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舊聞：1976年的中國

編者按：文革爆發5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點，讓許多的注意力重新聚焦那個山雨欲來的年代，而10年之後文革的收場，卻沒有得到同樣多的關注。那是中國大震蕩的一年，以毛澤東捍衛其革命路線開始，以他的逝世告終。

今天的人們大概了解那一年發生了些什麽，然而40年前，中國民眾和外國記者卻無法確知，伴隨著文革的終結，中國將會怎樣。“1976年的中國”特輯透過《紐約時報》的視角，回望那段曆史。

當年忠貞為國籌，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竟，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願，

付與東流？

香港——去年的某個時候，毛澤東主席給他多年的親密戰友周恩來總理寫了這首詩。周於今年1月去世。上個月，中國的一位發言人以典型的隱晦方式暗示，毛主席本人已經非常虛弱，中國人民恐怕再也見不到他活著的樣子了。更確切地說，這位發言人的說法是，毛主席年事已高——他82歲了——不再接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不過，除非有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否則結果都一樣。從1971年毛最後一次公開露麵之後，在過去的五年裏，中國人民隻在他會見外賓時的照片或電視畫麵中見過他。

所以，暗示非常明確——結局就要到了。那位發言人還是竭力指出，毛“依舊忙於工作”。香港的分析人士記得過去有幾次，他們以為即將過世的毛又“起死回生”。不過，現在毛仍在工作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今年4月，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馬爾登(Robert Muldoon)與毛會晤後對同僚們說，毛主席連講話都困難，別人基本聽不懂。他說的話僅限於含糊不清的社交寒暄。從他們會晤的照片以及毛與最後接見的兩位來賓（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合影來看，他已是一位衰弱的老人，像晶瑩剔透的瓷器一樣脆弱。對於一個曾經一言九鼎、利用農民動亂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把一小群農民發展成數百萬大軍的人來說，這樣的經曆應該會讓他覺得惱怒；他問周的問題“江山靠誰守”，顯得更為辛酸。

諷刺的是，正是毛自己讓他的接班人變得非常不確定，他拋棄了最高級別、經驗豐富的同事中所有曾經看來注定會得到這個職位的人。先是劉少奇，他曾擔任國家主席八年，直到1967年在“文革”中失勢。然後是林彪，他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他的地位甚至被寫入黨章，結果1971年，他在被指控試圖刺殺毛之後在蒙古因飛機失事神秘死去。去年春天，鄧小平成為下一位受害者，他擔任第一副總理僅一年就下台了。

鄧下台的故事非常複雜。其中一個原因是毛的執念：就像他在給周的詩中寫的那樣，他從50年代末起就覺得自己的努力正“付與東流”。在毛看來，中國革命似乎又回到了傳統中國的精英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及蘇聯的“修正主義”的老路上——他認為蘇聯的“修正主義”跟前兩者是一回事。這些焦慮導致他先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然後進行一係列徹底改革，這些改革依然在八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力。為了遏製初露頭角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毛阻止增加工人的獎金和工資。為了縮小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他把城裏的學校畢業生送往農村和農民一起生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從此生活在農村。為了實現教育機會平等，他徹底顛覆學校係統，把學生的階級成分和政治覺悟置於學習成績之上。為了遏製新精英階層的壯大，他下令要求黨幹部和科學家等人把更多時間用在幹體力活上。

這些都是理想化的強硬措施，並不總是受歡迎，一些中國領導人明顯認為它們不切實際。從很多方麵講，官員們對這些改革的態度可以視為西方分析人士所稱的中國“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分水嶺。激進派支持這些措施，支持毛以及他對意識形態宣傳和民眾熱情的強烈偏好——認為意識形態比經濟增長重要。毫不意外，他們大多是因為在“文革”中的工作而嶄露頭角的年輕幹部。他們的權力基礎是中國的媒體和大學，他們獲得的話語權與他們的真實人數以及受歡迎程度不成比例（比如，有多少工人真的願意放棄獎金？有多少學生渴望去農村定居？）。而溫和派大多是黨的資深領導、主要關心穩定統治和國家發展的務實的政治家們。他們控製著黨委會和國家經濟機構。他們的話語權可能比不上激進派，但他們更有實權——如果不考慮毛的權力的話。

