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底金字 -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五）

轉載 （五）

變，變，再變(1)

複課以後的“鬧革命”，遠沒有到此為止。北京各中學，從建製到課目設置，從形式到內容，都被一改到底，徹底顯示出“革命化”的衝擊力度。

校長被打倒，學校行政機構由革命委員會替代，自不待言；中學是紅衛兵組織的發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華附中首次出現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百餘人的名字簽在“紅衛兵”三字後麵，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國最早的紅衛兵。毛澤東曾於1966年8月1日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捎帶點名並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彭小蒙。紅衛兵的標誌，最初是一麵印著三個手書體字的戰旗，後改成毛澤東手書字體的袖章，別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別的。袖章大多是紅底金字，下印一行宋體小字：首都中學紅代會。“文革”初期紅衛兵派別林立，大派諸如中學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顏色並不統一。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寬，占去多半個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條街出現過這樣一幕：一幫“聯動”打扮的紅衛兵—一色兒黃軍裝、武裝帶、黑字寬袖章—飛車而過，卻一路高呼“打倒聯動！”的口號，令人稱怪。複課以後，紅衛兵成為全市統一的中學基層組織，學校設大隊委員會，班級設中隊，袖章化一製作。直到“文革”結束，紅衛兵組織都以袖章為標誌。70年代中期，我們上中學時，紅衛兵袖章對孩子的誘惑力已呈漸衰的態勢，不少孩子入了紅衛兵，卻不愛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學校設值日生，責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況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災的當口，我們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長陳凱一早跑到紅衛兵中隊長張銳家，進門就問：“知道今天是什麽日子嗎？”張銳被問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問：“什麽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們又去串聯別的同學，特地一道上街轉了一圈，四五個戴袖章的孩子騎車走在大街上，格外紮眼，頻頻招致路人的回眸。這時距“八一八”，整整過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這個日子，還能不時喚起“老三屆”的紅衛兵的記憶。

複課後，以前的學校、年級、班、組，也一度照軍事建製各“提”了一格，改稱營、連、排、班。趙福琪是70屆學生，住在國會街，與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實驗一小的同學，他們和69屆學生同時升入中學，據他的記憶，北到石駙馬大街，南到國會街，東到宣內大街，西到鬧市口南街，此範圍內的近千號孩子同時進入魯迅中學（女八中），組成一個連，20個排，69屆為1-10排，70屆為11-20排，他被編在16排。他去上了幾天課，便自以為都太容易，吃不飽，索性逃課，在家鉚魚缸，後來竟因“曠課”被送進了“複課鬧革命”學習班（一種後進學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試，他卻和另一個實驗二小畢業的女孩位列全班前兩名。以前的三好學生，改叫五好戰士。課目的設置，語文、數學、外語等依舊，物理改為工業基礎知識，化學改為農業基礎知識，合稱為工農業基礎知識，生物改為生理衛生。開門辦學，更是一種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機製上的變革。

複課後印發的初一課本，顯然是急就而成的，語文課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組”名義寫的說明中，有能說明問題的這樣一段話：

本教材是過渡性試用教材，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級（原小學五、六年級，1968年春季升入中學的新生）複課鬧革命使用。因為編寫時間緊迫，有關語文知識、課文注解、作業練習等內容，未能編入，有待教師根據本校情況靈活處理。

複課鬧革命當中，語文課應當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師生可以大膽創造。使用本教材時，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部分選用，或者自編新教材。④

這本新編語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課文，目錄如下：

一、毛主席詩詞四首

漁家傲 反第一次大“圍剿”

七律 長征

七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七律 和郭沫若同誌

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

四、心裏有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五、祝毛主席萬萬歲

六、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

蘇聯人民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給毛主席繡旗

“我愛新中國，我愛毛澤東！”

[附錄]工農兵熱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

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

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慶祝大會上林彪同誌的講話

九、在震撼世界的喜日子裏

一○、無產階級革命派誓做擁軍的模範（《人民日報》社論）

一一、斥“剝削有功”的反動謬論

一二、收租院解說詞

一三、紅燈記（革命現代京劇）（第五場）

一四、毛主席對全國全軍的偉大號召

一五、崢嶸歲月稠（結選）

一六、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文匯報》社論）

變，變，再變(2)

