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近代以來的留學潮經曆了130多年的曆史，從晚清到20世紀末已至少有十代留學生。按戴逸先生的劃分，光緒初年官派幼童赴美為第一代，1950－1960年負笈留學蘇、歐者為第九代，文革以後留學的是第十代。前有先驅，後有來者，伏湧延綿，越代相師。溯覘前八代的經曆和貢獻，始見第九代在中國現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冀望第十代及以後的走向。
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八次留學運動
第一代官派留學生是120名12至15歲的留美幼童。由早期留美的容閎（1847年耶魯大學機械係畢業）提議，經曾國藩、李鴻章奏請清廷批準從全國選招，1872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後，分住新英格蘭百姓家中，擬先讀中學，再進大學。稍後，有人剪掉辮子，改長袍馬褂為西裝，見師長羞於跪叩，還有人隨房東去基督教堂。這惹怒了“選帶幼童出洋肆業局”正監督吳嘉善和駐美公使陳蘭彬。他們認為，學生離經叛道，不讀儒書，目無師長，沾染惡習，有以夷變夏之憂。於是不顧容閎的反對，1881年奏請清廷批準，將全部幼童遣送回國。這批歸國少年中，有不少以後成為清末民初的優秀人才，如民國初年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等。詹天佑等個別人“叛逃”未歸，考進耶魯大學機械係，學成後回國，成為中國自己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
第二代是光緒初年（1877年）派出的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後擔任各級海軍將領。在這批人中，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兼旗艦“定遠號”管帶、代理提督劉步蟾（1877年留英），左翼總兵兼“鎮遠號”管帶、後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年留英），左翼左營副將兼“經遠號”管帶林永升（1877年留英），左翼左營參將兼“超勇號”管帶黃建勳（1877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壯烈殉國。嚴複（1877年留英）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後，對西方科學產生濃厚興趣，後成為中國“精通西學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他首次把亞當·斯密的《原富》和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八種科學名著譯成中文出版，為傳播現代科學做出重大貢獻。
第三代是20世紀初的留日學生。清廷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給國人以強烈刺激，東鄰日本成為學習的樣板，不少人選擇前往日本留學，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達5萬人以上。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兩年內即有960多位留日學生加盟。他們後來成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鋒隊和中堅力量。
第四代是庚款留美學生。190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將美國分到的庚子賠款2444萬美元（按每兩關銀折合0.742美元計）中的超過實際消耗部分減退1078萬美元，用於中國辦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國學生留美。次年，美參眾兩院批準此項提議，規定此款應由美國人掌握。此後，英、日、法等國都效法美國，退回部分庚款，用於興辦中國高等教育。1911年中國為選拔和預培留美學生，建立清華學校。從1909—1929年，清華學校派送留美預備部畢業學生967人；1929—1937年選送104人；1938—1945年選送39人。與此同時，還有大量“自助學者”赴美求學，其數量遠大於“庚款”學生數，大約在三四千人之間。葉企孫（物理）、吳有訓（物理）、胡剛複（物理）、趙忠堯（物理）、胡明複（數學）、施汝為（物理）、秉誌（生物）、梅貽琦（電機）、何傑（地質）、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楨（地理、氣象）、侯德榜（化學）、張鈺哲（航空）、顧毓?（電機）、楊石先（化學）、錢學森（航空）、錢偉長（力學）、梁思成（建築）、張光鬥（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學生。這是開拓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的一代，很多人後來成為學科奠基人和學術棟梁，為中國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人才。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是第五代。從1915年開始，中國知識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吳稚暉（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儉以求學”，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在裏昂、北京等地設立分會，招收自願赴法求學的青年，並在河北高陽縣開辦“留法工藝學校”，為貧寒子弟留法做準備。到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等都在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儉學，嚴濟慈、童第周、徐悲鴻、錢三強、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也都在此時期赴法學習和工作。
第六代是20年代的留蘇學生。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於1920年5月決定建立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為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招生對象是蘇聯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王一飛、柯慶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該校學習的。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東方大學中國部改名為孫逸仙大學，又名中山大學。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選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學。張聞天、葉劍英、王稼祥、秦邦憲、羅亦農、許光達、楊尚昆、伍修權、烏蘭夫、廖承誌、劉伯堅、譚平山、蔣經國、屈武、穀正綱等都在東方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過。1923年以後，朱德、鄧小平、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聶榮臻、李富春等也從西歐轉到莫斯科東方大學。1926年中山大學在校生340人，1927年達到800人。到中山大學於1930年關閉止，留學生總數當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聯共（布）遠東局在滿洲裏開設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送蘇聯各大學續讀，共接收中國學生310人。此一時期留學歐洲、蘇聯的學生，後來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繼續向美、英和西歐各國派遣官費留學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時達千人。自費留學的人數也日益增長。除清華大學繼續選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機構的支持也有利於中國留學潮保持不衰。由於二戰期間交通不便，很多人畢業後留在國外長期工作，到戰後回國時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熟習現代產業技術的工程師，為中國科學研究體係和工業基礎的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從1927年到1937年期間的留學生可稱為第七代。