當然這些說法過於簡化，因為很多中國人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派。不過，它非常接近人們對毛所說的“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的理解。去年，毛懷疑鄧在搞他自己的改革——被稱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所以毛開始了目前的反右運動。

不過，另一個因素讓最近的衝突看起來不像是關於中國正確發展道路的原則性辯論，而更像是明朝宮鬥的故事：年邁的皇帝，陰險的皇後，合謀的宦官，關心仕途的官員。個人的野心和對立與政策分歧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如果曆史具有借鑒意義的話，那麽過去幾個月中國發生的事件都是悲傷的、令人不安的凶兆。

實際上，很多中國農民似乎就是這麽認為的。據有些專家稱，最近的兩次大地震以及上個月在中國東北部墜落的一顆巨大的隕石被普遍認為是即將來臨的災難的象征。中國傳統宇宙觀認為，天和地是緊密相連的，自然災害是皇帝統治的反映，暗示他已失去“天命”，也就是統治權。中國媒體不得不提醒讀者，這種理論隻是儒家“妖言惑眾”的把戲。

中國人民可能很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在過去的15個月裏，該國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九名成員中已有四人去世，包括周恩來和三周前去世的90歲的元帥朱德，後者曾於1927年幫助創立中國紅軍。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毛病倒後，朱僅在上個月才被安排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現在連那個職位也空缺出來。另外，直到去年春天，中國人民才突然知道新主席是華國鋒，之前他們幾乎沒聽說過這個人。此外，在世的領導人們因為激烈的派係鬥爭而四分五裂。

這其中的很多根源要追溯到“文革”時期，很多老幹部遭到譴責，被戴上高帽，而年輕人得到提拔。比如，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186名現任成員中，107人“文革”前就加入進來並保住了自己的位置；56人在“文革”期間或之後加入，還有23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後來被平反。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直在爭鬥。不過據逃到香港的難民們說，甚至在廣州的工廠裏，工人申請工作時，也經常被詢問屬於“文革”中湧現的紅衛兵的哪一派。他們的回答可能決定著會得到哪種工作。前不久我去廣州在餐館裏喊“算賬”時被告知，這種中國傳統說法很不禮貌，因為如今很多人急於“算文革的賬”，所以這種說法具有政治意味。

周恩來去世前為接班人問題準備了一個答案。他以完美的巧妙策略給鄧小平平反。鄧是一位能幹的黨領導，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遭到政治迫害。周顯然是得到了毛的許可才把鄧調回來，擔任一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負責平穩過渡到毛去世後的時期。所以，1973年4月12日，鄧在離開公眾視線6年後複出。1975年初，他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軍隊的總參謀長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鄧矮小、直率、充滿活力，開始在多個方麵強有力地推進工作。首先，去年夏天，他起草了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名字很別扭，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後來，他的批評者指責鄧在這份文件中玩弄“折中主義的把戲”。他把毛之前的三個指示——階級鬥爭、安定團結和促進生產結合起來。批評者指責他歪曲了毛把階級鬥爭放在首要位置的主張。鄧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周恩來在197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的政策——“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他的《總綱》還敦促平反那些他認為在“文革”中遭到不公平清洗的黨員。反對者指責他這是想“翻案”，“引狼入室”。這是一個意識形態和私人恩怨糾纏在一起的關鍵問題。

鄧還把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他呼籲在全國進行“整頓”，也就是大範圍的人事變動。他說很多年輕幹部在“文革”中像坐“直升機”一樣被提升至高位。實際上，“直升機”是前上海棉紡廠幹部領導王洪文的外號。1973年，這位近40歲的左派被毛親自快速提升至中共的第三號職位。現在，有報道稱，鄧曾這樣評價王：“有一群人，靠批評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他們]沒有辦事能力，缺乏工作熱情，但是派係思想嚴重。”

去年夏天差不多同一時期，幾位剛被複職的官員幫助鄧小品起草了一些關於科學和工業的指導性文件。其中一份文件反映出鄧對這些問題的觀點，他認為“文革”造成了科學和教育“危機”，因為專家們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幹體力活兒，“不敢專心搞技術研究，學語言或讀資料”。鄧號召工廠恢複“文革”期間渙散的紀律。他還提議，“每年增加一些工人和職工的工資”，以起到激勵作用——這項提議與毛的思想直接衝突。為了加快從國外引進中國工業和國防急需的技術，鄧主張“與其他國家簽訂長期合同”，用“我們生產的煤炭和原油”購買。所以，他公然違背毛最神聖的原則之一——自力更生。

