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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胡耀邦——推動全麵改革的政治家
蔡霞 | 文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上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中期，是中國進入曆史轉折、走向改革開放新階段的起步十年。那十年間，胡耀邦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胡耀邦在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黨內諸多老同誌的信任支持下，一直在第一線日夜辛勞，做了大量艱巨而出色的工作，廣泛團結了黨內外各方力量，構建起支撐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廈的堅實基礎，成為當代中國曆史進步的奠基者。
政治家有著深厚的曆史感，長於從曆史大局著眼思考問題。1977年3月，中央決定胡耀邦恢複工作、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當時，黨和國家剛剛擺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國往哪裏去，今後的路如何走？”這是擺在全黨麵前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而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人們的認識還受到“兩個凡是”的束縛。麵對這種情況，胡耀邦認為，必須在思想上、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才能明確方向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但是，“文革”十年中極左思想已經把這些基本原理搞得是非顛倒、極為混亂。1977年9月，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在教學中重新提出了這一基本原理，當即得到胡耀邦的高度重視和支持。197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做關於黨史問題的報告時著重強調：“實踐同樣是檢驗黨史問題是非的唯一標準。”後來他在一篇批語中明確指出：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把扭曲的曆史真相恢複過來”。胡耀邦強調：“我們應當擺脫有關個人利害得失的種種考慮，敢於觸及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種種思想禁區和一切被實踐證明為謬誤和片麵的東西，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要破除思想禁錮，一個必要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常識，把被極“左”思想扭曲了的東西恢複過來。胡耀邦指出：“有的同誌往往對基本道理或常識不太注意甚至認為不值得多說。其實，我們有些同誌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識上犯了錯誤。”常識，即一個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社會生活中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這種基本知識隻能來自於生活實踐，這是形成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胡耀邦多次提出：要敢於接觸實際，理論越敢接觸實際，就越徹底，要搞個好的學風。“我們的教研幹部要有擺事實、講道理的學風，理論聯係實際。”他指出，“你說你是先進、正確，我就要看實際。不管是綱領、宣言、指示、檢討、聲明、政策、措施，通通都要經過實踐檢驗。”胡耀邦指出：“我們的理論宣傳工作，一定要背靠馬列、麵向實際。要麵向四個現代化的實際，麵向黨內外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實際，麵向過去、現在和今後的經驗教訓的實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源泉就是實際，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級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所以我們必須到實際中去吸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泉，使自己的頭腦豐富起來，永葆理論工作的生命力。”
為了進一步衝破思想禁錮，推動黨內解放思想，胡耀邦親自組織理論隊伍，在中央黨校專門設立“理論研究室”，積極創辦《理論動態》，精心組織和支持中央黨校和光明日報編輯部等合作，撰寫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破除“兩個凡是”的重磅文章。此後，《理論動態》在推動全黨解放思想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成為黨內外、國內外高度矚目的最前沿思想陣地。開展真理標準討論決不是單純的學術爭論，而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胡耀邦指出：“提出真理標準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破除新舊個人迷信，粉碎新舊精神枷鎖的理論武器。”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支持下，胡耀邦頂著來自各方麵，甚至是最高層的政治壓力，以巨大的勇氣和高度的智慧一步步推進這場討論。
