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悔改的老紅衛兵ZT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鶴都主編的《回憶與反思：紅衛兵風雲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紅衛兵的口述曆史。比如陳小魯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秦曉的《走出烏托邦》。前些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始作俑者之一駱小海發表過講話，2012年在天安門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也發表了《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由於中國一直沒有徹底清算毛澤東曆史罪行，“徹底否定文革”就始終不能貫徹到底，這些人物還把紅衛兵的曆史當做了不起的事情來講述。但是隨著中國人對普世價值的逐漸深入理解，對毛澤東時代的深刻反思，紅衛兵的形象將越來越成為負麵的典型，逐漸歸類到反人類犯罪團夥的曆史地位上去。

“老紅衛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幹子女為主要骨幹的極端組織。早期是中學生，稍後一部分大學生也參與其中，是紅衛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紅衛兵從理論上對已經相當極端的毛澤東政治運動手段進一步極端化，將湖南農民運動時期的暴民暴力行為在和平時期全麵重演，造成了舉世震驚的恐怖紅八月。

1966年8月18日，紅衛兵以掃四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為名，在北京街頭撕行人褲管，剪婦女發型，到所謂黑幾類分子家庭抄家，辱罵毆打被批判的對象，有的被舉家押送出京注銷戶口，上千人被當場打死。這些行為很快從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專政機關的辱罵、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勞虐待……從1949年開始還基本局限在監獄、勞改場所；後來的政治運動又將暴力施行於各單位的隔離審查囚室和批鬥場所，文革的紅八月忽然將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開地施行於城鄉街頭家庭，施行於校園課堂，師生之間、青少年之間。這一切暴行的首惡當然是毛澤東和他的黨內同事包括林彪劉少奇周恩來康生葉劍英謝富治等人，而具體執行人就是北京的高幹子弟紅衛兵。

1966紅八月打人死亡數為10,275人(？)，被抄家為92,000戶，被驅逐出北京的家庭為125,000戶，《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麵做好二期整黨的核查工作”》（《動向》2011年9月號），老舍、陳夢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殺的大量死者還不計算在內。這些老紅衛兵不僅打罵行凶，而且采用野蠻的手段侮辱人的尊嚴。捆綁吊打之外，還搞剃光頭、陰陽頭，不僅對男老師實施，還對女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學實施。

老紅衛兵的組織者雖然不一定直接動手打殺，但是根據“首惡必辦”的原則，他們都是血債累累的刑事犯。（當時雖無刑法，卻有相應懲治條例）。中國現代曆史一定要把這筆血債詳細地記錄下來。

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老師。該校的校領導和紅衛兵的實際負責人就是（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劉進、馬德秀和（鄧小平之女）鄧榕等人。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時說“殺殺她的威風也好”；卞仲耘死後，鄧榕帶隊去醫院要求大夫開具死亡證明書

陳毅之子陳小魯的講話承認，他組織成立了西城糾察隊，而且在毛接見紅衛兵的時候西糾就公開用武裝皮帶集體打人。老紅衛兵參與抄家行動，例如將羅瑞卿的嶽父母驅離北京，押返原籍（後來該嶽父自殺身亡）。陳小魯還命令西城糾察隊衝擊和取締八大民主黨派，收繳各黨部官印。八大花瓶黨派曾經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雖已被毛澤東玩弄在股掌間噤若寒蟬，畢竟還是一部分統戰對象和右派人員的歸屬單位。黨派橫遭取締以後，那些被剝奪了起碼人權和尊嚴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後的一道保護層。吉祥戲院集體棒打，農工民主黨前主席章乃器是極少的幸存者，九三學社宣傳部長儲安平被毒打後淒涼出走，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著名翻譯家民盟成員張友鬆無靠掛單位，當時右眼被打瞎，竟無人救助（民盟本應好歹出麵管一管）。陳小魯的雙手沾滿了暴力的鮮血。