這是鄧的典型作風——務實，但是從毛澤東主義者的角度講，他是異端。1962年，“大躍進”導致食物短缺時，他對黨的領導們說，“最重要的是解決食物問題。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據報道，現在，位高權重的他提出了另一個邪說：“我們的運動太多，耽誤了正常工作。”

他甚至敢得罪毛的妻子江青。據後來的指控，他沒去觀看江青自“文革”開始就在支持的、具有強烈的說教意義的“現代革命劇”。據說他最終去觀看了一部按照江的標準製作的新電影，看到一半就以傳統的鄙夷姿態拂袖而去。黨的理論刊物《紅旗》發表文章，指責鄧說“如今，樣板戲都賣不出去票了”，並反問道：“如果這不是赤裸裸、毫無根據的汙蔑，那什麽才是？”巧合的是，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初瀾，與毛的妻子有關的文章經常使用這個署名。

也許，鄧是因為成功而壯了膽。也許，他是意識到自己的保護者周病得很重，必須在周去世前站穩腳跟。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他做得太過火了。對毛或者跟毛親近的人來說，鄧是擺明了要改變毛主席的堅決主張，即保護中國平等主義和革命純潔性。

去年9月，毛努力用他典型的間接方式阻擾鄧。他發起了學習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的運動。那是一部關於土匪和造反的冒險傳奇小說。毛現在稱小說主人公宋江是“投降派”或“修正主義頭子”。鄧對和他一起製訂新計劃的同事們泰然自若地說，“不要聽風就是雨，覺得要壞事——你不是宋江。”

到了1975年12月，鄧小平仍然位高權重；是由他在美國總統福特抵達北京之際前去迎接。在接下來的那個月裏，周恩來辭世，鄧小平在追悼會上致悼詞。這份榮譽超越了他在黨內的排名，表明他已鞏固了自身的地位。但那是他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一個接一個地，黨內和軍中本應是鄧小平朋友的人拋棄了他——包括不少在文革中與他共同遭受磨難、讚同他對中國發展路徑看法的人。或許他們此刻想要保住自己的腦袋，或許他們一直就認為——按照傳聞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用過的說法——他是個“心狠手辣的小矮子”，既然他與最高領導人有了齟齬，便樂於棄之不顧。他最後的失勢源於受到了策劃四五運動的指控。在1976年4月5日，一年一度的紀念逝者的清明節，北京經曆了非同尋常的一整天的動蕩，涉及十萬人之眾。

一名官員——在中國媒體關於此事的所有報道中，均引人注目地未指明此人是誰——下令移除紀念周恩來的花圈、標語和詩作，抗議活動由此爆發。這些紀念品由普通民眾自發帶到天安門廣場以表達敬意，持續了五天時間，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堆了70英尺高。

多年以來，中國人將周恩來視作可以找他提供個人幫助和給他們解決問題的唯一人選。外界眼中，周恩來是外交大師，是把中國維係在一起的領導人。但對中國民眾而言，他不止於此。文革期間在北京生活過的美國人戴維(David)與南茜·米爾頓(Nancy Milton)在近期的一本書中觀察到，“許多人指望他[周]的是，他能體恤他們的個人困難，回複他們的訴苦信件，或是提供棉被給在中國北方的寒冬裏四處遊蕩的紅衛兵娃娃。”

周恩來如今故去了，他鍾意的接班人遭到了攻擊，又有人將紀念他的花圈弄走。當天移除的詩作中，有一首表現出了那種普遍的焦慮情緒。它潦草地寫在一本學校筆記簿的紙上：國基兼是英靈刨，繼世還須待後生。

讓毛主席與北京的這名學生憂心忡忡的，是同一件事。

在北京的四五運動中，有上百人受傷。這是文革以來首次公開爆發民眾騷動。在中國的其他一些地方，至少還出現了十幾樁紀念周恩來的集會引發的事件。

天安門廣場上爆發的四五事件令中國領導層心生警惕。匆忙之下，他們聚集到人民大會堂。為了悄悄地一窺中國的走向，一些外交官與記者午夜騎自行車經過那裏，淩晨兩點又去了一次。他們看到許多碩大的紅旗轎車停在門外，大會堂燈火通明。連開兩晚會議之後，消息公布出來：毛澤東親自挑選無甚名氣的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取代失勢的鄧小平。

