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柏先生的文章，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對一些我原來糊裏糊塗的問題，他以批判的角度入手，作出了尖刻，直截了當的說明和評論。有觀點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比如前麵幾篇說過的道學和心學，大多數曆史學專著都是把兩種學問描述一番，像我們這種非專業的人如聽天書，而柏先生就用道學“假正經，知行不一”，而心學“知行合一”，簡單扼要地說清楚了。
關於中國的宗教問題，柏先生的說明也比較清楚。中華文明總體來說，不是個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宗教為核心的文明，是以追求下世為主旨的，就如基督教中，人一生下來就充滿了罪惡，此生就要時時祈禱，聽主的話，當主再來時，就能得到永生。此生的意義就是為了來世，此生所受的苦，都是因為與生俱來的原罪。而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儒教，立足點並不是下世，而是今世。
但中國還是有宗教的，雖然曆史上有明教，拜火教等曇花一現的宗教，基督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在中國的邊疆地區盛行，但主流的還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和中國化了的佛教。
道教是純中國宗教，沒有人知道它確實的誕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老莊哲學 的玄虛無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種飄渺幻境。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 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煉金，求長生不死藥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曆代帝王 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東漢時，方士中一位大亨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鵠鳴山修煉。他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 稱“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鬥米，所以也稱“五鬥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 衡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東漢末葉，各地混戰，政府因他擁有群 眾力量，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黃巾起義的張角，也是道教一支。 ——但要到三百年後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並確定尊奉李耳 為教主、《道德經》為經典、張道陵為先知。
東漢第二任皇帝劉莊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 西域（新疆）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祗。劉莊隨即派遣官員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 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蔡愔於六五年出發，兩年後（六七）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 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和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莊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 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憎並安置經典。不過事實上，白馬到中國的時代，佛教在中國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劉莊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舉國皆知。
佛教是在非常複雜的印度社會中產生的宗教，它包括兩種成分，一是印度當時崇拜的鬼 神，一是印度當時盛行的唯心哲學。佛教經典因之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稱“小乘”，屬於前者 ；一部分稱“大乘”，屬於後者。玄奘帶回來的佛經，以大乘為主，而大乘與宗教無關，隻與哲學 有關，於是佛教內部，開始分裂。佛教徒中部分知識分子從大乘經典中發現到係統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國古哲學和儒家學派儒書中所根本沒有的東西，遂如獲至寶，宣稱佛教都是哲理，並不迷信，這種態度在佛教中產生一種我們姑且稱之 的“佛家學派”。它的發展順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學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則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學派。佛教譯經事業在本世紀（七）達到高峰，玄類之後，便無以為繼。因為佛教在發源地的印度 已告沒落，不再有新的經典出現。佛家學派在大量問世的佛經衝擊下，更分為很多瑣碎的派別， 如“律宗”、“禪宗”、“華嚴宗”、“法相宗”等等。