老紅衛兵除了暴力人身傷害以外，用血統論對聯侮辱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紅色恐怖萬歲”，同時還集體衝擊公安部，占領辦公大樓，張貼反政府大標語，呼喊反黨口號等等。陳小魯竟在回憶中否認他參加過紅衛兵。實在是天大的笑話。當過西糾頭頭、收過八黨官印的陳小魯晚年還把百姓當阿鬥，玩的是公孫龍子“白馬非馬”的詭辯術。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子、滾他媽的蛋、砸爛……的狗頭”等粗野的語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現在老紅衛兵的文章、對聯和標語口號中，然後再蔓延全國；“建立非法社團、衝擊國家機關、人身傷害、侵入民宅、惡意誹謗（血統對聯和狗崽子罵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項都足以給這些犯罪嫌疑人定讞；未滿十八歲則宜按未成年犯審理。

這些人類文化史上罕見的語言暴力典型標本的作者們，暴力團夥的領導者們，宋彬彬、鄧榕、譚力夫、宮小吉、卜大華、彭小蒙、秦曉……每一個人都罪責難逃。實際上老紅衛兵們並沒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紀懲處，直到他們公開反對中央文革和“1960年後的毛思想”，公安部才僅僅拘押了幾十天。然後非經司法審理，由江青周恩來先接見再釋放，不了了之。文革時期，經常張貼審判公告，說罪犯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集團。實際上老紅衛兵的西糾、聯動才是真正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恐怖暴力集團。這夥現代義和拳人物因為出身高幹家庭，是中國當朝新貴的後裔，所以憑籍革命的“丹書鐵券”，犯法卻不“與庶民同罪”，長期逍遙法外。中國人在一黨專製的統治下無法像以色列人那樣組成追剿小組飛往各地捉拿納粹逃犯那樣將這些老紅衛兵緝拿歸案交付法庭審判。至少要在文字史書上將他們的血債一一寫明，將他們的姓名永遠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駱小海、陳小魯、卜大華、宋彬彬都說自己反對過打人，還特別製止過暴行。他們比中共中央還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好歹還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造成了千百萬人民的災禍，包括許多無辜者被打死和自殺，為此承擔了罪責。我們可以設想這些紅衛兵頭目曾經勸阻紅衛兵不要動武，甚至解救過他們認識的個別老師和同學。但是這並不能抵消他們所帶領的團夥造成的集體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

被審判關押的造反派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乃至王洪文、徐景賢等人也都沒有執鞭打人，持槍殺人，可是他們都曾被判處長期徒刑。卜大華等人炫耀他的所謂《十點估計》發揮了製止打人風的作用，完全不足采信。難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沒有發表過十六條嗎？（第八條要文鬥）8月18日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難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長的湖北方言大聲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武鬥隻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毛澤東簽署過十六條，林彪呼籲過不要武鬥，能不能減輕他們的反人類罪行？

說起來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麽深奧難通的哲理，需要煩勞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還有老紅衛兵首領來開導？三歲的娃娃就聽大人教訓不可以打人，50年代開始每個小學生都學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五項和第八項），《二十三條》反對逼供信，據說毛本人在12月份專門給周恩來寫過信，強調不要打人。依照此說，製止打人的功勞怎麽也輪不到這幾位紅衛兵小將。為什麽打人惡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說穿了，這是我們的黨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矯枉過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開鼓勵宋彬彬“要武嘛！”劉少奇每次搞運動都知道又有人自殺，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訊逼供（即殘酷打罵）的結果，陳毅甚至將凶殘當有趣，戲稱跳樓自殺的上海工商業者是降落傘部隊。各級幹部都掌握著這樣一種火候，“先拿一部分人來開刀，然後才能把運動鋪開，多多少少死傷自殺之類都是難免乃至必要的”。幾十年政治運動的反人類性質正是隱含在這一種默契文化中。文革隻是將這種從富田肅反到延安整風，從土改到四清的革命傳統擴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學生範圍裏來了。然後再將批鬥會、私設刑堂的暴力行為擴大到了街道、裏弄、家庭和校園、課堂。

老紅衛兵中不乏已經入黨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劉進、鄧楠、賀鵬飛、秦曉、譚力夫、馬德秀等，而陳小魯（1946年生）等幹部子弟多是中學生入黨候選人，黨支部培養的黨章學習積極分子。他們對於曆次運動暗含的這類潛規則“基本套路”絕不可能完全無知。到了老兵暮年，陳小魯還來假扮天真巧裝嫩，難道不覺得惡心？陳小魯說“毛主席都誇我不讚成打人”。這種說法十分無力，曆史早已看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惡凶犯不是別人，正是紅衛兵的紅司令毛澤東本人。

