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像
多看常思
原載《雲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簡介」秦暉，男，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清華大學北京100084
「內容提要」理性、公正地評價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前舊體製的發展績效，對於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曆史是極為重要的。橫向與意識形態相似的前蘇聯相比，與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相比；縱向則與民國時期相比，其意義都是深遠的。
「關鍵詞」蘇聯經濟/民國時期/印度經濟/經濟績效
1949年後逐漸形成、直至1978年改革發動時止的中國經濟體製，其經濟發展的績效如何，一直是個沒有得到係統研究的問題。國內學術界基於意識形態立場，對這30年經濟發展總體上是以讚頌為主。但為了突出改革開放之功，在與改革前作對比時描述的狀態卻相當不堪。通常的說法是文革10年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大躍進”及其後的“三年人禍”是一場災難也基本成為共識。但30年的其餘時段，經濟狀況則相對比較好。總的來說，在經過長期戰爭與革命後，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國經曆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30年和平建設時代，在這個背景下舊體製與“計劃經濟”類似的高積累機製也的確對工業化原始積累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這兩個條件下，30年來統計表中經濟增長的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
然而發展績效的評價通常都是在特定的比較環境下進行的。對改革前舊體製持批判態度的著述，20世紀80年代強調憂患意識與“球籍危機”的著述，以及90年代宣傳改革成就的著述，通常都喜歡以日本、東亞新興工業化地區（所謂“小龍”、“小虎”們），以及有時還以巴西、墨西哥等國家一定曆史時期的經濟發展“奇跡”為比較的對象，或者以我國改革後的經濟“奇跡”來反襯，以凸顯改革前舊體製對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相反的，比較意識形態化的著述、從某種“懷舊”立場對當前改革中弊病進行批判的著述，以及當前海內外一些所謂“新左派”的著述，則傾向於進行如下幾種比較：第一，縱向與民國時代比，尤其是與民國終結時的1949年經濟狀況相比。第二，橫向與若幹不發達國家比，尤其是與我們的鄰國，同為人口眾多文明古老、當代政統（印度獨立與新中國誕生）也幾乎同時建立的印度作比較。第三，“反修”以後，有人也喜歡以蘇聯經濟的負麵來對比我們的成就，尤其是公認為搞得很糟糕的蘇聯農業，那時常常被用來反襯我們農業的成績，但工業方麵的比較則較少被提及。然而到20世紀末，一些“新左派”學者又開始強調工業方麵以所謂鞍鋼憲法為標誌的中國模式對“蘇聯模式”的優越性。第四，有時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被用以與我們的增長率相比，在鼓吹“趕英超美”的年代這種比較尤為時髦。
平心而論，無論舊體製是多麽應該變革，僅就經濟增長率與日本、東亞等一些高增長國家的比較來得出負麵評價，的確不足以說服人——那樣的“奇跡”世界上能有凡幾？而以基數龐大、因而絕對增長量也很可觀的發達國家較低的相對增長率與基數很低的不發達國家相比，也沒有什麽意義——這樣的比較甚至可以證明美國的經濟比如尼泊爾這樣的國家還糟，實際上，如今這種比較也不大流行了。
因此，筆者以為另外的三種比較法更有關注的必要：橫向，與意識形態相似的蘇聯比較，與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比較。縱向則與民國比較。盡管應當說，經濟增長隻是評價一種體製績效的維度之一，不能說任何可以導致較高增長率的體製都是可取的，也不能說為了經濟增長什麽代價都可以付。但是這且不論，僅就經濟發展本身而言，以上比較到底能得出什麽結果，的確值得研究。
一、改革前中蘇兩種機製與績效之比
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雖然都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其體製，尤其是經濟體製還是頗有區別。在工業方麵，這種區別從1956年中國批判“一長製”開始凸顯，到大躍進時代出現“鞍鋼憲法”之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製的稱呼）大異其趣，直到後來長期、全麵的“反修”。實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除去純個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說還有所謂路線的分歧的話，那幾乎就是“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還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或者說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政治經濟學”還是多少講點“計劃科學”的區別。[1]眾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並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餘年間不斷的“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寧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計劃經濟傾向。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反市場”色彩外，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製”與“管卡壓”、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製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並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隻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哄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後者是優勢是主流，根據薄一波的回憶[2]（P961～982），在改革前的30年裏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複”嚐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了。
