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民主的曆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這部將中國問題置於世界製度史視野下加以分析的著作中，實際包含了作者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包含了他們對青春時代投向民主愛國運動以來人生道路的深刻總結和反思。
下麵推薦的兩篇文章分別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以及許良英先生所寫的自序。摘自《民主的曆史》，上標題為編者所加。
序言
早在1954年我從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時，就已經聽說過許良英的名字，知道他在1949年以前曾經是浙江大學中共地下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浙江大學在反獨裁、爭民主的愛國學生運動中表現突出。1947年的“於子三運動”，曾經是民主愛國學生運動的號角，許良英作為浙大地下黨的領導人，自然也成為一代“進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待到見到許良英本人，已經是1957年夏季“反右派運動”風暴初起的時候。一天，中國科學院借北京大學的會議室召開“反右派大會”，在同一棟樓辦公的哲學研究所、經濟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起乘大卡車到北大開會，又乘同一輛卡車返回中關村。大家還沒有從突然來臨的運動風暴驚嚇中蘇醒過來，在車上都沉默無聲。這時我忽然發現，會上被點名批判的許良英也在同一輛車上。他站在卡車的前頭昂首前望，迎麵而來的風把他的頭發吹得向後倒立。他的側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中，直到現在仍曆曆如在眼前。
那天哲學所有好幾位研究人員遭到點名批判。其中的徐懋庸不論在30年代與魯迅的爭論中，還是在1949年任武漢大學黨組書記期間的作為，都是飽受爭議的；而昔日的革命鬥士許良英竟然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卻大出人們的意料。在中國科學院批判會上揭露的許良英的“右派言論”，似乎也隻是表露出對領導人自食其言、組織反擊批評意見的不滿，而並不包含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
事情可能正像顧準所說，1957年這些忠心為黨的人被打成“右派”隻是“一場誤會”。不過，這場“誤會”卻促使人們去重新思考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對曾經服膺過的“革命真理”進行反思。
這條去蔽求真的道路崎嶇險峻。許良英在這條道路上跋山涉水，整整走了十七年，經過十分艱苦的思考努力，才達到豁然開朗的境界。
正像許良英在自己的自述中所言，他在1949年以前，雖然從事了名為“民主革命”的運動，可隻是向國民黨政府爭民主，以為隻要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成立了新中國自然就是民主了，實際上根本不懂得民主的真義，因此長期迷失在對領袖的盲目忠誠和迷信中，失去了客觀的判斷能力。即使是在1957年被定為“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時，這種忠誠和迷信也未曾動搖。直到1972年他到韶山“朝聖”，五次進出領袖故居，每次都熱淚盈眶。他說，一個信仰民主和科學的人，卻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劇，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實在是一種有雙重意義的曆史悲劇。”
但是，事實總是能夠教育願意求真知的人。目睹“文革”期間各派人物的表演，許良英從現代迷信中猛醒過來，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同時也對自己過去視為當然的觀念進行認真的反思。
在深入的思考中，許良英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然而甚至像自己那樣青年時代就真心實意要為建立民主而奮鬥的革命誌士，對於什麽是民主，如何建立民主，當年也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就必須開展民主啟蒙運動，而且必須首先對自己進行啟蒙。這樣，他從1983年開始係統學習西方文明發展史，認真閱讀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著作。他在研讀中發現，自己在過去流行讀物中所了解到的曆史，許多是歪曲的。謬種流傳誤導的結果，使專製主義的野心家能夠利用偽民主的口號欺騙大眾，對當代中國的現代轉型造成嚴重的危害。由此他也認識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一本關於民主的曆史和理論的著作，來與大眾共享他自我啟蒙所取得的成果。
現在放在我們麵前的這本書，就是他與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夫人王來棣合作，經過20年的努力完成的心血結晶。本書共分兩編：第一編討論民主製度在西方的推進曆程，第二編討論民主在中國的傳播。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些章節寫完之後，他們本希望寫完計劃中的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這兩章，然後付梓。但是由於許良英先生視力高度減退、體力不支、諸事纏身，寫作進度隻得慢了下來。鑒於社會對於這類讀物的迫切需要，我向兩位先生建議，將已成文稿先行刊布，嘉惠讀者，那兩章完成後再出增訂版。他們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是，還沒有等到書稿變成書，兩位先生就先後辭世，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兩章最終沒有能夠完成。為了多少彌補這一缺憾，書裏增加了一篇重要的附錄：“走出偽民主誤區”，對盧梭思想和雅各賓專政作專門的討論。