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就必須發揚理論民主。胡耀邦嚴肅指出：“要清算亂打棍子這種惡劣作風。” 他在中央理論務虛會議上說到：前些年，我們黨內有那麽幾個理論棍子，或者叫理論惡霸，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壟斷起來，隻許自己任意歪曲，不許別人進行創造性地研究。這種摧殘文化、鉗製思想的惡霸作風必須肅清。他在組織黨校教學時鼓勵教員學員活躍思想，結合黨內鬥爭的實際經驗教訓，提倡民主平等探討的良好學風，明確規定：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和不裝袋子（即不將學員所謂有問題的發言裝進檔案）。
隨著撥亂反正、真理標準討論的不斷推進，黨內外思想逐漸活躍起來，各種思想問題也比較多，這引起一些人的顧慮。胡耀邦站在曆史轉折的高度看待這個現象，著眼於充分團結人民、發揮黨內外的創造力，明確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確方針。他鮮明地指出：黨內外思想活躍，這是因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曆史的轉折關頭，轉折時期比平常時期的思想問題總是要多些。思想活躍首先是大好事，它表明廣大人民群眾敢於講話、敢於發表意見了。“一潭活水，議論紛紛，肯定會出來大量的好意見、好主張。作為一個領導機關，作為執政黨，作為一個領導同誌，可以從中聽到自己長期想不到的事情，可以發現自己長期不能發現的問題。”“我們的同誌常說，希望把大家的積極性發揮出來。什麽是積極性呢？思想政治上的積極性是最大的積極性。什麽是我們共產黨員最大的本事呢？最大的本事就是團結同誌，把廣大群眾的這樣一種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胡耀邦特別指出：對待思想工作有兩種方針，我們黨曆史上就曾經采取過兩種方針，一種是錯誤的方針，一種是正確的方針。什麽叫錯誤的方針呢？就是壓製的方針，堵塞的方針，甚至采取高壓的方針。什麽是正確的方針呢？正確的方針就是疏和導的方針，在疏通中引導，在引導中疏通，又疏又導。疏通就是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胡耀邦批評說；現在我們的情況是兩個都不夠。疏得不夠，導得也不夠，既不敢疏，又不敢積極地導。
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推進國家的發展進步。胡耀邦在理論務虛會議上進一步強調“繼續掃清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我們要議一議，在思想理論上還有哪些阻礙我們前進的東西應當繼續破除？還有哪些禁區？還有哪些精神枷鎖？包括毛澤東同誌在世時來不及闡述清楚，後來又被‘四人幫’嚴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論問題，譬如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等問題。”他指出：“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麵，是研究和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理論工作從實際出發又能走到億萬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的前頭，生氣勃勃地指導我們的實際工作飛躍前進。這就是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以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胡耀邦此後再次強調：“曆史不斷發展，情況不斷變化，思想就要不斷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我們的思想要不斷解放。思想解放確實沒有止境，因為曆史發展沒有止境。”
時隔30多年回頭看，胡耀邦當年殫精竭慮、用心良苦地推動黨內衝破精神牢籠，正是把握住了撬動中國曆史進步的思想支點。後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全黨思想的大解放，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的時代號音，無不是從這個思想支點往前走的結果，這才走出中國共產黨的活路，激發出當代中國的蓬勃生機！
“文革”結束以後，如何處理好曆史積累、“文革”遺留的各種問題，直接關係到能否恢複黨內的團結、能否恢複黨和人民群眾的緊密團結，共同開創新的曆史階段這個政治大局。胡耀邦敏銳深透地觀察大勢，從黨和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新事業的戰略高度，積極慎重地對待人的問題。
1977年初夏，胡耀邦在一次談話中不無憂慮地指出：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一個是組織枷鎖。曆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以及錯誤的組織結論，把許多幹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1977年底，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他繼在中央黨校發起打破精神枷鎖的思想解放運動之後，又致力於打破組織枷鎖的艱巨工作。