這一切造成了中國與東歐改革前體製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製都是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裏發生的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製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製、泰勒製，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製”，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製。該體製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哄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誌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誌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製與蘇聯的“一長製”；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隻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蘇聯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因此，中國一方麵在“計劃經濟”方麵還有極大的改進餘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中國改革前期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複蘇式管理）；另一方麵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
理性計劃經濟與命令經濟的績效比較在經驗上也十分清楚。工業戰線的老同誌都知道：如今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成為老大難問題的許多大型國企，尤其是以東北等地為中心的“156個大型項目”在改革前曾長期作為我國工業中的精華，其經濟效益與業績指標大都遙遙領先於我國工業的其餘部分。這些企業當年均由蘇聯、捷克等國一手援建並奠定了其經營管理模式，後來雖然這種計劃經濟模式受到“反修”的衝擊，畢竟還有相當影響。而在“反修”中我們“自力更生”搞的那些運動型企業，包括“躍進牌”企業、五小工業、三線工業等等，除了少數像大慶這樣的資源型企業與煙草工業這類特殊專營企業外，絕大多數績效都很差。
當然，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在集中人力物力資源方麵擁有類似的巨大優勢，由此在中蘇兩國都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過程。但是在“原始積累”以外的意義上，改革前中國的命令經濟體製不僅與改革後相比，就是與現在被公認為弊端百出的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相比也是更差的一類。盡管從官方統計數字看，即使現在被稱為“十年浩劫”、“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文革”時期，發展速度似乎也不低，國外早就有學者以此為據，說了不少“文革”的好話。本文在這裏不打算全麵評價這種統計方式存在的問題，隻是想以同樣口徑因而也存在類似問題、但因此反而有相當可比性的蘇聯時代數字作為對比，看看蘇聯計劃經濟與我國改革前命令經濟的發展績效。
這裏必須指出，盡管中蘇等國因政治因素決定的統計模式相似，但有一點明顯不同：在傳統上中國曆來以與1949年的比較來統計發展成就。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包括與中國最接近的阿爾巴尼亞在內，都是按國際通常的口徑與戰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作比較來統計發展成就的。例如蘇聯的發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經濟高峰的1913年作為參照，統計二戰後成就時，則與蘇聯卷入戰爭前的1940年，而不是與戰爭廢墟上的1945年作對比。波蘭以戰前的1938年、阿爾巴尼亞則以卷入戰爭前的1939年為比較基期而不是以紅色政權建立的1945年。在中國，1949年也是十餘年毀滅性戰爭（八年抗戰與三年內戰）後的廢墟狀態，嚴格地講不適於用作比較基期，尤其不適於用作評價製度性因素對發展之影響的比較，更不適於與上述蘇聯式的發展統計相比。近年來我國的統計界已經感到這個問題，因此統計發展成就多改以“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結束的當年即1952年為比較基期。“國民經濟恢複”後的數字盡管並不完全等於戰前最高水平，但由於我國情況特殊，很難確定一個年份代表“戰前最高水平”（注：我國農業以1936年為戰前最高水平，但抗戰時期雖然內地工業破壞慘重，日本在其占領相對穩定的東北等地則靠野蠻手段達致戰時經濟的一定程度發展，使全國統計的若幹工業品產量高峰出現在1942～1943年前後。），因此用1952年數字代表“戰前最高水平”還是最為近似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把改革前中蘇經濟發展的中長期業績作出如下幾項分段比較：
蘇聯經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3年大規模內戰後，1921年基本恢複和平（當年仍有收複遠東、平定伏爾加流域農民起義、烏克蘭—中亞地區民族主義抵抗與喀琅施塔得“叛亂”等局部戰爭）。由此至1940年共20年和平建設，到1940年與戰前經濟最高水平的1913年相比，國民收入達到611%，工業產值達到852%，農業產值達到141%，[3]（P58）而農業人口比重則由1913年的82.1%降至1939年的67%.[4]（12）而中國1950年基本恢複和平（海南、舟山、西康仍有局部戰事，至於抗美援朝則是境外作戰，人力損失雖大而物力主要靠蘇援，對國內建設影響不大）。由此至1969年也是20年和平建設，而1969年與“恢複到戰前經濟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工業產值僅達到477%.“社會總產值”在1952～1971的20年裏隻增加到339.8%.農業產值在這20年裏雖然增加到162.9%，[5]（P902，888～889）似乎比蘇聯略快一點兒，使毛澤東仿佛有了資格批評蘇聯的農業失敗。實際上蘇聯的農業雖然糟糕，主要表現為產量增長慢，以及為實現集體化付出的慘重代價，但蘇聯農民人口因工業化城市化而明顯減少，農業生產率還是頗有提高。而中國農民人口在此期間仍不斷增加，雖然產量靠人海戰術而有所增長，其農業生產率卻明顯下降，農業勞動者年人均淨產值從“一五”時期的215.6元降至“三五”時期的182.4元。[6]（P358）