一七、為人民服務（毛澤東）

一八、紀念白求恩（毛澤東）

一九、愚公移山（毛澤東）

二○、徹底地亮狠狠地鬥堅決地改

—李文忠同誌生前思想匯報提綱

二一、生為毛主席戰鬥 死為毛主席獻身

二二、鋪路

二三、破私立公 一心革命

——蔡永祥同誌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筆記日記摘抄⑤

從目錄看，這個課本屬於“報紙摘要”。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收租院、革命樣板戲、老三篇、李文忠、年四旺、蔡永祥，都是當時見報率最高的詞匯。到7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時期已經過去，語文課本的內容也已完全不一樣了，像魯迅的作品《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至今不過時的課文，占了相當的篇幅。

合物理化學為一體的名為《工農業基礎知識》的課本，第一麵同樣是一幅毛主席像，每一章的上方，是用半個太陽圖案作花邊框起來的一段“最高指示”。課文裏不時出現黑體字樣的毛主席語錄，前加“毛主席教導我們”。數學、外語等課本，形式上的變化，也都差不多。

當年的課本，封麵多設計為人物，印著工農兵高大的形象。拿到課本後沒幾天，不少閑不住的孩子就動手“再創作”，一般是不論男女，都給戴上眼鏡，或者讓年輕英俊的同誌長出胡子。

複課不及一年，也就是1968年的夏秋之間，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北京的中學。到這年9月，北京的工宣隊和軍宣隊已達三萬七千多人。工宣隊和軍宣隊實行輪換製，學校的一把手一般由工宣隊或軍宣隊的隊長擔任，也就是說，他們在學校的使命，並不僅僅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當然，前列的情景，都發生在“文革”前期，有些荒唐的舉措自然是短命的。隨著運動的漸趨平穩，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若幹過激之舉得到了糾正，諸如連、排的設置，課目的設置（生理衛生課除外），五好戰士，都恢複了以前的名稱。大部分校長也獲“解放”，被陸續“結合”進領導班子。但開門辦學、紅衛兵、工宣隊和軍宣隊等等名目，一直延續到“四人幫”掃除以後。我們上中學時，已屆“文革”後期，本校工宣隊是由北京供電局派的，我們還趕上了一茬輪換；軍宣隊未知出自北京軍區的哪一支部隊，隻剩下一位李姓的“政委”，一直擔任學校的黨支部書記，據說來校前是某團的政治處主任。他曾在我們班“繳獲”過一本《牛虻》，然後借看“黃色小說”為題，給全班訓話，其口氣和用詞與後來反映這段生活的一些電視劇的諷刺場麵一模一樣，惟一的也是更滑稽的區別在於——李政委操唐山一帶的口音。

給同學分撥(1)

複課以後，幹部子弟及成績拔尖的學生紮堆的現象已不再存在，一些學校（如男四中、101中、育英、十一、景山等學校）的“貴族氣”也隨之蕩然，學生結構完成了新的排列組合。“勞動人民”的子女，能進最高學府，更能進最好的中學。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的女兒的同學中，一定不乏“販夫走卒”的子女。這其實是毛澤東早就希望看到的。1952年6月14日，他在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裏提出：“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學校之間的落差被拉平了，學生之間就學的“待遇”也被拉平了，但有些無形的東西，並不能一掃而盡。出自各類門第的孩子，坐在一個教室裏，又難免生成等級化的變種。紫竹院旁邊的曙光中學，以前並不起眼，是一所由小學升格而成的中學，生源來自四片：萬壽寺甲2號的東風大樓（總參二部和中調部合並時期的宿舍）、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幾個由雜居戶構成的居民大樓（附近孩子叫“居大”）。東風大樓的子女，大多出身“革軍”或“革幹”，優越感最強；民院和外院的，多來自知識分子家庭，逍遙一些，不大靠近主流；居民大樓類似於胡同裏的大雜院，那裏的孩子，顯然與前三個院子的孩子過著兩樣的生活，他們走向兩個極端，要麽“紅”得發紫，要麽痞勁十足。“合一”為同學後，這些學生並沒有真的打成一片，東風大樓與兩個高校院裏的孩子，倒還來來往往，沒什麽障礙，而這三家與所謂“居大”孩子之間的距離，則有如他們生活質量上的距離，拉得很開。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當年東風大樓的孩子，她告訴我，畢業以後，同學之間的這種來往局麵也一直在延續，至今開同學會，還是如此。