按照中國的憲法，國務院總理人選須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提交全國人大任命。顯然，此時連表麵的合法程序都顧不上了。“熱烈擁護”這項任命決定的官方海報旋即出現在大江南北。然而，中國民眾並未獲悉華國鋒究竟是誰、他在何時何地出生、接受過何等教育、何時入黨，以及其他任何有關他的信息。近期前往廣東時，我詢問了一些人對華國鋒的看法，得到的回應基本是疑惑地聳聳肩。問到一名在香港的中國共產黨員如何看待錯綜複雜的接班事宜時，他簡單地回答，“得看看情況。”

盡管如此，還是有跡可循，有些可能就是線索。不妨先更仔細地觀察一下這場大戲中的一些關鍵角色。

政治局常委中，近期有四人亡故，僅餘五人。其中兩人是毛澤東本人和現年78歲的國防部部長葉劍英，兩人很可能身體虛弱，不再能長期活躍。這就會讓權力轉移到全新一代的手中。名義上，年輕一代中目前排位最高的人物是新任總理華國鋒。他身材高大魁梧，留著平頭。

華國鋒年近六旬，被分析人士普遍視作可與北京的各派別友好相處的一個妥協選擇。這似乎是唯一合乎邏輯的理由，能夠解釋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湖南行政官員，為何在1975年初出人意料地成為公安部部長——繼而在今年春天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不過，潛心研究他的過去，可以發現更多的線索。

外界對他的早年經曆一無所知——中國官員私下表示他來自西北部的山西省——隻知道他在1955年成為毛澤東故鄉湖南湘潭縣的縣委書記。這或許讓他與毛主席有了特殊的聯係，但也或許沒有：毛澤東很少回鄉。不過，他接下來升任湖南省副省長，任期從1958年到1967年。在這個職位上，華國鋒很可能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有不少的接觸，因為省長曾是國民黨官員，有名無實。此外，華國鋒數次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有關金融與貿易的黨內重要會議，應該與周恩來的心腹李先念有往來。李先念負責中國經濟的計劃工作，是一名技術官僚，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員。文革期間，華國鋒基本未受衝擊，在1970年升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並於次年進京。

在華國鋒接下來的上升軌跡中，周恩來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無從知曉。到了1972年，周恩來獲悉自己罹患癌症。他並無子女：全部的遺產即為他創造的國家機器，以及他對中國未來的設想。他生命最後的一年半在醫院度過，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自己的接班大計。周恩來極為精明，不可能沒有做兩手準備。他肯定意識到，自己心儀的人選鄧小平在文革中曾經跌倒，有可能會再次倒下。或許他也意識到，華國鋒是各方均可接受的人選，卻也在思想上接近周恩來本人的實用主義觀念。或許他那時的策劃——總要有那麽一個人去策劃——讓華國鋒出人意料地在1975年升任公安部的職位。周恩來病故後，他的同僚也許延續了他的策略，同意以鄧小平的下台換取華國鋒升任總理。

對華國鋒的提拔，令他超越了新一代領導人中的其他兩人。他們的政治根基都在政治氛圍異常活躍的大工業城市上海。

一個是王洪文，被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戲稱為“直升機”的激進派。盡管在毛澤東的指示下成為黨的高層，但王洪文經常被其他人貶為年紀太輕、經驗不足，不能擔當大任。至於他究竟是擁有自身權力的真正領導人，還是僅僅因為身為毛式革命分子的楷模而扶搖直上，則是個迷。

另一人是張春橋，曾在黨的組織部門工作，如今成為了第一副總理。據報道，他還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這一敏感職務。張春橋據稱六十出頭。與他打過交道的外國人表示，他為人圓滑、做事能幹，有點像周恩來的類型。

假如中國有第三條道路，在傳統的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存在一個中間派，那麽它可能就是由華國鋒、張春橋及其他若幹人組成的（包括北京市市長吳德）。他們在文革及其餘波中遭受的衝擊讓他們相信，合作勝於爭鬥。不過，考慮到過去幾年間根深蒂固的派係鬥爭削弱了中國的領導層，他們是否有能力在毛澤東過世後讓全黨保持團結？窺探未來的一個線索也許維係在一名激進派主將的政治命運上。此人便是毛澤東的夫人江青。

