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華新社會主義論

(2015-10-05 18:21:11) 下一個

中華新社會主義論

一、什麽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是從19世紀開始,最初由當時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提出和宣揚開來的。由於它代表人民的理想和社會前進的方向,所以很快就發展並形成了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運動,警動了全世界。

多年來,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一直是不確定的。簡單地概括它就是一種欲建立一個文明進步,美好的理想社會的設想。社會主義說到底就是要實現一個社會公平、公正、公有、共管的製度之主張。這裏公有並非是指公有製,而是指由社會支配、調節的私有製也在其內的公有。

從曆史上看,不同國家的政治家或是統治者,依他們的需要,常借助社會主義之名來忽悠老百姓,實是推行他們那一套統治或管理國家和人民的製度。

社會主義這一體係應包括: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製;社會主義的政治體製,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體製,以及社會主義的社會體製。

一百年來,全世界出現過70多種社會主義模式:最早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其次是民主社會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的專製暴力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貧窮社會主義,朝鮮的家庭社會主義,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卡紮菲的大眾社會主義等等。這些社會主義中大多數是違反人類文明、不得人心的終於失敗而告終的假社會主義。至今,唯有北歐幾個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其社會實踐中顯出有點像樣子。

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智慧的提高,社會各方麵的進步,應該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必有一個新的認識和認同。

特別是馬克思、列寧派的社會主義已經不適應今後世界曆史的發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世紀以來,從蘇聯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已證明,它們是假的社會主義,必須拋棄。應該與時俱進,在總結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基礎上,大力吸取人類至今創造的文明遺產,建立一個適應未來時代發展所需要的新的社會主義論。

二、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其經濟體製概括地說,在所有製方麵是實行公有製。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將工商業國有化;農村實行集體化。無償征收農產品。有一段時期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征收。當時在烏克蘭地區就餓死260萬人。在計劃經濟方麵,實行的是政府統製。企業生產什麽、怎樣生產、產品什麽價格,這些都由政府決定。生產資料產品由政府統一調撥,消費品通過國營商業係統規定價格銷售。一切都拋開市場。經過實踐,其結果是貪汙腐敗盛行,國家資源嚴重浪費,工人、農民生產積極性降低,社會上物資供應奇缺、廣大人民生活質量普遍下降。由於生產不講效率、不講利潤,結果按勞取酬也成了一句實話。

斯大林社會主義其政治體製方麵,它是一黨製、任命製,以黨治國。廢除民主、搞個人獨裁。對斯大林政策持異議者,加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到大規模的清洗和鎮壓。僅在1936-1939年期間,蘇聯全國就迫害四百萬到五百萬人,被殺害的約50萬人。其中包括領導幹部,如布哈林、皮達可夫、拉狄克。在軍隊中被清洗的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葉戈羅夫和近35000名軍官,以及各界大批黨員知識分子。在蘇聯,集中營遍布全國,形成了所謂古拉格群島。

在意識形態方麵,對人民群眾實行專製統治,取消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還指示這些國家領導人搞層層政治大清洗。

據不完全統計,在東歐共有三名黨的總書記,一名國家主席若幹副總理,幾十名部長和黨的領導人被害,在軍隊中約有100名將軍被害。普通黨員幹部遭到逮捕、監禁、殺害的不計其數。僅匈牙利在1948年就處決100人,1953年各地關押1.5萬人。

二十世紀末,蘇東巨變。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已經徹底破產。這種假冒的社會主義,必然要被廣大的蘇東人民所唾棄。

三、駁“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思潮,一度影響了不少政治家。所謂“民粹主義“是由19世紀中葉俄國的一些代表小生產的知識分子。他們打著“人民精粹代表”的招牌,提出“到民間去”口號。他們號召農民起來打到沙皇政府及其所執行的封建統治製度,建立以村社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思潮。這些民粹主義者仇視資本主義,認為貧窮的農村無需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通過村社建設,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

事實上,這種沒有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唯心主義,是假冒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晚年思想上受其極大的影響,他狂熱地搞“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在農村提倡吃大鍋飯,無限製地征購農民糧食,甚至包括口糧。在城市工業生產大搞超英趕美,嚴重破壞生產力。幻想一步登上共產主義天堂。這種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做基礎的社會實踐是一場“烏托邦”。它當時就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倒退,在農村餓死幾千萬人,造成極大的災難。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是違背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貧窮社會主義。它的理論必須要駁倒,它的實踐後果必須要徹底清除。

四、解析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特色社會主義與斯大林模式主義不同點,在於它在經濟上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的多元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改一元化為多元化。在管理上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允許西方經濟、文化進入國內。