先“矯枉過正”，再出麵頒布一點政策，這是老紅衛兵父輩的老伎倆。根據《吳德談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記載：毛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彭真和葉劍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樣純淨，軍警不方便行動，紅衛兵剛好成了他們的打手。抄家、驅離的名單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給定的。老紅衛兵幹了父輩們夢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髒活罷了。將數十萬名黑五類人員押解出京的行動哭聲震天，已讓陳小魯略動惻隱之心。其中發生了多少死傷凍餓，現已無法統計，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現居德國的德籍華人蔡升先生堪為這一暴行的曆史見證。文革前他從南京大學德語係畢業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文革爆發時，他因出身富農竟被單位批鬥，紅衛兵將他押解出京，一路訓斥打罵，在火車上就把他的眼鏡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視，四顧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縣看守所，無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獄方清理陳年舊案，方才想起將他移送勞改農場，當時他的四肢因長期禁錮，無法站立，由難友背拖上路。改革開放以後才獲平反。一位新婚燕爾的青年德語編輯，就這樣喪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經加入德國籍，他的悲慘經曆由筆者當麵采訪記錄，發表在《留德學人報》）。

這些老紅衛兵自辯的潛台詞是“應該讓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擔罪責”。曆史上的動亂慘案幾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慘案並沒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聞一多被暗殺，也沒有找到國民黨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門也隻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場的說詞，並沒有具體的開槍命令，柏林牆下死難者數百人，德國法庭審判東德官兵的時候，也沒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發現了一份70年代東德國安部發給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鳴槍警告後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擊。但仍然是一紙籠統的指示，沒有首長簽名。

駱小海、陳小魯、卜大華、彭小蒙、宋彬彬、宮小吉、譚力夫、王銘、薄熙來等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子女）都是紅八月時期的紅衛兵頭目、校文革領導人。抄家打人殺人的恐怖局麵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愈演愈烈的。幾篇回憶講話更加坐實了當時普遍發生的打人暴力情景。

獲得專製權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監督製衡，會在短暫期間瘋狂濫權，打壓甚至虐殺對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西方有過相關的實驗，取名路西法Lucifer現象。從正常的青年演變成暴力專製者，時間隻需要幾天。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征用兩組大學生分別充任獄警和囚徒進行試驗。結果本來很正常的青年因獲得了權力變成了虐囚惡警。這還僅僅是一場假定身份的實驗，在文革的現實中，毛澤東確實將專政的權力交給了紅衛兵，從毛給紅衛兵寫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聯動的次年一月底，將近半年，具備了充分的犯罪時間。這種權力（抓人、關押、拷打、侮辱……）是默許式地真實賦予，而不是實驗式地虛擬給予，當然就導致了全國性的血腥風潮，濫殺濫捕、私設公堂，刑訊逼供。2008年德國導演甘塞爾Gansel拍攝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非常形象地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所中學的師生本來以為納粹專製的社會已經離開現實生活十分遙遠，不料經過老師的心理實驗，發現這種恐怖和壓迫很可能就會在我們的身邊重演。溫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變成粗暴蠻橫的法西斯狂熱分子。這部影片給研究老紅衛兵暴力犯罪現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參照。

老紅衛兵毫無懺悔意識

多少年來，老紅衛兵們都非常缺乏懺悔意識。最無自省的當屬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起人之一駱小海，他竟恬不知恥地將紅衛兵自詡為“有正義感、有理想主義、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體。但是隨著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曆史價值觀的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紅衛兵反人類的暴力價值觀念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越來越風雨飄搖。

文革中的許多高幹子女，大部分都通過參軍躲過了下鄉的苦差，沒有躲過下鄉的，一般也是憑藉出身優勢最早招兵招工招生離開農村。改革開放後，他們捷足先登最早獲得機會出國留學或考察。若無海外學曆，好歹混個綠卡。西糾聯動時代，他們激情高呼“毛澤東、伊裏奇”，“革命紅旗白宮招展、四海平，環球赤”。“出國熱”的時代，他們搖身一變，玩過了拉斯維加斯（賭城），巴黎紅磨坊，荷蘭紅燈區，學會了最西方化的各種奢侈遊戲，……唯獨一樣他們沒有學會，那就是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懺悔精神。德國社民黨總理勃蘭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寬恕，贏得了國際輿論的諒解，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要誤以為勃蘭特曾經參加過黨衛軍或衝鋒隊，恰恰相反，少年勃蘭特是因為參與反納粹鬥爭被迫流亡北歐的民運紅小鬼。不僅德國的領導人從不拒絕懺悔，每逢我們談及納粹，德國的大學生都普遍而誠懇地表示譴責和懺悔，沒有任何遲疑。