1941～1945年蘇聯陷入空前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46年恢複和平建設。曆14年而至1959年與戰前經濟最高水平的1940年相比，國民收入達到405%，工業產值達到480%，農業產值達到156%，[3]（P59）而農業人口比重則由1940年的67%降至1961年的50%.[4]（P12-13）如果同樣以14年的時間看中國，則1950～1963的14年發展使中國在1963年達到相當於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工業產值的284.5%，1952～1965年間社會總產值隻增加到212.1%，農業產值隻增加到137%.[5]（P902，888～889）而農業人口比重在這14年前後幾乎完全沒有變化。（注：中國城鎮人口在“大躍進”中一度猛增，災難發生後又大力清退，使1966年底城鎮人口總數降至1957年水平。但由於總人口增加，城鎮人口比重這時已降至1953年水平，即13.4%.）[7]（P273）
經過以上兩個階段共32年的和平建設，1959年蘇聯工人平均“實際收入”達到革命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390%.[3]（P76）亦即年均增長4%左右，應當說這個增長速度並不高。可是與中國相比還是很驚人了：同樣是32年和平建設，中國經濟到1984年工業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僅為1952年（相當於革命前最高年份）的129.4%，年均僅增長0.8%.而且這點可憐的增長也都是1956年以前“完全學蘇聯”時期與1977年以後很大程度上是恢複“蘇聯模式”的那幾年的成果。如果以開始大批“一長製”的1957年與結束“文革”的1977年相比，則在這“中國特色”最濃的20年間中國工人的平均實際工資指數（以1952年為100）竟然從116.3降至92.7，即淨減少20.3%！[5]（P990～991）
即使在工資有所增長的蘇聯，國民總體生活水準的提高主要也不是靠這種增長、而是靠大量農民轉為城市人口帶來的生活水平變化。而中國雖然工人農民各自收入水平都很低，兩者間的差距卻很大，“農轉非”更是這一時期中國人生活提高的主要希望。遺憾的是：這一希望在中國更比在蘇聯渺茫得多。在上述同一時期，蘇聯農業人口比重已由革命前經濟最好時的82%降至50%左右，基本達到了進入工業社會時的都市化水平。而中國同樣是32年和平建設，城鎮人口比重僅由1949年的10.6%升至1981年的19.8%，其中非農業人口僅為13.9%.“農民國家”的麵貌基本未變。而且同樣，這點增加也是1957年以前、1977年以後“蘇聯模式”還算管點用時的情況，而在“中國特色”最濃的1960～1976年間，城鎮人口反而從13073萬降至11342萬，[7]（P272～273）純減幅達13.2%.這樣的“逆城市化過程”無論在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在蘇聯東歐的所有計劃經濟國家都沒有出現，隻有“命令經濟”比當時的中國更典型的波爾布特時期柬埔寨可與之相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按20年、14年、32年和平發展的績效分別進行中蘇改革前舊模式的比較，得出以下三表：顯然，中國式的命令經濟之發展績效，無論中期還是長期，都比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差得多。
應當指出，這裏還包含一些有利於中國的不可比因素，如第一，蘇聯在二戰前處於“一國社會主義”狀態，經濟發展基本無法指望外援。而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經濟發展中得益於蘇聯（以及捷克等“大家庭”國家）援助的成分是不能否認的，盡管中蘇交惡後我們通常對此諱莫如深。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起點水平比俄國低，尤其是上述表B 作為對照的中國解放前最高水平比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高水平（當時蘇聯已大體實現了工業化）要低得多，而在其他條件類似的情況下，通常基數低的經濟應當更易於出現較高的相對增長率。如果考慮這些因素，則上述命令經濟績效之差就更加明顯。但是即使排除這些因素我們也不難看到：中國改革前的命令經濟發展績效的確與蘇聯式計劃經濟有明顯的差異。當然蘇聯式發展的代價也是駭人聽聞，從今天改革的眼光看，蘇聯式的體製並不可取，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客觀地區分兩種體製的差別。
實際上，除了上述數字上的差異外，經濟發展內在質量上的差異更加明顯。眾所周知，計劃經濟雖然可以有較高的實物（產值）生產效率，但效用增益（即滿足消費者主觀消費偏好的能力）效率很低，這一般被認為是蘇聯經濟增長數量不低但質量差的體現。中國改革前體製這方麵的弊病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經濟質量也可以作另一種理解，即“內生性積累”的能力大小。我們知道，中蘇兩國在工業化過程初期，工業經濟的增長率都不小，但是按蘇聯理論界（從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剝削”論到斯大林的“抽取”論）的解釋，這種增長並不是基於工業部門內部的積累機製，而是運用行政力量以“剪刀差”等方式從農業中“抽取”剩餘投入工業的結果。此即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按照這種理論模型，隨著社會主義工業的壯大，“計劃最優化”產生的投入產出增益會不斷增加，工業自我積累能力增強，對於“抽取”工業外剩餘即所謂原始積累的需要也就日益減少，直至工業本身的內生性積累不僅可以支撐自身的增長，還可以反哺農業。“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遂為“社會主義積累規律”所取代。
在很大程度上，蘇聯經濟的確是按這個模式發展的。斯大林時代對農村抽取“原始積累”的過程相當殘酷甚至可以說很血腥，但隨著其工業化的完成，農村人口顯著減少，工業自身的積累能力成功地取代了來自農村的原始積累，與“抽取”相關的統購統銷、身份壁壘等強製製度也逐漸淡化乃至消失，以至於到1966年蘇聯已經可以在工業反哺農業的基礎上在全蘇集體農莊中全麵推行以國家銀行係統統包的“有保障的工資製”。[8]（P112～114）實際上，蘇聯晚期農業已經越來越依賴於這種“反哺”，以至於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擺脫“束縛”意味著失去“保護”，俄羅斯的農業成為改革中的老大難，與急於擺脫束縛卻沒有什麽保護可以失去的中國農民成為改革先鋒，形成鮮明對比。