佛家的思想，逐漸融入了以儒家為主，道家為輔的中國核心意識形態中，因此，唐以後的中國核心意識形態，被成為“三教合一”。但要注意的是，這裏的三種思想，並沒有宗教的因素，隻是哲學思想。佛教的因果報應，輪回轉生，冥冥中自有神靈為人類主宰的觀念 ，深植人心。
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須崇拜鬼神才能稱為宗教。佛教的“小乘”，即真正的宗教部分，與道教逐漸融合，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道混合的宗教。以後，道教和佛教還是分開的，但二者都吸取了對方的一些成分，也有完全雙修的分支。這種漢化的佛教，叫漢傳佛教。在東南亞盛行的，叫南傳佛教，而在西藏等地盛行的，叫北傳（或藏傳）佛教，三教雖然同為佛教，其差別很大，甚至完全南轅北轍了。
中國的統治階級對言論自由一直很反感，因言獲罪的事層出不窮，到現在還是如此。由此，中國從晉代起就發展出一個“清流學派”。那些已當了官，或尚未當官的知識分子，發明了一種最好的避禍方法，那就是完全脫離現實， 言論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現實任何事物，以免引起曲解誣陷。清淨無為的老莊哲學，正適 合這個趨勢。士大夫遂以談了很久還沒有人知道他談些什麽，為第一等學問，因為他沒有留下任 何可供當權人物逮捕他的把柄。這種純嘴巴藝術——窮嚼蛆，被稱為“清流”，成為士大夫主要 的生活內容。它的後遺症十分明顯， 士大夫把現實生活有關的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俗事”、“鄙事”，隻有窮嚼蛆才是“上等事”、 “雅事”，所有行政官員以不過問行政實務為榮，地方官員以不過問人民疾苦為榮，法官以不過問訴訟為榮，將軍以不過問軍事為榮。結果引起全國性空前的腐爛。如果你聽了目前那些當官的講話覺得不知所雲，不要奇怪，老祖宗對這套早就研究透了！
關於中國的文學發展，柏先生也有了挺深刻的闡述。中國文學中的一個主支詩歌，大約的發展脈絡如下：
公元前6世紀-詩經 前4-楚辭 前2 漢賦 公元7世紀 唐詩 10 宋詞 13 元曲 20 自由詩
《詩經》所包括的，全是短句短詩，每句不過三個字或四五個字，每首不過十幾句，簡單樸 實。《楚辭》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是一種長篇史詩。“賦”在形式上是《楚辭》式的，隻去掉所有的特殊方言。在內容上則是《詩經》式的，隻再擴大內涵。一篇標準的“賦”，大約有 三四百句，每句字數沒有限製，雖不嚴格的押韻，但它確實有韻。這種體裁，比《詩經》、《楚 辭》，更能活潑的表達感想和議論。最著名的賦人，是司馬相如。
到了第四第五世紀，漢賦發生變體，成為花枝招展的駢體文。駢體文是一種純貴族的文字欣賞，反複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蓮花落，使人有一 種油腔滑調的感受。雖然有一部分文章家樂此不疲，但開始後不久就被摒棄。反駢體文的大將是 被後人尊崇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師韓愈。八代，指八個王朝：東漢、曹魏、晉、南宋、 南齊、南梁、陳、隋。這正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幾個世紀駢體文盛行時代，也正是中國文學最黯淡的時代。韓愈主張恢複駢體文之前——第三世紀之前古文的體裁，即不講韻腳，不講對 仗，有什麽直說什麽。這種古文。即我們所稱的散文。除了散文，同時也產生了從前所沒有的短篇小說。
無論散文和短篇小說，都是文言文寫成，所以它們隻是貴族文學，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 上的平民無關。平民文學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時機已經到來，一種專為平民服務的白話文寫成的 散文小說，大概在第五世紀就開始出現。 白話文起因於佛教的傳播，佛經雖然大量譯成漢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奧，再加上 很多新的名詞和新的語法，遂使譯出來的佛經成為一種潔屈聱牙的天書，隻有士大夫階級中少數受過特殊訓練的人，才看得懂。在這種情形下，要想民間接受，就必須靠文言文的再翻譯——譯 成白話文，即變文。然後根據白話經文，用口頭向民眾宣講。這些經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長篇） 都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白話文因傳揚佛教而發生，最初隻限於對佛經的再翻譯，後來逐漸脫離佛教，逐漸出現中國 人自己的創作，完成純白話文學，內容就更豐富。社會、愛情、戰爭，都成題材。如《列國傳》， 敘述伍子胥為父報仇的故事。《明妃傳》，敘述王昭君嫁匈奴單於的故事。白話文學是大眾文學， 愛好它的人數遠超過愛好貴族文學的人數，文言文學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話文學則植根 民間。
文學中的詩歌部分，在唐代起有驚人的成功，保持二百餘年的 巔峰狀態。 中國詩的主詞是隱藏的，而漢文方塊字是中國詩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塊字的排列組合和 含糊模棱的意思，即產生一種繪畫般的詩意。拋棄方塊字而譯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拋棄了容貌 一樣。所以中國詩不但不能譯成外國文字，也不能譯成中國的白話，詩是漢文所發揮的最高藝術。 在紀元前十二世紀《詩經》時代，隻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紀元後四世紀 大分裂時代，才進步為五言。第六世紀隋王朝統一中國，才再進步為七言，完成詩的形式。上世 紀（七）女皇帝武曌把詩列為科舉考試中的主要課目，詩遂成為知識分子必修課程，就如春花爭 放，更為普及。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有半數以上出生在唐王朝。