這之前在領導中央黨校的教學工作中，胡耀邦就緊緊抓住破除精神枷鎖和糾正黨內左的組織路線這兩個關鍵，引導教員學員深入研究黨內矛盾鬥爭的經驗教訓，從為劉少奇平反作努力起，拉開解放大批被迫害幹部的序幕。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導下，中央黨校教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引起了全黨全社會的極大反響。在此後的一個月內，人民日報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萬封信件和電報。
平反冤假錯案一提出就遭到極大的阻力，有些領導采取抵製態度，給這一工作帶來很大困難。特別是當時還處於破“兩個凡是”堅冰的艱難過程中，要糾正極左組織路線惡果，無疑要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胡耀邦在分析形勢時說：看來要解決幹部問題還關山險阻，我們必須下決心一關一關地撐過去。耀邦響亮地說“但丁在神曲中說‘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他以非凡的膽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開始了黨史和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
由於長期極左思想的影響，曆次政治運動傷害的人幾乎可以以億來計算。據中組部統計，當時全國脫產幹部約1700萬，曆次運動被立案審查的約占17%，加上被株連的同事、親屬等，共殃及1億多人。其中，包括有黨內外幹部、知識分子、台胞僑胞等，還包括文革期間被殘酷批鬥的科技精英、文化藝術精英等。單就從後來接收於中組部的17349卷391363件專案材料看，“文革”中黨內被迫害的高級幹部有669人，其中被定為問題性質嚴重或敵我矛盾的有320人。這些人中，副省長、副部長213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71人，中央政治局委員10人，中央書記處成員10人，國務院副總理7人（參見滿妹《思念依然無盡_回憶父親胡耀邦》第249,254頁 2011年版）。可見極左勢力對廣大幹部的迫害打擊有多麽殘酷，而平反工作又有多麽繁重。麵對積案如山、浩如煙海的材料而又阻力重重、步履維艱的複雜局麵，胡耀邦不畏艱難，從進入中組部的第一天起，就日以繼夜地帶領參與平反工作的同誌緊張工作，並在這個過程中提出了不少關於組織工作、幹部政策的閃光思想。
胡耀邦指出：我們的幹部是在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更是黨和國家的寶中之寶。落實幹部政策，必須恢複黨的組織工作的優良傳統，“黨的組織部門要掃清組織部門的官僚衙門習氣，要把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
胡耀邦強調：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正是為了穩定和發展形勢，不是翻烙餅。把過去做錯了的事堅決改正過來，這是忠於實事求是的原則，具有革命膽識的表現，這和右傾機會主義毫不相幹。如果在大是大非麵前，不尊重事實，不堅持原則，知錯不改、將錯就錯，那才是怯弱的機會主義態度。落實幹部政策，關鍵的問題在於：能不能實事求是、敢不敢實事求是。胡耀邦指出：有些同誌為什麽對落實幹部政策猶猶豫豫，瞻前顧後？一是認識問題，一是有私心，他們曾經參與過一些錯誤做法，現在缺乏糾正錯誤的勇氣，實際上是怕否定自己。
經過艱苦努力，平反工作和落實幹部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1978年上半年的僅僅5個多月裏，中央機關就有5344名幹部得到工作分配。胡耀邦充分肯定“幹部分配辦公室”的工作，他高興地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分配了5000多人，等於動員了一個幹部師上前線。”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包括劉少奇冤案、“61人叛徒集團”冤案等文革期間全國30多個影響巨大的冤假錯案先後得到平反昭雪。中央為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分別召開追悼會，恢複政治名譽；對許多挺過了殘酷迫害但當時依然處境艱難的幹部也做了妥善安置。盡管胡耀邦後來工作變動，由中組部部長到擔任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但平反工作一刻也沒有放鬆。在此期間，由中組部複查作出結論，經中央批準平反的高級幹部有445人。黨內大批幹部的解放，不僅解決了大量的曆史遺留問題，也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經濟建設進行了組織和幹部方麵的準備。
胡耀邦著力推動解決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給右派摘帽。由於1957年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全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有55萬多人。為了改正這一錯誤，胡耀邦到中組部不久後，就指定專人負責這項工作，並接著組織了相關部門共同參與，大力推進清查工作。胡耀邦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錯多少改多少的原則，排除各種幹擾，最終下發中央文件，分五批給幾乎全部右派分子摘帽，並相應落實政策，使大量優秀人才得以重用。他們在國家建設和改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有的在事業上做出了優異的成就。