在政治上,這個社會主義依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一黨製、官員委任製,以黨治國。實際上還是斯大林模式那一套。所以,所謂“特色社會主義”隻是對斯大林模式的一種局部(不包括政治的)修正。他離開真正的社會主義和人類文明的要求甚遠。

鄧小平為什麽在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成功之後,在政治改革麵前卻止步不前呢?其中自有他的難言之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鄧小平。他缺少做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政治膽識、勇氣和智慧。這是他曆史的局限,人們不能強求於他。

五、評價北歐社會黨的民主社會主義

從1869年開始,在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它與當時馬克思的共產黨在對待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遺產上有著不同的觀點。他們互相進行社會競爭。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以及受到蘇東社會巨變的國際環境的影響。社民黨,特別是芬蘭、瑞典、挪威的社民黨,以及它們所倡導和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在與馬克思、列寧社會主義比較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隻所以如此,那是在於:民主社會主義,它在原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保持原國家機器。在政治上依憲法實行社會的民主管理製度,遵守該製度所體現的人權、法治、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觀。維持一個完整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它利用政府的權力,推行改革,使民主製完善化,以便利人民施行自己的權利

經濟上,它保留私有製,以保證社會主義發展的潛力。它不掌握社會(全部)生產資料,不嚴管生產經營,讓市場發揮作用。它通過稅收來調節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達到公平、公正的共同富裕。

在思想文化上,它實行多元開放政策。

通過上述各點,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持續不斷的發展,人民生活質量不斷的提高,所以受到全民的擁護,這些國家常被世人稱讚為“福利國家”。這種社會主義,雖不能說已夠完美,但是它應是一種較好的社會存在。

近來,當今一位中國高層政治人物,他接受“人物周刊”記者訪談時,當記者提出:“你覺得共產主義能夠實現嗎?”他回答說:“我們現在不想那麽多了。想的是未來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走北歐的道路。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基本上是這個道路。”

六、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災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下,由領導者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拋開憲法與民主的假社會主義運動。它的目的,一是名義上防修、反修,二是爭奪領導權,三是對領導者所推行的錯誤路線持有異議的高層幹部和社會精英,以及廣大人民(包括知識分子)實行鎮壓和專政。其最後結果,卻事與願違,而以失敗告終。

“文革”它使黨、國家和全民族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大劫難。它所造成的惡果是多方麵的。如果說物質方麵的慘重損失,對人的殺戮迫害之眾,這些後果還可以通過數字計算出來的話。那麽,對於我國社會精神文明的摧殘,對人們靈魂深處造成的創傷之重是怎樣也無從統計的。說它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的假社會主義運動一點也不過分。

中國曆來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一直熏陶和養育著中華民族,使其長期處於不敗之地。人民的純樸、善良、和睦是舉世矚目的。不幸的是,從新中國建立後,經曆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直至史無前例的“文革”等一係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生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它使中國民眾思想混亂,信仰喪失,道德敗壞,人心泯滅。使不少青少年、工人、農民變成愚民、狂徒、野蠻之人、中華民族的世界形象完全被改變了。

從政治上說,“文革”廢除了政府、撕毀了憲法,踐踏了已經微弱的民主。砸爛公、檢、法,大反人權,大開殺戒,毀滅了一個好端端的新中國。

從經濟上說,“文革”批判生產力論,提倡平均主義,批判按勞取酬(八級工資製)是資產階級法權,一抓生產就批判為搞修正主義。結果使國內經濟跌到崩潰的邊緣。

從思想文化上說,“文革”大搞黨文化,獨攬意識形態大全。強調階級鬥爭哲學,唾棄所有的中華傳統文明(如仁、義、禮、智、信)和外國輸入的普世價值觀(如民主、自由、法治)。借“破四舊”之名,砸爛了多處廟宇、曆史文物、燒毀大批經典文獻,趕走僧人和外國修女破壞宗教信仰,實行文化虛無主義。

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令人擔憂的現狀:官員貪汙腐化,賣官鬻爵,權錢交易,海關走私,偷稅漏稅,環境汙染,電訊詐騙,賣淫嫖娼,殺人搶劫,吸毒販毒,買賣兒童婦女,虐待老人,偷盜年輕化等等。這些社會汙泥濁水不能不認為這都是“文革”的後遺症的反應。

不是危言聳聽,可以說:“文革”對中華民族文明的摧殘和對人們的靈魂深處的破壞,今後一百年也難以修複。為什麽當今中央大力呼喚民族複興,重振中華文明,創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切都是為了拯救中華民族免於淪亡。除此之外,人們認為當今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必須徹底清算“文革”這一民族大劫難,挖出產生“文革”的曆史、體製、思想的根源。徹底清除個人崇拜遺毒,清除“文革”陰影。因此建議:成立中國“文革”博物館,改毛主席紀念堂為人民烈士(包括民主革命、抗日戰爭、社會主義革命中的烈士)紀念堂,撤去天安門上的毛主席掛像,改人民幣上的毛澤東頭像為孫中山先生的頭像和中山陵背景。隻有如此這般,文明之光才能再次照亮中國,社會主義才能有望在中國實現,民族複興才能成功。

