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敵人是最好的老師，尤其是強大而全新的敵人。朝鮮戰爭後，中國軍隊效法蘇聯，一度進行過一場從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到軍隊組織建設、軍事教育、訓練的革命，從強調革命軍隊到強調現代化軍隊，使中國軍隊初具現代化軍隊的形態。令人惋惜的是，後來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朝鮮戰爭帶來的積極成果未能延續。
朝鮮戰爭對於中國軍隊，很有些像蘇聯衛國戰爭對蘇聯紅軍的影響。
二戰期間，蘇聯進行了一係列淡化其革命軍隊色彩、強化現代軍隊色彩的巨大的變革。蘇軍恢複“舊製”，是從戰場上極其慘重的傷亡中獲得的經驗，二戰結束後，蘇聯高層對二戰的全麵反思檢討，強化了這一方向的轉變。
對一直效法蘇聯的中國來說，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經驗與蘇聯的巨大差異，形成了中國軍隊與蘇共軍隊戰爭觀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國軍隊在朝鮮與世界頭號強國交手的經驗教訓，使中國軍隊全麵向蘇聯學習的意識空前增強，朝鮮戰爭後，中國軍隊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契機。
全麵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門之戰，讓中國軍隊高層意識到僅靠人民戰爭，雖可縱橫陸地，卻隻能望洋興歎。而朝鮮戰爭則第一次讓中國軍隊真正意識到，僅靠一支革命化的軍隊是無法打贏一場現代化戰爭的。
抗美援朝開始後，戰爭的形勢讓中國軍隊高層意識到，軍隊的現代化迫在眉睫，並且在內部形成一股人人爭說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風潮。隨著蘇聯軍援的深入，蘇聯軍事顧問影響的加大，這種討論氛圍日益熱烈。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出現了以“國防軍”之名替代“解放軍”稱謂的趨勢，以體現出正規化色彩。而對過去遊擊習氣濃厚的軍事思想，在中國軍隊高層的討論中，也進行了從未有過的尖銳反省。
1953年10月2日，彭德懷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批評一些將官，隻滿足於過去經驗，不認識今天已經改變了的客觀情況(指與美軍作戰)，也不認識今天已經改變並正在繼續改變的主觀條件(指多兵種合成作戰)，盲目地驕傲自滿，不虛心學習，不加分析，企圖以不適應今天情況的老一套工作方法來蠻幹的精神。
彭德懷強調現代化軍隊並不簡單是步兵加上飛機坦克，而是從分散的作戰到集中的現代正規作戰。建設現代化軍隊，首先必須掌握現代的軍事業務技術和科學知識。
毛澤東雖未曾如其他將領那樣高調宣揚“軍事現代化”說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給軍事學院不公開的訓詞中說，在尚未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由於條件限製，軍事建設處於比較低級階段，裝備低劣，編製製度不正規，缺乏嚴格軍紀，作戰指揮不集中、不統一，帶有遊擊性，這在過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給高級步兵學校的訓詞又指出，依靠過去和較為落後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技術。1954年10月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還說：“我們的軍隊距離現代化很遠。”
毛對遊擊戰與正規化的效用與看法曆史上卻多次搖擺，類似前述的話在抗戰前即已說過，抗戰中又轉向，朝鮮戰爭後轉回來，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轉回去。綜合來看，與當時中蘇關係、個人經驗以及黨內政治鬥爭等具體情境高度相關，不過，毛對武器、資源等因素從來高度重視。
陳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湯山華東軍區炮兵司令部、炮兵學校成立大會上，也要求與會者“學會新知識新技術，使用新武器，強調陸海空各兵種的聯合作戰，這是我們軍隊的一個曆史任務”，過去因為條件限製，隻能“打夜戰、近戰、遊擊戰”。
陳毅總結說：“二十幾年來，我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傷亡很大。比如過去我們攻取敵人一個碉堡，都要付出相當代價。攻擊一個小村莊，往往要打幾天幾夜。這說明我們的裝備不好，過去打仗隻能在夜間，白天受到敵人的空軍和炮兵威脅。現在，我們有了強大的炮兵，並有了空軍，將來我們掌握了製空權，白天黑夜都是消滅敵人的時候。因此，不願學，看不起技術，認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解放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題詞是：“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而奮鬥。”那個時期，中國軍隊一心向往正規化現代化，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構建出一幅從軍事思想、國防體製到裝備訓練、軍隊管理、軍事工業的發展圖景，已有的進行革新，沒有的著手創立。
全麵“蘇化”