全書篇幅不大，但精彩紛呈。這裏我隻想就以下三個感觸最深的問題談一談自己的體會。
第一，關於對雅典民主製的評價。
許良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談到過，作為現代人類文明一個主要支柱的民主，其淵源就是古希臘的雅典民主製。但是在中國有不少人認為雅典民主製是奴隸主民主，是貴族政治。針對諸如此類的誤解，許、王兩先生在書中指出，雅典民主製雖有缺點，但本質上體現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寬容和法治精神。
與此同時，對於眾說紛紜的雅典民主製的缺陷，本書也明確指出，要害在於沒有確立人權不容侵犯的理念，以致造成“多數暴政”、扼殺新思想等問題。他醒目地標舉出了現代民主製與雅典民主製的三個方麵的區別，實際上指出了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要領所在。這三方麵的區別分別是：一、人權概念的確立。針對雅典民主製將多數決定原則無條件應用於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缺陷，現代民主製確認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權利，並以此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二、公民範圍的擴大。針對雅典民主製下公民範圍過於狹窄的缺陷，在現代民主製中，取消了有關出身、財產、種族、性別等方麵的限製，實現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三、由隻適用於小國（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製發展為適用於大國眾民的間接民主製，即代議製或議會民主製。
在這三個方麵中，第一點，也就是人權概念的確立最為關鍵。它正是現代民主製度，即立憲民主製或稱憲政民主製的基礎，因為憲法作為國家構建的總章程，必須以每個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不可轉讓的自由權利，即天賦人權作為前提。隻有公民的生命、財產等基本人權得到切實保證時，國家權力才不會蛻化為專製或暴政，以“人民民主”或“多數決定”之名剝奪公民財產、損害公民生命安全的行為才能避免。也就是說，隻有憲法中關於人權的條款得到切實有效的實施，現代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和發展起來。在世界現代史上，專製行為在“多數決定”的名義下橫行，通常總是從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開始的。
第二，關於民主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發生的“以俄為師”變異。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曾是民主主義的支持者和踐行者。本書指出，孫中山早年曾經“給中國帶來清新的民主精神”，強調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但在孫中山發動的討袁戰爭（又稱“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的思想卻發生了大倒退。他在檢討“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將它歸結為“全在不聽我之號令”，在1914年建立的中華革命黨轉而采用服從孫中山一人的組織原則。隨後，孫中山按照“以俄為師”的方針，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所謂“以俄為師”，實以“以黨治國”為學習重點。要點包括五個方麵：一是“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二是國民黨員壟斷全國政權；三是“總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四是“將黨放在國上”；五是“必將反對黨完全消滅，使全國的人都化為革命黨，然後始有真中華民國”。
本書還指出，孫中山在以俄為師，將“以黨治國”通過國民黨移植到中國的同時，還修改了現代民主製的核心要件。他在解釋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中的民權時，抹殺公民的基本權利，稱“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便是“充分的民權”；在談論“自由”時，不講“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說“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在談論“平等”時，卻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等，並分別用革命黨人、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對應這三類人群。經過孫中山以俄為師的修正後，民主蛻化為國民黨要“為民做主”。
政治家如此，思想家又如何呢？新文化運動請進了“賽先生”和“德先生”，但十月革命之後，在“以俄為師”的潮流下，又“被啟蒙者自己扼殺了”。
