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1-6

往事

一 、入學安醫

一九七五年九月，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達五年之久的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特殊身份，進入安徽醫學院醫療糸讀書。其名額全縣隻占半個多一點。我所在的縣將名額分配到本縣較偏遠的黃山和柘皋兩個區。先由每個公社推舉一人，在各自的區內評比。兩個區上報的候選人在縣裏PK, 勝出者報上去，由招生單位和地區相關機構協調，擇優錄取。全地區六個縣在各高校最終被錄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總人數是四人。

我能夠入選多半是受益於兩個＂貴人＂。首先是我所在公社的一把手繆書記。她在我當知青步入第四個年頭時調入我們公社。在全公社知青開會時聽了我的發言後，她和我談了約15分鍾的話。不久後，我被公社臨時抽調到一個＂批林批孔＂文件宣講小組，做了三個月的文件宣講工作，於是我的名字就算在公社這個層麵掛上號了，我當年在本大隊被推選，在公社入選是沒有懸念的。

繆書記是文革期間提撥的青年幹部，回鄉知青出身。她還是地委委員和縣委常委。由她鼎力支持，我得以在縣裏入選。後來得知，在區內和區際，我的兩個主要競爭對手都是女知青。她們的父親都是文革期間被打倒的走資派，中層幹部。她們和我這類”狗崽子＂命運不盡相同。

當我的材料到了招生單位手裏，具體經辦人，安醫英語教研組，一位九三學社的會員吳老師是我的第二個＂貴人＂。她讀了我的材料後很是感動。接下來在檔案中無意發現了我舅父的名字，就決心為我全力爭取了。因為吳老師曾在肥東縣下放勞動，結識了我的舅父，會說英語的陳醫師。安醫招生辦負責人，一位糸黨總支副書記據說是受人之托，則另有打算。吳老師據理力爭，“官司”從招生單位再打到地方。我得知消息後，再次請求繆書記出麵相助。母親也登門求助於地區教育局的老局長。這位老局長曾擔任過宣城師範的校長，而母親當年是該校的校醫。我終於拿到了蓋著鋼印的入學通知書，告別了流淌了五年汗水的農村，邁出我高校生涯的第一步。

此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回到那個“青草池塘處處蛙”的小村莊。省城讀書期間，聞知繆書記雖然沒有被劃作“三種人", 但還是受到了降職處分。由地區財經貿易大組副職（應該相當於正處）降為公社生產幹事。我立刻約了在省城另一所大學讀書，回鄉知青靳（當年文件宣講小組的夥伴）一起去看望繆書記。到了縣城（也是地區所在地），打聽到繆書記因為愛人來探親，暫時還沒有到鄉下報到。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們敲開了繆書記在地委的宿舍的門。繆書記並沒有流露任何沮喪的心情。她告訴我們，愛人探親結束後，她將把兩歲的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人到離縣城30多公裏的分路公社報到，地委的宿舍也將交出去。一切從頭來，沒有關係。

再次和繆書記聯係上是10年前，我離開安醫後第一次回到我家鄉的那個縣城。縣已升級為市，原縣治所在的區域是稱之為區的縣級單位。繆書記是區政協副主席，而回鄉知青靳是副區長。我隻有幾個小時的逗留時間，而繆書記又偏偏不在家。靳接待了我，老友重逢，相談甚歡。我托靳將一份薄薄的禮物轉交給繆書記，並和她通了電話。後來得知繆書記在正處級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而靳也先轉為調研員，如今也退下來了。

春風又綠江南岸！今天的我沒有理由不抽出時間回去探看故人，重遊故地。

 