此後，胡耀邦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繼續擴大平反糾錯範圍。他督促有關部門為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打擊、誣陷和迫害的著名人士、優秀藝術工作者、知識分子、歸國科技精英等落實政策、糾錯平反。據1980年統計，全國各地解決了80萬知識分子的學非所用問題，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明顯改善。再如，對民族工商業者、起義投誠人員、華僑僑眷、旅居大陸的台胞和去台人員親屬，胡耀邦指示中央相關部門分別製定落實政策。
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1984年，全國複查各類問題的案件涉及近500萬人，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複查改正錯劃右派54.7萬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2.5萬人，為47萬多名黨員恢複了黨籍，再加上數以千萬計的受牽連的親屬、朋友、群眾，基本解決了殃及1億人的問題。
人們在回顧胡耀邦這段工作時，往往高度關注了胡耀邦為許多人平反昭雪而嘔心瀝血，卻沒有更多注意到他妥善處理文革中犯錯誤的人的思想和實踐。其實，這也是胡耀邦極為閃光的一麵。
著眼於維護黨和人民團結的政治大局，在處置“文革”中犯錯誤人員的問題上，胡耀邦強調一方麵一定要依照法律嚴懲“文革”中的嚴重犯罪分子，另一方麵對卷入“文革”犯了錯誤的上百萬普通群眾和紅衛兵要具體區分不同性質和類型，嚴格按政策辦事。胡耀邦指出，如果不能慎重、穩妥地處理好這個問題，“僅僅這一條就會引起全國震動，影響全國安定團結的大局。”他指出：“對任何人，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要搞逼供信，不要牽連他們無辜的家屬和子女，我們決不可重複林彪、‘四人幫’搞的那一套錯誤的政策和方法。”他還說：“即使這樣辦，我們還得花若幹年的功夫，才能愈合十年浩劫在人民中造成的裂痕和傷痕。如果我們稍不謹慎，隻能延長整個民族的巨大痛苦。”他說：“全國都麵臨一個問題，同心同德問題。”對於那些糾纏著要求嚴懲參與批鬥打罵自己的普通群眾的老同誌，胡耀邦苦心勸解他們要有寬廣胸懷，從群眾性的曆史悲劇看當時的個人境遇，向前看顧全大局。胡耀邦說：“顧全大局，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應有的黨性。”
今天回過頭來看，正是那些年間胡耀邦在對待人的問題上的出色工作，為全麵緩解社會緊張，為全麵理順黨內外關係，為凝聚黨心民心，做出了無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從而形成了黨和人民為實現現代化而同心同德共同奮鬥的良好局麵。
十年“文革”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的傷害和損失，吸取慘痛教訓，以防止重犯曆史的錯誤，這是黨內老同誌和胡耀邦等一大批高層幹部痛定思痛後形成的共同認識。為此，胡耀邦團結黨內各方麵力量，為著力加強黨的建設做了開創性的努力。
首先，製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恢複黨內正常健康的政治關係。由於各種複雜原因，我們黨在理論上對黨內民主和黨內集中的關係一直存在認識誤區，長期片麵強調集中原則，淡化虛化黨內民主原則；而實踐上由黨的執政領導體製所決定，在相當程度上國家權力和黨內權力重合，這就可能使少數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調動國家權力資源實現個人意誌。當國家憲法權威不夠、法治不健全，公民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時，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內領導幹部就可能變成操控黨員生死命運的絕對強勢者。由此，扭曲了的黨內政治關係很容易使黨的製度規定流於形式，使體現權力意誌的黨內潛規則實際支配黨內政治生活。“文革”十年的慘痛曆史表明，在執政條件下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必然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禍害。正因為有著這樣沉重的教訓和代價，恢複和重建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成為曆史大轉折過程中的黨心所向，成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
1977年11月，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的關於要解決好“文革”中冤假錯案等曆史遺留問題的發言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與會者普遍認為，要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就必須深刻反思黨的經驗教訓。胡耀邦在發言中說：“‘文化大革命’”教訓深刻，根本教訓是黨的生活不正常。”隨著會議形勢的變化，鄧小平親自寫了一個新的講話提綱，即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強調：“民主集中製的中心是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條件”。葉劍英在會議閉幕講話中指出：我們決不要再上林彪“四人幫”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我們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要在全黨全國造成深厚的民主空氣……