七、中華新社會主義論

這裏提出的中華新社會主義論,它新在何處?回答是:它新就新在它吸收了中華文明和普世價值觀;它新就新在它打破對社會主義原有界定的限製;它新就新在它既批判假社會主義,並吸取它失敗的教訓;它新就新在它能容納現存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果;它新就新在它允許自己的理論隨時代進步、文明的提高而不斷改進、常變常新。

1.中華新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製:它不實行公有製。它實行私有製和民營股份製,因為它們能不斷地發揮社會生產力的潛力。曆史證明:社會主義標準不應該簡單定位在公有製性質上,而應該定位在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上,定位在社會財富分配是否合理、公平上,定位在使社會成員共同富裕和精神素質提高上。所以,新社會主義經濟貫徹改革開放吸收外資和向外投資政策。按人們對社會貢獻大小進行經濟分配,對社會收益由政府通過限價和稅收來管理與調節,嚴格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國家不掌控社會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全由市場管束。政府抽出手來為社會事業服務。

2.中華新社會主義的政治體製:他實行憲政、民主製。當今世界潮流是先進國家已把憲政、民主,普選政府,多黨製,三權分立等文明普世價值觀作為立國基礎。先說民主、憲政這一互相關聯的價值觀,眾所周知:沒有憲政保障的民主是脆弱的民主。同樣,沒有民主的推動,憲政就消除不了專製或獨裁。

毛澤東一直認為民主隻是一種手段,民主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分。這種認識極端錯誤和有害的。陳獨秀早在1933年就指出民主“即為由大多數人民管理即統治國家”,“民主不僅僅是一個名詞”,“它要求公民都有集合、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有繼承性的”其內容基本一致、即民主並無階級不同之分。公民通過選舉來選定自己的政府和官員,並通過憲法來監督政府和官員。此外,為了防止領導者個人或集團控製國家軍隊搞獨裁專製,必須實行軍隊國有化。所以,新社會主義的政治體製必須實行憲政、民主、普選、多黨製、三權分立、政府官員選舉製,成立官員考試院,軍隊由國家掌管。

3.中華新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管理體製:它取消黨文化,實行多元文化。廢除報刊、書籍審查製。實行思想、言論、出版、集會自由、提倡“雙百方針”。恢複中華傳統文明中的仁、義、禮、智、信及道德準則。

仁:仁愛、同情、愛護和助人的一種思想與感情;

義:正義、道義、情義、友誼;

禮:表示尊重的語言和行為,講究禮節、禮貌;

智:明智、知是非;

信:信用、誠信、信仰、敬業。

除此之外,還要提倡社會和諧、文明、公平、孝道。

4.中華新社會主義的社會體製:建立新社會主義社會,除了上述三方麵體製的必要條件外,還必須有建立公民社會的充分條件,即構成公民社會的三個構件。

從北歐幾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建立公民社會的實踐來看,構成公民社會的三個構件:一是有符合該社會要求的合格公民;二是具有社會團體;三是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隊伍。

所謂符合該社會的合格公民是指他們了解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並能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敢於維權。所謂該社會要求的社會團體,他們是培養合格公民的大學校,是維權的集體,是保證和諧社會的一種力量。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是一批有專業知識、有批評精神、能承擔公共事務的社會精英。他們是民主政府與公民溝通的媒介,是社會改革開放的策士。

社會團體,它是在憲法規定的人民有結社自由的條件下形成的民間組織。他們可以是國家支持的工會、婦聯、協會等。也可以由民間自己組成的如:民間研究機構、宗教團體、慈善團體等等。可惜,當今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沒有自己的組織,例如早年出現過的農會,這是社會體製建設必須考慮的問題。

為了建立起新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除了進一步全方位地進行改革開放之外,對於培育合格公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隊伍的當務之急,就是實行教育改革。宋慶齡主席去世之前說過:“一個是民選官員,一個是教育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前途是無望的!。”民國時期,我國學校開設過“公民”課,這個經驗值得研究和借鑒。

可以相信,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文明傳統、有智慧的民族。隻要我們決心改變左傾僵化思維,崇尚人類文明和普世價值觀。中華新社會

主義就一定能實現,好日子就會出現在明天。

 

後記

1994年作者退休後,開始自學中共黨史和探討我國建國以來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各次政治運動,其來龍去脈以及它們引起的後果。作者經過思考和受到一些政治家所發表的文章啟發,使作者深刻認識到極權製度和個人獨裁者利用社會主義之名,於二十世紀在新中國做出了許多史無前例的震警世界的罪行。至今,它們還不斷地影響和威懾著人們的心靈。這些罪行是:

