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角
通過文化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撥開迷霧 重新反思文革為什麽會發生
（一）
文革是發生在現代中國的一個悲劇，是一代中國人內心中永遠的痛。也因此，為了防止文革的再度發生，對文革的反思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反思的焦點自然是文革為什麽會發生。一個普遍接受的共識是，個人崇拜的盛行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原因。因而，如何防止個人崇拜的現象再度發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很多人認為要從政治製度上下手來杜絕個人崇拜的現象，並且建立了文革博物館來時刻提醒人們，以警惕文革的再次發生。
但是個人崇拜真的可以通過改變製度就可以避免嗎？希特勒不就是通過選舉上台的嗎？今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台不也能讓人感受到民粹（populism）的那種狂熱的味道嗎？同樣，個人崇拜是可以通過告誡和提醒就可以避免的嗎？如果年輕人迷上了一些你認為是靡靡之音的歌星，你可以通過理性的溝通就能讓這些年輕人不再迷戀那些歌星嗎？所以，對個人崇拜的“防”和“堵”都不可能是避免文革再次發生的有效方法，因為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個人崇拜是自然現象，是必定要發生的，是無可避免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根除產生文革的根源，使得這種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不能出現。
那麽什麽是產生文革的環境和條件呢？人們很容易就把文革的產生和封建、專製聯係在一起。可是回首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封建專製一直伴隨著中華民族。很多帝王擁有著無上的權力。然而，即使殘暴如秦始皇也無法讓全國人民為之瘋狂。為什麽在中國那麽長的曆史上，政權多次易手，沒有發生過類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的悲劇，卻偏偏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生了呢？文革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有著獨特的位置，是前無古人的。因此，為了能夠真正地把握文革產生的根源，我們必須要把文革放在中國曆史的大背景下來反思，放在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背景下來反思。如果我們隻是把目光投向文革那段時間裏的人和事，就不免會陷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境地，反思的結果也隻能是隔靴搔癢，無法找出文革發生的真正根源。
此外，為了探索文革產生的根源，我們就必須要理解為什麽在文革期間，全國人民會對毛澤東個人有如此的尊敬，愛戴和崇拜。任何個人樹立起來的威信以及眾人對他的崇拜都是在實踐中自然形成的。這種對政治人物的個人崇拜絕不是行政命令就能做得到的，也不是有人特意歌功頌德就能實現的。曆史上，曆代王朝都有人為之歌功頌德，但沒有哪一位能讓全國人民如此為之瘋狂。所以，我們必須要深入到那一代人的內心深處去理解他們，感受他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出文革的根源。
（二）
事實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文革和中華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難息息相關。而這種苦難不僅僅是外族侵略和掠奪，更沉重的打擊還在於中華民族一直自視為天朝以及文明的中心，但現實卻將中華民族的自豪感碾壓的粉碎，曆史的巨變讓中華民族承受著難以名狀的失落，中國人民感到悲憤，不平但又無可奈何，他們感到中國正陷入一個無底的災難深淵。
讓我們先將視線拉回到二百多年前十八世紀的歐洲。在英國白金漢郡的克萊頓宮內設有一個房間專門用來陳設來自中國的家具和藝術品，被稱作“中國屋”。這個“中國屋”設立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1760s）。那個年代，中國在高傲的英國人心目中充滿了神奇和美妙，那是一個古老，富裕而又有序的文明國度。來自中國的陶瓷等藝術品受到收藏家們的鍾愛和追捧，而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也成為了英國社會中的時尚。然而，在接下來短短的八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在英國人心目中美好的的形象就坍塌了。1842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已很少提及中國的文明藝術，相反隻是把中國視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其對英國的產品（例如鴉片）有著極度的渴求。
而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則充滿了苦澀。在十八世紀末的時候，西方世界在中國人眼裏是一群野蠻人。英國曾在1793年和1816年兩度派員到中國請求建立外交關係，但都被天朝冷漠地拒絕了。我堂堂天朝豈能和野蠻之族為伍。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被迫擴大和英國的貿易往來。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是一次震撼。盡管如此，這場戰爭還沒有改變中國從上到下仍視西方人為野蠻人的心態，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事部門仍將自己的業務視為是在“管理野蠻人”。據一位叫梅多斯的英國翻譯於1852年的記載，“大部分的中國人都將我們視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智力上都不如他們的劣等民族，。。。很多中國人甚至很驚訝的發現原來我們也有姓氏，也能分清父母，兄弟，夫妻，姐妹等關係。一句話，在他們眼裏我們原來就是一群牲畜。”然而，1856-1860年間發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包括慘烈的火燒圓明園事件讓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落後了，但同時仍難以理解和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此後，中國在1894-1895年間的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將中國的羸弱不堪徹底地暴露在世人麵前。日本獅子大開口，借機占領了台灣，並索取戰爭賠款以及在遼寧半島的特權。無奈之下，清朝政府隻好向西方列強求援。法國，俄國和德國打著保護中國的旗號，雖逼得日本做了讓步，但這些西方列強也趁機在中國各地得到了他們特權和利益。中國被瓜分了! 更有甚者，日俄兩強為了在中國獲取更多的的利益，竟然在中國的領土上發起了戰爭。此刻的中國視自己為天朝的優越感和自豪感被西方列強徹底的碾碎，中華民族從文明的高地重重地跌落下來，徹底地陷入了悲慘的深淵。