中央工作會議之後，胡耀邦繼續著中共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思考，他在一個批語裏嚴肅指出：我們黨內政治生活，由於林彪、“四人幫”幹擾破壞，弄得太不正常，現在這個流毒沒有肅清。黨內正常政治生活必須嚴格恢複起來。否則，黨內功過是非，永遠糾纏不清，而且許多違法亂紀行為，則得不到有力的防範。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胡耀邦就把製定《準則》擺上了他的重要工作日程。他召集了中央黨校和中組部的有關同誌進行初步討論，親自組織起草了12條準則草案，並建議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認真討論。中紀委會議後，中央將《準則》草案發至全黨縣團級黨委以上充分征求意見，胡耀邦又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親自動手修改草案，前後“辛辛苦苦搞了一年”，12次修改易稿。經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並正式通過，於1980年3月《準則》在全黨公布執行。
《準則》側重總結了“文革”時期乃至之前的黨的建設經驗教訓，鮮明地提出了全黨必須遵守的十二條基本準則，特別是對於發展黨內民主、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維護黨的政治關係純潔性、推動黨內生活正常化做了深刻的闡述。在製定《準則》的前後，胡耀邦同誌對恢複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做了多次講話，反複強調要發展黨內民主。他說：“所謂高度的民主，我看主要是這麽幾項內容：第一，凡屬黨內的重大問題，都要充分走群眾路線，都要經過集體討論，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第二，在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充分發表意見，暢所欲言，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實行‘三不主義’。第三，黨裏麵一定要允許保留意見，尊重黨員向組織直至中央反映自己意見的權利，任何人不得扣留、不得壓製、不得打擊報複。第四，黨內不許個人決定幹部的使用，一定要經過黨的專門機構，由組織部門提出，黨委審批。黨的領導機關一定要經過選舉產生。”
《準則》是極為重要的黨規製度，它在黨內製度體係中的位置和權威度僅低於黨章，貫徹執行《準則》對於從嚴治黨有著極端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了推動《準則》的落實，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中紀委召開的第三次貫徹《準則》座談會上發表了《搞好黨風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後來又在各省市自治區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做了《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報告，就黨內個人崇拜、家長製、一言堂等問題作了極為嚴肅的批判。在慶祝中共建黨60周年的集會講話中，胡耀邦再次強調健全黨的民主生活，嚴格黨的組織紀律問題。他帶頭身體力行，以民主精神民主作風開展各項工作，堅持原則、光明磊落，高度重視用準則對照檢查黨內狀況。他在一封來信批語上寫到“內部政治生活如何？是否建立了經常總結經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製度？”
十分遺憾的是，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幹擾因素的加大，黨內政治關係出現複雜變化，此後《準則》逐漸被淡忘，乃至被束之高閣，未能在黨的建設中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以至於黨內問題的處理開始偏離《準則》，黨內政治生活不良慣性重又抬頭。今天，在某些黨組織內，黨內關係逐步扭曲變質，黨內政治生態惡化倒退，以至成為滋生嚴重腐敗的黨內土壤，這和淡忘、丟棄、背離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有直接關係。
其次，為推進黨的事業努力打破幹部任職終身製，大力培養優秀青年人才。
開創黨的事業發展的新局麵，不僅需要全黨解放思想，而且需要黨的幹部隊伍人才輩出。鄧小平在1979年就明確提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他說：好多老同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擔負相當原來職務的工作，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現在各級領導班子歲數大了，精力不夠。現在擺在老同誌麵前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來接班。老同誌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製度。鄧小平在又一次講話中指出：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製度，不建立退休製度，我們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狀況，以及青年人上不來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實行退休製度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朝氣蓬勃的一個大問題，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明確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製。
