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過年前兩日，我匆匆看了一遍黃燈老師那篇《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這是最冷的一年，北京零下十八度，我整周沒有出門，從22樓的落地窗望出去，冷空氣逐走霧霾，讓這個城市有一種嚴酷的清冽。馬路對麵原本是密密樹林，現在變成一個深不見底的地基坑，那是正在修建的新光天地。住在郊區多年，習慣於把每次出門稱為“進城”，我還一直擔心樓下的老家肉餅倒閉，但我家的對麵，居然就快有新光天地。再往前走三百米，六號線地鐵的出口，剛修成兩棟高樓，開盤價四萬，四十年產權，有一天電梯裏遇到一個遛狗的大媽，正在跟旁人說：“赫！一開盤就賣光了！”
我總坐地鐵回家，卻從來沒有注意過那兩棟樓，地鐵口有一溜兒三輪車，我匆匆忙忙坐上最前頭那輛，冬日苦寒，三輪車師傅裹著髒棉襖，護腕護膝皮手套，車內燒煤取暖，一個鐵皮煙囪戳出車頂，往外排氣。就這樣，師傅突突開著他的三輪車，熟練地繞過路障、十塊五斤的冰糖小橘子、鐵板魷魚、甜玉米棒子以及我一直沒能理解的朝鮮烤冷麵，繞過查黑車的協警，最後繞過新光天地後麵的一條小路，把我送到小區樓下。這段路有1.1公裏，我給他十塊錢，他會又回到地鐵口，排在隊尾，再一輛一輛往前挪動，三輪車司機們互相很少交談，卻似乎有一種嚴不可破的秩序。
從雙流機場回老家的路上，我又看了一遍《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窗外是我熟悉的冬天，蒙蒙霧氣，罩住枯黃山野，河水退得很低，桃樹刷了白漆，春天時城裏人會驅車前來看漫山桃花，留下滿地垃圾。有時候臨近某個縣城，就會突然冒出幾十棟新開發的漂亮高樓，但在更漫長的時間裏，沿途隻有破舊房屋，院子裏修了石椅石凳，以供大家打牌；村裏雜貨店賣假雪碧和阿爾卑斯牛奶糖，吃了糖的小朋友滿地扔糖紙；公共廁所讓人畏懼，百米之外就能憑借味道判斷方位……統統這些，構成了概數意義上的四川農村。我坐在姨媽家的車上，經過一片密密匝匝的“小別墅”時，姨媽說：“政府統一建的，你看，修得好漂亮哦！”我看了看那些整齊劃一的房子，說：“你以為，政府其實是為了征地。”車內沉默下來，我意識到自己的不合時宜。
姨媽住在成都農村。她多年前是下鄉知青，一直沒有回城，在當地找了丈夫，又成為基層公務員，最高似乎做到過副鎮長，現在領四千多塊一個月的退休金，卻隻打一塊錢底的麻將。我的表弟，一個在華為工作的軟件工程師，去年被派去塞爾維亞，年薪超過四十萬，他們在成都買了兩套房子一個店鋪，卻始終住在鄉下，因為總說就快拆遷，那套房子甚至沒有基本的裝修。多年前我剛考上大學，上火車前去他家住了一晚上，晚飯後我們出去散步，水泥路塵土飛揚，一邊是茫茫包穀地，一邊是有咕咕青蛙聲的水田，姨媽說：“包穀杆甜得很。”過了一會兒又說：“克貓兒（四川話裏的青蛙）也好吃。”
她是城市戶口，有房有車，但在那些沒法量化的細處，她的生活和農民並無區別，我打開後備箱放行李，她說“等我收拾一哈”，然後嗖地一聲，拖出一個巨大塑料袋，裏麵裝了幾十斤她自己種的芹菜，準備帶回去分給幾個姐妹，大年三十，我們吃了芹菜炒羊肉，姨媽說，這芹菜好，化渣。
上麵使用“農民”這個詞語時，我自知有繞不過去的貶義，沒有辦法，我再怎麽小心翼翼，政治正確也蓋不住城鄉鴻溝。又一次讀完那篇長文，我既憐憫，又憤怒，為時代造就的命運，為被命運鞭打的人卻渾然不覺。然而在內心隱秘之處，我也鬆了一口氣：幸好，我沒有生在農村，也沒有嫁給農村人，大部分中國人的人生，是一場從負數努力往零掙紮的競賽，我看著腳下負一百分的泱泱人海，慶幸於自己，能從負五十分跨出第一步。
有時候我會替上一輩想象當年不用上山下鄉的命運，但他們對此並不敏感，我的父母，在做知青時成為戀人，最近剛回農村慶祝了下鄉四十周年，二十幾個人喜氣洋洋，在一麵白瓷磚牆麵前合影，好像是慶祝高考成功四十周年。在這樣的喜氣洋洋之下，沒人去計算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生，青春和記憶給萬事萬物加上柔光濾鏡，懷舊隻能是山楂樹式美好，質問和清算既沒有路徑，也是又一種不合時宜。就像《日瓦戈醫生》裏的杜多羅夫，被流放後回來，恢複了公民權，又重新在大學任教，他大談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再教育，大開眼界，成長為一個真正的人”，日瓦戈氣憤於這些言辭，“一個不自由的人總把他所處的不自由狀態理想化”。也有更中國式的敘述，《繁花》中姝華下鄉前，幾人去蘇州河，水上汽艇拖來未名死屍，眾人不響，湖州娘舅禱祝說，“做人有悲有苦，不要覺得冤枉”，中國人慣於如此，用佛家無常代替政治追問，活下來就好，死了的，那也是命。
爸爸的大哥，“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隻能娶一個農村女人，然後紮根農村，他們生了三個兒子，大兒子在一種無人知曉的孤獨中，喝農藥自殺身亡，二兒子得了一點小病，按照農村人的習慣，舍不得進城花錢，就在村裏看了個赤腳醫生，煎兩副中藥。他在一周內突然死亡，死時肚漲如鼓，那是一個夏天，下怒火滔天的暴雨，我記得大家用簡陋擔架抬著他的屍體，走漫長的黃泥路到村口，等待一輛貨車送他去火葬場，骨灰裝進一個廉價陶罐中，匆匆葬在村裏某處，我們從來沒有去給他上過墳，他死於十五歲。
