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七八碎
故鄉在哪裏
轉載 （四）
臂章替代了紅領巾
複課以後，北京香廠路小學馬上幹了一件改寫曆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了香廠路小學關於建立“紅小兵”的材料，此後，紅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隊，成為全國少年兒童惟一合法的基層組織（此前，小學生也掛紅衛兵袖標）。它的標誌最初是一種紅底金邊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別針別在左衣袖種牛痘—即以前和以後的大中小隊幹部所佩帶的幾道杠臂章—的位置。這種臂章原是棉質的，不禁髒，要到綜合修理部壓一個塑料膜，後改成塑料製品。“九一三”事件以後，一個讓孩子雀躍的事情是紅領巾的恢複（當時做了綢子和布兩種麵料的紅領巾，由同學視經濟條件自己選），但紅小兵的名稱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複課以後入小學，又是頭一撥加入紅小兵的孩子，有點“黃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恐怕都忘不掉當年曆史性的一刻。陳庚子，是複課以後入學的，表現積極，很有第一批加入組織的希望，由於家長的株連（受審查），未能遂願。他還記得，那天躲在教室裏，隔著窗戶眼巴巴看著別的孩子在操場上舉行加入紅小兵的儀式，把新發的臂章往袖子上別，他的淚珠在眼眶裏直打轉，至今提起來，還挺委屈。其實沒過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他就成了第二批紅小兵。那時能不能加入紅小兵，或者第幾批加入，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事情。
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但並沒有取代班組織，隻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職的稱謂，改叫班長，班委會委員、小組長、課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級（一二年級）每個班裏，有一兩個高年級（五六年級）品學兼優的同學來做輔導員，協助班主任。有個大學同學上小學一年級時，班裏的輔導員叫薑雁奴，這個名字有點兒“各”，也容易讓人記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幾年後，我們在學校的宿舍裏議論起名的話題，他說起這個名字，上鋪有學問的同學告訴他，“雁奴”係一個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陣中領班的頭雁，寓意不言而喻。
課本：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
盡管紅小兵被當時的“中央文革”視為“富於革命性、戰鬥性，有利於推動少年兒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組織，但廣大紅小兵畢竟是學生，而且是小學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為。作為“文革”期間入學的“當局者”之一，我的記憶中，好像除了隨大流參加一些象征性的“革命活動”，如開批鬥會，遊行，吃憶苦飯，早請示晚匯報等等，還是“以學為主”。當然，那時不會有計算機課，也沒有外語課，也不存在一環扣一環的升學競爭因素。但小學的課程設置規範，即使是在“文革”最轟轟烈烈的那幾年，也基本沒有被破壞。自然，課文裏的時代烙印，是抹不掉的。這裏照錄一本1970年秋季小學五年級下學期語文課本的目錄（主課文十七篇）：
一 林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節選）
二 讚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三 全球響徹《東方紅》萬歲萬歲毛澤東
四 傣族百歲老人心向紅太陽
五 毛主席教導
六 絕不許潘家峪慘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訴
七 紅燈記（唱詞選段）
八 吃吃喝喝絕不是小事
九 毛主席詩一首
七律 到韶山
十 身居“長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凱歌
十二 雪山雄鷹
十三 天山腳下的牧馬姑娘
十四 毛主席教導
十五 平型關大捷
十六 痛打美國“空中王牌”
十七 偉大祖國的尊嚴不可辱
——記戰鬥英雄孫玉國①
這本教材還附有四節單元練習、四篇閱讀課文及“附一 應用文：祝賀信”、“附二 標點符號用法”、“附三 農村常用字”。
算術課本的字裏行間，時現用黑體字標出的“毛主席教導我們”。應用題也多被時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級的算術課本裏，有幾道練習題，可作一葉知秋的見證：
1.“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北京離地拉那7805公裏，在一幅世界地圖上量得它們之間的距離是22.3厘米。求這幅地圖的比例尺。
2.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法寶。兩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種種困難，終於來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離是36.7厘米，它們之間的實際距離是多少公裏？
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以老紅軍為榜樣，從井岡山步行到遵義，又從遵義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9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井岡山到遵義是8厘米，遵義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別求出它們的實際距離。②