江青從來都不討人喜歡。當有人提到她時，通常會小心翼翼，也很少直呼其名。他們會代之以“那女人”或“三點水”——她姓氏的漢字偏旁。（在中國，已婚婦女保留娘家姓。）有時候，他們會拉拉自己的耳垂，意思是女人的耳環。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中，有人寫了標語，“打倒慈禧太後！打倒英迪拉·甘地！”這句刺耳的話被認為是直指江青。還有人送來了獻給楊開慧的花圈。她是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受人愛戴，於1930年被蔣介石的人馬處死。

江青的不受歡迎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當時她以一名上海小電影演員的身份，來到毛澤東在中國西北部延安的窯洞總部。在毛澤東有一次發表講話時，她坐在第一排大聲鼓掌，由此引起對方注意。盡管毛澤東當時已經再婚（娶了一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但江青很快就住到了他的窯洞裏，令道德標準更嚴格的同誌感到震驚。在文革期間，江青幾乎沒做過什麽討其他中共領導人喜歡的事，當時她充當了最受毛澤東信任、也最生硬粗暴的手下。很多中國人本能地覺得，就是她下令移除了天安門上紀念周恩來的花圈。

美國學者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提供了一種更同情江青的描述。1972年，江青不同尋常地接受了維特克在7個晚上進行的一係列采訪。維特克稱，江青成長於一個破裂家庭，小時候經曆過貧窮、饑餓，還頻繁遭遇肢體暴力。後來，她又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裏，因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受苦。這位作家稱，這有助於理解她為何“顯得性情暴躁，警惕心強，好鬥，同時又能敏銳地看到機遇”。不過，她也能表現得“討人喜歡”和“親切和藹”。她向維特克暗示，她與毛澤東的關係並非一直都很親密。

如果江青的許多敵人把她列為毛澤東逝世之後，權力鬥爭中的首批目標之一，不會讓人感到意外。但是，不難想見她會以毛澤東繼承人的身份自居，也因此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如果她從現在的政治局委員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將意味著她和她在激進派中的那撥人，具備了在沒有毛澤東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走下去的能力。

還有一些重要的角色，也是我們無法預料的。軍隊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力量——毛澤東曾經說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但在文革後恢複秩序的過程中，接管了這股重要力量中的很大部分的軍事將領們，大體上又將控製權還給了共產黨，近來大多保持著沉默。省級領導層也是重要的角色。因為北京在今年春天和夏天一直忙於內部爭鬥，省級領導層似乎在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喜好理解和開展反右運動。毛澤東逝世會加快這種勢頭，但大多觀察人士不認為中國會陷入分裂，回到以前的軍閥混戰狀態。

繼承人之爭會對中美和中蘇關係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過去幾年，有關外交政策的爭論非常少見。不過，我們需要記住，正是毛澤東一手策劃了與莫斯科的重大決裂，也是他主動邀請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訪華。華盛頓沒有很快兌現自己在《上海公報》中所做的從台灣撤離的承諾。毛澤東去世以後，有些人可能會想重新審視一下麵向美國尋求機遇的策略。當下已經出現這樣的暗示。一名北京官員最近曾告訴一位記者，“基辛格憑什麽說我們會保持耐心？”

至於與蘇聯的關係，目前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讓我們進行預測。中國與蘇聯的分歧似乎太根深蒂固，難以輕易消除。它們有一部分源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差異，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毛澤東本人在二三十年代權力上升時期，與蘇聯人有過不愉快的經曆。另一方麵，我們也有理由認為毛澤東去世後，中蘇關係可能會趨於改善。不管怎樣，就算有中國人支持與莫斯科恢複關係，他們也不會說出口。

毛澤東本人曆史感深重，對無盡的變化潮流——他稱之為“矛盾”——有著極強的感知力，不可能相信自己給中國留下了永恒不變的烙印。他曾經告訴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一千年之後，就連馬克思和列寧大概都會“顯得相當可笑吧”。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了毛澤東的巨大權力與膽量，中國沒什麽人會嚐試再發動一場文革。因此，中國可能會變得更好預測，也更為官僚。

毛澤東自己的觀點，可以通過今春據稱出自他口中的最後一些言論得到總結。“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鬥爭並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