胡耀邦充分肯定這一舉措的重大戰略意義，他說：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意義很不小，這就是挖掉了黨內個人迷信，對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會起極端重要的作用。廢除黨內領導職務終身製，解決什麽矛盾呢？第一是解決一個革命到底和領導到底的矛盾。革命到死不是領導到死。破除迷信、健全黨的政治生活，這個意義不可估量。這在法律上的作用，也決不可輕視。第二是解決機構臃腫重疊的矛盾。這是解放以來三十年逐漸積累起來的矛盾，有的同誌說是倒寶塔型的。我們要克服官僚主義，不破除這個臃腫的機構解決不了。第三，解決幹部隊伍新老交替的矛盾……把這兩個問題解決好，關係到工作效率、安定團結、黨的事業繼承性。如果說，粉碎‘四人幫’，從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是撥亂反正的話，那麽這件事是繼往開來，主要是開來。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同誌，胡耀邦對積極貫徹黨的決定做了具體布置，他提出一方麵是切實做好精簡機構的工作，另一方麵要提拔年富力強德才兼備的幹部。他還對要很好照顧和發揮老同誌的作用做了具體切實的安排。
在積極貫徹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同時，胡耀邦以高度的責任感，反複強調選拔大批年輕幹部是新時期一項重要的幹部決策。要選拔一大批年富力強的、有專業知識的同誌參加到各級領導核心（或各級領導班子）裏麵來。他提出，老同誌要少管一些具體事，多在大事上出主意。他強調，如果把這件事搞好了，就是為黨、為後一代，為四個現代化做出了最好最重要的貢獻。他要求各級部門“不要老在已發現的中青年幹部中兜圈子找人，要不斷放開視野，人才才能不斷湧現”，他指出：“我們在知人用人方麵兩個不足沒有明顯改進：知人渠道太少；用人膽量太小。”胡耀邦要求黨的十二大以後，新政治局和書記處要指定十位左右的同誌，加上中組部和其他有關部共18位同誌，拿出一點時間做了解幹部的工作，可以發現按平常工作方法了解不到的人事情況，更可以減少物色人才時的苦惱。後來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還專門強調了，在機構改革中要使許多年事已高的老幹部既能解脫第一線工作的繁重負擔，又能以他們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在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繼續發揮作用；使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幹部能夠及時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的實際有效的鍛煉，並且使各級領導層不斷吸收新的活力和智慧，保持旺盛的生機。實踐證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和選拔優秀中青年領導幹部，這兩件事從組織上根本保證了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對黨的執政領導和國家發展產生著曆史性的深遠影響。
肅清“文革”危害，認真汲取波蘭執政黨的教訓，這是胡耀邦高度重視黨風建設的兩個直接動因。胡耀邦指出：“文革”十年對黨的危害巨大，這種損害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無形的損害比有形的損害大得多，這些損害是無法估量的。這種無形的損害包括思想上的、精神上的，團結上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把我們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破壞了；第二，增加了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許多隔膜。胡耀邦指出黨風不正的主要表現是違法亂紀、特殊化、官僚主義、壓製民主、打擊報複、貪汙受賄、化公為私，諸如此類，相當厲害。胡耀邦嚴厲警告這“是個亡國現象”。胡耀邦嚴肅批評說，我們也有某些老同誌確實背離了（說“背叛”恐怕太重了）年輕時候的革命理想。他在十二大報告中再次指出“由於十年內亂的流毒至今沒有完全肅清，也由於在新的情況下各種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作用有所增長，目前我們黨內確實存在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的問題，黨風還沒有根本好轉。我們決不允許誇大但也決不害怕揭露黨的這些陰暗麵。”
麵對黨內不正之風的出現，胡耀邦警告全黨“應該正視波蘭事件”。“波蘭黨的基本教訓是黨的領導層嚴重地背離了人民”，胡耀邦說，“一個黨由地下黨變成執政黨以後，演了三次悲劇，我覺得也實在應當清醒了。”正是出於強烈的現實危機感，胡耀邦對抓緊黨風建設具有高度的自覺，他明確要求：不正之風要堅決煞住！中央機關要帶頭做出成績來。
