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德國策劃的叛亂ZT？

紅色世紀：十月革命100年後，探索共產主義的曆史與後世影響。

1917年4月16日，隨著一場以瑞典為起點的迂回旅程的推進，以開展革命活動時使用的別名列寧(Lenin)為世人熟知的俄國流亡者弗拉基米爾·烏裏揚諾夫(Vladimir Ulyanov)，在漂泊海外近20年後抵達聖彼得堡的芬蘭火車站。列寧很快以一場熱情洋溢的演講和一個名為“四月提綱”的政治綱領引發轟動。俄羅斯乃至世界政治的麵貌將煥然一新。

由於列寧是取道德國返俄的，而且顯然與德國最高指揮部(German High Command)有合作——後者當時正與俄國及其協約國盟友（法國、英國以及4月6日以後的美國）作戰——他的對手們立即拋出了一項直到今天仍充滿爭議的指控，說他是德國的間諜。如果真的可以證明列寧在1917年是代表德意誌帝國政府的利益行事，那麽我們對十月革命以及脫胎於這場革命、一直延續到1991年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的理解將深受影響。這將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影響戰，讓人們眼下對於俄羅斯幹預西方選舉的擔憂相形見絀，哪怕算上去年的美國大選。

從某種意義上說，德國在戰時陰謀動搖敵國政府的統治並不是一種多麽新鮮的做法。千百年裏，諸多大國都玩過這種遊戲。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為了動搖英國的根基曾援助愛爾蘭叛軍，為了對付俄國曾援助波蘭民族主義者。英國則曾支持西班牙遊擊隊抗擊法國占領軍。德國人雖然是這一競技場上的後來者，但在本國於1871年統一後表現出了極強的學習能力。他們甚至為這種特別的影響戰炮製出一個詞——“Revolutionierungspolitik”，意為引發革命的政策。

如果一戰期間的英國或法國政府再脆弱一些，其根基或許也會為別的什麽列寧所動搖。事實上，德國的確也曾盯上它們，不過德國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法國和平主義者的支持力度並不大。

俄國長期受困於勞工的激憤之情和農民的暴動，是協約國中最脆弱的一環，因此德國人選擇花大力氣削弱沙皇的統治也就不足為奇。德國人對俄國革命者給予普遍的支持，受到資助的不光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還有與之相競爭的社會主義者，比如當時身為一名孟什維克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曾先後在巴黎和紐約發表反戰文章。

不過，列寧即便不是接受德國人慷慨幫助的唯一一人，也是最重要的那個。被今天的大多數人視為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以消滅私有財產、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實施計劃經濟為基本主張，當時曾受到歐洲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擁護，但讓德意誌帝國政府對列寧青眼有加的，並不是這個綱領。

列寧之所以在一眾俄國社會主義者當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他既狂熱反戰又支持烏克蘭獨立，而後者是同盟國的一個關鍵目標。托洛茨基等其他一些反戰的社會主義者真心厭惡血腥屠戮，試圖通過支持抗議活動和抵製征兵運動竭盡所能地給戰爭畫上句號，列寧則在1915年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 (Socialism and War)中提出，革命者應該滲透到軍隊中，將其變紅，催生反叛，積極尋求讓“‘他們’的政府”失敗（這裏的引號來自列寧）。

列寧的這一名為革命失敗主義的綱領極具破壞力，以至於德國外交部曾插手防止其傳播到前線的士兵那裏，而這樣做是為了免於導致沙皇政府以叛國罪逮捕布爾什維克黨員。由於類似的原因，柏林方麵圍繞列寧穿越德國國土的旅程炮製了一項公關策略，即著名的“密封列車”——對列寧來說這也是一個方便他行事的故事，可以把他自己和德國人的資助切割開。那趟列車其實並未被密封：列寧下過好幾次車，還在薩斯尼茨的一個德國旅館裏住了一夜。見證者稱，列寧甚至在德國國土上的俄羅斯戰俘營發表了政治演講。

回到俄國後，列寧也沒有掩飾自己的反戰觀點。“四月提綱”鼓勵人們推翻在“二月革命”後上台的臨時政府。列寧動身回國兩個星期後的“四月危機”期間，布爾什維克活動人士高舉公開提倡與敵人稱兄道弟的標語牌（“德國人是我們的兄弟”）。

