現在突然沒有家長了，成了無人管束的孩子，洋溢著乍獲自由的喜氣。大字報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隱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開眼界。另一方麵，我心中又有強烈的隱憂乃至恐懼。事實上，早在半年以前，報上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種憂懼就已經開始。我不知道高層鬥爭的內幕，但是，對文藝作品和學術文章作出極端牽強附會的解釋和臆測，據此在政治上提出嚇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軌一起，常識也被打破了，如果說常軌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識的打破卻使人迷惘了。魔鬼已從瓶中放出，它將施怎樣的魔法，所有的人心裏都沒有底。
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報欄前流連，貪婪地讀著，驚訝著，激動著。北大是一座大字報的森林，我一頭紮了進去。有一天，我在一張大字報上突然看見了郭世英的名字，並用紅墨水打著一個可怕的叉叉。那張大字報列數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癡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裏漫遊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著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裏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後不久，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由於這個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6月18日上午，哲學係若幹學生把本係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台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係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係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係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係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裏，隻有38樓的樓前有高台階，很適合做“鬥鬼台”。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裏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後台。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幹，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為對工作組的性質展開辯論。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生了明確的懷疑。人們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了解江青的曆史和個人品質，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開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驚的，一是她的飛揚跋扈，把工作組長張承先像孫子一樣地辱罵，二是她的公報私仇，當著萬人之眾抖摟家庭私事。在第二場辯論會上，形勢已經明確，支持工作組的人不再有發言權，台上站著北大附中“紅旗”的中學生，其頭目彭小蒙是一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做了一個火藥味濃烈的發言。江青為之助威，高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群情激憤之時，康生又火上澆油，厲聲宣布：“張承先不隻是反動路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反動路線！”話音剛落，彭小蒙等舉起皮帶抽向張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皆作壁上觀。在作總結發言時，江青越說越激動，一聲“我要控訴”，便開始詳細數落張韶華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與之同居，張韶華的母親又是一個多麽壞的女人，說到最後，聲嘶力竭地叫喊：“我們家沒有這麽個兒媳婦！我們不承認有這麽個兒媳婦！”會場上立即響起呼應的聲音：“把張韶華揪出來示眾！”張韶華當時是北大學生，幸虧她早已逃匿，不在現場，暫時躲過了一劫。
辯論會之後，當天晚上，我在日記裏記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現，也記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時間裏，我仍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陸續記下了許多困惑。隨著運動向前推進，不斷有人遭殃，這些日記就成了我的心病，後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文件。
如同當時絕大多數學生一樣，我以天真的熱情接受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個神，甚至偶爾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樣的生理活動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議，仿佛是一種褻瀆。現在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太可笑，但我曾與人交流，發現當時有過與我同樣閃念的大有人在。我對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悅誠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發表談話傳抄出來，不脛而走，我讀後真心折服於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擊現行教育製度摧殘人才的談話，何其痛快淋漓，簡直像是說出了我們這些受壓抑學生的心聲。因此，雖然我對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強迫自己從正麵理解和適應。報刊上出現的一些醒目口號，例如“觸及靈魂的革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關心國家大事”，在我這個小資眼裏被賦予了一種浪漫色彩，也誘使我努力順應這場運動。我感覺到了理解和適應的困難，便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對自己說：這場運動既然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進程必然會不斷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這樣思想一貫偏右的人所難以接受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右的傾向保持警惕。於是，在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關於當前運動的若幹問題》中，我特別強調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危險始終是右傾。我心裏清楚，這個論點絲毫沒有某種政治分析作為根據，其實隻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隱晦表達而已。那時已有許多外地學生來京串聯，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爭先恐後地閱讀和抄寫這張大字報，並在上麵寫滿了讚同的批語。我還寫過一張題為《造反有理，奪權有理》的大字報，時間大約在1966年九、十月間，由於開頭引用了從民間小報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話，結果整篇文章被誤傳成了《朱德同誌講話》。不久後，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延安、成都都收到過這個標題的傳單，內容正是我的大字報。我忘了具體寫些什麽了，大約不外是說奪權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罷，是邏輯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寫大字報很少，這是主要的兩張，都是所謂理論思考，雖然沒有傷害具體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風點火的壞作用。現在我提及這一點倒不是要懺悔，而是想說明當時的總體氛圍，我不屬於極少數能夠超越這種氛圍的先知先覺者之列。
附：馬生祥《文革初期北大見聞錄》摘錄