而中國到改革前夕雖然工業經濟總量也已不小，按當時統計口徑到1978年農業產值已經下降到隻占社會總產值的24.2%.[5]（P890、882）僅從產值結構看似乎完全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工業國”。但是，比重如此大的工業部門卻缺乏內生性積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在“原始積累”階段，需要繼續從農村“抽取”資源來維持其存在，而統購統銷、城鄉分割、票證製度、身份等級等一整套為原始積累服務的措施不僅直到改革時基本未變，甚至80年代還繼續存在，90年代才逐漸淡化而至今仍未完全取消。實際上，即使在改革時代中國的國有經濟部門仍未完全擺脫對“抽取”農村剩餘的依賴。正是這種有束縛無保護的體製把中國農民逼上改革之路，而減少、回避“抽取”的壓力則至今仍是農民改革的動力之一。（注：關於中蘇等國在工業化中究竟從農村抽取了多少原始積累，學界曾有許多算法。但是由於強製體製下價格與價值極度背離，缺乏計算實際資本流量的客觀價值尺度，因此關於“抽取量”的計算不可能準確。事實上，中蘇兩國都曾有學者以官定價格為依據，煞有介事地算出斯大林時代農民“隻”給國家提供值不了幾個錢的糧食，而國家卻給了農民非常值錢的拖拉機，可見國家不僅沒有絲毫抽取、反而還施舍給農民許多！其實，像身份性壁壘這樣赤裸裸的等級製並不是根據任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就是基於“抽取”的現實需要，斯大林自己都並不諱言這一點。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近似地認為：抽取的數量是維持不等價交換所需的強製力度的函數，隻要存在這種強製，交換必然無法等價，而原始積累的多少與強製的強弱應當成正比。）這樣的工業即使產值比重再高也不能說形成了工業化社會，事實上它也仍然把絕大多數人口禁錮在鄉間。中國農民在工業化原始積累中付出的代價絕不比俄國農民小，但中國改革前體製對這種原始積累的利用效率要比蘇聯低得多，農民得到的回報因而也小得多。
二、與民國時期的比較
改革前我國著述中表現經濟成就時最常見的還是與解放前的比較。但那時，用以代表“解放前”的指標幾乎都是1949年的數字。前已指出，這樣的比較即使按社會主義陣營的口徑也是有問題的。近年來，人們多以“國民經濟恢複”後的1952年數字代表民國時期經濟最高水平來與當前相比，這是個很大的進步。無疑，盡管有“大躍進”、“文革”這樣的災難，我國在改革前達到的經濟總量比這一水平還是顯著提高了。這個成績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但是比較體製績效不能僅僅看在這一體製下經濟比以前增長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其增長率是否比此前另一體製下的經濟增長率為高。1949年之前十餘年，中國處在長期大規模戰爭狀態下，兵荒馬亂，經濟凋敝，說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正如蘇聯1917～1921年內戰與1941～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的經濟滑坡不能說是蘇維埃製度造成的一樣，1937～1949年間中國的經濟災難也很難說是體製方麵的原因。而在民國時期的相對和平（整個民國時代局部戰亂幾乎綿延不絕，所謂相對和平主要是與1937年後的全麵抗戰與內戰相比而言）年份裏，經濟麵貌卻有很大不同。首先就農業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的農村改革政策研究部門曾經專門組織過對舊中國農業發展狀況的客觀分析，這項政府部門的研究應當不至於有美化前朝之嫌。其中指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糧食總產量的變化趨勢基本是上升的。在總的上升趨勢中有兩個下落點”，即抗日戰爭（期內產量最高的1939年僅相當於1936年的75%）與解放戰爭（1949年僅相當於1936年的82%）。“不過這兩個時期產量的下落並不是由於經濟原因所致，而是由於戰爭的摧殘。一旦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後，情況馬上就得到了扭轉”。該文指出：1916～1936年間，中國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1.04%，1936～1946年間則平均每年下降0.15%.[9]（P326-327）
而根據該文提供的數據，筆者進一步算出更明晰的趨勢：此期內戰亂較少的1921～1936年15年間糧食產量增長30%，平均每年增長1.76%；而1937～1941年抗戰頭五年一下掉下來31%，回落到晚清亂世水平，平均每年下降7.13%！而1942～1946年間，即抗戰後期相持階段到抗戰後內戰大規模爆發前戰事相對較少的五年裏，糧食產量又迅速恢複到接近於1936年的水平（1946年為1936年的98.5%），平均每年上升達7.32%.然而其後1947～1949三年內戰，糧食產量再降14%.1949年以後內戰基本停止，國內出現晚清以來未有的和平，糧食產量便連續兩年平均增長11.8%，於1951年終於超過1936年水平。總體上看，1916～1951三十六年間平均年增長率為0.67%，“這種增長速度與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屬於中上等水平。[9]（P326～327）
該文還指出，民國時期正常（即相對和平）年份中國農業雖然遠遠稱不上發達，與先進國家無法相比，但多數指標並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更不低於發展中國家一般水平，尤其是明顯高於印度。1936年中國人均占有標準糧529斤，當年世界平均水平為502斤，而印度僅為309斤，相當於中國水平的58.4%.1934～1938年間中國糧食平均畝產213斤（標準糧，下同），世界平均為163斤，而印度僅為86斤。如果以勞動生產率計，則中國每個農業勞動者產糧在1921～1936年間增長了35.2%，增幅高於總產增長。1936年中國勞均產糧1725斤，比1951年還高出14.3%（盡管1951年的總產已經超過1936年）。這個生產率低於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位次是趨於上升的：在11個對照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1926年的水平占第九位，1936年第八位，1946年第七位。而且中國這一水平通常高於印度：按每個男性農業勞動者平均年產食物折合百萬淨直接卡路裏計，1934～1938年中國平均為5.3，印度僅3.9；考慮到印度莊牛奶等若幹畜產品中的優勢，中國在糧食生產中對印度的優勢應當更高。[9]（P328～335）
總之，如果把戰亂中的生產劇降與戰後的恢複性劇升排除不計，以1921～1936年15年間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長1.76%視為比較正常的狀況，則這個增長率與國民經濟恢複後至改革前20餘年間相比並不算很低。以農業總產值計，1952～1977年25年間，年均增長2.49%.[5]（P888～890）但是農業勞動者數量在此期間幾乎同步增長，因而勞均產值在這20多年中幾乎沒有任何增長：從“一五”時期到“四五”時期，農業勞均年產值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時，中國農業勞均產糧僅1162.8斤，遠比1936.年低；時至1975年，勞均產糧也隻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6]（P358）
