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嶽母帶著兒子從山東榮城來到吉林長春與嶽父團聚。每天早晨去上班,嶽父都要帶上一盒嶽母做的午飯。雖然兒子還小,嶽母已經開始憧憬兒子長大後,也每天帶飯上班的樣子。一天嶽母得到兩瓶豆油,她想:一瓶,現在給丈夫帶飯用;另一瓶存著,將來給兒子帶飯用。之所以做出這個異乎尋常的決定,是因為以前她經曆過太多戰亂的苦日子,習慣地儲備“物資”。
因工作調動,嶽父一家搬到了天津。那瓶豆油也帶到天津。家裏又添了兩個女兒。1959年,由於大躍進運動,苦日子真的來了。這是一個悖論:因為擔心未來會更艱苦,所以越缺油少糧,嶽母越堅定地守護著那瓶豆油。1963年,終於熬過了困難時期,嶽母仍然擔心未來還有苦日子。指著那瓶豆油,她對兩個女兒說,那是給你哥哥存的,過幾年,讓他上班帶飯用。
又讓嶽母預料到了。1966年,文革來了,物資短缺,食油的定量更少了。家裏炒菜隻能放一點點油。在嶽母的操持下,那瓶豆油還是滿滿的新油。在那個艱苦的年代,那瓶豆油經常引起小女兒(我太太)的注視。它似乎表明未來會更艱苦,全家要準備好。1967年,兒子高中畢業,入伍當兵去了。嶽母想,那瓶豆油快要派上用場了,等兒子複員回家,上班帶飯......
七十年代初,因工作調動,嶽父一家搬到北京,那瓶豆油也帶到了北京。街上的口號震天響:“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沒人知道“底”在哪裏,也不知道文革還要搞多久。嶽母繼續吃陳存新,守護著那瓶豆油。
1978年,改革開放,漸漸地在農貿市場裏,不要油票,可以買到豆油了,再後來,市場越來越繁榮,國家結束了票證經濟。不知不覺中,那瓶豆油淡出了小女兒的視線。
很久很久,那瓶豆油的事似乎被遺忘了。直到二十幾年後,一次太太回國探親,大家聊天,說到以前艱苦的生活。忽然,她問:“媽,您為我哥存的那瓶豆油呢”?嶽母微笑著,帶著山東口音說:“早尺(吃)了”。大家哈哈大笑。因為現在看來,嶽母當年的擔心真是太多餘了。是啊,那時,她怎麽也不會料到:用粗茶淡飯養大的兒子,炮兵師萬裏挑一,通過體檢,成為空軍飛行員,他吃空勤灶。她也不會料到國家經濟改革,再也不缺豆油了。她更不會料到後來兒子轉業到民航,繼續飛行。而且,從駕駛飛機到經營飛機,退休前,他是中國東方航空總經理。