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鄉賢”最初源自於明初擋朱洪武推行的“裏甲製”，即每110戶編為1裏，由丁糧最多的10戶擔任裏長，其餘100戶則稱為甲首。10名裏長以10年為一個周期輪流應役，先後順序根據丁糧多寡預先編排，每年由1名裏長率領10名甲首應當差役，並負責“管攝一裏之事”。注意，是“丁糧最多者”。在明之前，唐代主要地方勢力是門閥和世家，而宋代進入平民政治時代之後，地方的主要勢力變成了地方豪強、官宦家族等，這些人論勢力，不少是要強於明清的“鄉賢”的，但論及對地方草民的“控製力”，則遠不如明清的所謂“鄉賢”們，最主要原因在於明之前，之前的稅賦的征收是由稅吏負責，是“官對民”，而明清則變成了“官對紳，紳再對民”。
明清政府結構的一大特點是“官府不下鄉”，也就是說官府隻到府縣一級，再往下，靠的是“鄉民自治”，而這個自治的關鍵，就是胥吏和鄉紳，而所謂自治的核心問題，就是“稅賦”。而其它的所謂教化，地方安靖之類的，全都是為這個“稅賦”服務的。自宋以後，“稅賦”的征收率就成了考核官員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到了清代，說得極端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官員就是中央的包稅商，對於一個官員，隻要征稅指標完成得好，地方不鬧出亂子，就可以被認為是“幹吏”了。因為明代對賦稅的考核一般是六七成左右，而清代通常要到九成。
我們再來看看，草民所需要負擔的所謂“稅賦”，以康熙時期為例，除了中央的正稅(包括田稅和丁銀)外，主要的負擔是中地方的雜派、火耗和胥吏鄉紳的層層加碼，而這些雜派，通常會是中央正稅的數倍，高的甚至有十倍。這些雜派，有一些是必要的，比如維持縣衙的正常工作(像編製外的巡丁，捕快一類的費用，聘請幕僚師爺等等)和一些基本的基建(修個橋，補個路啥的)之類，剩下的，通常都落到了縣令、胥吏以及中間的鄉紳手裏麵。，我們通常所說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說的就是這些落到縣令手裏的雜派、火耗和孝敬。
而收這些賦稅的關鍵人物，就是這些地方的鄉紳了。還是以康熙時期為例，收稅基本編製是沿自明時的“裏甲製”，這個最早由明洪武時期製定的民人自治的製度，到張居正時期，裏甲製已經是名存實亡，轉變成了單純的賦稅單位，而這裏的裏長，所謂十年一輪很多時候已成空談，而往往固定在一兩戶所謂“小鄉賢”或“大鄉賢”的狗腿子身上。縣裏派下來的稅賦以裏為單位，派到裏長(鄉賢)，裏長派到輪到的甲首，由甲首收這裏甲十戶人的稅賦，如有不足，由甲首補足。
所以，這裏的所謂“鄉賢”，實質上就是整個稅收環節中最重要的一個基層的節點，他直接麵對最基層的稅收單元：甲首。而這些“鄉賢”，往往都是地方豪強，通過通過勾結胥吏，層層加派，中間的好處就落在了他們和胥吏的身上，而輪到的甲首，倒黴一點兒的就得賣田賣地，甚至破家的，因為他們要補不足。舉個例子，現在很多滿遺鼓吹的康熙時期的一項“仁政”，即康熙五十年時，為了慶祝自己登基五十年，搞了一個三年輪免，但輪免的地方，官府最多出個告示，就算盡到義務了，對上麵也有一個說法，但是僅僅是隻有士紳和讀書人知道這個事情，而對於那些鬥大字不識的草民，稅是要照收，而錢，就落到了各層官員，胥吏和這些所謂“鄉賢”的手裏。
為什麽對於甲首來說，十年一輪，往往都是生死關呢?還是以康熙時期為例，所謂“田稅”和“丁銀”，很多時候都是空對空的，官府手裏麵的丁口黃冊，往往和實際根本對不上，有的甚至是沿用自前明，那麽“丁銀”總得收啊，有的地方黃冊實在不著調的，實行的是“丁隨田走”，即後來的“攤丁入畝”，然後弄一本假帳應付上麵，當然，怎麽攤，還是官老爺攤給裏長，裏長再攤給民人。有的地方還是收丁銀，但很多時候，活人還要負擔死人的丁銀這並不是笑話，因為官府的黃冊裏，這些人還活著。丁口的黃冊要改，可以啊，必須裏長出麵，普通民人是不成的，根本見不到那些“清天大老爺”們。隻能等裏長哪天心情好了去幫你改，這一等往往就得拖個好幾年。對於田稅，這裏又還有另一個問題，一些已經把所謂“田骨(所有權)”賣出去了，隻留有“田皮(使用權，也叫永佃權)”的人，甚至一些破家的，連田皮、田糧田和宅地都賣掉的人，有的時候也是需要負擔田稅。因為田產所有權要改，也是要過官府，還要收取所謂的“契稅”以及經辦胥吏的潤筆費，這個錢是需要賣田人負擔的。因此民人一般都是使用官府不認的“白契(沒有在官府備案的契約)”，這個稅，自然就免不了，因為官府認為，這個地還是你的。何況，很多時候買地的人，很多時候都是這些所謂的“鄉賢”們。因此，一旦輪到甲首，這一甲的人如果情況不是太好的有個三兩戶，那甲首就倒大黴了，賣物賣田就是小事，破家都不罕見。
