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縱觀曆史，你會發現善男信女們為了在生男生女這件事上得償所願，采取了諸多“非常”措施。在中世紀的歐洲，婦女們相信傳宗接代行房事時叫老公把臉向東轉，就能大大增加生兒子的勝算。但也有人並不苟同，另出奇招：想生男孩兒，就應該先用紅葡萄酒和剛宰殺的兔子子宮調製雞尾酒，再在丈夫飲用期間，對其施以色誘。
如果這樣做不管用，那麽18世紀的法國解剖學家普洛科-考透（Procope-Couteau）建議那些“十分迫切地想要生個寶貝兒子”的男人們劍走偏鋒，采取相當極端的措施：切掉自己左側的睾丸。他揚言稱，這個“切蛋手術”不見得比拔牙更疼。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在互聯網上對生子秘方進行快速搜索，依然會找到各種奇妙偏方：從服用維他命、止咳糖漿，到更換內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比較理性的人可能知道這些法子無一不是徒勞無功，都是在拋擲硬幣：生男生女完完全全是個概率問題，兩種可能事件出現的幾率每每各占一半。而你又不可能在幸運女神麵前弄虛作假。
然而，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千百年來，父母們或許一直在出於無心地翻轉著生男生女的幾率。而決定小孩性別的真正原因，則遠遠超乎迷信古人的想象。
現在我們知道，具有支配型人格、愛吃早餐燕麥片、丈夫身家億萬的女性，更有可能生下男孩；相比之下，為齋月齋戒、飽受晨吐之苦、生活在惡劣天氣條件下的媽媽們則比較多地生下女孩。其中，遺傳基因乃是重中之重，基因序列裏記錄了我們是趨向於生下更多的兒子，還是生下更多的女兒：有較多姊妹的男性往往會與妻子生下一群女兒，而有較多兄弟的男性則較可能生下一堆男孩。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事實上，生男生女的幾率從來就不是剛剛好的一半對一半。就全世界來說，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大約是109:100。或許乍看之下，你會覺得這一差額好像挺大，但男嬰多於女嬰頗為必要。原因在於：相較於女性來說，男性的免疫係統比較脆弱，膽固醇水平較高，心髒問題較多，糖尿病易感性較高，癌症發病率較高、存活率較低；同時，男性占謀殺受害者的三分之二、占交通死傷者的四分之三，男性自殺幾率更是女性自殺幾率的三倍。所以，想要讓存活下來的男孩數量與女孩數量相當，媽媽們就不得不多生兒子。
數十年來，生男生女所對應的概率問題一直讓科學家們倍感困擾。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一絲不苟地對若幹動物後代的性別比例進行了研究，但仍對這一現象百思不得其解。
達爾文深信，許多雄性動物的精致特征必定是在彌補雌性動物某一拙劣的不足，例如孔雀的尾巴。他認為，在這些物種當中，求偶競爭越激烈，就越有利於出類拔萃的雄性脫穎而出。
問題是，在達爾文研究的所有物種當中，雄性與雌性的數目都相差無幾（盡管並不完全相同）；差異遠不及他之前預期的那麽大。對此，達爾文找不到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於是，他最終放棄了整個這一主題的研究，並寄語道：“……今時今日，我發覺整個謎題太過錯綜複雜，因而我決定把解決它的重任留給後來者，這樣做更為穩妥。”
那麽，為什麽生男生女的性別比例接近50:50，但卻不是剛好50:50呢？這個問題很難解答，我們亟需一位有膽有識的智者來指點迷津。至此，離經叛道而又獨樹一幟的科學家羅伯特·特裏弗斯（Robert Trivers）隆重登場。他的個人網站顯示，他蹲過一段時間的監獄，在牙買加組織過一支保衛男同性戀者免受暴力侵擾的武裝團夥，還曾駕車幫助臭名昭著的政治活動家休伊·牛頓（Huey Newton）逃跑。
這名常春藤盟校的教授經曆頗豐，先後被大學校園禁足、遭受精神崩潰的折磨、標新立異地數次變更專修科目（從數學，轉到法律，再到曆史學，最後轉到遺傳學）。現如今，他是一名人類學家，就職於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他表示：“和其他許多科學家相比，長期以來，我都過著一種放浪形骸的生活”。