後來他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提出，要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進行整黨，使黨風根本好轉。胡耀邦強調：黨風問題是關係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問題，為了使黨風根本好轉，中央決定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麵的整頓。這無疑是我們黨的一件頭等大事，必須十分慎重地對待，十分周到地準備，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胡耀邦強調“要結合學習十二大報告和新黨章，學習《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對全黨進行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的教育，關於共產主義理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關於黨的基本知識和共產黨員標準的教育。”胡耀邦期望要通過這次整黨，使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正常化、切實糾正不正之風，大大加強黨同群眾的密切聯係。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當然，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條件下，黨的建設出現複雜的變化，因此盡管加強黨風建設的任務提出了，但後來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而這些，都進一步激發了胡耀邦更深刻的思考。
胡耀邦從發起解放思想到努力肅清“文革”禍害遺毒到加強黨的建設，始終貫穿著一條基本思想邏輯：這就是麵對重大現實問題，思考步步深入。而這些思考直指黨的經驗教訓的根本：製度問題是決定性的因素，隻有推進改革，解決製度問題，才能使中國共產黨不發生蛻化變質，使黨和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於是全麵推進改革，包括推進政治改革就成為耀邦在那些年的自覺努力。
加強民主法製建設，是政治改革的基本內容。還在發起解放思想、衝破“兩個凡是”時，胡耀邦就犀利地剖析了極左思想之所以能如此禁錮全黨，就在於黨內的個人迷信、封建主義思想影響，就在於黨內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而這些都和黨內的製度不健全有關係。胡耀邦明確指出，黨內的官僚主義特權現象與我們的製度不完善、不嚴密、有漏洞有關係。胡耀邦在談到同黨內不正之風做鬥爭時特別說到：我們的黨要立法。國有國法、黨有黨法。多少年來，黨的法律立的不夠，很不完備，什麽叫犯了黨法就沒有標準？所以第一步，要規定一些黨法。耀邦十分讚成在十二大黨章修改中，專門加進“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個內容，並在黨員條件中也專門增加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胡耀邦大力支持製定和通過1982年新憲法，強調認真執行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為了使全黨樹立學法、懂法、守法的意識，他還建議在中央開辦法律知識講座，為中央領導進行法律知識普及教育。
政治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既防止權力專斷出現重大失誤，又防止權力謀私搞不正之風，侵害黨和人民利益。由此，胡耀邦在主持製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幹準則》時，緊緊扣住加強黨內民主建設這個核心，調整黨內政治關係，限製和製約黨內權力。為了推動《準則》的貫徹執行，胡耀邦連續做了幾次關於糾正黨風的講話，指出：黨的威信不高，這是現實的情況。因此要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不改善黨的領導就不能堅持黨的領導。
他站在時代潮流的高度觀察思考，指出民主法治等是時代潮流，他說“今後的若幹年裏，有三股潮流是擋不住的：第一股潮流是團結起來幹四化，第二股潮流是健全民主和法製，第三股潮流是發揚黨的好傳統，要求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他明確提出：“如何改善黨的領導，需要研究一係列問題，如加強民主集中製，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的終身製等。”
在嚴肅糾正黨內不正之風中，胡耀邦把黨的建設同國家政治改革聯係起來考慮，他指出：“執政黨同地下黨、非執政黨有什麽根本區別？黨執政以後危險在哪裏？在於搞不好會蛻化變質。黨執政後不能夠命令群眾，不能把自己變成舊社會那樣的統治者，那樣的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可以蛻化為社會帝國主義，這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說的通的。墨索裏尼，開始是相信社會主義的，以後成為法西斯。中國也有，林彪、‘四人幫’要把社會主義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防止黨蛻化變質，重要的一條就是認真改善黨的領導。”