中國軍隊在建立大軍區製、國防領導體製上，雖積極學習蘇聯，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改名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等八個部，直轄13個軍區以及海軍、空軍、防空軍、公安部隊。1958年再次精簡為總參、總政、總後勤三個部。
正規化和執政後的需要，必須得有屬於政府體係的國防部，彭德懷成為1954年建立的國防部首任部長。在蘇聯，國防部高於總參，而在中國，總參實際權力大於國防部，可國防部長是元帥，總參謀長是大將。
總參謀長粟裕1957年訪蘇時，與蘇聯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斯基會談後，突然提出索要“參謀部與國防部職務職權分工”的資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驚，隻敢以口述形式談了一談。粟裕聲稱這是“向蘇軍學習”的需要，不過此事為後來諸多政治鬥爭悲劇埋下伏筆。這也說明當時學習蘇軍的氛圍之濃厚。
朝鮮戰爭後實施的三大國防製度：征兵製、軍銜製、軍官薪金製，這也是深受朝鮮戰爭和蘇軍顧問現代化正規化建議影響的結果。
這些製度與中國軍隊傳統的意識形態宣傳有相當衝突，因為其體現出強製性、等級化差異，以前實行這些製度的國民黨一直被痛斥責為“拉壯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資產階級軍隊”的產物。但主政之後漸漸意識到，這些製度是走向正規化和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蘇軍顧問的強烈要求下，中國軍隊深感確有必要，並開始逐步實施了。
經過繁瑣的評級和準備工作，這些製度終於在1950年代全部落實，後來又加了一個勳章獎章製度。其間曾鬧出不少風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滿意所獲軍銜，聲稱要“掛到狗脖子”上去，還有人認為這些製度的實施破壞了軍隊平等，後來中共軍史研究者也認為，元帥和大將的評定，有點“梁山好漢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勞與軍銜不符。
不管怎樣，經過蘇聯顧問指導，軍製現代化建設上邁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懷所說，“實行這些製度，刻不容緩，不如此，就將使我軍停滯不前，延緩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就將使我軍不能應付大規模現代化戰爭”。
根據蘇聯軍事顧問提供的資料和提議，在幾大製度實施過程中，還頒布諸多軍事內務、紀律、隊列條令，其目的就是加強軍官權威，強化懲戒製度和等級差別，加強軍隊紀律建設。但這些措施在實施與學習過程中，一些細節卻導致了中蘇雙方的爭論，這源於一些條令引進 後“水土不服”產生了不良後果。實際上，這是因為中國軍隊的構成與蘇軍有異。
如蘇軍過度重視懲戒製度，重視誓詞，重視對軍旗的保管和尊重，這些條令被引入後，中國軍隊基層非常不適應。1956年11月，總政送來基層黨支部提供的材料，全軍當年按紀律條令受到懲戒的達10萬人次，被關禁閉者3萬多人次；對9個連隊進行的詳細調查，受懲戒者90多人，懲戒錯誤或處罰不當的占71%，有的連隊懲罰偏重率達100%，受罰原因有些令人噴飯，如打靶不及格、不願看電影、胃口不適不願喝辣子湯。因不堪忍受懲罰，全軍士兵逃亡4000餘人，自殺400餘人。官兵矛盾激化，開槍開炮行凶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開動三七高射炮到處亂打，並說：教訓你們這些官僚主義者。(《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
所有製度中，雙方爭議較大，而中方最終堅持己見，未受蘇聯軍事顧問太大影響的改革是“一長製”問題。軍隊政委製度創自列寧和托洛茨基。當時，蘇維埃為應付大規模內戰，將原沙皇軍隊的專業人員派到紅軍中工作，並另派黨員進行監督，即政委的來曆。
蘇聯在曆史上也曾數次取消和恢複政委製，黨政軍高層中，要求取消政委製的觀點最終占了上風，理由是大規模戰爭需要集中指揮權迅速決策，也為避免外行牽製內行，導致決策混亂，指揮失誤。1942年，蘇聯第三次取消政委製，此後一直實行“一長製”。
蘇聯軍事顧問認為黨委製是一種低級領導形式，強烈要求中國軍隊推行“一長製”，蘇軍駐解放軍副總顧問柯托夫向彭德懷詳細講解“一長製”的來曆與沿革，並以二戰中蘇聯的經驗教訓為例：戰線寬，縱深大，眾多集團軍群、戰術兵團參與，必須在瞬息萬變的廣闊戰場上服從統一的一個指揮員的意誌和決斷，“戰爭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一長製’是適合現代戰爭的優越製度”。
彭德懷、蕭克、蕭華等深受柯托夫影響，均認為“一長製”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開始推行，並用十年時間完成過渡。但黨內對此事爭論日甚，有人提出說解放軍普遍缺乏軍政雙全的軍事人才，有人認為雙首長製不影響現代化和正規化，同樣能適應現代化戰爭，國內戰爭和朝鮮戰爭就是例證。
此後，彭德懷態度發生了轉變，決定保留黨委領導下的雙首長分工負責製，毛澤東在審閱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時，恢複了被刪去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的表述。這一條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頒布，條例明確了團以下政工人員職責，但也因受到蘇軍影響，取消了基層的革命軍人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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