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樣學中國有意思嗎？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4月7日）呼籲國會議員批準他的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拜登說，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對未來的投資上跑到美國前麵，“試圖掌握未來”。上周拜登在宣布這項計劃時也多次提到中國。他表示，他的基建計劃目標就是要讓美國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包括修繕道路、橋梁、城際列車等交通基礎設施，對車站、機場、港口進行現代化改造，翻新社區，更新電網，擴大寬帶互聯網覆蓋麵，換掉飲用水係統中的鉛水管等等。

此外，鑒於拜登對於“基礎設施”的寬泛定義，他的計劃中還包括針對先進製造業、電動汽車業、清潔能源產業和護理業的產業政策，對科技研發的公共投資，以及旨在提升種族、性別和經濟平等的政策等。

通過大搞基建來拉動經濟，這是中國政府在麵對經濟困境時多次使用的策略。尤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推出了4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設施投資，帶動了中國基建井噴式發展。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占GDP的比例是8%，而美國的這一比例隻有2.4%。拜登總統誓言要扭轉這一局麵。

當然，搞基建促進經濟的方法，並不是中國的發明。遠在古代，皇帝年紀輕輕就造墳墓就有這個作用。凱恩斯更把它作出經濟理論，二戰前的希特勒和羅斯福就祭過這一招，是兩國率先走出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美國總統的任期太短，拜登要搞政績，基建是最好的辦法。現在中國的崛起剛好給了拜登一個理由，是一個新的Sputnik，如果基建一開始，至少在幾年之內，必然就業率大增，民主黨再連任一屆的希望也大增了。

但拜登的基建計劃的目的，倒和中國不完全相同。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不僅僅是關於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它是多方麵的，其中有很重要的種族公平因素，有很大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因素，還有產業政策的因素。其中，重點強調的十大技術領域，恰恰和中國的“2025計劃”相重合。

但曆史證明，通過國家競爭催生技術進步，效果並不好，至少沒催生過什麽有經濟效益的價值鏈工程。當年美蘇太空技術競爭，美國在60多年前就具有了登上月球的能力，中國今天還在探索這個技術，So what ,那些在太空競爭中發展起來的電子技術，在以後的計算機時代並沒排上什麽用場。真正迎來信息時代的，都是在商業競爭中成長起來的技術。不一定是技術最先進的才能生存下來，而是最有商業價值的才能生存下來。

我對藥業比較熟悉，美國的藥業發展的核心道路是圍繞追逐專利的暴利而進行的。無數的大藥廠，風險基金投資於無數的新創公司，當一個好苗子出現了，巨大的資金就往上投，苗子在milestone上出問題，資金可以馬上撤出投到別的苗子上。一旦一個項目成功，投資者的利益何止百倍？在這個過程中，基本沒有國家資金的影子，賺的是私人，虧的也是私人。風險資金是非常注重項目的進展的，很少會出現讓新創公司騙錢的事。

反觀以國家資金為主的中國藥業，很多新創公司的目的就是騙取國家的錢，其實藥真的做出來了，由於專利屬於國家，這些創業者自己的利益並不大，其最大的利益反而是先用國家的投資揮霍一番。結果是，美國這麽多年新藥輩出，中國的投資不少，所出稀罕，出來的也是一些仿製藥。不光藥業，其它方麵也一樣，芯片，新能源領域也是騙局不少。

用中國的方式，適合於得到了（合法或非法的）一項成熟的技術，然後國家加大投資，能迅速使這一技術產業發展起來，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擴大應用。中國在高鐵等方麵就是這樣的。但如果要創立創新產業，這一招並不靈。

中國的4萬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通過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來提振經濟的供給側，這帶來了產能過剩和更嚴重的汙染。此外，中國在半導體、5G等高科技領域的產業政策造成這些領域投資過熱，《金融時報》稱其為新的“大躍進”，這可能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麵，中國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還加劇了債務問題。據國際金融協會估計，中國債務與GDP之比已經從2011年的200%上升到335%。

作為“火車迷”的拜登總統在他的基建計劃中不僅提出修建新的鐵路，還專門撥款800億美元用於對“美鐵”（Amtrak）進行維修和現代化改造。“美鐵”隨後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鐵路擴張圖，以“2035年願景”回應拜登的計劃。不過，在戴維·迪奇看來，在鐵路交通建設上追趕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他解釋說，中國人口密度大，城市間距近，所以大力發展城際軌道交通是有必要的。而美國地廣人稀，隻有不到10%的人口依靠軌道交通出行，相比而言，90%的人口每天都要使用道路和橋梁，對後者的投資才更符合美國的環境。

由於美國的政治製度，拜登從提出計劃，到他的計劃能夠實現，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後即使成了，也不是他所要的樣子。這另一方麵，也可能是一個裏根式的“星球大戰”計劃，結果也沒成，但把蘇聯嚇得不淺，耗盡了蘇聯的國力。拜登的計劃，是否也有促進中國投資，從而造成巨大的浪費，起到冷戰中對付蘇聯那樣的效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