二、工農兵學員生涯

安醫的工農兵學員，下放知青和回鄉知青應該占70%以上。來自工廠的工人很少。有不少來自基層醫院和部隊的未受過大學教育的醫護人員。我們那一屆安醫共招收了280人。其中40人集中招自大別山區的兩個縣，稱之為社來社去班。學員中有一位魏姓學員，是全國四屆人大代表。入學不久，發生了一個比較惡劣的兩位老幹部暗鬥事件，校領導班子大調整。文革起家的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郭宏傑（當時的一把手是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章，解放軍第十二軍政委。郭應該排在宋和李任之書記後麵，是第三把手）趁機將其來自蕭縣的部下張長安安置了進來，擔任安醫黨委第一書記。原醫療係黨總支書記龍雲彩擔任第二書記。魏姓同學應該是排名第7或第8的黨委副書記，是謂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校黨委委員中還有兩人來自我們這個年級。龍雲彩是轉業軍人出身，在十二軍當過下級軍官。故領導班子整頓期間，宋佩章來安醫視察，龍迫不及待地起立行軍禮匯報，自己曾是十二軍的兵，從而獲得提拔。作為我們年級理論學習小組成員之一，我和龍有過兩次接觸，其言論相當左。他當上了第二書記後，就沒有再召集我們小組開會了。文革結束，郭宏傑張長安垮台後，龍也被免了職。

我們其餘240人分為甲乙兩個大班，每大班分8個小班，每小班15人。我所在的第15班有一位是軍隊的衛生員，兩人來自基層醫院，一位是醫藥公司的工人，其餘都是知青。進校前我們就被分好了班，並已預先指定了正付班長。我的班長小傅是黨員，金寨縣回鄉知青；而付班長小芮是團員，上海知青。年級黨支部周書記及曹副書記和大家見麵後，要求以小班為單位，一周後搞個文藝晚會。我為我們15班編了個集體詩朗誦和三人相聲，晚會後不久，各大班成立班委會和團支部。睡在我下鋪的小提琴手，來自淮南的小郭擔任大班的文體委員，我則被選為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共同負責大班文藝宣傳隊工作。

入學後的第一年，應該說沒有多少人把心思放在學業務上。國家趕上了多事之秋。“偉人們”接二連三去世，天安門發生了四五運動，批鄧一步步升級。絕大多數同學，包括我自己，把心思主要放在政治上要求進步，參加所謂理論學習和文藝宣傳上。值得一記的是一九七六年春，皖中地區農村出現流行性腦膜炎，學校把我們這批入學不過半年的學生們以4-5人為一個小組 （沒有老師帶隊），派到基層公社醫院參與流腦防治。我所在小組三男兩女，到了廬江縣的北閘公社。好在我們到了地方，防治工作已進入尾聲，否則不知道是幫忙還是添亂。同行的有位來自淮南基層醫院的張澍同學，動手能力很強，暗地裏還教教我們。我們其他人剛到時連打針都不會。

第二年 （1976年）秋，來自105醫院的兩個同學在中央文件傳達前一天向我們透露了四人幫被抓起來了的消息。風向開始轉了。同學們開始自覺地晚間到階梯教室上自習，人數越來越多。和老師的互動，對老師的尊重也與日俱增。第二學年中，我們還搞了為時三個月的開門辦學，由老師帶隊，到全椒縣的二郎口區級醫院。老師中有後來擔任安醫大校長，藥理教研組的徐叔雲老師。和我接觸較多的是微生物教研組的李雲龍老師。李老師當時熱衷於鑽研針灸麻醉，我跟著學並給他當助手。很巧，我畢業後就分到了微生物教研組，和李老師共事了很短一段時間。他後來去了中醫學院，我考入北京協和讀研究生。文藝宣傳隊的工作並沒有停止。開門辦學結束那天晚上，我們搞了場有獨唱，小合唱，相聲，京劇清唱，舞蹈的文藝晚會。