工業方麵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就民國時代的大規模戰爭時期而言，那時的工業可說是一塌糊塗。但在抗日戰爭前的民國相對和平時期，工業發展的速度實際上是相當高的。以這個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前時期相比，後者的工業化速度並不高於前者。尤其在從“反右”到“文革”的20年間更明顯低於前者[10]：
表D 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和基礎設施年均增長率（%）（注：除特別注明外，改革前時代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1》，民國數據取自：Thomas G.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9.第70、354頁。）
a.民國煤產量增長為1927～1937年數，取自石柏林《淒風苦雨中的民國經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251頁。
b.民國公路裏程為1922～1936年效，取自《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第1321頁。
c.民國鐵路裏程為1911～1937年數，第1335頁。
實際上，民國年間由於國家統一程度低，經濟統計十分混亂。如何從現有資料出發客觀評價當時的經濟發展，還需要作不少考證工作。僅以鐵路建設為例，民國時期修建的鐵路應當說為數不少，但在持續的戰亂中或者這邊修路建橋，那邊破路炸橋，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於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車，因此在同一個時間斷麵上的通車裏程始終上不去，現有資料並未說明哪一個時段的通車裏程為1949年以前最高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官方網站·鐵路百年“網頁的正式數字，民國時期包括北洋、國民黨政府與日本人在淪陷區的鐵路在內，共累計修成16900公裏，連同清末留下的9400公裏合計26300公裏，而在1949年年末實際通車僅21810公裏。[11]我國著名民國經濟史專家宓汝成先生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中國近代鐵路建設》詞條附表稱：迄1949年我國鐵路累計建設26857公裏，”經戰爭損毀，實存路線22000公裏“。其中清末留下9292公裏。[12]（P1335）據此民國時期修建的應為17565公裏。但是根據更詳細的資料，實際可能遠不止此數。90年代末出版的張雨才編著《中國鐵道建設史略，1876～1949》[13]實際上是一部詳實的資料匯編，全書匯集了1949年以前修建的123條鐵路連同支線共250餘條線路的檔案數據，但並無合計、綜述與評論。筆者根據這些線路累計，除去重複（如外資”吳淞鐵路“與官修”淞滬支線“實為拆而複建的同一線路）與迄1949年時從未建成路段（如湘黔線新化以西、黔桂線清泰坡以北等段）外，合計共31847公裏，（注：其中，長江以南9303公裏，長江以北不含東北9164公裏，東北13380公裏。）除去清末建成的部分，民國時期曾經修成的鐵路應為22550公裏左右。
如果1949年年末實際通車21810公裏之數不誤，則上述31847公裏鐵路竟有一萬公裏毀於戰火或其他人為破壞。此後直到60年代中期，我國鐵路通車裏程才超過了1949年前我國曾建成鐵路的累計總長度。[11]與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間我國鐵路共增加通車裏程2.4萬公裏，29僅略長於民國年間修建的路段，而建設裏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僅低於表D所示的民國相對和平時期，也低於整個民國時代。實際上，改革前我國建設的鐵路有相當部分是重建、複建民國時期曾經建成後又毀於戰火的線路。甚至到90年代的鐵路建設中，仍包含有若幹民國時期已建複毀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鄲—涉縣、嫩江—黑寶山、黃流—八所等。當然也應該看到，新中國鐵路的質量大有進步，而且新建的那部分鐵路，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區的鐵路修建難度之大，是民國年間修建的鐵路無法相比的。
總之，改革前30年我國經濟總量的確比民國時代擴大了很多，如果與1949年相比，無論工業農業，增長率也的確很驚人。但這基本上是“和平紅利”的體現。如果與民國時期相對和平年代相比，絕對量固然還是大得多，增長速度是不是更高，則確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三、與印度的比較
與印度相比是改革前我們一些著述更喜歡談論的話題。通常的說法是：1949年時印度的經濟水平明顯高於中國，後來由於兩國選擇了一“資”一“社”的不同發展道路，結果中國很快超過了印度，而且現在已經把印度遠遠甩在了後麵。於是在不少場合人們都看到這樣的論戰模式：你要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相比嗎？我就以與印度的對比來反駁你。
無疑，就上述通常的說法而言，有兩點的確是事實：1949年時中國的經濟狀況的確不如印度。而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中，我們現在在經濟的基本麵上（盡管不是在所有方麵）已經明顯地超過了印度。就此而論，印度經濟中的積弊甚多，這也是包括多數印度學者在內的學界公論。當然，對於積弊何在，國外的主流看法卻可能與我們的上述說法相反。獨立後的印度長期實行所謂“尼赫魯式社會主義”，前蘇聯一直把她定義為“已經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加之該國實行聯邦製，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長期是共產黨執政，就更難說是“資本主義”了。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經濟上卻更多地搞命令經濟。國有企業比重之大、市場管製程度之嚴、外貿保護手段之多都相當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經濟體製改革，努力革除舊弊，實行市場化與開放式競爭，但其進展還不如我們。
然而命令經濟之弊在改革前的中國也很嚴重，所以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究竟在什麽意義上比印度強，恐怕不是很簡單的問題。通常的說法提到的上述兩個事實如果不加以如下的兩個補充，那是很容易導致誤解的：第一，1949年時中國戰爭廢墟上的經濟不如印度，但是在這之前的民國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與達到的水平曾經是高於印度的。第二，中國經濟如今的確趕上並超過（確切地說應當是再次超過）了印度，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時代，而不是在改革前達到的成績。換句話說，民國時代中國經濟曾經領先於、至少不亞於印度。而改革前中國經濟是否領先於印度，是大可懷疑的。