在更多的學校，生源並不似曙光中學這樣整齊和典型，家庭出身隻起著一種潛在和微妙的作用，學生與學生之間，還是以“好”“差”（或曰先進後進）兩類來分別。

當時，老師判別學生的優劣，主要不以成績劃界，或者說，成績僅是個參考值。大體遵守紀律的孩子，便在好學生之列。反之，便不算好學生。好壞學生，經常是分成兩撥，涇渭分明。“壞”學生課外的劣跡另說，老師觀察所及的是，他們經常曠課，很少完成作業，上課不聽講，吹口哨，下位子，打鬧，起哄，答茬。這類學生為數不多，也不少，一個班總有十來個，占去男生的一小半。每個學校、每個班、每天都會有“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出現，僅是鬧事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位朋友70年代在150中上學，他的日記本上還記著某一天班裏無故曠課的同學達九人之多。好學生除了遵守課堂紀律，還要積極參與班裏的鬥爭，他們放學後很少按點回家，煞有介事地從事如開幹部會、寫大字報、出黑板報等等的活動。除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學生熱衷於此，恐怕與男女生之間的關係不無關係。那時，有男女界限一說，即在課堂上男女生之間不說話，這是一種風氣，即使是問一道題，借半塊橡皮這樣的事情，也極少發生，更不用說隨意聊天了。學生無論好壞，表麵上都守著這個規矩。而惟一被視為男女生之間“正當”的交流，就是在“各項政治活動中”的往來。像一道出黑板報，一道開學生幹部會之類的活動，不論男生女生，犧牲多少時間，心裏都是樂意的。盡管一般不會有什麽出圈的事情發生，說的也都是一些套話式的大道理，但畢竟是少男和少女之間的搭配。至於他們心裏想的是什麽，隻有自己知道。

學生幹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會、紅衛兵中隊、團支部）的成員組成。這些“好”學生又大體分成兩類。

一類是謝慧敏（小說《班主任》裏的人物）式的學生。劉心武在13中當了15年語文老師，他挖空心思刻繪的這個人物，確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學校裏，都有她的影子。我們是在上高中以後讀到這篇小說的，不少同學讀後馬上就有一種心領神會的感覺。這類學生學習不可謂不用功，但成績平平，知識麵更談不上，幾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課外書（當然，對毛主席的著作，他們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著頭皮啃，跟形勢而已）；他們遵守紀律，關心集體，敢於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帶到教室裏或把奇裝異服穿到教室裏這樣的“不良現象”做鬥爭，斷不了向老師匯報班裏的動向；他們筆耕不輟，幾乎天天幹的事情是寫日記，寫決心書，寫批判稿，寫思想匯報，寫黑板報，但從不用自己的腦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內容大體是一些套話，開頭一般是“目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而要對這“大好形勢”作哪怕是一兩句話的具體判斷，他們便會感到茫然。他們的這種政治熱情與鬥爭意識，引發過不少今天看來無異於笑話的鬧劇。

拿我們班為例，中學時代趕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學聚會，必有人挑起回憶，似乎百說不厭。有一回話題扯到寫大字報，他們都還記得，誰誰誰寫了《論“假招子”》，誰誰誰寫了《再論“假招子”》，誰誰誰寫了《揭開初二一班階級鬥爭的新蓋子》，並記得這些大字報的創作原委。我的一個同學的日記本上，也還留有一位班幹部的若幹點評，如針對1976年4月6日日記裏的一段話：“希望鄧小平改正自己的嚴重錯誤，回到革命道路上來。”他“批”道：“老機會主義者，改也難呀！”並在這句話的下麵畫了一道杠，以示著重（他其實是借用了傳達過的毛澤東1971年夏天南巡時說的指向林彪的話）。還有一回，大家發現有個班幹部正在看《列寧選集》，有人問他能否看得懂，答雲：正因為學不懂毛著，索性從更難懂的學起。他以為先難後易，是一條能學通毛著的捷徑。