唐朝的詩，被稱“唐詩”。一直留傳到二十世紀仍可查考的，詩人有二千三百餘人，詩有 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上自帝王將相，下到踐民階級的妓女奴婢，都有很成熟的作品，可稱為中國 文學史上最光輝的時代。從此之後，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一千三百年之久，詩和知識分子不可分。 凡是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是詩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他們的詩篇或詩集，隻不過很少能超過唐朝詩人的貢獻。所以對中國詩人而言，如果說他的詩像“唐詩”，他會大大歡喜。如果說他的詩 像“宋詩”、“明詩”，他恐怕要嗒然若喪。
但唐詩有先天的 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製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 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隻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隻有五字 或七字，隻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複雜的感情 和作更複雜的敘述。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 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隻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 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 複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昆曲”，實在並不悅耳， 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之後，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 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八百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二百餘人。
蒙古帝國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摒棄，固然使知識分子難堪，卻也有一個很大的收獲，即知識分子可以不必再繼續板著道學麵孔。儒家學派一旦失去政權的支持，對知識分子也就立即失去 控製力量。知識分子再沒有柳永“奉旨填詞”的顧慮和史達祖臉上刺字的危險。因之在性靈上獲 得釋放，呈現元曲時代。
元曲是戲劇文學部分，也是“詞”的一種蛻變進步。中國戲劇一直是民間的藝術，知識分子被蒙古驅出統治階層之後，才向這方麵發展，開始寫作片段的唱詞或整出的劇本，統稱為“曲”， 因為它在蒙古帝國子國之一的元帝國時期的成就最為輝煌燦爛，所以稱為“元曲”。 曲分為兩種：一種稱“散曲”，即沒有對白的純唱詞，也就是現代所謂的流行歌曲；一種稱 “傳奇”，即有對白的唱詞，能夠大規模在舞台上演出。
詞是詩餘，曲是詞餘，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潑，意境的超越，想像力的豐富，從前任何作品都很難望其項背。知識分子思想得到正常發展後，創造力極為興旺。他們嘲弄帝王將相，調侃聖賢，歌頌愛情。很少有聖人係統的意識形態，大多數被真實感情充滿。這是公元前二世紀政治力量獨尊儒家以來，從沒有發生過的現象。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實甫《西廂記》，寫張君瑞和崔鶯鶯自由戀愛的故事。關 漢卿《竇娥冤》，寫少婦竇娥死於冤獄的故事。馬致遠《漢宮秋》，寫西漢王朝皇帝劉爽跟宮女 王昭君的故事。白樸《梧桐雨》，寫唐王朝皇帝李隆基跟貴妃楊玉環的故事。施惠《拜月亭》， 寫一對夫婦在戰亂中逃散而又團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記》，寫一個人棄妻再娶，前妻千裏尋夫 的故事。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發明：紙幣。紙幣（交子）紙幣的發行，起於上世紀（十一）○○年代。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對金 錢攜帶，感到困難，十貫（一萬錢）的重量就是五十公斤，不僅攜帶不方便，龐大的體積，還容易引起盜匪注意。於是紙幣應運而生，以一貫（一千錢）為一張紙幣的單位金額，如此，十貫 不過十張鈔票。紙幣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財產擔保，聯合發行，每次發行一百二十五萬貫——即一百二 十五萬張紙幣。隻有在先進的印刷術支持下，才能供應這麽巨量的發行。時間以三年為期，到期 即可兌換現款。後來由政府主辦，設立國家銀行（交子務），禁止私人發行。這是世界上使用紙 幣的開端。
紙幣對宋帝國社會有繁榮安定的作用，並被其他國家所仿效。金帝國發行過五貫（五千 錢）和十貫（一萬錢）大鈔，以後的蒙古帝國更發行十兩銀幣的大鈔，後來發現鈔票既有如此奇 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農村破產，促成遍地民變。到了更後的明王朝， 在排外的情緒下，認為紙幣也是外國工具，下令取消。這對商業的發展，是一個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