前文已經提到1980年代中國政府政策研究部門關於民國史上相對和平時期中國農業經濟水平領先於印度的材料，這種領先不僅體現於人均、畝均與勞均糧食產量，而且體現於包括牧漁諸業在內的大農業綜合指標如總卡路裏生產率。但類似現象並不僅限於農業。在工業化成就方麵，其實中國超過印度也並不始於解放後。中國近代工業盡管起步晚於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條件下（即沒有大戰亂時）的發展速度卻快於印度，到20世紀30～40年代民國時期絕大多數工業品最高年產量均已明顯超過印度在1949年達到的水平。而這期間印度並無大的動亂，工業基本是持續發展的。中國卻在1949年前受到毀滅性的戰爭破壞，1949年當年的產量自然低於印度。但這與農業的情況類似：“產量的下落並不是由於經濟原因所致，而是由於戰爭的摧殘。一旦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後，情況馬上就得到了扭轉”。
上表所列14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民國年間最高生產水平超過印度的有10種，而且其中大多數超過60%以上乃至數倍，而中國不及印度的隻有4種，而且除糖一種以外差距都不算大（不到50%）。可見中國工業超過印度首先是民國時代的成就，然而民國後期的大規模戰爭破壞了這一成就，1949年以後的和平時期這個成就才有了重新發揚光大的可能——然而這個可能完全成為現實，則是在改革開放年代的事了。
1949年以後中印兩國都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經濟都取得了明顯的增長。但是直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是否真正恢複了對印度的領先地位，還是難以證實的。
就農業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國世界經濟研究領域的一批學者在莫幹山舉行“中印經濟發展比較研究討論會”，會後發表的《紀要》提出以下共識：解放後至改革前，印度糧食年總產量與人均產量一直低於中國（秦按：這實際上是延續民國時代已經形成的局麵），但兩項差距都在縮小，即印度的兩項增長率都高於中國：1952～1981年間，中國糧食總產增長1.04倍，年均增長2.5%，而印度增長1.19倍，年均增長2.75%.1952～1978年間，中國年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5.2%，年均遞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長23.7%，年均遞增0.8%.而且這30年間中國糧食生產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則在提高。20世紀50年代中國糧食淨征購量占總產量17.4%，1982年則降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糧食商品率卻從7%上升到33%.結果，中國從50年代的糧食出口國變成70年代的糧食進口國，而印度則相反，從50、60年代的糧食進口國到70年代破天荒地變成了糧食出口國。[15]至於非糧食作物，這一時期中國棉、油增長快於印度，印度乳產品及水果增長高於中國。綜合而論，據印度學者斯瓦米《中印的經濟增長：1952～1970》一書計算，也是印度增長更快：1952～1965年間，印度非糧食作物生產年均增長2.9%，中國隻有2.3%.合計糧食與非糧食作物，整個農業的純新增價值增長率，在此期間中國也低於印度。[16]在工業與交通運輸業方麵，筆者能夠找到的24種主要製造業產品產量，和7項運輸指標，也給我們展示了一幅複雜的圖景：（參見表F ）
表F 民國年間與1970年代中印工交經濟發展對比[14]（P10、11），[5]（P857～874），[17]（P1258～1259），[18]（P72～121），[19]（P128～265），[20]（P180～183），[21]，[22]
a.1965年數字b.1969年數字c.1978年數字
其中，在民國年間可比的14種產品中，中國占有優勢的10種到1970年時都仍然保持優勢，而且除2種（純堿、燒堿）外，有8種優勢擴大。而4種民國時代印度占有優勢的產品，到1970年除糖一項外，餘三項優勢都轉到中國一邊。（但按人均產量則布的生產仍是印度為多，印度產糖的優勢也擴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礎工業領域，改革前中國的發展總的來說是明顯快於印度的。這使得民國相對和平時代中國已經存在的優勢在經曆戰亂一度失去後，隨著新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重新得到恢複，而且似乎進一步發展了。
但同表也顯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麵：在民國時期不列入統計的10項製造業產品與7項交通運輸業指標中，1970年中國隻有3項產品與一項運輸指標產量高於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產量，鐵路貨車製造與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領先，隻有塑料產量與鐵路貨運的優勢屬於中國。此外的9種工業品和6項運輸指標印度的人均產量都高於中國，其中有的（如核電）中國當時還是空白。有12項指標按人均計印度超過中國都達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運、電氣化鐵路、電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過當時的中國十倍乃至數十倍。公路、鐵路、航空、家電、汽車、石化等等印度不是總量領先，就是人均領先。而這些產業大都是20世紀下半葉的新興產業。可見當時印度工交部門的產業結構實比中國先進。今天印度軟件業之類的新興產業活躍，或許是有其傳統的。
其次，同表還顯示印度工業中，低附加值的上遊產業、初級產品相對落後，而高附加值的下遊產業、終端產品相對發達，而改革前中國工業則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國人均原油產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卻隻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興石化產品如乙烯的人均產量還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國棉紗的產量是印度的兩倍多，而棉布產量卻與印度大致持平。中國生鐵產量是印度的236%，而鋼產量隻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鋼材產量是原鋼產量的75.6%，[24]（P127）而同年中國成品鋼材產量隻有原鋼產量的66.8%.[17]（P1259）尤其是高檔軋材的數據表中闕如，但據筆者了解，當時中國在這方麵對印度基本上沒什麽優勢。
由於當時中國優勢明顯的基礎工業初級產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業品的生產卻很少乃至並無優勢。加之當時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極為落後，交通運輸、高等教育、通訊、電影、旅遊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遠，因此當時雖然中國的著述常以鋼煤油電等基礎工業的優勢傲視印度，並引以為體製優越性的證明，實際上其總體經濟水平是很難說比印度領先的。