在中紀委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座談會議上，胡耀邦對防止黨和國家變質的問題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思考。他說：“（共產黨）執政以後，會不會變質呢？曆史的發展，向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活生生的曆史，不是說可不可能有這個問題；這不是抽象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生活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胡耀邦探索從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從推進機構改革做起。胡耀邦曾經說過：“我們有的同誌裏麵造成這麽一種輿論，誰可以退，誰決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當然，這有一定道理，但是，想問題不能這麽想，我們黨不能靠幾個人。從更長遠的觀點看，要新老交替，從政策上、製度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思想和鄧小平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是基本一致的。1982年胡耀邦還專門談到機構改革的問題，提出要下個決心，把國家機構、政府機構、黨的機構、群眾團體的機構精簡下來；必須采取三定：定編製、定人員、定任務。
在探索改革的過程中，胡耀邦逐漸形成了全麵改革的思想，1983年1月，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著重闡述了鄧小平“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提出了“全麵改革”。他指出：全麵而係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黨都要按中央確定的步驟，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改革對不對的標誌。
然而，這個講話遭到了黨內一些人的質疑，這表明“全麵改革”的思想時機還沒有成熟，於是胡耀邦暫時擱置下這個問題。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胡耀邦參與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開始全麵展開，將中國的改革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中國的經濟發展走入了新的裏程。
經過曆時兩年的思考，胡耀邦在1986年接受國外友人采訪時明確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是各方麵改革的統率，政治體製不改，經濟改革就遇到許多解決不了的問題。胡耀邦說，我們要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專門的問題進行研究……政治體製改革涉及的範圍要稍寬一些，它涉及上下級關係問題，觸及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觸及政府和經濟部門的關係，觸及黨、政府、人代會的分工，按西方辦法完全分開不行，但要有分工。黨管什麽，政府管什麽，職能要明確。也要觸及人代會、民主黨派的作用。這些都涉及如何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胡耀邦還指出，黨也要進行改革。胡耀邦說：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要受人民的監督，黨員、領導幹部受不到群眾監督，犯了法還要去查不行，要做到隨時能受到彈劾、揭發。我們進行的政治體製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把它推翻。
胡耀邦在當時反複強調要實現黨政分開，他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已提出執政黨現代化整體建設架構，他多次提出要接受“文革”一人製體製、一人說了算的慘痛教訓，要實現黨內民主監督；他力主漸進政改，特別強調黨政分開，特別強調權力不能過分集中，實質上是在為國家未來新的經濟體製（到黨的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而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體製，這正是建立民主法治的治國框架的核心所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所在。
回顧胡耀邦在那個十年的工作和思考，一個對黨忠誠、對人民赤誠、對同誌坦誠的正直坦蕩、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形象卓然屹立。胡耀邦作出的先驅者的思考、先行者的努力，彌足珍貴。曆史將永遠記住他，人民將永遠記住他。
作者注：這篇文章的寫作，在第二部分關於平反冤假錯案的情況，較多地參考了滿妹著《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的有關部分。文章中有關胡耀邦的講話、指示等均出自胡耀邦1977年至1986年的有關會議講話和文章。此外，文章在寫作中得到馬曉力、周為民、牛力等的幫助指導，一並表示感謝。
根據亂邦同誌一貫堅持的實亊求實地原則 判定：一此公身長低於全中國平均身高水平為特小號 不能偉大 所以生的特小 為事實 二戰士沒有戰死在戰場上 為主義而戰 投降偷生了 沒有堅持自己主張 戰死疆場 能夠光榮嗎 所以死的不光榮 都是實事求實 決沒有咒罵此人 至於種類 您和亂邦同誌肯定是一類 別的您懂的
最後悄悄問一句 亂邦你爹否一一一一？
不知咒罵胡耀邦“生的特小 死的不光榮”的，會是何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