第三年是實習。給我們的選擇是或者到地區級醫院實習一年，或者到縣醫院半年，省級醫院半年。我選擇了後者，並安排先去了縣（含山縣）醫院，再回到安徽省立醫院。這個選擇和安排是有道理的。在基層醫院會遇到一些理解不了，解決不了的問題，帶回省級醫院繼續學習思考，向老師請教。畢業前兩個月通知我們，和往年不一樣了，要通過考試才能拿到畢業證書。畢業考試隻考內科外科兩門，有一門課不及格給結業證書，不給畢業證書。此外，有意向留校工作的同學可以參加其他三門課的考試，分別是生理，生化和英語。全年級留校的名額是12人 （5%）。我參加了全部五門課考試。其中三門基礎課拿了年級第一，總分是年級第二。盡管拿到這樣的成績，能否被留校，心中還是沒底。政治風氣已變了。我知道家庭出身本身不會對我留校產生多少負麵影響了。但有個派生出來的問題，我初中畢業就下放當知青，沒有高中學曆。等待了一個月左右，有非官方消息說我被留校了。大概是兩天後吧，240位同學在階梯教授等候發配。資格最老，最年長，紅軍出身的校黨委廖祥林副書記走進教室，開始宣讀分配名單。留校的十二人名單是最後讀的。當巢湖地區醫院及其各屬縣醫院名單，皖北名單和省城其它單位名單讀完了沒有我，我知道自己確實留校了。但我隻能壓抑著自己內心的喜悅。因為座在我身旁的好同學小魯被分配到了皖北。來自同一縣城的還有其他被分配到皖北的同學。我首先要安慰他們。

 

三、微生物教研組

安醫微生物學教研組主任是張詠南老師，副主任是宗庭益老師。張老師的研究方向是病毒學，而宗老師的研究方向是免疫學。他們二人是當時教研組可以收研究生的兩位導師。教研組還有一位年資很高的高級實驗員吳老師。印象中他早年和上醫林飛卿教授一起工作過。和安醫很多老教師一樣，吳老師是解放初期從上海調過來的。記得吳老師網球打得很好，那是當時很不流行的體育項目，我以前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吳老師很具有學者的風度和氣質。老先生心直囗快，教研組開會時，對文革的謬誤以至於＂偉大領袖＂的批判不遺餘力，給我留下過深刻印象。老人家實驗技術，尤其細菌學技術是一流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給我們年輕人幫助很大。

當時教研組講師級的中堅力量有周淑琴老師，李瑞珠老師，李雲龍老師和劉守炎老師。按年資往下排有龔蘊珍老師，史百芬老師。先期（1976）的工農兵學員分到教研組的朱讀章學長已考到北醫，成為龍振州教授的研究生，並將公派到德國留學。比我早一屆（1977）留在教研組的是學長徐芬清。一九七九年，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畢業，王明麗和張學軍分到我們教研組，而陳敬賢和金建平是1979年考入我們教研組的研究生，導師分別是宗老師和張老師。教研組一下子又增添了四個年輕人，給原本就充滿活力的教研組錦上添花。

國門初開，人心思變，人心思治。變和治這對看似矛盾的慨念在這裏，在那個特定曆史時間段達到了統一。老中青三代人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學習和工作中。大家，尤其是年輕人，除了努力鑽研業務外，以極大的熱情學習外語，力爭四會。英語九百句，許國璋英語是我們的床頭讀物。大家每天晚飯後（有時來不及就拿著飯盒）擠在一樓病理教研組的一間房子裏，看電視節目“跟我學”。 還記得節目中的外國人叫“內森先生”。這日複一日的活動也成就了我個人的姻緣。

拋開科研，就登上講台上課來說，當時的微生物教研組應該說是陰盛陽衰。張老師聲音宏亮，口齒清晰。她上課時有時兩眼直瞪著天花板，口中滔滔不絕，極有條理，至今在我腦海中還留下栩栩如生的畫麵。周老師和李老師上課也極有渲染力，牢牢抓住學生的注意力。相比之下，男老師們要遜色一些。我是跟隨宗老師的。宗老師愛人是劉璉老師，課講得也非常精彩。因為不在一個教研組，接觸的少一些。他們的長子宗明是我同班同學，留在安醫外科，後來上了二軍大，現在上海長海醫院工作。有意思的是我們同期留校的安醫職工子弟的父母，兩對是搞業務的。前期宗老師劉老師的兒子宗明去了後期臨床，而神經內科祝主任的兒子祝延分到了前期生理係。

