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是人性的陷阱，被列為最重要的動機之一。而煽動仇恨是很多政治家，革命家甚至罪犯常用的伎倆，本文試圖從一些曆史事件中總結以下煽動仇恨的基本方法，當遇到類似情況時也許有所啟典。
煽動民族仇恨是否需要事實基礎？怎樣編一個民族仇恨的“好故事”？會有人編故事讓別人來仇恨自己嗎？煽動本身能不能把仇恨搞成大規模仇殺？
“元朝末年，蒙古統治者對待漢人極為殘酷，每十戶漢人隻能合用一把菜刀，還要供養一個監視他們的蒙古兵。誰家姑娘出嫁，第一夜必須送給蒙古人……”
“洋教會妖術，割取婦女的乳頭胎兒還有小孩的腎，拿去配照相用的藥水，鏈成銅鉛……”
“曆史正一步步按照當年猶太錫安長老策劃的路線沉淪下去。等到各國政府無法償還巨額債務時，就不得不聽命於一個猶太超級政權……”
人類曆史上不乏上述這類故事。在它們的煽動下，群眾的怒火指向了惡毒的“異族”，隻待時機適當，便可發生劇變。
為什麽這樣的故事最能引發仇恨？秘訣在哪裏？又是什麽人編造了這些仇恨故事？
仇恨與事實無關
一個煽動性強的仇恨故事，是否需要有事實基礎？或者說，真實的曆史是否會引發民族仇恨？
答案是：絕對不需要。
確實有曆史學者曾經擔憂，自己的研究成果會不會助長民族仇恨。如猶太史學者安娜·阿布拉菲亞，在完成“中世紀猶太人謾罵基督教”的論文後，曾一度擔心，自己的研究會助長反猶主義。而在研究過中世紀反猶謠言的敘事模式後，阿布拉菲亞發現，能煽動民族的謠言都是“好故事”，目標聽眾明確，傳播性強。至於學者考據的曆史事實，在大眾傳播中會顯得“不說人話”，完全無法傳播，更不用提煽動了。要以其為基礎進行煽動的話，必須要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造，“曆史事實”自然不複存在。
仇恨故事的傳播效果和煽動性，也不會因為缺乏證據而打折扣。證據不存在，正可說明敵方銷毀證據的強大實力，更能突出他們對己方的威脅。
而且，仇恨故事中如果出現實物“證據”，還容易被發現破綻，影響煽動效果。如在 1870 年的天津教案中，中國鄉民衝擊基督教堂，竟搜出一壇“小孩眼珠”，證明外國人用中國兒童的器官做藥引。結果經清朝官員鑒定，壇中的球形物體是醃製的圓頭蒜，鄉民淪為笑柄。
和“小孩眼珠入藥”一並產生於晚清的拍肩迷藥故事，則因為無法證偽，繼續流行百餘年之久，至今仍在地鐵和陰暗小巷漂浮“作案”。
仇恨故事需要什麽
仇恨故事要具備傳播性和煽動力，需要具備兩大特點：一是聳人聽聞，二是能聯係當下。滿足了這兩點，仇恨故事才能迎合人們的危機感，調動起他們的情緒和傳播欲望。
在現實危機嚴重、人們本已有強烈危機感的時代，這樣的故事當然可以靠山吃山。如 14 世紀歐洲黑死病爆發時，便出現了“猶太人在水井裏下毒”的故事，既有驚人的情節，又貼合了人們本就強烈的危機感，因此能夠成功激發人們對猶太人的仇恨，使後者遭到迫害。在當代，更多的人們不再相信水井下毒之類的謠言，但這種故事模式並未徹底消除，因為它極能順應人們的心理：相比肉眼看不到的細菌、病毒、政治內幕以及經濟規律，具體的“壞人”和“敵對民族”更能滿足人們對“罪魁禍首”的期望，也更容易消滅。
中國 QQ 群裏轉貼十多年的“艾滋針”傳說，就是在艾滋病毒感染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流行開來。當然有關台灣，日本和美國的仇恨版本也可以在與這些國家和地區關係惡化是傳播開來。越南等國的仇華謠言也同理。
當然，瘟疫、政治劇變和經濟崩潰“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一直充當仇恨故事的土壤。要常年給人們以危機感，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威脅他們的子女，因此直到當代，以兒童為受害者的故事一直層出不窮。