四、購買力平價計算法與“新經濟史”視野中的經濟績效比較
近年來，以購買力平價（PPP ）計算的國內總產值日益受到重視，它被認為可以矯正以往用官方匯率美元計值的GDP.不少人根據這項指標興奮地認為中國實際經濟水平比過去流行的說法要高。但是，這個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經濟指標比過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總產值作為總體經濟指標來衡量，在整個改革前時期中國經濟實際上始終明顯落後於印度：
據表G ，改革前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的國內總產值隻相當於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慮到當時中國人口不僅多於印度，而且（由於那時中國尚未厲行計劃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為大，人均GDP 之低於印度就更加明顯了。按照這一指標，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國總體經濟仍然落後於印度，隻是差距已經很小。隨著1980年代中國改革對舊體製積弊的逐步消除，此後的中國經濟逐漸轉為領先於印度，而且由於印度的市場化改革舉步維艱，中國的優勢也越來越明顯，到1995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的國內總產值已經商出印度77%了。
近年來國外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出現所謂“加州學派革命”。一些學者以高度評價亞洲傳統經濟來批判過去強調歐洲先進的所謂“西方中心論”。這些學者對明清尤其是清代經濟的好評適逢我國史學界的“大清熱”因而得到國內的響應，但他們對民國經濟的評價則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實際上，清代經濟與當時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優勢仍然很有爭議。但是這些學者“重新麵向東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們的中印比較是頗有意思的。其中，A.麥迪森的《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1820～1992》據說曾被行內評價為：“經濟學家們都將死去，惟有這本書是不朽的”[26].該書在以若幹方法（主要也是購買力平價等）對現有的各種統計作了一番考證修訂後給出如下情況：
表H 中印經濟長時段相關數據比較[26]（P109～144）
從上表看，中國經濟總量自清代、民國以迄新中國二百年來一直大於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並沒有明顯的升高趨勢。尤其與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較，改革前中印的這個比較數據明顯的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比值相對最低之時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國，甚至不在戰後廢墟上的1950年（當年中國GDP 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饑荒之後的1962年（當年僅為印度的139.9%）。隻是在改革後，這個比值才持續上升，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達到三倍於印度。
但由於中國人口更多，人均產值與印度相比優勢要小許多。上表顯示清代中國的人均產值略少於印度，到清末則開始超過印度，1936年中國這項指標比印度要高出26.3%.進入大規模戰爭時代後，中國經濟滑坡，但根據麥迪森的計算即使在百廢待興的1950年，中國人均GDP仍略高於印度，而到1956年，中國在人均GDP 方麵相對於印度的優勢恢複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國經濟又陷於混亂，到1962年人均GDP 一度低於印度，甚至低於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二百年間中國經濟相對於印度而言最糟的時期。以後中國經濟複蘇，人均GDP 自然又超過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間的這項比值才達到與超過1936年水平。而進入改革時代後，中印的距離才明顯拉開，到9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 已超過印度一倍以上。當然，這一方麵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提速，另一方麵也與中國此期內嚴格計劃生育而印度則保持著高於中國的人口增速有關。
就純粹反映經濟增長速度的GDP 指數而言，上表顯示清代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印度：以1913年水平為100，印度從1820年的55.8增至這一水平，中國隻從66.2增至這一水平。進入民國後，在1913～193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快於印度：中國增長了將近四成，而印度增長還不到兩成。1936～1950年間，中國經濟因戰爭而大滑坡，印度經濟仍保持增長，GDP指數也出現印度高於中國的局麵。1952年後，中國GDP 指數再度領先於印度，但大躍進的後果與文化大革命使這一趨勢再次逆轉，60年代印度的GDP 指數又高於中國。70年代雖然中國又一次恢複領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 指數之比仍然沒有達到1936年時的水平。隻是在改革年代，中國的GDP 指數才穩定地超過印度，而且超過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的水平。
總而言之，無論是麥迪森的計算還是世界銀行的統計，都顯示出中國長時段（例如200年）的經濟發展能力明顯優於印度，但1950年後至改革前這一時段的經濟發展績效，則不能說比印度更好。
綜上所述，改革前中國的命令經濟體製雖然有強化原始積累能力的優勢，在長期和平發展環境中也明顯推動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它既缺乏市場激勵、又不講計劃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價形成的原始積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嚴重浪費，而實物要素的投入產出也沒能真正實現“計劃效率”。至於忽視人們消費偏好導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這種“非市場經濟”中的通病，相對來說反而顯得不是那麽突出。
