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史綱》讀後感（一）

柏楊先生生前的大多數時間是台灣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李敖一樣，罵當權者罵得很凶。但看來蔣氏父子沒共產黨狠，柏先生還是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其中他寫的《中國人史綱》就很有名，雖然在史學界的評價不高，但對於非曆史專業的人讀來，不失為一本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的作品。

首先柏先生的語言非常詼諧，講故事的本事很好，對曆史事件有很多精彩評論。如夏姬一段，首先說這如同一本庸俗黃色小說的內容，豈知竟然是曆史現實；然後計算夏姬的年齡，最後一次傾國傾城竟然已經有五十多歲了。這樣的寫法非常引人入勝。經過他轉述的曆史故事非常精彩，看這本曆史書可以像小說一樣往下讀，但他講的精確性沒問題，和真實曆史出入不大，這就是作者的本事了。

這已經是我第二次通讀，上一次讀大約是二十年前，知道了一些聞所未聞的驚悚曆史故事。中國曆史，大多數人最清楚的是三國和漢初那一段，得益於著名的小說”三國演義“，和中學課本中的”史記“選段。近代曆史被中共黨史的教育歪曲得麵目全非，而且我們的曆史觀，也被馬克思主義洗了腦，認為秦朝以前是奴隸製，民國以前是封建製，民國自然是資本主義，然後本朝是社會主義，一直要走向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必然性理論。

柏先生的書，告訴我們了很多除三國，漢初以外的曆史階段的精彩曆史，包括一些現在已經消失了的少數民族的曆史故事。對混亂的魏晉南北朝的暴君故事，本書中講了很多，真是聳人聽聞，難以想象失去了製約的權力所能達到的腐敗程度。

這次重讀，正所謂溫故而知新，又得到了一些新的體會，在此寫出，既給自己留個記錄也與大家分享。

西周以前的中國曆史都不是信曆，沒有文字記錄，屬於口口傳說的。中國科學院曾經有個夏朝斷代工程的研究計劃，最後也不了了之，夏朝商朝都隻能說是傳說中的王朝，到了公元前九世紀，周召共和元年才有了官方曆史記錄，這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當然，有記錄並不等於都正確，很多朝代都有歪曲曆史的現象，明朝以後變本加厲，到現代連8964都從曆史課本裏消失了。但人們隻能相信這些記錄下來的曆史，這也是很無奈的。但好在中國古代的史官還是相對獨立的，司馬遷雖然受了刑，但還是記錄了漢武帝的一些荒唐舉動，和當朝高祖的一些不良行徑，就是一例。

周朝的體製嚴格意義屬於封建製度，周王將土地分給親戚和有功的大臣，隻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爵（或諸侯），共分為五級：“公”、“侯”、“伯”、“子”、“男”，五級之下， 又有第六級“附庸”，附庸的土地更小，不屬於中央政府，而屬於附近較大的封國。這個製度有點像美國的聯邦製，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義務，但對自己屬下有相當的主權。這些爵位都是世襲的，但當時是一夫多妻製，父親的爵位隻能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怎麽辦，這就搞出一個複雜的傳位規則，叫做“宗法製度”。宗法製度慢慢也沿用到其它如財產，族法地位的繼承，真正完全結束要到文革時代。

秦朝倒不是“封建”了，而是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級郡縣製金字塔式中央集權製度，和中國現行體製類似。中央政府在皇帝以下，有三公九卿，三公分別負責政治、軍事、監察，三權分立，互不統攝。政府跟軍事不結合，可避免皇帝的權力被剝奪。監察權是皇帝的耳目，它主要目的在查看官吏和人民是否效忠或是否盡職。九卿（以後有增減）相當於部長，負責具體分管三公下的具體事務。這種中國式的三權分立政府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其原則基本符合秦製。

但在中國曆史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矛盾一直存在。分封製在漢，晉，明等朝代都出現過，甚至現在中央還經常要宣示地方“與中央保持一致”。美國總統的職責就在於管理中央政府，幾十萬號人；中國總書記要管中央政府，還要管直到鄉，街道的各級地方政府，起碼幾千萬甚至上億的公務員，怎麽管得過來。曆史上那些“削藩”的鬥爭，都是中央要做一件力不能及的工作，就算勝利了，也是暫時的，藩和削藩總是翻來覆去地發生，永無休止，實際上說明了中央集權製度的不可自洽的結構性缺陷。