我留校後的第一個學年教研組沒有教學任務，因為新生（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還在學其它課程。第二年我開始講小班課。第一次講課我非常緊張。宗老師在下麵聽課。下課後，宗老師大大地表揚了我一番。宗老師和其他老師開玩笑說，小金可要好好培養，以後爭取為我們男老師打個翻身仗。第二次上課，後麵坐著一位有點麵熟但不認識的中年女性。下課後回到辦公室，我問宗老師今天聽我課的是誰呀？宗老師說，是姚教務長啊，你不認識？我想起在院裏開會時是遠遠的見過。留校以後，我確實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業務書了。二胡也扔到了床底下。

 

四、渴望脫帽

雖說學校和教研組的學習和工作氛圍都非常理想，留校後心理上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社會。大學恢複招生，學校的教學科研一步步走上正軌，這本來是人人都樂於看到，盼望著的事。可已邁進高等學府工作的我們這群人，發現自己已變成了另類，似乎陷入了漩渦中，隨時有被社會吞沒或拋棄的危險。

兒子畢業了，又留在省城高等學府工作。母親很高興。可是當她把這個好消息告訴親朋好友們時，反應並不是她期待的那樣熱烈。表麵上的祝賀隱藏不了內心的不以為然和言語上的敷衍。原因很簡單，這些親友的孩子們或他們親友的孩子考上大學了，不是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是科場上奪取的功名。我知道了，手裏的文憑沒有世俗社會的含金量。頭上有了一頂必須摘得的帽子。

考研究生是個出路。第一個問題是：報考那兒？北京！ 母親的要求很簡單。為什麽？我二姐是1963年考入北師大的，1970年被分配到延安。在農村勞動鍛煉一年後，她被分配到延安姚店中學教書。1979年，她考回北師大物理係，成了我國光學物理專家鄭華熾教授的研究生。我心裏盤算著是北醫還是協和（當時隻稱中國醫學科學院，沒有恢複協和這個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名字）。協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謝少文先生。我們手裏就拿著他主編的微生物學教科書和英文版的講義。我行嗎？也就是1979年的夏天，拜我校病理生理學教研組史敏言教授（校友王德農的導師，安醫副院長）等所賜，我居然有機會見到了謝老師。關於我導師謝老師本人，我想要另開題目寫了，在此不贅敘。

免疫學可以說是從微生物學中派生出來的，也可以說是一直並存著的。您接受那種說法，見仁見智。馮-貝林，科霍和歐立希/梅契尼科夫都是二十世紀初獲諾貝爾醫學獎的。我們可以把科霍和歐立希/梅契尼科夫分別說成是微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那第一個得獎的馮-貝林是不是兩者都是？回到主題，國門再次打開的上世紀70年代末，免疫學是非常熱門的生命學科。作為微生物界的領軍人物之一，謝老當時不遺餘力地推動著全國免疫學科研和教學工作。由史教授領銜，安醫其他老師和領導們共同努力，1979年夏季的全國免疫學座談會在安徽金寨縣梅山水庫旁的梅山賓館召開。我和教研組其他青年教師是以會議服務人員身份參加會議的。

參會者是來自全國各地各高校的教授們，而謝老師是整個會議的中心人物。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見到如此之多的專家學者，大開了眼界。在完成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我們抓住一切機會參會，聆聽每位專家的精彩發言。當謝老師點評和總結時，我更是全神貫注，努力聽懂他的每一句話。就在這次會議上，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單獨的機會和謝老師說了幾句話。在他回賓館房間的路上，我追上了他。先鞠了個躬。謝老師笑著對我說，小同誌有什麽事？ 我匆忙地用幾句話自我介紹，然後單刀直入：謝老師，您明年招研究生嗎？“當然招了，你有興趣報我”。我帶有怯意地點點頭。接著我說，我學曆不完整，也沒有上過高中。“那不是你的錯”。“那報考您我要注意什麽？“ 英語，專業，我主要看這兩門。當然，其它科目也要達到醫科院定的標準囉。我下意識地頻頻點頭，說不出話來。老人家小聲對我說：小夥子回去努力吧。我可以告訴你，隻要你英語在報我的考生中是第一，我一定優先考慮你。 老人家的話增添了我的信心。