現代以前，兒童型仇恨故事大多血腥暴虐，如中世紀的反猶傳說稱，猶太人過逾越節時會殺害歐洲人的孩子作為食材。作為本族最柔弱的同胞，兒童要受到外族最殘忍的虐殺，才能激起同族人民最強烈的仇恨。此外，屍體被猶太人吃掉，便能解釋找不到孩子屍體的漏洞，避免了在洋教堂查獲圓頭蒜的尷尬。不過，血腥的虐童故事在現代並不流行。如今的兒童類仇恨故事，往往是痛斥異族太能生育，將來會利用人口優勢變成“我國主流”。
有些故事甚至宣稱，本族人較低的生育率是異族造成的，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中就曾記錄過一個某國盛傳的謠言，指該國某少數族群成員經營的內衣工廠在女性內衣中添加化學物質，令其他族群的女性無法生育。
此外，還可以聲稱異族帶來了不良文化，會教壞本族青少年。21 世紀初，阿拉伯國家就曾盛傳掌機遊戲“口袋妖怪”暗藏以色列陰謀，說它的日常語發音就是“神不存在”的意思，企圖讓阿拉伯兒童背棄伊斯蘭教，逼得開發商任天堂不得不公開辟謠。除了人氣每況愈下的虐童題材之外，女性題材也長期流行於仇恨故事中。在謠言中，她們的形象幾乎不隨時代變化，或者是本族貞潔的象征，遭到外族的強奸犯侵犯，幸而被本族勇士拯救；要麽意誌薄弱，不能抵抗外族的花言巧語或物質誘惑，從而走上背叛民族的錯誤道路。
在歐洲人的反猶故事中，這兩種題材還曾經合體。在“猶太人褻瀆聖體”故事的一些變體中，猶太男人不但自己褻瀆聖體，還以物質勾引女基督徒，合夥褻瀆聖體；此外，猶太男人還會向轉信基督教的妻女施暴，甚至因為後者敢於反抗而欲下殺手。在故事的最後，正義的歐洲男人及時趕到，救下走正道的猶太好人，懲處萬惡的猶太男人和本族內奸。
最後，故事的姿態也很重要。現代以來，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越來越不受人們歡迎，仇恨故事也需要理性客觀中立的外衣。如果戾氣太重、非黑即白，則很難激發人們的共鳴，煽動效果不會太好。好的現代仇恨故事應該假裝自己憎惡的不是某個民族或種族，而是裏麵的一小撮壞分子。
這樣的壞分子甚至可以來自本民族——在 1915 年的種族主義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中，帶領黑人民兵燒殺搶掠的軍官，就不是黑人，而是所謂“白種無賴”；頭號反派、副州長塞拉斯·林奇也不是純種黑人，而是黑白混血；如果沒有他們，天性樸實的黑人就會勤勞種田，並在白人種植園主前來視察時載歌載舞。
誰編的這種故事
仇恨故事的來源多種多樣，除了陰謀分子之外，各種各樣的編故事愛好者都可能加入到故事改編的大潮中去。
比如文初提到的針對蒙古統治者的謠言，後麵還提到了漢人在中秋月餅中暗藏紙條、相約“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在最初的清末版本中，這個故事還很簡單，僅僅是“漢族先輩如何推翻北方異族統治者”的反滿影射故事，作者多半是清末秘密會黨的成員。
在這個版本中，重點在於“月餅傳書”、“中秋起事”的漢人反抗故事，並不特別強調蒙古人的暴政，隻有“十家養一韃”這一種提法。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在民俗學者收錄的民間故事中，蒙古人的暴政已經有了清晰麵目，各種元素一應俱全。漢族百姓持有菜刀和聚眾發表言論的自由慘遭剝奪，“十家養一韃”的蒙古兵負擔起了監視百姓的任務。此外，蒙古人的生活也變得奢侈起來，一改草原作風，對錦衣玉食產生了強烈的愛好。不過，“韃子”的蔑稱遭到了隱匿，改稱“蒙古奴隸主”、“元朝統治者”。這些顯然出自官方對農民起義的革命式敘事。
最為刺激的“初夜權”，也在這一時期被收錄了進來。奇妙的是，這個煽動元素並不是漢人煽動家編造的，而是出自被仇恨的蒙古人之手。
蒙古人編出他們對漢人的初夜權，可能比清末會黨發明元末起義的時間更早。在他們的敘述中，蹂躪漢人女孩的不是普通蒙古人，而是喇嘛。除了取走初夜，喇嘛們更會剁掉漢族男嬰的右手拇指，使他們不能挽弓作戰，唯有朱元璋這一代人才通過賄賂保住手指。
這種情況和漢人編造的那些蒙古暴政一樣，沒有任何曆史根據，隻是根據風傳硬做的附會。宋、元、明時期，在西夏、西藏、印度、真臘和暹羅諸國的一些民族間，曾流行過請法師破損處女膜的做法，以流血象征驅邪的成女儀式。而在當時，就已經有傳言，稱有不軌僧侶會借機用嘴占便宜，或直接進行交媾。