6月18日早飯後,我們62級在38齋分班學習批判。62級當時分成了3個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國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與往常不同的是沒有工作組成員參加。10點多一點,中國史班開始亂起來,有人把許保福和王彩霞推搡著往樓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齋東門有一個拐角,門前有一個平台,可容納幾十人。東門前有一片開闊地,可容納數千人聚會。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鬥的人中有曆史係的前團總支書記、留蘇預備人員範達人,現團支書記趙德教,前任團總支書記張元傑,輔導員賈梅先;學生幹部有61級黨支部書記尹振玲(人稱“尹大姐”)、楊紹明(楊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許保福等20多人,其餘的是哲學係的師生。我認識一人,那就是從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保送到北大哲學係、時任哲學係64級黨支部書記的張曉恒。他們個個頭戴紙糊的高帽子,有的來不及糊高帽子,就從廁所中找一個字紙簍子,戴在頭上充高帽子。字紙簍是鐵絲編織而成的,往頭上戴時,有人被劃破了臉,鮮血直淌;還有不少人臉上被塗了黑墨汁,慘不忍睹。批判鬥爭某人時,令其低頭、下跪,若不服從便遭毒打。他們掛的紙牌上分別寫著“修正主義苗子”、“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幹將”、“黑幫”、“保皇派”等等。批判鬥爭達兩三個小時,後被工作組聞訊趕來製止。
當日下午,工作組分頭組織學生討論這個事件的性質,大家認識不一,分歧很大。有的認為這是革命行動,類似於大革命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有的則認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事件。我當時的看法是:這是無序亂鬥。有的人該被批判,如楊紹明,他是中央點名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中楊的兒子,但鬥爭過火了;揪鬥者中有人出於“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心,他們的要求受到校係黨組織的反對和阻撓,於是便自行其是,充其量是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犯的錯誤。我的看法接近校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時任河北省委副書記)的結論,避開工作組而亂批亂鬥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的行為。所以,工作組派我到世界史教研組去協助郝斌發動中青年教師。
後來,“六一八事件”被中央定為“革命事件”,38齋東門被人們稱為“鬥鬼台”,被視為文化革命中北大的一個“革命聖地”。北大“革命造反派”每月的18日都要紀念這個日子,紀念“六一八”×周月;每年6月18日都要紀念“六一八”×周年。這個事件為全國樹立了一個“榜樣”,開始了全國性“亂批亂鬥”,其影響極大、極其惡劣。
附：已調查到的清華大學死亡名單
1967年3月25日中午,數學力學係學生、校舉重體操隊隊員張懷怡因被控有“反動言論”被“批鬥”,跳樓自殺。
1968年4月4日,一直監視羅征啟家的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保衛組,抓走與清華並不相幹的羅征啟的弟弟羅征敷(28歲,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毒打後用擦車棉紗堵住其嘴,並將他塞入後車廂,拉回清華,途中羅征敷被活活悶死。
1968年4月15日,清華大學無線電01班學生孫華棟,在被抓後遭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6日,清華大學建築係給01班學生薑文波,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被追趕跳樓摔死。
1968年4月29日,清華大學自動化係自94班學生謝晉澄,男,24歲,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被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的汽車強行壓死。
1968年5月30日,清華大學冶金係焊82班學生許恭生,男,24歲,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被“四一四總部”(簡稱四派)”派用長矛亂刺致死。
1968年5月30日,清華大學化工係003班學生卞雨林,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中箭死亡。
1968年5月30日,清華大學修建隊工人段洪水,男,19歲,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被“四一四總部”(簡稱四派)”派的長矛刺中,摔下梯子致死。
1968年6月12日,清華大學共產黨統戰部副部長劉承嫻墜樓身亡。1968年4月中旬,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關押了所謂“羅文李饒”案中的文學宓、李康、饒慰慈、劉承嫻(兼為清華大學中層幹部)等人。1968年6月12日,劉承嫻在“團派”的看守所中墜樓身亡。
1968年7月4日淩晨一時左右,清華大學建築係房01班學生朱育生,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的戰壕內,中槍彈而死。
1968年7月5日早上,清華大學電機係電01班學生楊誌軍,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修築戰壕時中槍彈身亡。
1968年7月6日中午,清華大學動農係實驗室實驗員楊述立,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開土裝甲車外出時,中槍彈而死。
1968年7月18日中午,清華大學自動化係自82班女學生錢平華,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時期,她從家鄉返校,在清華大學主樓前中槍彈而死。
1968年7月27日,潘誌宏,男,30歲,作為工宣隊派往清華大學製止兩派武鬥,在學生宿舍12樓附近,被手榴彈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第二機床廠副科長王鬆林,男,36歲,作為工宣隊派往清華大學製止兩派武鬥,在學生宿舍10樓裏,被手榴彈炸死。
1968年7月27日,清華大學修建隊工人範仲玉,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於撤逃路途中,翻車時被車上的手榴彈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某中等技術學校學生範崇勇,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於撤逃路途中,翻車時被車上的手榴彈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第一食品廠革委會委員韓忠現,男,36歲,作為工宣隊派往清華大學製止兩派武鬥,在清華9003大樓休息時,被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用長矛刺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橡膠四廠工人李文元,男,36歲,作為工宣隊派往清華大學製止兩派武鬥,在清華9003大樓外,被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開槍打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541廠工人張旭濤,男,39歲,作為工宣隊派往清華大學製止兩派武鬥,在撤退路上被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的長矛刺死。
1968年9月20,清華大學水力係教授陳祖東,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圓明園上吊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6日,清華大學外語教師楊景福,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跳樓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6日,同為基礎課講師的殷貢璋、王慧琛夫婦,因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迫害,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29日,水力係教授李丕濟,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被關在清華大學水力係的水力實驗室中,從樓上跳下,自殺身死,時年57歲。
1968年12月10日,機械係教授鄒致圻跳樓自殺。
1968年12月13日,土建係講師程應銓,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受迫害,投水自殺身亡。
1969年2月8日,體育教師路學銘,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被迫害,跳樓自殺身亡。
1969年4月23日,清華大學圖書館職員李玉珍,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受到迫害,跳樓自殺身亡。
1969年5月4日,電機係助教王大樹,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收到迫害,服毒自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