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間留學歐、美的學生。抗戰期間，留學人數銳減，從1938—1941年僅有300人左右。抗戰勝利後，全國上下渴望進行和平建設和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而戰爭時期中國武器裝備的落後更激勵愛國青年出國留學。當時政府製定了《自費留學生派遣辦法》，為大批學生和學者到西方學習和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張瑞?（化學）五人是蔣介石親自決定選派的。1946年，蔣介石問吳大猷、曾昭倫和華羅庚，為什麽中國不能造原子彈？答曰：中國缺少人才。蔣委托三位科學家立即選派並護送一批最優秀的青年去美國學習。上述五人於1946年9月從上海起程去美國。美國政府以原子技術對外國保密為由，拒絕接收。吳大猷和華羅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請各位自尋出路。
據高教部統計，到1950年滯留在各國的留學生和學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國3500人、日本1200人、英國443人、法國197人、德國50人、丹麥和加拿大各20人，大多數是抗戰前後出國留學或工作的。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老一代科學家們召喚年輕學子回國工作。在1949—1954年間，有1424人經過坎坷挫折和百折不撓的鬥爭回到祖國，多數是從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國（85人）回來的。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500名。其中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趙忠堯、郭永懷、李恒德、師昌緒、陳能寬、侯祥麟等是在朝鮮戰爭後，經過中美多次談判才得以回國的。
50年代的第九代留學生
與中國曆史上曆次留學運動不同的是，新中國派遣留學生計劃與國家工業建設計劃密切結合。早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央即決定大規模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並成立了由聶榮臻、李富春、陸定一主持的留學生派遣工作領導小組，製定方針、計劃和組織實施，以便與經濟建設計劃相協調。
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先後與蘇聯和東歐各國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並陸續開始執行。由中國教育部門派出的留學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四五百人。60年代初中蘇關係緊張後，派出人數進一步減少，1964年以後基本停止向蘇聯派遣，改向西方各國。據教育部統計，1950—1963年間總共派出留學生9594人。
除前述教育部門派出的以外，還有50年代軍委係統派出的軍事留學生800人，共青團中央派出138人。為執行各項蘇、歐援建計劃，“一五”期間由工業部門獨立派出7800人去蘇聯、東歐工廠、礦山對口實習，學習工藝技術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員609人，工程技術人員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萬多名留學人員全部回國，無條件地服從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奉獻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華，成為後來發展工業和全麵建立科研體係的骨幹力量。
改革開放留學潮——第十代留學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的工作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改革開放列為國策。為學習和吸收國外的先進科技、經營管理經驗及其它有益的文化，向世界開放，加速培養人才成為第一要務，從而開啟了中國留學運動的一個全新時代。
1971年10月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地位，打開了與西方各國經濟技術交流的大門，為交換留學生創造了有利條件。1978年7月美國卡特總統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Dr. F Press）向方毅副總理發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美商談留學生計劃。與美國達成協議後，國家教委陸續與英國（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蘭（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聯邦德國（1981）、法國（1981）、比利時（1981）、澳大利亞（1986）等國政府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華盛頓，進入各高等院校。從1978年到1989年這十年中，經國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國的留學生達9.61萬人。其中公費生近3萬人。
中國大量派留學生的決定得到了海外科學界的熱情支持。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發起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計劃，到1986年按此計劃安排了700多名學生進入美國大學。1981年，康奈爾大學的吳瑞教授又倡議把此計劃擴展到中美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領域。同年，複旦大學名譽教授、哈佛大學化學係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多林教授發起中美化學研究生計劃。丁肇中先生於1982年提議設立實驗物理研究生培養計劃。陳省身先生於1982年倡議並組織實施選擇赴美數學研究生項目。
中國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的決定還得到海外民間和官方各種基金會的熱情讚助。首先為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有美國李氏基金會（The Li Foundation，1982）、包玉剛捐設的包兆龍留學生獎學金（1983）等。1985年，包玉剛致信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提議設立“中英友好獎學金計劃”，包爵士及其家屬認捐1400萬英鎊，中國政府出資1400萬英鎊，英國政府從外援基金中撥資700萬英鎊，由英國文化委員會在英國本土實施該計劃。1986年6月，三方在倫敦簽署備忘錄，成立“中英友好獎學金計劃委員會”，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國研究生和學者到英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學習和學術研究。
從1979到2000年，僅由中國教育部門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留學生就達45萬多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20萬、日本5.5萬、加拿大3.8萬、英國3.65萬、德國2.6萬、澳大利亞1.78萬、法國1.63萬、俄羅斯1.18萬。還有大批青年通過親友和其他渠道出國留學，未包括在教育部門統計之內。
這第十代留學生，很多已經回國，成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高技術產業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骨幹力量。仍在國外學習或工作的學子們，也在尋找機會，珍惜機遇，用各種方式為祖國的振興和人類科學事業的進步貢獻力量。
光明日報 200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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