蒙古人沒有這項習俗，卻認為元朝的迅速沒落，乃是因為皇帝寵信西藏番僧。宣傳喇嘛淫亂，符合他們對“破壞蒙古基業的奸賊”的仇恨心理。蒙古人的自 HIGH 還不止於此。從 17 世紀開始，他們甚至還改寫明朝皇室的血統，把明成祖朱棣說成是元順帝妥懽貼睦爾的遺腹子，借明朝來為蒙古統治續命。傳播初夜權的傳說，大概也有類似心理，近於“我和你母親發生過性行為”的罵人法的集體版本。
僅有好故事是不夠的
當然，一個好的煽動者，既要靠自身奮鬥，也要考慮到曆史的行程。一個好故事足以挑起民族仇恨，讓它的讀者氣得咬牙切齒或莫名擔驚受怕，卻不能喚起他們的暴力。
要把民族仇恨變成真正的種族滅絕，主要還得看運氣。因為仇殺要麽是一國政府有意的作為，要麽是秩序崩壞的動亂狀態，不受仇恨家的控製。
很多族群仇殺都是政府有意煽起，原本的仇恨程度反而沒那麽重要。納粹德國製造了人類曆史上最為駭人的種族滅絕，但此前的德國卻是猶太人在歐洲融合最好的一個國家，一戰中德軍使用的化學武器就是猶太科學家弗裏茨·哈伯開發部署的。
相反，反猶思想在出版自由的英國傳播無忌，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大多數英國政客都接受過猶太陰謀論，1917 年在利茲和倫敦東區還出現過反猶暴亂。但英國政府始終扮演調停角色，防止極端事件發生。“水晶之夜”後，英國還接收了從德國逃出的部分猶太難民。
二戰後，信息傳播手段高度發展，但幾次著名的種族屠殺，仍然與事發國政府難脫幹係。
1993 年的盧旺達大屠殺期間，政府要員控製的電台 RTLM 就在廣泛散播“除掉圖西蟑螂”的意識，政府軍隊更直接煽動仇恨，乃至強迫平民參與屠殺。有學者研究發現，越是道路泥濘偏遠，政府鞭長莫及的偏遠山村，平民參與殺戮的比率就越低。
1998 年的印尼排華暴亂中，蘇哈托政府也有明確介入。官方組織的“聯合實情調查團”便發現，有政府軍人直接參與暴亂。蘇哈托的女婿、前陸軍特種部隊司令普拉博沃中將被認為是關鍵人物——當時正在發生反對蘇哈托統治的學生運動，此人企圖將運動扭轉為打砸搶燒的暴亂，進而宣布軍管戒嚴。但蘇哈托不久便宣布辭職，他的計劃沒能實現。政府能煽起仇殺，當然也能熄滅仇恨。暴亂還未過去兩年，印尼的首屆民選政府就開始檢討持續 30 多年的歧視華人政策，六份華文報紙先後試刊，華人終於獲準公開慶祝春節。在這種時代，仇恨故事編得再好，也很難起什麽作用了。
不過，真正能讓仇恨不受約束、大行其道的時代，還得數秩序崩壞的亂世。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人們對於負麵情緒更容易發生共情，對同一群體的情緒也更容易發生共情。因此，仇恨在族群間殘酷鬥爭的極端環境下，會變成有效的動員機製及生存策略。換句話說，民族仇恨已經天然掌握優勢，鬥爭會讓人們自動投身其中，還會讓資源集中到煽動者的旗幟下——隻要他保持足夠極端。
2011 年開始的敘利亞內戰就已經造成了這種狀態。2013 年，BBC4 頻道走訪兩個曾經關係和睦的相鄰村莊，分別信仰什葉派和遜尼派。隨著戰爭中愈來愈多的人道危機，教派仇恨迅速發展壯大。某次政府軍炮轟後，一名失去孩子的遜尼派父親不顧西方記者正在拍攝，對著攝像頭就吼道：“我要殺死什葉派的女人和孩子，讓他們血債血償。”對於西方觀眾，這番話意味著戰爭中人性的喪失；但在伊斯蘭世界，這番話卻可能是向廣大遜尼派征集援助的動員宣言。仇恨者的隊伍越殺越大，同族捐助的資金、武器和人力都會流到他的旗下；溫和的隊伍則越殺越小，隻能得到西方世俗世界名義上的同情。正是在那個村莊，原本隸屬自由軍，連古蘭經都沒讀過的年輕人，也因為戰爭物資的匱乏而轉投了基地分支勝利陣線。
總結一下：仇恨故事通常沒有事實基礎，或是對事實的歪曲；仇恨謠言產生的原因和發起者多種多樣；仇恨故事都滿足聳人聽聞和聯係當下的特點，兒童與婦女是最常見題材；仇恨需要在特定條件下才能變成人群的行動，或者是政權組織參與，或者是在社會次序崩潰的局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