給同學分撥(2)

這類孩子，大多出自缺少文化色彩，也缺少政治色彩的家庭，在結束學生時代以後，又大多從一個極端（“積極”）走到另一個極端（實際）。

另一類，雖說也騰在政治熱情的雲霧裏，但與“謝慧敏”們比，是要另當別論的。他們肯讀書，成績靠前，有頭腦，有議論天下事的興趣，對所謂革命理想的理解和實踐，也不那麽庸俗化。“文革”後期，35中的幾個高中學生幹部就是這類學生的典型。他們曾立誌像蔡立堅、朱克家那樣放棄城市生活，去改造中國的農村。1975年12月，他們代表首都中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康生的追悼會後，便結夥騎車出發，穿越太行山，到大寨觀摩。途中聽到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此後，他們每天上午在總理去世的時刻，麵向北京，脫帽致哀。他們在畢業後確曾不顧重重阻撓（有人是瞞著家長遷走的戶口），奔赴了延安，一度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四人幫”倒台後，大勢已去，他們才意識到自己成了政治熱情的犧牲品。恢複高考以後，他們又在當地參加考試，後來又都如願以償，考進了大學。這類理想色彩甚重的“熱血”孩子，北京哪個學校哪個年級哪個班似乎都能出幾個，前麵提及的我們班的陳凱和張銳，上初中時就有過一次“徹夜長談”，話題是“兩三年後高中畢業時，要爭取當第一批到台灣插隊的知識青年”。這個理想屬於他們倆之間的秘密，當年並沒有被張揚出去。我也是二十多年後，聽張銳有一次在電話裏偶然提到，才知道的。

無“惡”不做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中學課堂裏，惡作劇一直與“各項政治活動”相伴，這也符合學習空氣稀薄的環境裏半大孩子的折騰人的心態。大家都看過不少遍《小兵張嘎》。

常規的課間惡作劇有三種：一種是把笤帚放在虛掩著的門上，讓推門而入的同學挨砸；也有膽大的孩子，刻意在響上課鈴前來這一手，目的在看老師的熱鬧，這種孩子差不多都屬於“傻壞”的一類，因為明擺著，會有“好學生”讓老師知道是誰幹的，不愁沒地方秋後算賬。另一種是暗地裏在別人的椅子上放摁釘，它的效果是能把這把椅子的主人從座位上彈起來。還有一種是課間上廁所時幹的，名“刹閘”，即對著正在撒尿的同學的屁股猛拍一巴掌，使其“斷流”。這幾招都不新鮮，有點“老三篇”的意思。

有些惡作劇是專對老師的，“創意”極損。我的朋友李喬是東方紅中學（後來的167中）70屆學生，他們班有個善彈唾沫的孩子，記錄在十幾米開外，既遠且準。所謂彈唾沫，是先儲存盡可能多的口水，然後將舌尖縮卷，再與上牙床相撞，將口水彈出去。這本是一種孩子之間臉對臉時，互相“攻擊”的惡作劇遊戲，但該孩子將目標對準了遠處的老師。他坐在最後一排，有一回趁老師背對同學，正往黑板上寫字，他“嗬啷”一口，唾沫“飛”了出去，“啪”的一聲，貼在了黑板上老師粉筆剛落的地方，一時教室嘩然，前幾排的同學甚至不知是誰幹的。

我們班有個同學，是經常被軍宣隊李政委在各種場合點名批判的“壞學生”，但據說他字寫得不壞，也能畫上兩筆，還愛看點小說，偶爾和班上的“好學生”切磋硬筆書法，論成績則不能提。有一次語文考試，他答不出題，便在卷子上給老師畫了一個小人，索性用文言文作了一個注：“此乃張鐵生之弟也。”

有位大學同學提起，她上中學時，有一回幾個同學課間把老師帶到學校玩的還沒上小學的兒子藏在了教室裏桌子底下。上課鈴響，老師進來，全班肅立，老師先說：“同學們好！”同學齊聲回答：“老師好—”話音未落，老師的“請坐下”尚未出口，書本還沒有擱到講台上，就聽“爸—”的一聲，他兒子突然不知從什麽地方竄了出來。