從這時起，中國重新站起來而受世人尊敬、不受外強欺負成為了此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向往和為之奮鬥的目標。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雖然現實令人悲哀，但梁在小說中深情地幻想著60年後（1962年左右）中國將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世人麵前。它強大，繁榮，深受世人景仰。一心救國的孫中山則哀歎道，中國雖有四萬萬民眾，但不過是一盤散沙。我們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處於最底層，如果不奮起救亡，我們就麵臨著亡國和滅種的危險。可是災難仍不斷地接踵而來。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了對中國全麵的侵略戰爭，大部分的中國遭到淪陷，中國人民淪為亡國奴。當今的海外華人常常為所受到的不公和歧視而憤憤不平，想象一下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亡國奴而受到殘害的悲傷的心情吧。
所以，在中國近代那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中華民族萬眾一心所向往和憧憬的目標就是中國人重新站立起來，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把西方列強從中國的土地上趕出去! 隻有這樣才有希望恢複天朝在世界上的地位。此刻，在中華民族的心中，不論什麽人，不論他是誰，隻要他能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西方列強的欺侮，重新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他就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這一重任最終曆史性地落在了毛澤東的身上。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他發出的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夢寐以求想要發出的最強音。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西方列強占領，割據和瓜分中國的局麵，是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第一次真正掌管自己的國家。人們為此而歡欣鼓舞，奔走相告，熱淚盈眶，激情四溢。不論今天的你有什麽樣的政治觀點，不論你對毛澤東本人和建國後的曆程有什麽樣的評價，你都不能否認，那種萬眾歡騰，群情激昂的場麵就是中國人民當時內心的真實寫照。這也就是為什麽，很多海外華人和科學家，在那時拋棄了海外舒適的生活，奔回祖國，要為新中國添磚加瓦，因為他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們要為中華民族的複興作出貢獻。
毛澤東因此而贏得了全中國人民的尊敬，愛戴和崇拜，因為他帶領著中國人民完成了幾代人的心願。在那個時候，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就是人民的大救星。這個時候任何人試圖提醒人們要注意不能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可能嗎？！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在曆史的進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必定要發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頂峰，進而導致了文革的悲劇。
（三）
此刻再回頭審視曆史，我們應該意識到，盡管全國人民在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導致文革產生的重要因素，但這還不是深層次的根源。導致文革產生的真正根源是中國近代的落伍，是隨之而來的外族的入侵和羞辱，是中華民族在災難的深淵裏的悲痛和呼號，是全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想要跳出苦海的願望和期盼。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你是張澤東、李澤東、還是毛澤東，隻要你能帶領民眾完成這萬眾一心的願望，你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你就會受到中國人民的景仰和崇拜。
因而，要避免文革的再次出現，中華民族就不能再度陷入落後挨打的悲慘局麵。試想，一、兩百年之後，如果中國不幸又落在了後麵，世界其他強國又開始侵略，霸占和瓜分中國，中國人重新成為亡國奴。那樣，中國人民就又要在災難中期盼救星的到來，救他們於水火，帶領他們脫離苦海。此刻，你可以想象，這個人又將贏得全中國人民的忠心愛戴和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很有可能再次發生。到那時，我們今天設立的文革博物館真的能起到作用嗎？
所以說，反思文革不能把目光僅僅局限於文革時期的人和事，相反，我們要站在曆史的高度，從中華民族命運的角度來反思。這種反思不能僅局限於某個政黨，某個個人。我們迫切需要認真思考的是，中國在曆史上為什麽落後了。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中國為什麽在曆史的鼎盛時期開始衰落，不知道中國文化中的哪個因素導致了中國曆史上的衰落，而且這個因素是不是仍然存在於我們今天的思維之中，那麽曆史很有可能在我們身上重演。隻有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我們才能真正做到避免中國的再次落後，避免文革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因而，在反思文革的過程中我們要認識到，產生文革的因素不僅存在於共產黨內部，也存在於全社會之中，存在於我們民族之中，存在於我們的文化之中。為此，筆者已經在係列文章《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文中對中國在曆史上落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和探討，讀者可在我們智庫的網站（wenhuashijiao.blogspot.com）上閱讀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