書中對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通過“以俄為師”，由“清新的民主精神”轉為“‘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過程的清理，對我們意義重大。鄧小平在1941年4月論述晉冀魯豫邊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問題時，曾經尖銳地批評“以黨治國”是“國民黨遺毒”。他指出：“某些同誌‘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也“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鄧小平晚年親自審定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時，把這篇講話收錄為第一卷卷首的第二篇文章。他在1980年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講話(“8.18講話”)中，把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於書記，看作導致國家生活中許多不正常現象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這種流毒的當代影響。
如今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複存在，但蘇俄時代形成的很多論說仍然阻擋著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進一步清理和總結現代史上這段以蘇俄為師的經驗教訓，仍是中國改革麵臨的重要課題。
第三，作為全書附錄的《走出偽民主誤區》一文，針對的是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另一個流行的誤解，即對盧梭思想的無條件推崇和對殺人如麻的雅各賓專政的頂禮膜拜。
由於在引進民主思想時不適當地突出了盧梭的理論，中國不少人將盧梭看作近代民主啟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把盧梭思想影響下的雅各賓專政看作近代民主革命的標誌。例如，“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在1903年所著的《革命軍》中一方麵倡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另一方麵又稱頌“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魄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
針對這種流行的誤解，《走出偽民主誤區》尖銳地指出，盧梭的理論本質上是“專製理論”。盧梭認為可以以“公意”或集體“主權者”的名義任意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主張，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成為現實，產生了以殺戮為常事的雅各賓專政。這種理論在20世紀演化為把專製推向極致的極權主義，給人類帶來嚴重的政治災難。《民主的曆史》的這些論述，澄清了將雅各賓專政推崇為民主主義和民主製度的謬誤。這一謬種的流傳，使許多真心向往民主製度的人士對專製主義喪失了免疫力，甚至實際上走向了支持專製主義的歧途。基於同樣的誤解，作為社會主人的人民也很容易滿足於似是而非的虛幻“民主”概念，實際上淪為少數“奇理斯瑪”（Charisma）即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的專政的犧牲品。
這篇附錄與學界以前的一些文獻可以相互印證。比如顧準經曆多次劫難後，在20世紀70年代就清楚地意識到設定了某種終極目的的理想主義（其實是盧梭“公意”概念的一種具體化）很容易由於其領袖人物自認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製和殺戮來實現這一終極目的而蛻變為專製主義。在認識到這一點以後，他決然地表示：“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製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製主義而奮鬥到底！”。在顧準之後，還有一些學者對盧梭理論的演變以及雅各賓“激進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何以必然演變為“多數人的暴虐”和“領袖專製”做過深入的分析。如王元化先生費七年之力寫成的《盧梭〈社會契約論〉三篇》明確指出，盧梭讓人民無條件服從“公意”。“公意”扼殺了個性，阻礙了私意，將實現“公意”的權力交給一個奇理斯瑪式的領袖人物。這種人物像神明一樣掌握著“公意”，更以掌握了人類命運的“牧人”自命。所以，盧梭所謂的“民主社會”，實際上是一種極權製度。此外，像朱學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也可以與許良英夫婦的研究相互印證。
《民主的曆史》一書篇幅不大，卻是許良英、王來棣在艱難之中懷抱赤子之心辛勤工作20年的結晶，也是作者奉獻給世界的最後一份珍貴禮物。全書沒有涉及他們的人生經曆，但這部將中國問題置於世界製度史視野下加以分析的著作中，實際上包含了他們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包含了他們對青春時代投身民主愛國運動以來人生道路的深刻總結和反思。
如果從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算起，漫長的中國改革的延續時間已經超過了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所用的時間，但中國依然麵臨著從威權發展走向民主發展、從個人魅力型統治走向法理型治理艱巨的未竟任務，新文化運動請進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遠未在中國紮根生長。但也因為這樣，《民主的曆史》一書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時弊，對總結中國現代曆史的經驗教訓來說仍然是重要的理論資源，對中國改革的遠大前程來說仍然正當其時。讀者諸君切勿等閑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