有的孩子挖空心思折騰老師。如把圖釘尖朝上，固定在講桌上，老師倘趴在上麵翻課本或講義，稍不留神，“呲—”地一聲，袖子就出了麻煩。我們年級十班的同學玩過這種損招，一幫孩子湊了三毛錢，買了一罐頭瓶子臭豆腐，派一人起早到校，挨茬抹，講台上、黑板上、板擦上、門窗上、桌子椅子上，麵麵俱到。上課時都正襟危坐。老師進來後，覺著不對勁，四下尋摸，一時也沒發現破綻，老覺著不對味，免不了走神。孩子則竊喜。這個班後來由於太能折騰，被學校拆了，把學生分散到各班。當年很多學校都這麽幹，把管不勝管的亂班拆了，學生分流。

類似這樣的真實的惡作劇故事，留在同學記憶裏的，不知有多少。當然，作為受捉弄者的老師，更忘不掉。那時，女老師被氣哭了的，氣暈了的，男老師氣急敗壞，與學生廝打起來的……都是家常便飯。無論哪一個學校，能鎮住學生的老師，沒有幾個。

老師，您好

整個“文革”時期，對一個中學老師來說，好過的日子是有限的兩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後，1972-1973年間，被稱為“修正主義回潮”的時期；另一段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謂“右傾翻案風”時期。剩下的大部分時段，很多老師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因為學校已經不可能守住多少學習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過的那兩段短暫的時光，也是相對的，遠到不了老師可以把自己學生的成績引為驕傲或當作享受的地步。

我們上初一時，正趕上評法批儒，又是在黃帥“反潮流”事發不久，“右傾翻案風”還沒有刮來，那是“文革”後期北京中學課堂一派混亂的一個時期。有的老師，為了穩住課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們學校的一個曆史老師取消了常規的按講義授課的方式，他找來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課給學生念一段，不管怎麽說，講故事總比講課吸引孩子，就安定課堂秩序而言，這個辦法是管用的。其他課的老師還真來不了這一手。後來，一個教政治課的年級組長也在課堂上給我們念過小說《難忘的戰鬥》。

當然，這不等於說，再優秀的老師也會被埋沒，沒那麽嚴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北京孩子，對自己遇見過的好老師及他們的言談舉止、課堂風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掛在嘴邊，有一種散布的欲望。我們的學校不行，一二級教師一個都沒有，能拿出來說說的老師也接近於零。有個部隊轉業軍人竟被派來教數學，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現眼”，出簡單的常識性錯誤。不誇張地說，聽他的課，常能出聽相聲的效果。有一次鬧了笑話後，教室嘩然，這位老師盯著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發現了錯在何處，回過頭來，故意反問大家：“誰知道這道題毛病在哪兒？”好學校則大不一樣。35中有位叫路科銘的數學一級老師，老山大肄業。他上課從不帶書本講義圓規三角板，也從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筆寫板書、畫圖，把一塊黑板寫滿的時候，下課鈴準響，堂堂精準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個年代上他的數學課，學生能聽得津津有味，視為享受。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複高中，但由於是試辦，升學比例很低，當年初中畢業生裏10%的優秀分子有幸成為“文革”以來的第一撥高中生。那時被拔上高中的感覺，與粉碎“四人幫”後考上大學時的感覺，大體差不多。祝東平那年初中畢業，他自幼愛好美術，本來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新華書店從事和愛好靠譜的宣傳工作，他很滿意，但他的父親不滿意，逼著他報名參加選拔，上了高中。1973年畢業後就被發往延慶插隊。盡管他現在如願已償，當了一家名牌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但至今提到當年，還有點後悔的意思。不過，這10%畢竟是挑出來的，都是好學生，加上那兩年正處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期，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氛圍很不錯，比起一般的初中，要好出去不知多少。今年恰值他們班畢業三十周年，全班同學舉辦了一個隆重的慶祝活動，四十來人到場，有個叫孫小白的女同學寫了篇押韻的紀念文章，照錄如下：