在名為“七月危機”的又一場未遂暴動後，列寧和其他十名布爾什維克被控“叛國和組織武裝暴動”。數十名證人站出來作證，內容涉及來自斯德歌爾摩的電匯轉賬、通過一家德國進口企業進行的洗錢活動、德國對布爾什維克報紙《真理報》(Pravda，有麵向前線部隊的專刊）的資金支持、在街頭抗議活動中舉標語牌的價碼（10盧布）或加入赤衛隊作戰的價碼（每天40盧布）。列寧出逃芬蘭，但他的大部分同誌都遭到逮捕。當時，一次場麵浩大的公審大會已經萬事俱備。

但公審並未到來。就在臨時政府的說法於1917年8月末得到突襲列寧總部的那些警察的證詞支撐之際，臨時政府的總理亞曆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赦免了大多數被捕的布爾什維克（不過沒有赦免列寧），以便籠絡他們去對付拉夫爾·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克倫斯基認定後者正在策劃右翼軍事政變。缺乏遠見的克倫斯基允許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重新武裝起來，從而讓他們獲得了將在兩個月後用以推翻他的武器。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通緝列寧的布告，但他沒有錯過機會。列寧上台後，在處理自己和所謂的德國金主之間的關係時絲毫沒有表現出謹慎小心，他最先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給東線的德軍指揮部發了封電報，提議無條件停火。當由此產生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那苛刻的條款——其中包括讓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從俄國獨立出去的條款——於1918年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宮(Tauride Palace)被宣布的時候，迎接列寧的是陣陣高呼：“打倒叛徒！”“猶大！”“德國的間諜！”

那麽列寧是德國的間諜嗎？

列寧可以在心中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視之為服務於更高尚的共產主義事業，而非德意誌帝國政府的肮髒戰爭目標的戰術，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似乎說得通。但如果陪審團成員都是普通的俄國人，而戰爭仍在進行的話，很難想象這種辯護能在審判中站住腳。克倫斯基的司法部擺出的證據非常充足——很多證據直到最近才在俄羅斯的檔案館被重新發掘出來。不論列寧的真實意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他在1917年得到了德國的後勤和財務支持，而且他的行為，從煽動俄國軍隊的反戰情緒，到提議無條件停火，都對俄國在柏林的戰時敵人有利。這些行為還給俄國自身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從1918年的領土分割，到民眾在長達數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布爾什維克獨裁統治下遭受的痛楚。

俄國革命開啟了海外影響戰的新紀元。列寧本人幫助創建了共產國際，該組織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裏一直致力於設法推翻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政府。1938年，納粹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類似的策略，但他們於1939年——與西麵的蘇聯紅軍一道——入侵波蘭時，拋棄了用以掩蓋暴力的施加影響的幌子。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把“引發革命的政策”變成了一種藝術，竭力以各種各樣的借口和顛覆活動動搖彼此的盟友和從屬國的根基。

現如今，新一輪冷戰似乎已浮出水麵，不過意識形態色彩有所不同。克裏姆林宮正在歐洲和美國推廣帶有民粹意味的民族主義；西方領導人和民主活動人士則動員各界反對俄羅斯以及親普京的政權，比如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政府——它隨即把這些活動人士當成“外國間諜”進行打壓。引發革命的政策已遍及全球。

在感到恐慌之前，最好想一想現如今在海外不當施加影響力之舉，與過去的做法在程度和種類方麵有何不同。通過國有媒體、在線機器人和Twitter噴子傳播的虛假信息嚴重地擾亂了視聽，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性削弱著人們對民主製度的信心；網絡攻擊和入侵造成了更嚴重的幹擾。至於普京及其捍衛者，則發聲譴責外部政治力量插手烏克蘭等地的事務，聲稱俄羅斯在那些地方的行動隻是對西方幹預之舉的反應。

不過，這些影響戰不論就規模還是地緣政治影響而言，都與德國打列寧這張牌沒有可比性。和1917年的俄國不同，今天的大國政府，不論位於華盛頓、巴黎、柏林還是莫斯科，都有著堅固的基礎，不可能成為列寧們的獵物。或者說，我們必須抱著這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