檻外長江
努力做個不選邊站的老頑童
往事四 渴望脫帽
雖說學校和教研組的學習和工作氛圍都非常理想，留校後心理上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社會。大學恢複招生，學校的教學科研一步步走上正軌，這本來是人人都樂於看到，盼望著的事。可已邁進高等學府工作的我們這群人，發現自己已變成了另類，似乎陷入了漩渦中，隨時有被社會吞沒或拋棄的危險。
兒子畢業了，又留在高等學府工作。母親很高興。可是當她把這個好消息告訴親朋好友們時，反應並不是她期待的那樣熱烈。表麵上的祝賀隱藏不了內心的不以為然和言語上的敷衍。原因很簡單，這些親友的孩子們或他們親友的孩子考上大學了，不是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是科場上奪取的功名。我知道了，手裏的文憑沒有世俗社會的含金量。頭上有了一頂必須摘得的帽子。
考研究生是個出路。第一個問題是：報考那兒？北京！ 母親的要求很簡單。為什麽？我二姐是1963年考入北師大的，1970年被分配到延安。在農村勞動鍛煉一年後，她被分配到延安姚店中學教書。1979年，她考回北師大物理係，成了我國光學物理專家鄭華熾教授的研究生。我心裏盤算著是北醫還是協和（當時隻稱中國醫學科學院，沒有恢複協和這個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名字）。協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謝少文先生。我們手裏就拿著他主編的微生物學教科書和英文版的講義。我行嗎？也就是1979年的夏天，拜我校病理生理學教研組史敏言教授（校友王德農的導師，安醫副院長）等所賜，我居然有機會見到了謝老師。關於我導師謝老師本人，我想要另開題目寫了，在此不贅敘。
免疫學可以說是微生物學派生出來的，也可以說是一直並存著的。您接受那種說法，見仁見智。馮-貝林，科霍和歐立希/梅契尼科夫都是二十世紀初獲諾貝爾醫學獎的。我們可以把科霍和歐立希/梅契尼科夫分別說成是微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那第一個得獎的馮-貝林是不是兩者都是？回到主題，國門再次打開的上世紀70年代末，免疫學是非常熱門的生命學科。作為微生物界的領軍人物之一，謝老當時不遺餘力地推動著全國免疫學科研和教學工作。由史教授領銜，安醫其他老師和領導們共同努力，1979年夏季的全國免疫學座談會在安徽金寨縣梅山水庫旁的梅山賓館召開。我和教研組其他青年教師是以會議服務人員身份參加會議的。
參會者是來自全國各地各高校的教授們，而謝老師是整個會議的中心人物。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見到如此之多的專家學者，大開了眼界。在完成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我們抓住一切機會參會，聆聽每位專家的精彩發言。當謝老師點評和總結時，我更是全神貫注，努力聽懂他的每一句話。就在這次會議上，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單獨的機會和謝老師說了幾句話。在他回賓館房間的路上，我追上了他。先鞠了個躬。謝老師笑著對我說，小同誌有什麽事？ 我匆忙地用幾句話自我介紹，然後單刀直入：謝老師，您明年招研究生嗎？“當然招了，你有興趣報我”。我帶有怯意地點點頭。接著我說，我學曆不完整，也沒有上過高中。“那不是你的錯”。“那報考您我要注意什麽？“ 英語，專業，我主要看這兩門。當然，其它科目也要達到醫科院定的標準囉。我下意識地頻頻點頭，說不出話來。老人家小聲對我說：小夥子回去努力吧。我可以告訴你，隻要你英語在報我的考生中是第一，我一定優先考慮你。 老人家的話增添了我的信心。
下麵寫一個花絮。在會議召開之前，宗老師讓我和學長徐芬清去一下火車站，把全國幾個大城市的火車到站時間抄一下。這在今天網絡時代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去了，怎麽也找不到武漢，感到束手無策。來了位工作人員，聽了我們的問題哈哈大笑。你們不知道武漢是三鎮構成的，隻有武昌站，沒有武漢站。我經常想起這件事，在國門關閉的中國度過青少年歲月的我們，知識是多麽貧乏。若幹年前，我和愛人由廣州乘坐高鐵到了有了高鐵才有的武漢站。我對著站名笑道，我找了你三十多年，終於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