三十年後的記憶(1)

和平街一中七三屆高二(1)班2004年4月17日同學大聚會

孫小白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們告別了母校、老師、同學，踏上了奔赴“廣闊天地”的征程。正是從這天起，和平街一中七三屆高二(1)班五十餘名同學分道揚鑣，開始了漫長的各不相同的人生旅途。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高中生，我們感到自豪與光榮。當時學校配備了強勁的師資力量，齊國民老師重點負責我們這屆試辦的高中。三十二年前1971年的12月，大家初次見麵，來自六所學校的50名同學走到一起，班委們都是指定的優秀學生。還記得第一堂語文課上，盧老師讓大家寫了一篇作文，題目是《當我升入高中》。老師挑選了幾篇範文在班上朗誦，魏建國在作文中批判修教路線引用了小學課文中的內容：“資產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卻談什麽‘房前屋後栽瓜點豆’，什麽‘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坐在我後麵的劉毅娃當即說道：“合轍壓韻還挺順通。”另外一次語文課，盧老師布置了背誦魯迅一首“貫於長夜過春時”的詩，叫起幾位同學都背不下來，最後還是馮春栓磕磕吧吧地完成。被稱之為“怪才”的孟兆祿，自稱與“哥德巴赫猜想隻差一步”，他寫文章不用白話，滿篇的“者、也、之、乎”，一次政治課上，李穎琴老師宣傳中國人自己的產品勝於外國貨，坐在第一排的孟兆祿不緊不慢、不溫不火地說：“老師，您手上戴的是外國表，為何乎？”多年以後，李老師笑談此事還說：“孟兆祿一句話把我將住！”記得拉練到立水橋農場學農勞動，住的房子透氣漏風，白天幹農活汗灑田中，晚上洗漱用井水衝，條件雖說比較艱苦，但是大家其樂融融，每天都是談笑風生。如果沒有記錯，朱洪義自吹自擂硬說“人拉犁”是他發明——把自己的作用看得挺重！收工回來以後，李惠蘭、楊守燕、裴福珍三位“廚師”準備好的飯菜熱氣騰騰還挺可口。李惠蘭琢磨了一種加熱飼料喂豬能長膘的方法，最後還寫到了經驗介紹中。我的同桌好友周小思個性鮮明，講起話來眉飛色舞，作為化學課代表的她是杜老師的得意門生；我的入團介紹人李桂芳和楊小洲執著、認真、善良、真誠；我上學的同路人李梅芬、薛福華、白玉香、張素秋、俞敏，她們總是那麽謙和、與世無爭；陳萬裏、錢穎一用學到的理論聯係現狀，咬定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決不放鬆，討論會上與周小思爭得麵紅耳赤，其結果是雙方都“雷打不動！”紀會民、黃首征、成藝丁、石蘇平、馮春栓、任愛榮寫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們各具特色的字體至今還保存在大家的記憶當中。負責宣傳的楊守燕和祝東平，總是犧牲課餘時間寫寫畫畫，把黑板報和專欄布置得齊齊整整……