那“鄉賢”們呢?很多時候看你可憐，不往攤派裏加碼就已經不錯了，幫你出?憑什麽?買你家田產時多出幾兩銀子，或看你家姑娘長得標誌，多出幾兩銀子買了去就積德了，很杯具的，這個現在看來恨不得打一頓的事情，在當時，在大多數人眼裏看來，真的是在積德。
我們再看看“鄉賢”是不是都是“南霸天”式的人物呢?也不盡然，南霸天式的惡霸“鄉賢”更多的是出在清末和民國時期，而明清時期這類人相對比較少。 明清時期傳統的“鄉賢”一部分是有功名的舉人(預備官員)、 致仕官員或官宦家屬，他們和官府是一類人，地位較高，又相對較愛惜羽毛，讀過書是一方麵，更重要的，留下一個好名聲，避免被政敵攻擊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他 們對民人相對會好一些。一部分人是回鄉置田的富商，這部分人本著葉落歸根的心理，加之有錢，也不至於太過於煎迫民人，但他們也是官府眼裏的肥羊，如果沒有 夠硬的靠山的，日子也不會太好過。除了前麵的兩類和少量的惡霸之外，大部分的“鄉賢”則是那種大錯不犯，小手段不斷，一麵受著官府的壓力，又勾結胥吏壓榨民人的，這部分人才是“鄉賢”的主流。
在明朝和清中前時期，對於普通民人，這些“鄉賢”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物，畢竟要通過他們和官府溝通，官府有事了要靠他們出頭，官府納捐攤派，也需要他們和官府協調。而“鄉賢”們，本著不出事的原則，對鄉鄰，隻要沒有得罪到這些“鄉賢”，也不致於被壓迫過甚，畢竟在當時，不少鄉民還是這些“鄉賢”的佃戶，甚至有的時候還會幫著鄉民在官府麵前說兩句話。最終，鄉民與“鄉賢”們形成一種奇怪的供養關係。
到了清末和民國時期，由於戰亂，“鄉賢”的評判標準就變成了武力是主要標準了。擁有強有力武力的，就成了軍閥和高官，而擁有“小武力”的那種，往往就是地方勢力，就是通常所說的“鄉賢”了。這個時代的“鄉賢”和之前相比，對小民的煎迫要強得多，畢竟勞心勞力地動嘴，哪有動刀子省心，何況多數這些所謂“鄉賢”的出身也注定他們沒多少耐性和民人動嘴，這個年代，南霸天式的人物並不少見。這也就是為什麽建國後宣傳的地方和現在一些人嘴裏的“鄉賢”差別這麽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實質上他們根本就是兩類人，前者就是土匪強盜，後者才叫鄉紳。而很不幸的，在民國，有武力保障的前者才是主流，後者，很多時候都被擁有武力的家夥們吃幹抹淨了。
這些就是明代和清中前期的所謂“鄉賢”，本質上不過是官府不下鄉的一個產物。
“鄉賢”的徹底消失源自於49年建國後，黨支部建在鄉村，建在街道，這個本質是政府管控到了基層，這也是現代社會分工的必然，是比“官府不下鄉”先進很多的組織機構，現代的國家(部分黑黍黍國家不算)，雖然製度上有一些差別，但本質上差不多，政府的管控觸角都是伸到了最底層。說這種製度先進，是因為這種製度不會出現政府對民眾中間隔著一層“鄉賢”或“領主”，不會空對空，可以調動更多的社會力量。
因此沒必要再談什麽“鄉賢”政治，那是扯淡。與其搞什麽鄉賢，不如按現在的製度，真正加強市縣一級的基層人大政協，鄉村一級基層組織機構才是正經，讓能人去當村長，當鄉長，並且能被大家監督。至少這些人是浮在水麵上的，可以被監管的，而這些“鄉賢”，是沉在水下的，是無法監督的。其實帶領大家致富的例子很多，比如華西村的老支書就是特別耀眼的一個例子之一。既然有更好的東西，為什麽要去開曆史的倒車呢，撿曆史的垃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