老紅衛兵最熱心提倡的階級路線輸得最慘。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僅僅十年過去，三代貧農的王洪文變成了反革命，毛鄧去見馬克思以後，汪偽漢奸官僚的兒子江澤民當上了總書記，拉扯上一個被敵人殺害的親叔叔認做養父，認養的時間和手續又不那麽吻合；胡錦濤的家庭，竟是蘇北茶葉小商販，胡父不要說省部級地師級縣團級，竟連黨員都不是，還有貪汙的疑點。從向忠發、顧順章到王洪文，這幾個無產階級出身的中共高幹偏偏都不是好東西。文革中叛逃投敵的解放軍飛行員，個個都是三代貧農出身，投奔美國中情局的俞強聲、出賣解放軍情報的姬勝德竟皆是革命老幹部的兒子。

俄國十二月黨人出身貴族，卻喊出了打倒沙皇專製、實現民主自由憲政的口號，主張廢除農奴製。今天翻開西糾、聯動的文件，真為他們汗顏！紅色貴胄聯動背負著“曾經反抗過毛、江”的虛名，卻連起碼的個人崇拜都沒敢反對過。扭扭捏捏地反過一陣“1960年以後的毛澤東思想”，思想深度遠沒有走出高幹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無超脫自身地位的人文氣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釋放出獄以後便立刻銷聲匿跡，他們對毛澤東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當代社會現狀的認識和分析，還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俄國貴族裏出現了反抗沙皇專製的詩人普希金、作家托爾斯泰和思想家赫爾岑，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也發生了世界性影響。東歐幹部子弟中出現了以米奇尼克為代表的理論家。中國紅色新貴子女享有貴族特權，卻少有貴族精神，從他們裏麵走出來什麽思想文化人物了嗎？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紀，思想還沒有完全走出紅衛兵、聯動的藩籬。

出身平民或賤民的同齡人除了遇羅克、林昭、張誌新、李九蓮等烈士以外，如鄭義、謝泳、丁東、智效民、朱學勤、艾曉明、易中天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學者，海外還有胡平、陳奎德等現代民主的理論家已嶄露頭角。老紅衛兵們中小學上的是最好的學校，幾乎都在1970年代或參軍、或當工農兵學員，先後入黨提幹，改革開放時，往往最先照顧得到出國的機會，或拿綠卡，或拿學位，或定居，或海歸。除了一位中蘇關係史專家沈誌華較有成就以外，張木生還未走出新民主主義的框架，其餘老紅衛兵薄熙來（已倒台）、劉延東、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從這個角度說，唯出身論不僅阻礙了許多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優秀青年的成長之路，也貽誤了全民族的青年。

幹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後代，若能出類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門閥觀念也阻礙了他們的成長。血統論把家庭裙帶、階級身分、特權優惠跟人生前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紅色保險箱，順利倒是順利了，可是才情、思想、誌向呢？從生產隊、連隊上調回城令人欣羨，但參軍、入黨、提幹有時也並非全是福祉。他們往往闕失了最重要的精神曆練和獨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階級路線的庇蔭讓宋彬彬的姓名沾滿了文革暴力的血汙，也把一大群老紅衛兵的姓名釘上了曆史的恥辱柱。

秦曉的回憶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鄉後上大學的過程。大學簡直就像是“吃窩頭還是麵條”一樣任憑挑選。這種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應該讓後世的讀者以為當時的情況對每一個青年人都是這樣。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幹子女到處得到領導的眷顧，習仲勳已經失勢，但是還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繼續照應習近平在1974年入黨，次年推薦進入清華。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難。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從五十年代就被政審攔路很難進入大學，文革時更隻剩下下鄉的資格。大學他們根本不敢奢望，能脫離農村回城跟家人團聚，吃一口商品糧都是難圓之夢，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殘，例如《北京之春》主筆胡平就曾經體嚐了當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慶女知青過量吃鹽導致腎衰竭獲得“病退”回城，終於在回城後半年因腎衰竭而撒手人寰。還有許多下鄉女青年因為要上大學，不得不奉獻自己的貞操，“工農兵上大學”的時代，女生“脫了褲子上大學”的故事絕不是謠傳。麵對這類特權，秦曉們從來沒有感到有什麽愧怍自慚，沒有任何懺悔。還有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任世民，僑寓德國已經多年，當中文報刊上清算毛式階級路線的時候，他竟還寫文章辯護說，“階級路線是重在表現……”