早在1972年，在厭倦曆史學之後，特裏弗斯把注意力轉向了達爾文所遺留的問題。他回憶道：“我心想：哇噻！這下有個值得研究一輩子的點子了”。隨後，他與同事丹·威拉德（Dan Willard）共同發展出了眾所周知的“特裏弗斯-威拉德假說”（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該假說是進化生物學上最富盛名的假說之一，其內容詳述如下：
首先，我們假定你可以選擇自家小孩的性別，以求盡可能多地綿延後代。而無論你選啥，都要冒一定的風險。如果你生養的是一群兒子，誰知道他們將來會怎樣，說不定他們會成為下一個身家億萬的大亨，也說不定其中有人當上美國總統（抑或二者兼具，兩全其美）；同時，他們還有數不勝數的潛在女性配偶可供挑選。
科學研究顯示，實際上，對女性來說，社會地位高的男士別具吸引力。育齡婦女較喜歡那些更占支配地位、有錢或者有權的男性，而這些承蒙芳澤的少數男士與同齡男性相比，往往頭婚年齡較早、結婚頻率較高、也比較容易有婚外情。由此，如果你的兒子飛黃騰達，那他就很可能贏得演化上的勝利、留下較多子嗣；而如果若你的兒子十分平庸，那他可能完全找不到結婚對象。
特裏弗斯指出：“因為女性結婚往往在社會經濟等級上是‘高攀’，這就好像女子們在某種程度上以自己姣好的容貌換取社會經濟地位。而如果你生而為男，又生活在社會的底層，那麽你將很難找到婚配對象”。相比之下，女性往往不會麵對如此激烈的婚配競爭；在結婚產子方麵，她們的勝算更高，即便她們永遠不可能像一個兒子那樣繁衍出數目眾多的後代。
盡管乍聽之下，你或許覺得這有點性別歧視的意味；但特裏弗斯認為，這主要源於女性在子女身上傾注的精力更多；相形之下，男性則可以隻上床做愛，完事後把生兒育女的重擔丟給女方。不妨考慮一下這個事實：曆史上最高產的母親是俄羅斯舒亞市（Shuya）一位農民的第一任老婆，這位無名的女士生活在1707至1782年間，總計生養了69個小孩。然而，相較於驍勇善戰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這真是小巫見大巫。相傳，成吉思汗1227年過世時留下了1000至2000名子女，算下來到今天大概有1600萬子嗣。而且，在延續香火這件事上，成吉思汗並沒有踽踽獨行；根據最新的DNA分析結果，曆史上至少有十名男子跟成吉思汗一樣多子多孫，其中包括一位於1582年去世的中國皇帝以及中世紀愛爾蘭尼奧爾（UíNéill）王朝的開國國王。
在馬鹿（red deer）、象海豹和大猩猩等諸多動物的世界裏，產子的風險甚至更高。成功的雄性可能在後宮中坐擁數百隻雌性，而地位低、較羸弱的雄性或終其一生都沒有繁殖機會，或為了爭得這樣的機會而賠上性命。
另外，還有資源的問題。由於兒子們體型通常都比較大，所以他們對食物的需求量比女兒更大；同時，在很多社會環境中，還需要在兒子身上進行更多的教育和金錢投入。總之，想要培養出一位超群出眾、社會地位高的兒子，父母們就必須下血本，進行大手筆的投資。
特裏弗斯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並提出：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條件好的父母（例如，夫妻雙方社會地位高，或食物豐富充足）要多生兒子，這樣符合演化利益；條件差的父母因應物競天擇的規律，應該多生女兒，因為女性不會麵臨如男性般激烈的婚配競爭；而且，即便這些女兒不是特別有魅力、在社會上也不是很成功，她們很可能還是會至少有個一男半女。
特裏弗斯指出：“當時，我開玩笑說，這個理論無懈可擊。因為要證明我錯了，你需要花20年的時間。可11年後，事實就已證明：我是對的”。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至少在馬鹿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雌性生下雄性馬鹿的幾率是60%。盡管特裏弗斯的理論在馬鹿的世界中獲得了證實，但它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嗎？對此，經濟學家道格拉斯·阿爾蒙德（Douglas Almond）在研究中國共產黨1958年起推行的“大躍進”運動（共產黨當時希望藉由這一雄心勃勃的新項目，改變國家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麵貌，推動國家在短短幾年內步入繁榮的工業社會）時，意外地收獲了第一個事實論據。
在大躍進過程中，隨著舉國上下準備將鋼鐵總產量提高30%，加緊鋼鐵生產；原本以農業為主的家庭紛紛奉命放棄自己的土地，將菜園臨時改建為冶煉場；人們將從炊具到拖拉機的家當統統拿去冶煉鋼鐵，進而人為地抬高了鋼鐵總產量。