因此在績效方麵，人們無須比較什麽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類的“經濟奇跡”，即便與蘇聯式的理性主義計劃經濟相比它的績效也很差。中國在這個曆史時期的經濟麵貌比起兵荒馬亂的民國末世確實是有了巨大的發展，但與民國史上的相對和平時期相比，增長速度並不更快，與印度相比具有的優勢總的來講也沒有超過民國史上相對和平時期的水平，而經濟總量（更不用說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開始時是否高於印度也還有待研究。中國經濟真正出現戰略性的改觀，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
近年來美籍中國經濟史家黃宗智先生曾經就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發表研究成果認為，當地經濟在1949年前後都處於傳統的“過密化”狀態，改革後才擺脫過密化困境，進入實質性的發展。[27]他的這個“過密化”作為一種理論解釋能否成立，可能還有待討論。但如果不計“和平紅利”的因素而僅就製度與績效的關係言之，中國經濟進程中的轉折不在1949年前後，而在1978年前後，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是成立的，而且絕不僅僅對於長江三角洲農村來說是如此。當然，這樣的分析並不意味著改革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它自己的問題，特別是在改革進入縱深以後。
「參考文獻」
[1]秦暉。轉軌前中東歐與中國經濟體製的“可放棄性”問題[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2003，（3）。
[2]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3]蘇聯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59）[Z].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
[4]李仁峰。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編[Z].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5]汪海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經濟史[M].大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6]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7]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上冊）[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8]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6卷）[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9]文潔，高山。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糧食生產效率和水平[A].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C].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
[10]秋實。毛時代與民國時期工業發展比較[EB/OL].“思想的境界”網，發表日期：2001-06-18.
[11]http://www.chinamor.cn.net/railway100/100year1.htm.
[12]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13]張雨才。中國鐵道建設史略（1876～1949）[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
[14]馬洪。中國工業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5]王紅生。關於1950～1980年間中印糧食生產狀況的一些思考[A].北京大學。中國現代化論壇創刊學術討論會論文[C].2002.
[16]Subramanian Swamy.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1950～1970：a comparativeappraisal[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17]國家經貿委。中國工業五十年·第五部：下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18]［印度］（無署名）。世界經濟統計簡編[M].上海：三聯書店，1974.
[19]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7）[Z].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20]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匯編（1992）[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
[21]國外經濟統計資料[Z].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9.
[22]魯達爾·達特，K ·P ·M ·桑達拉姆。印度經濟[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23]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7）[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24]殷永林。獨立以來的印度經濟[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
[25]胡鞍鋼。中美日俄印有形戰略資源比較——兼論旨在“富民強國”的中國大戰略[J].戰略與管理，2002，（2）。
[26]A·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1820～1992）[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27]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M].北京：中華書局，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