下麵寫一個花絮。在會議召開之前，宗老師讓我和學長徐芬清去一下火車站，把全國幾個大城市的火車到站時間抄一下。這在今天網絡時代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去了，怎麽也找不到武漢，感到束手無策。來了位工作人員，聽了我們的問題哈哈大笑。你們不知道武漢是三鎮構成的，隻有武昌站，沒有武漢站。我經常想起這件事，在國門關閉的中國度過青少年歲月的我們，知識是多麽貧乏。若幹年前，我和愛人由廣州乘坐高鐵到了有了高鐵才有的武漢站。我對著站名笑道，我找了你三十多年，終於找到了。 

 

五、考研前後

1979的夏天過去了，新的學年又開始了。我一方麵要準備著第一次上講台，另一方麵要循序漸進地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謝老師說的很明白，他每年隻會收一個學生，這個學生英語應該在報考他的學生中是第一名。

一樓病理教研組放電視機的那間屋子每天晚上一如既往地接納著青年教師們。“Follow me”! 大家都跟著內森先生學習口語。我發現人群中多了個女孩子的麵孔。後來有一天發現她在走廊裏和分在病理教研組的我的同級同學劉友生為一本英語書誰先看誰後看發生爭執。女孩子有幾分執著，劉顯然最終是會讓她的。在食堂打飯時我問劉，那個和你爭執的女孩子是誰。劉告訴我是剛分到他們教研組的79屆畢業生。哦，原來是王明麗和張學軍的同學。這裏我以“春”代之，盡管我們相識在夏秋相交的季節。不久，管電視機的任務就落在了春的身上。說不清楚是為了占個好位子還是別的原因，我每晚來看電視的時間比以前早了幾分鍾，和春有一句無一句地說幾句話。接下來的一個周末，她沒在。再次見麵我問她周末為什麽不在。“我回家啦”。 “這麽快就回來啦”。 我本能地以為每個人和我一樣，家在外地。“我家在合肥“。她畢業後我未來的嶽父母為她買了輛嶄新的自行車。她周日住在學校宿舍，和王明麗住一個房間。周末就騎車回家。那輛高檔的永久牌女車在後來她教我學騎自行車時摔的傷痕累累。

告訴年輕人，有了女朋友，學習的效果就是不一樣。讀到的東西和女朋友說一遍，記得牢牢的。我們的秘密很快就泄露了。如果是中餐或晚餐，我們當中的一人到對方的辦公室一起吃飯，借口是討論學習上的問題，這沒有什麽。一天中午，她拿著飯盒從一樓到了我三樓辦公室。中午教研組通常是沒有人的。老師們都回自己的家中用餐和午休，青年教師也會打了飯回宿舍，吃完飯休息一會兒再上班。那天天氣很好。我說我們到上麵陽台上去，那兒清靜，也看得遠。飯吃了一半，聽到周老師的聲音。“小金在嗎，你會不會在陽台上吃飯?” 接著就聽到了樓梯聲。這下子要逮個正著。春轉到了陽台入口的背後，我趕到另一側吸引周老師的注意力。春在周老師和我說話時，從樓梯口溜了下去。直覺告訴我周老師是看到了的。

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所的研究生報考細則在考前三個月下來了。報考謝老師要求的五門課程中有四門是我預料中的：政治，英語，微生物和免疫，以及生物化學。我預想也許微生物和免疫會分作兩門課來考，生物化學也是一定會考的。未曾想微生物和免疫並到一起了，增加了一門是公共課：高等數學和有機化學。我的心涼了半截。有機化學剛剛和76級入學的新大學生一起學過，還可以和77級學生再上一次課，複習一下應該能應付。研究生水平的數學，我從哪兒準備起呀？趕快給北京的二姐打電話。要知道那時候打長途電話和今天完全不一樣，要到電話局，打傳呼電話。二姐讓我別著急，她給我找人問問上一屆考生再回我電話。她很快告訴我，考題不難，全是概念性的內容，最高層麵涉及到了定積分。讓在合肥的五姐就近輔導你一下吧，應該沒有問題。三個月的複習，我在高數和有機化學上耗時最多。後來發現，拉低我總分的真的不是高數和有機化學，而是生物化學。醫科院基礎所梁植權教授（學部委員）領導的生化係人才濟濟，出題最“刁難”人。入學後，我對生化係的幾位同學， 包括楊克恭和餘曙華，肅然起敬。他們是怎麽考進來的！