沒過多久，國家就發生了巨變——但卻不是以政府原本所期望的方式。僅在該項目開展一年後，糧食產量下跌了15%；往後一年，糧食產量再度下滑。大躍進引發的饑荒在4年內，造成4,500萬人死亡。
在將近40年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阿爾蒙德突然發覺自己在查閱鑽研中國的人口普查記錄，想要搞清楚饑荒之後發生了什麽。不過，阿爾蒙德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罹難者的檔案；相反，他想知道罹難者留下的、如今人到中年的子女們生活得怎麽樣。
阿爾蒙德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攜手合作，找出饑荒後不久的新生兒檔案，對其做了比較，不放過他們父母出生地所在省份等相關信息。在所有這些地區中，有些受災較重，有些受災較輕，因而研究團隊能夠比較母親挨過餓的人和母親沒挨過餓的人在生育狀況上有什麽不同。
他們的發現令人震驚。盡管這些人沒有親身經曆過大饑荒，但來自饑荒地區的人後來不太可能有文化、有工作、能自給自足，並且他們往往生活在較小型的家庭中。大饑荒後，饑荒地區出生的女性通常較晚婚，男性則很難結婚。最後，縱觀整個樣本，饑荒地區的媽媽們生下兒子的幾率，遠遠小於生女兒的幾率；而且，乍看起來，這一影響甚至延續到了下一代，其下一代的孩子也較容易懷上女兒。
為了估計這種影響的大小，請回想一下，上文提到，全球大約每出生100個女嬰，就會出生109個男嬰。但一項後續的饑荒研究顯示，在1960年至1963年之間，中國男女嬰的比例滑落了5%左右，降到104:100，直到1965年才回歸正常。
現在我們知道，一方麵，從吸煙、戰爭到氣候變化，對生存不利的情況容易導致女性生出更多女兒。另一方麵，支配性格較強、常吃高卡路裏食物（如早餐燕麥片）、嫁給美國總統的女性則往往會生出更多兒子。由此，也難怪億萬富翁的太太生兒子的幾率會達到65%。
此時此刻，你可能在納悶：在所有這些影響因素統統登場起作用的情況下，全球的男女比例為什麽還沒有大幅度失衡。的確，像中國大饑荒這樣規模巨大的災難不是本應該衍生出基本都是女孩的一代嗎？
曼非斯大學（University of Memphis）的生態學家基思·保爾斯（Keith Bowers）指出，有充分的理由說明，人口從來不會太過偏離性別平衡點。保爾斯表示：“兒子需要的食物比女兒多，所以如果一直狂生兒子，那就會造成競爭性較強的家庭環境”。如果所有父母都在時機好的時候生兒子，兒子長大後就很難找到對象或者自己的地盤。相比之下，在大家都生兒子時，因基因緣故生很多女兒的家庭將會擁有巨大的優勢。因而，保爾斯指出：“久而久之，整體上看，男女出生比例會大致相仿”。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的進化生物學家科裏·加拉特利（Corry Gellatly）認為，這種自然再平衡或許已經在進行了。中國人傳統上重男輕女，喜歡生兒子，所以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大量女嬰慘遭墮胎。如你所料，在該政策全麵實行的階段（1980年至2000年），大部分出生的嬰兒都是男孩。
但在擁有不止一個小孩的家庭（獨生子女政策有些特許的例外情況，例如，父母均為深山貧農，或者父母雙方本身就是獨生子女），第一個孩子是女兒的比例遠遠高於平均水平。
這可能是因為，多數父母不太在乎第一個孩子的性別，但比較介意連續生兩胎女兒。而在壓倒性新生兒是男嬰的狀況下，幾率自然就傾向於少數性別。結果，很多家庭千方百計地想生兒子，卻可能導致生女兒的幾率更高，這真是始料未及。
可惜這還是未能讓男女比例完完全全地重歸平衡。截至2015年，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6000萬人。據估計，截至2030年，將會有四分之一的中國男性無法結婚。社會上男性數目過剩可能會帶來不良後果，其中包括家暴率、組織犯罪率以及謀殺率的升高。甚至還有人預測，這些沮喪的單身漢說不定會去從軍，隨著這支隊伍越來越龐大，可能引爆大規模的國際衝突。
恐怕是時候別去迷信偏方了，快收起燕麥片，放過可憐的睾丸吧；是時候接受現實了：畢竟，歸根結底，生兒子的幾率原本就是一半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