那時班裏的學習氣氛很濃很濃，很少有不交作業的現象發生。記得物理課講到二極管、三極管時，我們買來很便宜的半成品零件，在馬老師的指導下將收音機組裝調試成功。當揚聲器第一次發出響聲，高興的心情難以形容。馬老師那簡潔、精練的語言，讓我們很清楚地懂得了勢能可以轉變為動能。端莊、美麗、和藹、大方的嚴老師，數學課講得讓人興趣大增，言簡意賅的邏輯推理，版書從左至右寫得齊齊整整。化學課從無機講到有機，麵頰紅潤的杜老師在元素符號邊注明正負離子的情景，至今還在記憶之中……學習，使我們知道了離子的定向移動。當時同學們集體觀念很強，大家團結一致為班級爭榮。體育比賽成績在全校數一數二，非常出眾，田徑、賽跑、鉛球、跳遠、跳高多次集體立功。學校籃球場上閃現著李華、王慧茹、劉愛軍、車淑雲、趙彤、翁亦武的身影，他們常常是踩著上課鈴聲跑回教室中。清明前夕，全班同學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辦緬懷革命先烈的活動。記得高二第二學期，班裏提出早操練隊要求，許多同學住得很遠，但大家都絕對服從。就是那時不知何故，站在第四位的初雪在報數時總是報“5”，幾次重報，仍舊是“1、2、3、5……”錯誤地重複，為此引來了同學們止不住的笑聲！劉愛軍作為班長代表全班在全校大會上發言，一句“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在台下練習了數遍，上台後念得還算基本通暢。當時的男女界限還很分明，男女生講句話還會臉紅。放學後的小組會開得很是費勁，尤其是張偉搬個椅子側著身子不屑一顧把雙眉皺緊，思想工作不易做通，倒是黃首征、祝東平比較善解人意，配合小組要求，為了不讓討論冷場而“顧全大局”勉強發言，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感動。那麽靦腆的張偉，怎麽將漂亮的車淑雲追求到手？且最終成為班裏惟一一對夫妻學友，真是讓人搞不懂。那時的劉小雲始終一副嚴肅的麵孔，給人感覺她總是在思考之中；馬敏有些固執己見，為了一個答案爭得不肯罷休，總想取勝。還記得女生中流傳過一首連名詩，不知誰把全班女生的名字串在一起。看了朝鮮電影《看不見的戰線》，裴福珍的名字變成了“老裴大哥”；錢京發的名字當時就被男生認為是富有的象征，“錢多多”的綽號與今天市場經濟形勢下的追求挺相稱；石蘇平是以“青島”做代名詞而在學校聞名；王奎田被叫成“龜田”，似乎在向日本人的稱呼靠攏；呂錫文的名字被化學元素“鋁錫”替代，她的音樂天賦在學生時代就脫穎而出，這為她的縣宣傳隊生涯奠定了基礎，後來當了區長更顯示了她的與眾不同；高一時轉來了不善言辭的劉琦，如今卻已統管著海南省的某幾方麵；與劉琦同桌的錢穎一，據說被列入亞洲知名經濟學家的名單；高二(1)班真是人才濟濟，校長、處長、總經理和教授，還有區委書記與副省長—一大批人事業有成，出類拔萃之輩令人敬佩，這也是和平街一中的光榮。尖子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同學過著平常人的日子，生活得輕輕鬆鬆，這也未必是不成功，社會就是由各種人士共同組成。三十年前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我們上大學的美好願望打入冷宮。分配前的畢業照讓瞬間成為永恒，一群風華正茂熱血滿腔的青年，在轟轟烈烈的批“回潮”運動中各奔西東。還記得擔任畢業分配工作的唐老師，總是一身戎裝看上去很莊重，是她細致的調查了解安置了我們去工作、去務農。學生時代是多麽美好，今天的成功得益於那時的啟蒙！三十年後再相聚，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同學的友誼最純，同學的情感最真，純真釀出的美酒最濃。在這裏沒有時間久遠的距離，沒有職務高低之分，沒有貧富貴賤之別，同學永遠是同學，彼此印象仍然是年輕的你，真誠友誼非常值得珍重！感謝本次聚會籌備組的同學，他們付出了許多辛苦與汗水。他們是馮春栓、成藝丁、趙彤，還有石蘇平、祝東平、朱洪義、朱秀蘭、王慧茹、初雪、紀會民、劉毅娃、任愛榮；感謝遠在海南的劉琦，千裏迢迢捎來特產給大家品嚐，身居要職仍把學生時代的友情看重；感謝到會的四十餘名同學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這次難得的活動。純潔的青春，難忘的青春，回憶讓我們感慨人生！掛一漏萬絮絮叨叨了這些，所有這一切濃縮成兩個字來表達，那就是—真誠！

三十年後的記憶(2)

我的大學同學常伯工的母校是156中，他前幾年赴美留學時，在異鄉寫了一篇文章，回憶和懷念中學時代一位叫程忠海的語文老師。他提到的事情雖說發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但仍未出20世紀70年代。而此前幾十年，程老師是一直站在講台上的。我照錄了這篇文章，讀者不難從中掂出那個年代一位優秀的語文老師在學生眼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