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妥協：毛澤東與軍隊的關係

毛澤東與軍隊和“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一起，在對立的價值觀之間的交易，都必須保持一種平衡的穩定狀態，在平衡的過程中，一方應變能力的改善，必定要以另一方付出損失為代價。

 

毛澤東如果沒有作好軍事部署的話，是不能發動文化革命運動的。開始的時候，在林的支持，已經有兩個師的軍隊調到北京郊區，隨時準備占領北京。對這段曆史的思考中，軍隊在其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總的來看，軍隊是站在保皇派一邊，因此，與首都三司觀點相同的全國造反派又被保皇派稱為反軍派。一些支持造反派的軍隊，不久即調換了司令或者進行了換防。比如，當時的大連市，陸軍支持保皇派，海軍支持造反派，於是，總政更換了海軍司令，結果陸軍和海軍都支持保皇派。

符合當時文革運動的發展和邏輯性聯係。軍隊完全可能安排一部分軍隊支持某一派，又安排一部分軍隊支持另外一派，讓他們雙方發生流血衝突，給毛澤東一個顏色。最後，出來收拾局麵。

在任何國家，任何政治勢力要想掌握政權，維持政權，或者進行改革或者變革，第一件事情就是爭取軍隊的支持。、毛澤東從開始就遭遇最保守的力量-軍隊的反對，林的表麵支持，背地裏支持軍隊中自己的勢力，借機打擊其他勢力。周實質上是陽奉陰違，後來，林出事兒後，軍隊的前台人物是葉劍英等，後台老板是周，更是公開行事。周在軍隊中的勢力是最強的，在紅軍時期他就是軍委主席。如果毛澤東不是看他身後的軍隊，早就把他拿下了，不需要製造什麽輿論。所謂“批林批孔”隻是不得已。

全國對立兩派：

北京紅衛兵造反革命總司令部（三司）和全國紅衛兵造反派在一起，反血統論，造反派，反軍派；

 北京“一、二司” 和全國紅衛兵保皇派在一起，保皇派，擁軍派；

北京中學“聯動”紅衛兵，極端血統論，極端保皇派，擁軍派，逍遙派；

全國解放軍軍隊，保皇派。

從1966.5.8到1968.12.31。筆者也認為是文化革命運動有3年的時間，隨後的7年應定名為“停滯時期”。實際上，真正的力量是軍隊。在軍隊的反對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半途夭折了。運動的先鋒學生們全部離開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上山下鄉務農。被打倒的各級當權派又回到了政治舞台，結合到新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中，而軍隊在委員會中占據了領導地位。並進入了一個長達7年的“停滯時期”。

毛澤東與他的最有力量的軍隊和解放幹部在一起領導的革命委員會，一個7年的“停滯時期”，兩者或者三者都有責任。

毛澤東和解放軍軍隊的文革的進化過程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索：共產黨中國的演變的過程-當時、現在和將來的演變。

毛澤東的部下，如周恩來，林彪，鄧小平和葉劍英，等等，他們都不是省油的燈，特別是前軍隊領導人和軍隊領導人，周恩來和葉劍英，最保守的和最力量的解放軍軍隊。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文革運動後，及毛澤東和他的的部下通常是處於一種緩慢的十年的演變過程中，包括波瀾壯闊時期的3年和停滯時期的7年，毛澤東與軍隊和被解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黨中的路線鬥爭中的和平共處或者合作的平衡的穩定狀態，比如，毛澤東沒有整軍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僅僅對軍隊的影響和控製，“摻沙子”，“甩石頭”， “挖牆腳”，等等。

毛澤東與“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軍隊在一起，在對立的價值觀之間的交易，都必須保持一種平衡的穩定狀態，在平衡的過程中，一方應變能力的改善，必定要以另一方付出損失為代價。

隻有劉少奇和張霖之除外。因為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說，劉引用農民的話，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還曾提到：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張霖之曾經說過：第一任皇帝都很厲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因此，他們兩個必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