一、建國初鎮反。我們鎮壓和槍殺了77萬名反革命,他們大多數未經法院審判。這是對原國民黨人殺害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複仇行為。如果今天將這件事對照:當年美國建國前的南北戰爭,當北方勝利後,北方領導人對南方集團的人員采取了和諧政策;以及當年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從白人殖民者手中取得政權後,他是如何采取寬宏大量的態度對待種族迫害黑人的白人對手。他說:“在南非無論是白人或黑人,無論是資本家或工人,隻要遵守法律、一律平等。”他簽署《全國團結和民族和解法》。這一切,不應該讓我們好好地“反思”嗎?

二、土改時,我們廢除了由劉少奇製定的《土地改革法》,而推行暴力土改。槍殺和鎮壓了多少地主,除了少數土豪惡霸外,不知擴大了許多倍。對照土改前民主人士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他對毛澤東說:“不能說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除少數土豪惡霸之類,然而多數是馴良的人民。他們都是一些勤儉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們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起來的。他們也放小賬,隻是少數。新民主主義規定要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國小資產階級無疑是鄉間中、小地主、富農為主要部分。現在對城市的大資產階級尚不沒收其財產,反而對小資產階級的地主和富農要沒收其土地呢?還把他們當敵人。這是違反新民主主義宗旨。”毛澤東沒有聽從,卻一意孤行,殺了不少人。這不能不讓人深思。

三、1951年毛澤東支持朝鮮金日成首先發動對韓國的軍事進攻,可恥的是,當時媒體還嫁禍於美國、韓國,偽造說美、韓侵略。當金日成部隊受到挫折,瀕於失敗時,中國派出了誌願軍援助他。為此,中方損失巨額經濟不說,人員死殘近百萬,真是罪過。這種助紂為虐、惹火燒身的行徑,能不被世人恥笑嗎?可是令人不解的是,2012年2月我國政府又無償援助新上任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給他六億人民幣。支持他“先軍政治”,搞導彈、核武器。難怪,外國媒體說中國是不守規矩的朝鮮的黑後台。這不是猜想,是事實。真令人深思!

四、1955年因胡風上書對文藝領導提意見(三十萬言書)。於是就發動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建國後社會上一起最大的“文字獄”冤案。它違背憲法,實為世界罕見、令人深思。

五、1957年領袖以幫助中共黨整風為名,搞“陽謀”“引蛇出洞”。然後打出55萬名右派分子(階級敵人)和內控的中右分子150萬名。這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稱之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所辦的事。至今,還留下一小部分人作為“反右”的借口,不予平反。

六、1958年在領袖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發作的號召下,強製全國、全民大搞“三麵紅旗”發動農業、工業大躍進。在農村大辦人民公社、在城鄉大煉鋼鐵、大辦水利。結果浪費資源不計其數。特別嚴重的是在農村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之眾,還發生多處人吃人的慘劇。這種反人類的罪行,在世界曆史上少見,難道不令人深思。

七、1959年廬山會議,領袖正手為雲、反手為雨。從糾“左”一變“反右傾”。把一大批開國功臣(彭德懷、張聞天等)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集團。接著在全國層層發動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一時整肅380萬人,從此國內噤若寒蟬。憲法規定言論自由、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成了空話。令人深思。

八、罪惡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國、全民在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心靈上嚴重破壞。這一特大浩劫、災難,真是史無前例。據葉劍英元帥於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道:“文革搞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被受害的人上億之多,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個賬難道不應該徹底清算嗎?可惜的是在對林彪、江青反革集團審判中,隻定罪於那些從犯,而對這一極大犯罪的唯一主犯,不僅不予追究,而在後來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其進行辯護。因此,後來出現了重慶薄熙來大唱紅歌,用巨款重塑毛澤東銅像,中央又把人民幣原有的大團結畫像,改成毛澤東頭像,最近竟然有一些中央領導也去參拜毛主席紀念堂,這就不奇怪了。如此這般,令人要問,我們國家是否有資格對近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他給日本二戰侵略罪行進行翻案,還能對他說三到四嗎?

作者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譴責那些罪行,就是為無辜死去的千萬善良同胞伸冤,更是為複興中華民族來探索應走的道路。

 

作者簡介

陳貴霖,1934年生,江蘇南京人,教育工作者。曾任濟南鐵路運輸機械學校教員,濟南鐵道學院講師,山東職業學院副教授。著有專業著作:《木材工藝學》、《鐵路車輛動力學》;回憶錄:《一個普通鐵路人的自我解剖》;政論文集:《讓曆史照亮我們》等書。

 

 

 

 

[ 打印 ]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