都說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儒學，但儒學是什麽？本書對此作了一個敘述，儒學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卻沒有一本是孔子寫的。“論語”隻是其弟子記錄的孔子生前言論，孔子講的太多，有的話前後矛盾，而四書五經的古文艱澀難懂。一直到十九世紀， 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幾部古書裏團團打轉。所謂中華人的思想學術著作，在二十世 紀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對這五部古書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謂學者、專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為這五部古書做注解，或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證的人。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工作也夠艱苦的，大 家互相抄錄，輾轉引據，資料隨著時間而越增越多，從幼年到白發蒼蒼，一生都跳不出這個圈圈。到了明朝後的八股文，每句話都要出於這些經典，也是非常荒唐的。

我的理解，儒學的核心是“禮”，就是社會等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為此還建立起一些繁複的儀式，來強化這種秩序。這和天主教那些莊嚴的教堂，納粹和共產黨的閱兵一樣，儀式會反作用於意識。但儒學的有些儀式也太荒唐了，如“守孝”，一個官員死了父母，要無俸祿，無性生活在家守孝三年至十年，這也太那個了。曾國藩在和太平軍激戰時也不得不回家守孝一年，遵守儒教的金正日在父親死後，五年沒有露麵，可見儒教禮節的影響之深遠。還有避諱，要避免說一切和尊貴的人有關的詞，朱元璋當過和尚，說個“光”都是犯法的事。官場也是儒教的產物。難怪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學說後就把儒學棄之敝履，至於現在有人提出重振國學來建設中國新的意識形態，更是如囈人說夢。

除了儒教，另外兩個影響中國人思想的學說是道家和法家思想。這兩種思想在政治上交替出現，道家“黃老”哲學，強調順其自然，持這種思想的管理，就是休養生息，寬政低稅。法家的“法”，並不是法製，而是帝王之法，表現為嚴刑苛政。如果用本朝的曆史來看，毛是法家，鄧是道家，現在習近平又朝法家偏轉。

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裏，缺少了宗教這種成分，都是立足於現世，而缺少了某種形而上的東西。士大夫精神和佛教，給中國人的思想帶來了一點形而上的東西。

士大夫精神起源於漢代的通過推薦舉才的製度。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 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要得到推薦，必須做得非常出格，類似於現在的網上博眼球。比如“廉”，就要廉到極致，該得的都不要；比如“孝”，不但守孝三年，有守孝十年的，為父臥冰割股的。總體上，這培養了一種崇尚利他主義，重義輕利的高尚情節，是中國政治中的一股清流。

可惜這種推薦製度，以後就落入俗套，推薦者多是大官望族，通常也隻會推舉自己熟悉的或給自己送過大禮的人。知識分子光是表現好還不行，還得投靠那些推薦人，成為他們的門生。這樣就逐漸形成了門閥製度。士大夫精神也逐漸墮落，隻存在於未入宦海的年輕人，一入紅塵，則墮落為官場中人。年輕知識分子受到的教育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入社會就知道隻有舔跪才能發達。本朝的官員製度也類似於這種推薦製度，真正要在漫漫宦海中脫穎而出，也是要依賴貴人關照，發展下去，就會成為新時代的門閥製度。

中國的曆史並不是單民族的曆史，就算漢族，也是很多民族融合的結果。古代對中原漢民族有威脅的民族主要來自北方，大體有四個係：通古斯係，來自東北，長臉黃種人，代表有鮮卑（北魏等），女真（金），契丹（遼），滿族（清）；蒙古係，圓臉黃種人，代表有匈奴，羯族，柔然，蒙古（元）；回係，黑發白種人，有突厥，回紇，沙陀，維吾爾等；藏係，深膚黃種人，有羌族，吐蕃，黨項（西夏），藏族等。漢朝形成的漢族，經過二千年的稀釋，其原始血統已經所剩無幾了，現在的漢族，是幾千年民族融合的結果。

中國的文字，對統一的分久必合的中國的形成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假設中國文字也是拚音文字的話，經曆了四百年的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必然每個地方會出現不同的文字，就像羅馬分裂後的歐洲那樣，再也統一不起來了。但中國文字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秦朝的統一，書同文，統一了六國的文字書寫和語法規則；以後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進一步推進了漢字的標準化，佛教經文的引進，推進了漢語的白話化，多聲調化和大量多音詞的出現。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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