1980年春天，未來的大姨子來看妹妹，暗中“考察”了我一回。一個春光明媚的周末，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未來的嶽父母家中。我不敢騎車帶她，讓她帶我也未免太煞風景了。她推著自行車在公共汽車站等我。我們再一同走進合肥市禽蛋廠職工宿舍。嶽母是該廠的領導之一。

緊張的五門課考完了。我鬆了口氣，和女朋友去逍遙津公園劃了一次船。一個月過去了，心裏又惴惴不安起來。我又找了熱情的周老師。一說周老師就明白了。你知道我在人事處有熟人。好， 我幫你問問。第二天，周老師告訴我，醫科院已把我的檔案調走了。應該說，我的錄取到了政審階段了。

 

六、結束語

 

以上我用五篇短文，敘述了自己從文革期間的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成為謝老的研究生的過程。盡管有不少戲劇性情節，內容中沒有虛構，全是事實。實際時間跨度是十年，其中五年是實寫，另外五年是虛寫，隻在第一篇裏一筆帶過了。我寫了層層競爭的激烈，兩位身份不同的女性幫助了我，讓我告別了流淌了五年汗水的農村。正直的繆書記為什麽有計劃地幫我，從抽調我做文件宣講到推薦上大學？吳老師為什麽看了我的材料很感動。我沒有具體寫，隻是告訴大家有”五年的汗水“和”狗崽子“的身份。其它的是留給讀者的空間。

沒錯，繆書記是文革期間提拔上來的。即便在那個年代，她必須要執行一些左的路線，對一個有一定才華，堪能造就的需要幫助的人，她有著同情心，有計劃地伸出了救助的手，也得罪了文革後重新上台的走資派們（看似漫不經心提到和我競爭的兩個女知青以及她們的父親，不是贅筆）。重新上台的老幹部們找不到繆書記任何“三種人”的證據，所以幹部還是要用的。但貶到了國家幹部的最低一級：公社幹事，不能再低了。才華和操守，繆書記遠勝過那些報複她的老幹部們。這個我是親眼看到的。不是在文革中得到提拔和重用的人都是壞人。這一點，我和校友少華交流過。安醫生理教研組的馬如純老師（我們在校就讀時擔任基礎部主任），安醫團委施秀英書記和繆書記就是文革中被提拔和重用的好人。黨外人士吳老師對我的幫助是出於正直知識分子的本性。認識我的會說英語的舅父更使得她愛屋及烏，從而不惜頂撞上司，位高權重的黨員幹部。

第二篇，我主要分三段介紹了安醫工農兵學員的學習和生活。我們這一屆是極具有代表性的，從多事之秋到撥亂反正，到實習，考試留校。我在第一段提到了兩個老幹部的暗鬥，寫了張長安和龍雲彩。得空我想展開寫一寫，也要涉及到安醫視察過的宋佩璋。對於那位擔任過排名第7或第8的黨委副書記的魏姓學員，我是同情多於責備的。他跟著左派潮流走，有過許多極左言論。但隻是說說而已，手裏沒有任何權力。我們78屆工農兵學員有一次和學校食堂炊事員們發生大規模衝突。那麽多拿著高薪厚祿有實權的書記和院長們沒有一個人出頭，把他派來受我們大家的欺負。他後來被送回了大別山區。有領導幹部總結時說，他是沒有什麽實質性問題的。他也愛勞動，到任何一個地方就主動打掃廁所。但我們安醫的廁所就不要他打掃了。言語太刻薄了。

第三篇寫了我們微生物教研組的老師以及我們年青教師在那個歲月裏緊張活潑的學習和生活。第四篇寫到了我第一次見到未來導師的情景。當謝老師用斬金截鐵地的口氣說出：“那不是你的錯”這句話時，我的眼淚是奪眶而出的。最後一節，我寫了考試準備過程，穿插著自己的愛情故事。青春是美好的！

得空我將繼續寫，寫謝老師，寫我在協和的學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