爸爸的二哥有相似的開端，和一個看起來光明得多的結局。他在西昌下鄉後留在當地，也娶了農村女人，生了一兒一女，兒子在讀完博士後一路晉升，現在不到四十歲，已是四川農業大學的博導，女兒正在人民大學讀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生，但他自己，卻完全已被生活推倒重來，爸爸有一年去看他，回來跟我說，二爺每天幾乎隻做一件事：坐在村口馬路邊看車。因為也做過基層官員，他不缺錢，但錢對他來說，失去了推動生活向上的意義。
這些故事，和它們帶來的痛苦自顧自生長，在困擾我十幾年之後，突然爆發為我的第一批短篇小說，寫得不夠好，故事中的苦難總顯太過赤裸，我那時也不懂，隻知苦難由命運寫就，但命運，一半來自個體的掙紮，一半來自製度的善惡。後來我寫煩了，也困惑於書寫真實，是否會袒露他人隱私，我開始寫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我寫北京、紐約和東京，日常生活的煩惱，愛情，事業，內心，也具體，也讓人痛苦。但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痛苦，就像我家的雙層玻璃，質量不大好，用了十幾年，中間升起一團白霧，不妨礙什麽，隻讓人煩心，但我們畢竟生活在堅實的玻璃之內，我以前寫的那些故事，玻璃早就碎掉了，向外望出去，是命運的深淵，無邊的恐懼。
現在書寫的這些城市，我都生活過，紐約有一年，東京有三個月，北京則看不到終點。去年春節我去了伊斯坦布爾，住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賓館裏，如果願意，我今年可以去巴黎，明年去倫敦，我可以每一個春節都在國外度過，甚至可以努力掙錢，就此移民。國外當然很好，在京都的幾天，我沒有在地上看到一片紙屑，一旦回到老家，走在路上必須謹慎避開濃痰、果皮和任何一種可能的垃圾，這讓我厭惡，對故鄉的情感是一種本能，但作為一個成年人，我並不靠本能活著，我求學和工作，是為了讓自己能對生活有所選擇，能走得更遠。然而走到火星又有什麽用呢？引力必然把我拽回原地，作為個體，我的內心和生活都可能更加自由，但情感是比法律更嚴厲的羈絆，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疑惑：一個人，不可能獨自得救，哪怕為此拒絕天國。
有一年，也是從雙流機場回家，我另一個表弟，從農村出來的包工頭，熱心地驅車兩百多公裏前來接我們，那輛車隻要六萬塊，後座狹小，但想到過往人生，他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多年之前，我恍惚記得他在老家的夜總會中當保安，和某個“小姐”戀愛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後來他們離婚，兩個自己還在為生存掙紮的年輕人，沒人肯要孩子，就扔給了我的姨媽姨父，某一個春節，我親眼見到，丁點兒大的小朋友抱住他的腿，哭鬧著讓他不要走，但他一巴掌打過去，騎上摩托車，我媽說，他是要去打牌。
中間幾年他不知所蹤，我們也都不怎麽關心，不知道怎麽回事，真的讓他掙紮出來了，他在長江上承包了修壩的工程，從村裏帶了幾十個工人過去，一年能掙幾十萬。他又結了婚，在老家最好的地段買房，把姨父接過去給工人們煮飯，這樣又有三千塊的工資算留給了自家人，他又生了一個女兒，這一次，他堅決把女兒帶在了身邊，給我一張張看小姑娘的照片，小姑娘總是一模一樣的嘭嘭肉臉，但他看了又看，自言自語說：“太乖了。”那個前妻生的兒子，現在也住進新房，讀我們市內最好的小學，從他這裏，我清晰看到，原來對孩子的愛，原來所有的愛，既是本能，也有前提，在寬裕放鬆的時光裏，每個人都顯得更加善良溫情。
他們大概是我農村親戚中的最佳樣本，可以上春晚。但前兩天和媽媽閑聊，她無意中提到，這兩天姨媽去了鄉下，因為姨父的父親做生。我驚了一驚，“他爸還活著？”，我媽呸我一口，人家父母都活著，還挑一百多斤的擔子呢。真的是這樣，兩個八十幾歲的老人，獨自住在農村的破房子裏，橘子成熟的季節，他們挑一百多斤橘子去趕場售賣，如果運氣足夠好，他們能賣接近兩百塊錢。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那個多年前被父母遺棄的小男孩，沒有辦法，負重太多的人是沒法起飛的，像一場冷冰冰的家庭重組，他們作為債務，被剝離出來，以保證其他人輕裝上陣，麵對生活，就像奧斯維辛中，有人暗暗期望自己病弱的父親死去，這樣他就不用再分給他自己僅有的那一點點麵包。現在的我，不會再對姨父和表弟心生鄙夷，因為命運對他們的人性有更殘酷的試探，而我，不過是多一點運氣。
黃燈老師說，她之所以寫這篇長文，是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聲機會，關於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那麽，關於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曆史化的可能”。這段話讓我在春節假期中寫下這篇文章，一個並不重要的敘述，關於我不真正熟悉的農村，如果這真是一個“不能辜負”的時代，它可能是時代的雜音，願有更多不重要的雜音文本留下來，它們自會慢慢匯聚，凝固時間，成為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