低年級的課，有語文、算術、體育、大字、圖畫等幾門。三年級以後，陸續開政治、常識、珠算、美術、音樂、自習等課。期中和期末考試都是百分製，閉卷，成績要由家長簽字。語文課是從漢語拚音學起，然後是生字、組詞、造句、作文。一年級第一課的課文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九一三”事件以後，高年級課文中開始出現一些要求學生背誦的古代經典寓言，如“揠苗助長”、“刻舟求劍”、“對弈”、“自相矛盾”等。我們班有一次上作文課，題目是“我的理想”，這是幾乎所有孩子都碰到過的一個被寫濫了的作文命題，今天也不例外。許多同學那時正受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影響，理想是當一名解放軍戰士，至少沒出工農兵的圈子，隻有一個叫惠建明的同學例外，他的理想是當科學家。他後來是否當上了科學家，不得而知，這篇作文，當時是老師眼裏的範文，被當眾表彰。算術課更與從前沒什麽兩樣，不過是在應用題的敘述裏，多了一些“貧下中農”這樣的時代語言而已。黃帥“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義回潮”時期（1972—1973），有的學校三天兩頭測驗，甚至經常出那種附帶一兩道稍難的選做題的算術卷子，如果全部答對，成績便是100+優。上中學後，有個複興路小學畢業的同學和我們大說他小學時目睹的幾個學習尖子的當堂表演: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課所不及的題，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著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兩步解出，似乎是一個賽一個的智商高。他當時是指名道姓（這幾個解題的孩子也分到我們學校），用一種加油添醋的說書的口氣來敘述這件事的。可見，學生之間，多少還留有一些成績競賽的遺風。當然，若論學習氛圍，不能與“文革”前比，更不能與今天比，但和西方國家以玩為主的小學教育比，學生所學的東西，要正規得多，也紮實得多。
千篇一律的教室
學校的條件參差不齊，但教室的布置大體一樣：黑板上方，中央貼著毛主席像，左邊是“好好學習”，右邊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書體的條幅。教室側麵牆上一般要貼幾張文字簡單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語錄：“要鬥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讚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語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語錄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個字依舊掛著。那時，有的小學時間上拉不開栓，一二年級實行二部製，即兩個班合用一個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節課，一兩個星期一倒。三年級以上全日製，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70年代以後，北京各小學教室裏的木頭課桌（椅）陸續更新為鐵支架加膠合板平麵的課桌（椅），椅子的大小以號論，從6號（最矮）到12號不等。誰坐哪一把椅子，並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學，往往占有把大號椅子換到手的便利。換椅子，也是當年教室裏的一景。
當年，沒有暖氣的學校，並不在少數。姚和林描繪的圍爐而談的意境，坐在有暖氣的教室裏的孩子，是無從享受的。然而一利則一弊，生爐子即是一大難題。教室裏的那種爐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學校是校工給生，也有的學校，自三年級起，由學生輪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陳庚子（我的中學同學）在北蜂窩一帶的鐵八小讀三年級，雖說學校就在家門口，輪到他生火的日子，一個不及十歲的孩子，五點多就得從被窩裏爬起來，摸著黑到校，用報紙或劈柴引火。由於人小，又無經驗，一折騰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臨近上課時間，火依舊滅著，滿屋子的煙，其他同學也進不了屋，在外麵凍著。他後來和我成了中學同學時，已積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經驗和教訓，卻坐在了有暖氣的教室裏，練就的一身本事，化為屠龍之術。他幾次向我們形容，鐵八小的爐子，“有一人來高，難生著呢”。
教室裏的爐子，也能引發風波。沈小農的母校是南中街一小，他有一回把早餐—窩頭抹臭豆腐—帶到教室熱著吃，誰知上爐子一烤，惹了大禍，毒氣進來似的，周圍的女生吱喳亂叫。後來還是把老師叫來處理的。這是前些時候我們一道吃飯，他執意要用臭豆腐抹貼餅子，吃到嘴裏時，勾起的記憶。其實小農倒不是那類惹事的孩子，他上課不搗亂，但也幾乎不聽講，成績一貫是兩個一百。上大學念的是哲學係，業餘玩橋牌。玩橋牌的人自然不少，上至國家領導人下到冒充風雅的草民，但像他那樣玩到了把持北京隊主力近二十年，拿過若幹次全國冠軍（包括非奧運項目的2000年全國體育大會冠軍），又在份內工作上執單位之牛耳凡二十年者，就很不多見了。聽說他現在還活躍在全國比賽的賽場上。他對小學課堂生活的印象就是四個字：閑得無聊。再加上一個小動作：自己疊紙玩。
帆布書包
書包是學生的工具箱。那時候，都是一色兒的黃綠色的帆布書包，款式大同小異（好像也有極少數孩子背不起書包，用家裏的人造革簡易手提袋），學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書包裏的文具，變化不多。鉛筆盒大致有鐵的、塑料的和木頭的三種。“文革”初期，圖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陽，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語錄。“文革”後期，有了帶拉鎖的海棉鉛筆盒和磁鐵鉛筆盒，這兩種鉛筆盒並不實用，有點像今天的新款手機，最大的作用，是給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機會。
鉛筆的顏色是五彩繽紛的，最高級的是帶橡皮頭的六棱綠色有華表商標的中華牌鉛筆，一毛錢一根。自動鉛筆先要把筆芯置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再用螺絲結構的塑料筆杆加以固定。鉛筆刀有豎刀、橫折刀、轉筆刀三種，有的孩子用家長的剃須刀片削鉛筆，鋒利無比，但弄不好就連手指頭一起削了。墊板和尺子，也分鐵的和塑料的兩種。橡皮是各種形狀的都有。也是“文革”後期，出現了各式各樣並不實用的香橡皮。除了書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個小學生書包裏的常規家當。大家都差不多，隻有大小、新舊與多少之分。
女生的鉛筆盒都布置得有規有矩，裏麵還墊著從《人民畫報》或作業本上裁下來的紙。她們削鉛筆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標記，這樣削下來的鉛筆很勻稱，看著用著都舒服。她們“哢嚓”鉛筆頭時也知道輕重，不像男生，經常是一刀下去，鉛就斷了，前功盡棄。女生使橡皮也強似男生，她們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兩下再往紙上擦，男生的作業本常讓橡皮擦得一塌糊塗不成樣子，被老師找茬。另一些副課所需的文具，如蠟筆、彩色鉛筆、墨盒、水彩盒、算盤等，則不必每天裝在書包裏。當年，得到一盒顏色齊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蠟筆或彩色鉛筆，對一個低年級孩子來說，有如獲至寶的感覺。
低年級和高年級
北京孩子都應該記得這個順口溜：
一年級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級的小茶碗，一打一個眼。