曆史的定位

老紅衛兵是共產黨權貴子女的一個文革群落。被定性為生活在文明現代而思想偏執、言行狂暴的當代義和拳。但是簡單地將他們描寫成一夥專製社會的男女衙內，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們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質享受，恰恰相反，他們充滿了權力意識，這種權力意識強烈到西糾、聯動幾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識地排除與他們在學業上平起平坐的高級知識分子子女。從誕生之日起，紅衛兵就擁有強烈的接班意識，一切言行都是準備承接權力的。但是數十年的時間過去，毛澤東鼓勵的老紅衛兵變成了一個聲名狼藉的曆史名詞，習近平、李源潮、劉延東之類高官的履曆都對相關經曆避之唯恐不及，可見一斑。這類接班的培養形式已經完全失敗。

從毛澤東江青毛遠新等人的授權舉措，陳雲關於“還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類的私房話來看，朝鮮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還是他們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國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範之。紅八月暴政就是太子黨執政的極端形式。習近平、劉源、薄熙來等人比其他高幹子女略勝一籌，是因為他們的經曆中確實有一段“沉入溝底”的時期：父輩真的是黑幫，自己真的感覺被拋出了體製外，坐班房，下農村，幾乎沒有庇蔭。這樣的底層經驗歪打正著，反而曾使他們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繼承己誌，本是人之常情。曆史上的梨園流派，杏林高手，訓詁淵源，武林門派都有家學淵源，連傳統名菜名點也多世代相傳。政治作為一種高級管理藝術未嚐不可以子承父業，克紹箕裘。西方社會亦不少見。例如美國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國的施特勞斯家族。關鍵是不能依靠血統論去建立門閥特權製度。共產黨的幹部有意培養自己的後代成為接班人似也無可厚非。但是共產黨的方法卻是絕對愚蠢的。“階級路線”給予子女各種特權，讓他們繞過各種社會的障礙，占盡國家的資源，卻使他們脫離了社會的基層，先天不足地缺乏曆練。加速入黨、提幹、升學，實際上是揠苗助長。習近平在三五年內既拿博士文憑，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結果在知識界和網路媒體上影響不好。

在憲政國家，政治人物必須有公開的群眾基礎。不論你是誰的兒子，你必須有演說辯論的能力，有團結同儕的能力，必須麵對群眾集會和各級議會的場麵。如果父親是政治家，或許你會有一點遺傳獲得的演說能力和組織手腕，也有一些父輩的朋友幫襯，可是學術文憑和社會資曆不能非法撈取，黨內的初選，民間的競選，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沒人能提拔栽培。治國理念、戰略策略和應變能力更是必須由自身曆練來打造，而且所有的過程都有法治的製衡，權力被掌控在憲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說到底就是擔心這些人享盡社會恩澤撈取各種頭銜，上台卻不幹好事。毛澤東嫡孫毛新宇，碩士、博士、少將、研究員，什麽頭銜都掛上了，就是題詞寫不通，年份也算不對。笨一點倒也罷了，依靠祖蔭和特權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權一定會貽誤國家的命運。如果狡詐貪腐，又缺乏監督機製，那麽納粹、文革式的災難就不遠了。

老紅衛兵是一夥二十世紀的刑事罪犯。當時沒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債已給他們定罪。進入21世紀以後，從刑法的理念出發，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訴期。但是不論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狀況如何，尊卑貧富生老病死，他們紅八月的罪惡將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殺並列入史，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後代人民將永不遺忘。秦曉的回憶有一些服膺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的表示，當然是好事，值得歡迎。但是晚年的認識也不能洗脫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猶健在的老紅衛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猶存，何妨出來向公眾表示懺悔，也好給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減後世的天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