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外交離不開優秀的知識分子ZT

要論對東部精英的批評，沒有人比理查德·M·尼克鬆(Richard M. Nixon)更甚，就連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也不行。尼克鬆尤其把矛頭對準了哈佛大學(Harvard)。“內閣裏一個他們的人都不許有，你明白嗎？那些哈佛雜種誰也別想進來！”他衝他的幕僚長H·R·霍爾德曼(H. R. Haldeman)嚷道。不過等到挑選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他選擇了哈佛教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後者現在是東海岸外交政策權威人士中的代表人物。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分為兩個層麵：以“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為內容，以狂熱的反體製、反專家立場為框架。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在特朗普看來，兩黨的外交政策精英已經迫使我們簽下了昂貴的盟約，卷入了昂貴的戰爭。踢走他們，美國就會複興。

事實上，他完全搞反了。雖然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讓我們的盟友頗受驚嚇，而對國際安全造成最大威脅的其實是他的反權威立場。就連尼克鬆也認識到，美國自從在19世紀末以世界性大國的姿態崛起以來，一直依賴一大批訓練有素的外交官、金融家和學者為其指引正確的方向。像特朗普所打算的那樣踢走他們，混亂便會接踵而至。

被特朗普掛在嘴邊的反精英主義言論並不新鮮。1952年，尼克鬆作為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的競選搭檔發表演說時，喜歡把贏得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伊利諾伊州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稱為“書呆子”，意指此人是個柔弱的知識分子。

但顯然，即便在當時，這也隻是競選中的叫囂。艾森豪威爾扮演的是親切隨和的親民角色，但他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克裏斯蒂安·赫脫(Christian Herter)——都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裏舉足輕重的成員。

尼克鬆如法炮製。除了基辛格，他還讓華爾街律師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出任國務卿，讓出身於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家族的埃利奧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出任國防部長。他知道，世界很複雜，自己需要有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人，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些人也可以來自哈佛。他知道，想要讓共產主義的中國打開國門，想要和蘇聯就軍控條約展開談判，他都需要一個像基辛格那樣的政策專家和外交官。

當然了，婉轉點兒說，1960年代的美國政府中那些“出類拔萃的精英”——比如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基辛格等學者，以及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等企業界大佬——遠遠稱不上完美。對於越戰，以及死在越南的5.8萬美國士兵乃至數百萬越南人，他們難辭其咎。

但他們也讓在核戰爭邊緣艱難平衡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強化。他們還擴大了貿易，深化了與盟友的關係，並同意承擔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外援。這些都不便宜，但他們懂得——而特朗普似乎並不明白——用所有這些努力換來的全球穩定更具價值。

再來比較一下美國在1960年代犯下的錯誤和在華盛頓方麵允許依據公眾共識製定外交政策的時代所犯的錯誤。1930年代，國會中斷了自由貿易，以保護本國產業；還順應了選民們想要規模更小、花費更少的軍隊，不想與他國結盟的意願。結果呢？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法成了大蕭條的一個誘因，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失敗為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世界大戰的爆發打開了大門。

即便是那時，東海岸精英集團的一些成員也更明白事理。一個以出身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的人士為主的小團體聚集在紐約世紀俱樂部(Century Club)，想要製定一個半秘密的計劃，推動美國加大與英國合作對抗希特勒的力度。

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讓畢業於耶魯大學(Yale)和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身為共和黨人的華爾街律師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出任戰爭部長。後來，斯廷森成了戰後兩黨合作的外交政策體製守護神般的存在。如果美國從一開始就聽從斯廷森那群人的建議，在納粹德國變得勢不可擋之前更加努力地與歐洲國家結盟，那麽美國士兵也許就不必一路打到歐洲大陸去了。

好在，世人對反精英主義和帶有民粹色彩的孤立主義的沉迷向來都不長久。多年來，美國選民曾明智地不去理會像參議員羅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大肆宣揚的天真召喚，即在1950年代打造“美國堡壘”(Fortress America)，或者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在1972年競選總統時喊出的那句口號——“回家吧，美國。(Come Home, America)”

雖然“精英”具有明顯的反民主意味，但今天的外交政策權威團體看起來和他們所引導的美國更加相似了。在艾森豪威爾時代，東部的權威團體極其狹隘：白人，男性，新教徒，學院派。但到了尼克鬆時代，它變得包容了一些，吸納了猶太難民基辛格。今天，外交政策權威團體的成員基本畢業於名校，但他們中很多都是少數族裔，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

毫無疑問，你可以批評當今的外交政策權威集團迂腐守舊、思想懶惰，或者眼界狹隘隻考慮自身利益。但它仍然吸納了許多掌握著關於世界的尖端知識的男男女女。忽略他們和他們的建議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