三年級的吃飽飯，四年級的裝子彈。
五年級的一開火，六年級的全滾蛋！
透過這種戲謔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小學生階段性的真實處境。低年級同學，規矩自然多一些，“限製”也多一些。上課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後麵；放學要排路隊；寫作業不允許用鋼筆和圓珠筆；清明節掃墓，隻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年級去遠處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高年級的同學，可以把小說帶到自習課上看；可以加入鼓號隊、足球隊、宣傳隊、無線電小組、赤腳醫生小組；可以參加迎賓、學工、學農及節假日的活動；可以出任學校圖書室的管理員，甚至參與學校的管理活動（當低年級的輔導員，主持早操和課間操）。
一二年級的同學，很羨慕高年級同學的“自由”和“風光”，遠的不敢想，至少巴望著早日升到三年級，登上“俯視”低年級的台階；而高年級的同學，又總不放過拿低年級同學開涮的機會。逢打預防針的日子，高年級同學就會聚在低年級同學的教室門口，把他們緊張甚至哭喊的表現當表演看，倘是一個院子住的，還免不了回去散布一番。有一點，在學校惹了禍及成績糟糕的同學，不論年級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樣的，即放學後不能按點回家，到辦公室挨老師訓，這是一種最常見的處罰措施，俗稱“挨留”。底兒潮的同學放學歸家稍晚，被院子裏的誰碰見了，準會順嘴問一句：“又挨留了？”還有一點，是一個與今天迥異的現象，也是年級無論高低，學生上學放學，未聞有家長接送一說。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們，恐怕沒少遙想當年的自己，應該有一種反差更真切的體會。
改校名
和相對浪靜風平的小學一比，中學校園裏的故事，要波瀾壯闊得多。
複課以後，男女分校的局麵已不複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學的曆史至此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風潮。我問過幾個複課後進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們說到自己的校名時，都不約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幾所女子中學，基本上改為了番號靠後的學校。如師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為師大實驗中學）；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魯迅中學，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這所學校的女紅衛兵們，公開致信黨中央，率先提出廢除高考製度的要求）；燈市口女中先改成東方紅中學，又改成167中；燈市口附近的另一個中學—女十二中，是美國公理會辦的擁有百年曆史的女子中學，前身為貝滿女中，出了謝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鬥校長
更大的風潮還不在於改校名。盡管停課日子裏的抄家、串聯、接受毛主席檢閱等“革命”活動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喧鬧勁已經過去，但這場運動的衝擊波並未實際減弱。69、70兩屆的同學是複課後同時升學的，一邁進中學的門檻，這些孩子就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一景—鬥校長。
幾乎所有的中學校長都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替身，沒聽說有誰成為死角，幸免於揪鬥。我熟悉的幾個69、70屆的朋友，談起他們短暫的中學時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鬥校長。那時“走資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學校長中，女性比例很高，這裏可以說是女“走資派”最集中的場所。田畔後來是高我一級的一個係的同學，當年的西苑醫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開學的第一天，依慣例應該是一個典禮活動，由校長講話，而他碰上的卻是一場批鬥會。操場上人聲鼎沸，被鬥的正是校長王一知—一個滿頭銀發的小個子老太太。王係20年代的黨員，早期中共領導人張太雷的夫人。那時被鬥者的胸前，要掛一個木頭牌子，上書“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規矩，名字中間的一個字還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兩個字都無所謂顛倒，她得以占了點“便宜”。王不愧為老一輩革命家，堅強地挺過了這一劫，“文革”結束後安享應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壇中學的女校長則沒有支撐住，她被剃了陰陽頭後，有一天晚上，唱著毛主席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登上學校的樓頂，從煙囪裏跳了下去，選擇了當年屬於“自絕於人民”的歸宿。與這位女校長命運同樣悲慘、被鬥致死的還有師大女附中的卞仲雲副校長。四中老初一學生陳凱歌，在他的書裏，曾寫到對女校長“運動”前後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學時（1965年9月），在操場上聆聽校長講話，“這位女校長嗓音洪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長被迫改‘一問眾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發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著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義”，對校長們橫加淩辱。我的一個朋友是育英中學69屆學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長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倒在地，一個“口技”超人的“小將”，隔著數米向其臉上“飛”唾沫，有十環九環的準度；有的校長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鬥，突然間有人從後麵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長被勒令在雨地裏環操場爬行；有的校長被勒令和死屍握手。至於坐所謂“噴氣式”，更屬於家常便飯，不新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